民族走廊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费孝通先生在1978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后，1982年继而提出“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等概念。1990年代初,李绍明先生定义“民族走廊”：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1]。李星星先生“民族走廊”的“二纵三横”格局中，“南岭走廊”系“一横”——“壮侗走廊”,其范围东起闽南武夷山区，西迄珠江上游南、北盘江流经的黔、桂、滇交界地区，直抵乌蒙山，北界南岭北侧一线，东西长约1800km，南北宽约300km。“壮侗走廊”中段北侧，即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分水岭苗岭南麓一带，与“土家—苗瑶走廊”相汇，西端延伸部分与“藏彝走廊”南端延伸部分遥相接触[2]。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地理志·山脉》中首列“南岭正干”：为昆仑山脉北、中、南三大干支中南大支，西起青海西南之唐古拉山脉，东到浙江东北之舟山群岛，长约一万余里。随地易名，其在贵州境内者长约一千二百余里，总称为苗岭山脉[3]。显然，前述“壮侗走廊”与《安顺府志》所云之“南岭正干”一致，但检索文献，对“苗岭山脉”的相应论述鲜见。

基于贵州东西方延展古驿道的独特意义，2012年，杨志强教授提出“古苗疆走廊”：为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由湖南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东西横贯贵州中部的入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涉及数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狭长地带[4]。2012年以来，曹端波教授[5]、吴正彪教授[6]等也展开对“古苗疆走廊”的相关研究。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是一个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高原山地地区，也是云南高原与湖南丘陵的过渡山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使得贵州高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古代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民族集结地，华夏族系、氐羌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贵州之濮人相交汇，逐渐形成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7]，尤以贵州境内苗岭山脉沿线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最为集中，形成条带状区域。按前述民族走廊定义，苗岭地区显系典型的民族走廊。与苗岭山脉走向一致的湘黔驿道、滇黔驿道，苗岭山脉南北两侧的南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清水江、乌江等水道，以及与东西走向的苗岭垂直的黔桂驿道、川黔驿道构成“苗岭走廊”的通道。这是基于贵州苗岭山脉的自然人文属性以及时空背景的认知，也是体现贵州在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一、苗岭山地与苗岭走廊

1.苗岭山脉

贵州的五大山脉——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苗岭、老王山中，苗岭横贯东西，为贵州境内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影响范围最大，其往西延伸与黔西北乌蒙山、黔西南老王山关联。1983年开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大型综合性民族调查——“六山六水”调查区域，“六山”指雷公山、月亮山、大小麻山、武陵山、云雾山、乌蒙山，“六水”指清水江、都柳江、乌江、舞阳河、北盘江、南盘江。“六山六水”是贵州省“民族研究工作者对我省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的一个带学术性的地理概念”，该区域面积广大，约占贵州省总面积的80%以上[8]。“六山六水”除武陵山、乌蒙山外俱为苗岭地区。

检测人员是影响检测结果最为直接的因素。目前，我国水利工程检测行业历时尚短，相关人才的培养也有所欠缺，这就使从事检测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高校对这个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不够重视，使得具有专业知识、能力及素养较高的人才较少。此外，随着水利行业的不断进步，新材料和新工艺不断涌现，但是相关检测方法却比较滞后，无法与之匹配，检测结果也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在地理上，苗岭山脉横亘于贵州中部，是贵州省境内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实际上，苗岭山脉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之苗岭，是指惠水以东至雷公山分水岭高地，长约180km，宽约50km，东西断续绵延。而在广义上，指西起六枝、东达锦屏、贵阳以南、独山以北的东西分水岭高地，这一表述与前述民国时期编修的《续修安顺府志·地理志》中“苗岭”表述一致。苗岭一般海拔1200m～1600m，但常有1800m以上的山峰耸峙。虽为山脉，但苗岭并无地质构造上的脉络，是由若干南北向背斜的坚硬岩层组成的山峰和被抬升的高地联合而成。自东向西，苗岭可分为三段：凯里、丹寨以东为东段，凯里、丹寨至惠水为中段，惠水以西为西段，各段的地质和地貌迥异。东段是由元古代轻变质岩组成的断块山，由于受到强烈切割，地面起伏较大，相对高度常达500m～700m，是一片中山区，间有河谷盆地。中段、西段则是由古、中生代石灰岩为主组成的喀斯特地貌，由岩溶山地、山间溶蚀盆地和地面比较平缓的夷平面组成，层状地形显著，地面起伏较小，但也有1700m以上的高峰耸立其上[9]。受地形控制，苗岭地区形成耕地集中连片的夷平面及盆地区和山坡上高挂的层层梯田等独具特色的景观。气候上，苗岭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是贵州省重要林区之，盛产杉、樟、竹及亚热带水果和烤烟等。

2.苗岭走廊

从地域空间看，苗岭地区主要包括贵州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铜仁市南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毕节市西部。这些地区正是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地区，世居贵州的18个民族均在此生活。

苗岭走廊通道地位和交通体系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元代，苗岭走廊的通道作用及其重要性开始凸显，经历明清，得到不断完善。“苗岭走廊”的通道，主要为陆路，民国以前是古驿道——湘黔驿道、滇黔驿道、黔桂驿道、川黔驿道。民国以后，抗战时期的滇黔公路，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后，有老320国道、沪昆高速公路。在铁路方面，湘黔铁路、滇黔铁路、黔桂铁路、川黔铁路的建成，巩固了苗岭走廊的通道地位和作用。在水路方面，清水江、都柳江、乌江以及南北盘江、红水河在陆路交通建成之前及之后，也具有重要地位。概言之，苗岭走廊系横贯贵州境内东西部、连接湖广与云南边疆的主要通道，以滇黔驿道为主，辅以黔桂驿道、川黔驿道及其周边河流水道，形成了一个交通体系。

苗岭走廊是沿贵州苗岭山脉东西向延伸、南北交汇的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与前述几条走廊相比，苗岭走廊的特点在于：其一，苗岭走廊在贵州建省之前即为湖广、四川、云南的结合部，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迁徙流动的通道，元明以来成为湖广进入云南的通道。其二，苗岭走廊位于我国第二级阶梯，是西南地区第一阶梯与第三阶梯的桥梁，其海拔从100 m上升到2000m以上，自然、人文垂直地带性、多样性明显，形成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堪称研究民族关系和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宝地。其三，苗岭走廊位于滇、湘、桂、渝四省(市)的枢纽，属欠发达地区，其研究对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保证全国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四，苗岭走廊所在的贵州腹地素具军事、政治的战略意义，从庄蹻入滇、蒙元灭宋、明初平滇、抗战后方乃至“三线建设”，均显示该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对于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国防建设至关重要。

自古以来，苗岭地区即为氐羌、百濮、苗蛮、百越族系的交汇地带，聚居少数民族众多，“百苗”之说犹可窥知。然而，“百苗”与“苗岭”之“苗”，并非专指苗族，而是包括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泛称。明清之际，贵州土司林立，势力较大的土司主要分布在苗岭以北，如水西安氏分布在西北部，水东宋氏分布在中北部，思州田氏则主要在东北部，播州杨氏则分布中北部水东宋氏以外。苗岭以南，从东至西，则为苗、侗、布依、仡佬或聚族而居，或零星分布，土司势力则较为弱小。从贵州古代以来民族迁徙和分布格局看，彝族自黔西北乌蒙山区南下，然后收缩；布依族则沿着红水河、南北盘江上游河谷溯源而上，或向北、向西；苗侗或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汉族总体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在苗岭山区呈现交汇之势。因此，苗岭走廊成为贵州古代以来民族互动与融合最为集中和典型之地。

明代中央政府出于扼控西南的战略需要，在云贵地区广设卫所屯堡、开通驿道，巩固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通，加强云贵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使得苗岭走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明清以来，进入苗岭走廊地区的大量汉族屯军及其后裔，不仅带来农耕技术、江南文化的交流，也与当地少数民族产生互动、融合，不仅形成独特、丰富的族群文化，也留下较多民族融合的案例，见证了民族—国家、国家—社会过程，对当地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苗岭走廊明代屯军后裔族群

1.“文化孤岛”——明代屯军族群隆里老汉人

隆里老汉人，是指生活在锦屏县隆里所城内的汉族居民，作为明代屯军的后裔,保持浓郁的汉文化。隆里,为隆里乡驻地隆里所村所在，隆里所城内24个村民小组，730户2937人，住有王、胡、江、杨等18个姓氏。

抗战中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文学从来没有像在抗战中那样，深入到街头、田间和战壕，深入到最广大民众的心头。“文艺必须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成为几乎所有作家发自内心的共同追求。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在国难深重的关头，对作家们来说，文学“不可能是自我表现，不可能是唯美的追求，更不可能是消遣、娱乐以至追求名利的工具”，而是“射向敌人的子弹”，“是捧向人民的鲜花”。抗战中作家们对文学的价值和功能的再认识，对文学的人民性的体认，对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所做的卓越探索，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黎平吴勉起事，攻克黎平、锦屏、通道一带。明太祖朱元璋派第六子朱桢率军镇压，其后留兵屯垦。龙里地处要冲，盆坝宽阔，适宜为屯军之地。洪武廿五年(1392年)，朝廷设置龙里守御千户所，隶属湖广都司五开卫。永乐二年(1404年)，五开卫13名军官、360名兵士被派驻龙里所，按职授田，亦兵亦农，子孙相袭。13员官户按姓氏和官衔被编成三字谣：“陶姚王、鲍尹张、七百户、加所王，三千户、江李杨，镇抚胡、都司庄，指挥一、是东王”，流传至今。明以来隆里城屡经战火(见下表)，对当地影响深远。

在事件营销前，政府部门及组织策划者必须认真调研和评估项目对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作用，认真衡量其投入产出比，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制订科学合理的战略计划。对于大型事件需要进行建设选址的，要尽量使用或改造现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外，也应当尽量在事件结束之后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鸟巢、水立方，在规划、设计时就为赛后的利用打好了基础，在满足体育赛事的场馆要求的同时，还可接纳大型演唱会、宴会及各种展会的要求，现阶段也变成北京市著名的新旅游景点之一，利用率非常大。

表1 隆里建所后历经的战事

时间战 事洪武卅年(1397年)婆侗林宽起事,攻龙里、占新化、打平茶、围黎平四千户所。所破,千户指挥吴德、镇抚井孚被杀,楚王桢与湘王柏率军督征、镇压。景泰五年(1454年)苗人首领蒙能军暴动,攻打龙里。率众兵先攻龙里不克,不胜懈去。景泰六年(1455年)蒙能军又起暴动,复攻龙里,与龙里庄荣守御军相持14天,五开卫陈友生大刀军来援,蒙能军败退。天顺四年(1460年)湖广麻城李天宝入黎平府属鬼池、绞洞等苗寨聚众万余人,自称王,建元武烈,出兵攻打龙里所,后被都督李震率兵镇压。正德十六年(1521年)苗首李太宗、周吉孟利用宗教信仰攻杀龙里所城,杨千户(秀钟)、尹百户(仲义)奋勇出城与战,不利阵亡。顺治六年(1649年)郝永忠破所,鲍、尹、庄三官被杀害,所人死伤过半,幸存者往外逃亡,所中七十二姓仅存二十姓氏。咸丰六年(1856年)天柱张秀眉举行苗民起义,席卷黔东南大部,隆里所被攻陷,所内尸横遍地,艾家湾(底下荫)血流成河。次年黎平府出兵讨平。

(根据《隆里乡志》资料整理)

隆里所城初建时为土夯成,不久因大雨城墙多倾塌。永乐二年(1404年)，由屯兵修复,渐成明代黔东南的重要军事城堡。随着明代军屯文化的融入，再加上苗侗土著文化的固守，卫所驻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地理单元，在教育、风俗、方言、信仰等方面迥异于周边地区，俨然“文化孤岛”，成为卫所军屯文化的典范。

隆里深悬少数民族腹地，是汉文化之“孤岛”，自古以来不但精于自保，尤善于作美乡梓。隆里居民大多来自江南，以安徽、江西居多，其建筑形式、艺术手法均具有徽派风格，是明代遗落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优秀建筑代表，对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地域性建筑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具有建筑、艺术和历史价值。隆里古城的花脸龙、汉戏、迎故事等汉文化艺术瑰宝至今得到传承和保护，隆里岁时节日内容丰富，饮食制作精致。

明清时期，隆里西南角教场曾开设过集市——“兴隆市”，市场街道长二百余米，宽五六米，为鹅卵石镶嵌的花街。南头有戏楼，明清时期唱过大戏。后由于战乱兵焚，市场逐渐萧条、停场。传说在清代，隆里曾长期与相距3km许的黎平县鳌市争夺市场，但因周边苗侗人惧怕隆里汉人等心理因素，终未成功。

民国三年(1924年)，隆里场停赶。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隆里由黎平县拨属锦屏县，隆里集市恢复，地点设在隆里城内中心地段“观音堂”处，以周一、周六为场期，延至1952年。1994年，锦屏县工商部门与县政府出资在城东北修建面积四百多平方米、摊位近百的农贸市场，欲招四邻乡民前来赶场贸易，仍亦未如愿，偌大的农贸市场一直空闲。隆里人以小商小贩为业者很多，农忙人少，农闲人多，每场不下四五十人，他们在附近的敖市、中黄、启蒙等市场赶“转转场”，或贩耕牛、小猪，相互转换、调剂余缺；或长途贩运大米、盐、土烟、辣椒等农副产品到王寨(今锦屏县城)、黎平、榕江、寨蒿和广西的富禄、八洛等地，往返几天，翻坡越岭，披星戴月，虽吃尽辛酸，但能谋取微利，以养家糊口。商业贩运活动，成为隆里次于农业的第二产业，是主要的生活来源。

2.苗汉融合的黔东南顾氏后裔

黔东南是贵州苗族和侗族的主要聚居地，在首府凯里市近郊一个苗族聚居的山寨——开怀村,有一座明代将军坟，坟前有一块1988年新立的墓碑——“明千户指挥 广威将军顾公良相之墓”，其碑文曰：

1.依法决策工作的“专家组”。公职律师为税务系统行政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意见，通过担任法律顾问等方式，对税收征管改革、税收执法服务、重大违法案件处理等提出合理的法律意见，促进税务机关依法治税。

公元一九八八年戊辰十月 吉日立

明孝宗弘治年间，镇守黔东南军事要塞香炉山的“千户指挥”顾良相，为顾成六世孙。时麻哈吴姓土司与蒙姓土司发生矛盾，兴兵构怨。顾良相出面调停、劝和，蒙司不从。顾一怒之下，出兵助吴司打败蒙司。蒙司怀恨在心，趁顾回兵香炉山时，在半途苦李井埋伏兵，顾军遭袭死伤大半。顾夜潜回家，令家人上报已亡，然后潜逃到苗村开怀，隐姓埋名，藏匿下来，当地苗人呼为“邦迪”(傍靠苗家的汉人)，此后以苗名行世。顾娶苗女文氏生四子，均以苗族“父子连名制”行世，成为苗汉融合的第一代传人。顾恐其事败露，待诸子长大，即令分居四方：长子雄邦去凯棠，传凯棠支顾氏苗族；次子松邦留在开怀，传开怀支顾氏苗族；三子优邦送去排羊，传台江县排羊支顾氏苗族；四子佼邦分去八寨，传八寨支顾氏苗族。加上原留在香炉山的儿子顾踞一系，顾良相以下在黔东南共传五支裔孙：四支为苗族，一支为汉族，共40000多苗、汉后裔。

顾氏四支苗族裔孙的姓名形式除少数保留原姓(顾)，因其它原因改为别姓(有唐、王、李、杨)外，绝大多数均采用苗族的“父子连名制”，凯棠雄邦支系，逆推父子连名制为：1燕宝、2宝熊、3熊养、4养略、5略绍、6绍荣、7荣卡、8卡金、9金斗、10斗留、11留香、12香鼎、13鼎雄、14雄邦、15邦迪(明代顾良相)，姓名符号完全苗化。按《顾氏族谱》追算，黔东南顾氏以顾成为入黔始祖，顾成之子顾垣为入黔一世祖，二世祖顾兴中、三世祖顾诚、四世祖顾旻，均在贵州带兵驻守。传至五世祖顾良相，承袭其父顾旻“千户指挥”官职，驻守香炉山，不料命途多舛，生出上述变故。

贵州顾氏入黔始祖顾成，系明初大将，晋封镇远侯、夏国公。明初“调北征南”时，顾成为先锋官，后任普定卫指挥使，晋升贵州都指挥使后，其子顾统继任普定卫指挥使，今安顺城内有顾府街，传为昔日顾氏府宅所在，所以得名。顾统传下的安顺顾氏宗族，人丁颇多，亦为一郡望族。

3.汉民族特殊族群——安顺屯堡人

屯堡人主要集中分布在安顺一带，其历史渊源可上溯至明初。洪武初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盘踞云南，不愿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等为统帅，率30万明军往征云南，十二月，征南战事毕。为巩固西南，明王朝在安顺一带设置了普定卫、平坝卫、安庄卫以及关岭守御千户所、定南所，屯田驻军。按明制，军队须携带眷属，是所谓“佥军”。这批屯军及其家属，从此落藉黔中安顺一带，构成了屯堡人的最早来源。屯堡人言及其始祖，多有“征南而来”、“骑着高头大马打仗而来”之说，部分家谱、墓碑也有佐证。

“屯堡第一村”——九溪村《顾氏宗谱》载：

始祖成公，由前明洪武二年，奉敕征讨填黔，授征南都指挥之职。躬膺王命，统率王师，自吴来黔，其后平服黔地有功，封镇远侯进征南将军，遂久镇南疆……子孙聚族于此邦者十三府。

江豚(Neophocaenaphocaenoides G. Cuvier)属哺乳纲(Mammalia)，鲸目(Cetacea)，鼠海豚科(Phocenidae)。江豚成体长一般为1.5 m左右，大的也可达2 m以上，体重差异较大，约50～100 kg。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3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CR)，列入《华盛顿公约》附录Ⅰ濒危物种[7]。

民国十九年(1930年)修编的鲍屯《鲍氏家谱·卷一》载：“大明洪武二年调北征南，我始祖鲍公讳福宝由江南迁徙贵州……”当然，屯堡人并非只是明朝屯军的后裔。明朝屯军及其后裔只能构成屯堡人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屯堡人的形成过程中既有军人的成分，亦有大量以其他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移民成分。屯堡人的形成是在明初“征南”屯军的基础之上，汇集了此后因“填南”和以其他方式迁入的汉族移民成分，经历明清数百年时间内逐渐形成，其间不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互动与融合。

[4]杨志强等.重构“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1-13+147.

4.北盘江流域的明代屯军后裔——喇叭苗

喇叭苗，分布在北盘江中游地区的晴隆县、普安县、水城县和六枝特区交界地带：主要有普安县龙吟镇和晴隆县中营镇、长流乡、花贡镇等乡镇，以及毗邻的水城格支、六枝特区中寨等部分乡镇，人口约10万左右。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令征伐云南的30万大军中，偏师5万人来自湖广宝庆府(今邵阳)：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兵至湖广，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帅兵五万由永宁趋乌撒。

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大军由辰、沅趋贵州，进攻普定，克之。罗鬼、苗蛮、仡佬闻风而降。至普安，复攻下之。乃留兵戍守，进兵曲靖。[10]21

平定云南后，各地土目相继叛乱，纷纷围攻留驻明军。

洪武廿一年(1389年)十二月，越州叛酋阿资等率众寇普安，烧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率兵击之，斩其营长者梁满已青。

洪武廿二年(1389年)正月，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复击走叛酋阿资，上(土)官普旦来降。时，阿资退屯普安，倚崖壁为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蛮众皆缘壁攀崖，坠死者不可胜数，生擒一千三百余人，获马牛羊五千三百余头。阿资遁还越州。[10]61-62

阿资“退屯普安，倚崖壁为寨”，主要在今普安县北部普纳山一带。攻打普纳山，因山势陡峭、四周悬崖峭壁，极其艰难。明军每次进攻，都被山上滚木礌石打退，难以接近。最后明军中的湖广籍兵士想出一个办法，用竹子等扎成笆摺，中间夹以干草等，以减轻滚木礌石打击力。攻山时，根据笆摺大小，由几名或十几名士兵推着笆摺在前，其余士兵跟在后面，才顺利接近关卡。此后，双方近战，十分激烈。传说明军最后是在一位被俘号兵的暗示下，攻下普纳山。战事平息，湖广籍兵士留屯在以普纳山为中心的晴隆县、普安县北部，就地“立营屯种”。此后，人们就把揽着“笆摺”攻山的湖广兵称之为“揽笆摺”“挡笆摺”，后转音为“哪笆摺”“老巴子”，最后称作“喇叭子”“喇叭人”。1980年代，经民族识别，“喇叭人”被识别认定为“喇叭苗”。

喇叭苗具有独特的文化:(1)民间信仰：信仰佛教、道教,崇巫尚鬼，信奉“三洞桃源”，有“庆坛”“勾愿”“庆坛”等傩仪祭祀活动。(2)婚俗：新娘坐花轿,男骑马迎娶,行拜堂仪式。(3)女子服饰：已婚妇女束发锥髻于头顶,高约三寸,罩以青布,留两尾垂于脑后。穿青、蓝布衫，衣长过膝,袖短口大一尺二寸。排领和怀面排领、袖口等均用红、蓝两色布条镶边,订花边或绣瓜米心、狗牙、万字格、水波式花纹。腰间扎青布或蓝布腰带,结前尾后。穿青色摆档裤，裤脚宽一尺二寸,无花边。天足,脚穿勾心花鞋,有线花、鞋尖呈鼻尖样。耳配吊环、竹节环、扒扒环等。戴银制、骨制或玉石手镯、戒指。擅长刺绣和挑花。(4)语言文化：“喇叭话”为贵州汉语方言的“方言岛”，与湖南城步一带明代宝庆府通用的汉语湘方言湘西次方言很接近。闲暇时,喇叭人有唱山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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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岭走廊的族群互动、融合与建构

明清时期，苗岭走廊先后设置了二十多个卫所，驻扎十万以上的屯田军户。由于身处特殊的人文生态和历史变迁，屯军族群与少数民族的互动融合较为复杂。早期，多通过军事征伐、少数民族起义，屯军族群与当地少数民族军事互动频繁，其中不乏惨烈的杀戮。而后王朝更迭，屯军转民，不再有昔日的身份和特权。随着市场交易、社会交往的频繁，敌视与隔膜逐渐淡化，婚姻互动与融合在所难免，前述顾成苗汉后裔体现的苗汉互动、融合较为典型，隆里老汉人、屯堡人、喇叭人(苗)与苗族和布依族的互动融合情况差异甚大。

隆里所自建所至咸丰六年(1856年)，遭受七次战争劫难，不乏惨烈，损失巨大。在锦屏、黎平、剑河三县交界的青山界高寒山区，生活着隆里古城逃去的王姓、胡姓、姚姓、陶姓等家族，始终保存着汉民族的习俗，操隆里人口音。他们多是清咸同治年间苗侗起义军攻占隆里时出走隆里人的后代。战争的洗礼，铸就了隆里老汉人的执着，也使屯军后裔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互动存在着数百年的隔膜，形成“孤岛文化”。隆里人曾固守“所不连寨，司不通所”规矩，不与城外土司所属各寨通婚，除限于城内各姓氏间进行外，也与15公里外的新化所通婚姻，故而关系友善。在两地民间，有“蚱蜢”“蛤蟆”昵称的互指，即便是小孩戏称对方白发年老者，也不会生气，其他村寨的人则不可。系因咸同年间，两所同遭遇攻打，各自上山、进洞得以幸免，自然同命相怜。民国时期，隆里人始终保持与汉族内部通婚。1950年代后，隆里人逐渐结束不与外族通婚的历史。隆里市场至今未兴，同与周边少数民族经济互动难以进行、长期隔膜存在有关。

明代镇远侯顾成黔东南苗汉后裔的演变，系因久居苗区，地缘、亲缘、神缘、业缘、物缘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认同苗族文化，改以苗族姓名。这一案例，说明民族互动、融合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虽然历史上总是后进的民族被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同化，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里，较先进的民族同样也会被后进民族所同化，既有“夷汉之变”，亦有“汉夷之变”。作为具有显赫家世和军职的顾氏家族尚且如此，众多的屯田军户由于社会变迁、人口繁衍、生存需要，落籍少数民族地区，应非个案。

将数据输入到SPSS19.0中,用(±s)表示平均值,组间用t、χ2检验,P<0.05,统计学有意义。

在安顺屯堡社区，屯堡人素有严格的通婚圈，族内通婚而不与少数民族和非屯堡人通婚，是其婚姻制度的核心，这一婚姻制度可追溯到屯堡人落土贵州的起点。当初，调北征南先是军士，后来带着家属随军，落土之后是以军户、贴户为细胞。咸丰《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载：

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11]306

《安顺府志·烈女志》对“家口随之至黔”之说不乏史料印证：

吴文荣妻邹氏，昆山人邹思明之女。洪武初，思明戍普定，邹甫五岁，随母居乡间。长适同里人吴文荣，乃同夫奉母，历万里至卫省父。未几，父调征当行，文荣请代往，遂殁于阵。邹时年二十一，恸毁几绝。父母勉喻之，誓死守节，孀居四十七年，未尝忘哀。

王二妻黄氏，随夫戍普定，行至中途，夫卒。氏年二十四，携幼子间关至卫，誓死守节。

王召保妻裴氏，随保戍普定。保丧，裴年二十。哀恸尽礼，竭力以事舅姑，抚养遗腹子，始终如一。[11]935

入黔早期屯堡人与少数民族的婚姻互动、融合极少，但在中后期，情况逐渐出现变化，甚至一些大姓望族也不例外。在屯堡人中，人口规模较大的汪氏来源于徽州。有明一代，汪氏家族随着社会变迁而沉浮。在世袭军户制和屯田制衰败以后，汪氏长房七世汪国泰，于明末从六枝木岗镇嘎老塘移居镇宁县丁旗，他兼营工商业，家声大振，跻身于丁旗大户之首。从军人到入仕，再到经商，汪氏长房一支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明清以来，屯堡人尽管势力庞大，终归受人歧视，加之明清易代之际大批屯堡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生活的压力下以及对主流文化的向往，使屯堡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一些缓慢的改变[12]。《汪氏宗谱》中收入汪氏苗族后裔上千人，系因明末水西安位起兵，影响所及，安顺一带战乱，汪氏家族遂衰落，汪灿第十四代孙汪方卓入赘安顺苗族为婿，后来还宗并立下“还姓不还俗，还宗不还教”的信誓。因此，张指挥支大山脚这支汪氏长房后裔，至今还沿守苗族风俗习惯，成为又一个明代屯军族群与地方少数民族融合的典型事例[13]。

喇叭苗的先祖——明初的湖广兵，因“调北征南”攻打普纳山战役至黔。战事平息，明军大部分北归，仍有一部分留在北盘江中游一带屯兵驻守。这支屯田军人除部分由原籍解妻定居黔地外，还有部分与当地民族结合成家而繁衍至今。其中一种可能是与当地的苗族结合，另一种可能是民间大量传说湖广兵是与当地土著民族“红苗仡佬”妇女结合，从而有仡佬族血统。因此，喇叭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互动融合较早[14]，故而民间亦有“喇叭苗”的说法。1980年代，喇叭人经识别为苗族支系——喇叭苗，也是以此作为依据之一。

四、讨论

同时，深圳四期建设规划指出:“至中期(2025年)，城市轨道交通在出行时间方面的发展目标为城市主城中心门到门出行时间不超过1 h”。考虑出行换乘时间，13号线从光明新区北部(公明广场)至中心城核心区域(后海)的出行时间应控制在45 min左右。

隆里所，亦称井巫城。因系龙里长官司治地缘故，前期称作龙里。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龙里改称“隆里”，取隆盛之意。龙里守御千户所更名为“隆里所”，下辖寨杜屯、寨扒屯、郭家屯、八所屯、巴开屯、四所屯、界头屯、密岩屯、金竹屯、刘家屯、苏基屯等11屯。

我祖良相公，原籍江南华亭县朱氏巷，乃入黔始祖夏国公镇远侯顾成之六世孙，也即入黔一世祖顾垣的五世孙。驻镇香炉山。承袭千户指挥爵，谥广威将军；娶王氏，生六世祖顾踞。明孝宗七八年间，祖因军事失误，惧上究罪。因埋名隐姓，潜逃开怀，取用苗名邦迪，另安家立业，娶苗女文氏，生六世祖难邦、松邦、优邦、佼邦，传凯棠、开怀，排羊、八寨四支顾氏苗族。四百余年来，我顾氏家族藤漫瓜瓞，树大根深，滔滔江河，源远流长，虽分苗汉，实为一本。民族融合，自公始也。今聚合族，勒石立碑，永志不忘焉。裔孙 香炉山支、开怀支、凯棠支、排羊支、八寨支侍奉。

其二，苗岭走廊明代屯军族群文化的形成机制。苗岭走廊的明代屯军后裔族群现象多样化，在中国的民族走廊中是较为突出的。明代以来，由于卫所制度在西南的推行，通过设屯立堡，随着来自江淮、湖广军士的长期屯田戍守，汉民族与汉文化大量进入贵州地区，经历六百多年来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对抗、互动、融合，形成屯军后裔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既有军旅、屯耕(垦)、戍边的体现，也融入了地方性。屯军后裔形成族群及其文化，与明代推行的卫所屯田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先在设计不无关联。

其三，苗岭走廊明代屯军族群的地位和作用。自古以来，苗岭走廊的少数民族众多、支系复杂，族群互动融合频繁。苗岭走廊在明代通道作用的凸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屯军族群则是肩负国家使命执行者，成为国家与地方的勾连。屯军族群与少数民族的互动融合，体现西南地区社会融合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体现，也是西南民族地区国家化的助推器。

如图5所示，设置初始阻抗参数为z=0.2进行髋关节和膝关节实验，第1周期，被测者不施加主动力，按照既定轨迹恒速运动；第2周期开始，被测者施加主动力，机器人采集主动作用力；第3周期开始，根据前1周期主动作用力大小计算新的康复训练速度。从图5中可以看出力2大于力1，其相应的速度也越大，所以当阻抗参数相同时，主动力越大，速度调整量也越大。

其一，苗岭走廊明代屯军族群的在地化。苗岭走廊族群的互动融合具有复杂多元性：在互动方面，明清时期的军事性质互动较多，其后经济互动、文化互动、社会互动渐增；在融合方面，喇叭苗的互动融合较早，隆里老汉人则几无融合，屯堡人有零星的融合，凯里顾成苗族后裔的形成具有家族性特点。明代屯军族群与当地少数民族互动深广程度的加强，是脱离明代卫所制度影响的必然。而由于屯军族群规模差异，苗岭走廊不同地域的族群互动重心也有所不同。总体上，苗岭走廊族群的互动融合加速了族群在地化进程。

其四，苗岭走廊的形成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虽然贵州在建省之前为湖广、云南、四川的交接地界、偏僻之地，但苗岭走廊的重要基础——苗岭山脉所经地区，夜郎、牂牁、罗殿、且兰等方国的存在，族群的迁徙、互动早已有之。明清以后，贵州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重要性凸显，随着明代卫所屯军在苗岭山脉沿线的屯耕常态化、在地化，国家意志强力推进加速了历史演进，故而该区域族群互动及其文化多样性具有全国民族走廊地区的普遍性，也有其独特性，进而贡献了贵州案例。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中华文化论坛，2005(3):124-130.

⑥植被：在已填充安装好的生态袋上植被，每隔一米种植一株袋苗，呈梅花点布置，对照植物土球大小用刀将生态袋切一“丁”字小口，揭开袋片将植物植入袋中，盖好袋片。每隔20cm用刀将生态袋切小口，点播种子袋苗，呈梅花点布置，将粘合剂、保水剂均匀洒在生态袋上，然后将土壤种子细土铺设在生态袋上、固定。

[2]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中华文化论坛，2005(3):124-130.

[3]任可澄.续修安顺府志辑稿[M].安顺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1.

屯堡文化独具特色，内容丰富。(1)屯堡村落聚集，具有城堡式特点，民居建筑内部注重装饰。(2)屯堡妇女服饰具有“大袖、长袍、码裙”的特点，挽髻于脑后，包帕；穿大袖长袍，前襟缀花边；腰系丝绸系带；脚穿绣花、尖头、长筒布鞋，天足习俗。(3)屯堡方言具有独特的“堡子声”，语音上多颤音和浓厚的卷舌音、儿化音。(4)崇祖、慎终、追远，精心编印、保留家谱。此外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尚地戏、玩花灯、喜唱山歌，迎汪公、庆五显坛，重耕读、善工商，社区结构具有封闭性等。

[5]曹端波.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J].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5):76-85.

[6]吴正彪.“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语言构成特点[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6):14-18.

[7]贵州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Z].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1.

当前HSE管理体系得到了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认可，HSE管理体系建设、体系运行正在成为企业的重要任务。应从HSE管理体系运行的实际出发，以深入剖析、系统研究为基本路径，找到解决HSE管理体系运行问题和提升HSE管理体系运行效能的策略和方法，实现对HSE管理体系的系统改进和科学优化，在企业管理层面和功能体系上促进企业内在、全面、跨越式地发展。

[8]贵州省民委,贵州省民研所.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仡佬族、屯堡人卷前言[Z].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1.

[9]贵州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Z].下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713.

当然，表姐不是真表姐，其实还是她自己。苏楠估摸着，可能是杨小水不好意思自己讲自己，才虚构了一个“表姐”作外壳。有表姐担着这份虚名，杨小水的讲述显得更肆无忌惮，也把自己写得更深入，更隐私。

[10]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11](清)常恩.安顺府志[Z].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在测试卷编制过程中，一名有经验的数学教育专家和两名中学骨干教师参与了前期工作．试卷初步制定以后，邀请了部分数学教育专家、一线特级教师和市级教学名师，就测试卷的准确性和有用性进行交流和讨论．在专家意见咨询基础上，对测试卷做了进一步修订，由此形成了具有专家效度的测试工具．与此同时，随机选取50名职前教师进行前测，通过同质性检验的方法对测试卷进行信度检验，计算出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表明试卷具有较高信度．

[12]张金奎.大明遗风——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EB/OL].[2011-04-20](2017-12-30)百度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1056845442?red_tag=1395304881#frs_nav.

[13]万明.明代徽州汪公人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J].中国史研究,2005(1):135-148.

[14]喇叭人族别问题讨论会情况[A].《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简报》第十九期,1983-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