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英国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是非常重要的后殖民作家之一。1932年，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后裔家庭，当时的特立尼达岛是英国殖民地，长期的被殖民历史造成了特立尼达居民构成的复杂性。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席卷了这座海岛，文化上呈现出驳杂的状态。1950年，奈保尔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55年在英国结婚并定居，开始文学创作。童年的成长环境以及长大后的留学经历让奈保尔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模糊的文化身份。与许多后殖民作家一样，奈保尔生活在借来的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斥着一种漂泊无依、无所适从的焦虑感。而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其本人的投影，他们不断地辨认和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以求为自己以及与自己一样的人建立一种合理的秩序。奈保尔至今共创作长篇小说11部，中短篇小说3部以及散文随笔7部。1967年出版的小说《模仿者》是他创作中期的一部作品，一经发表便为他赢得了英国W.H.史密斯图书奖。《模仿者》的主人公辛格出生于前英属殖民地伊莎贝拉，本土文化的缺失以及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使得辛格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了一种模糊的认知。本文对辛格的前半生进行梳理，分析辛格对文化身份的追寻之路。从模仿到背离，最终摆脱束缚成为一个自由人，辛格的转变展现了作者对殖民地人民文化身份的思考和探索。

一、《模仿者》与“模仿”

《模仿者》本质上是一部回忆录，主人公拉尔夫·辛格在英国的出租房内追忆自己的半生，展现了母国伊莎贝拉在被殖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本土居民自觉开始模仿行为的现实。《模仿者》的叙述模式与一般小说不同，其叙述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将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以当下的眼光和视角对过往进行审视与反思。根据文本结构，整部小说大致可以分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依靠故事的内在逻辑自然成为一个整体。小说第一部分，人到中年、流亡伦敦的辛格展开了自己在伦敦留学时的回忆。留学期间，辛格与英国姑娘桑德拉一见钟情，相恋结婚。随后辛格与妻子回到伊莎贝拉，在几年纵情享乐的生活后两人的婚姻破裂。第二部分，辛格讲述自己的成长环境、教育经历。在殖民教育的影响下，年轻的辛格迷恋英国文化，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西方人。毕业后辛格决定前往英国留学。第三部分，辛格自述他在母国的从政经历。婚姻失败后，辛格希望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改变伊莎贝拉岛落后的现实。这场政治运动最终失败，辛格被迫流亡伦敦。流亡中的辛格意识到现实中的伦敦是“无序的中心”。他放弃了模仿与伪装，却在回忆与写作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升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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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者》书名中的“模仿”一词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模仿”指的是一种殖民策略，是被殖民者在殖民文化的入侵和影响下，接受殖民者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从而在潜意识中对殖民文化产生认同感，对殖民者言行进行自觉模仿。伊莎贝拉岛上的教育、生活、社会秩序甚至人的心理状态无一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对宗主国的一种模仿。但在后殖民语境中，被殖民者的“模仿”又不仅仅局限于被动的模仿行为。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指出，模仿是“向往一种改造过的、可辨认的他者，一种几乎一样，却不完全一样的不同主体”[1]。模仿不再是一种重复他人行为的单向度过程，被殖民者在模仿的同时亦杂糅着一种背离的倾向。小说主人公辛格表面上是一个殖民文化的完美模仿者，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模仿行为都表现出与之相反的背离倾向。在学校里接受着英式教育的“好学生”辛格，背地里阅读着关于自己的母国——印度的书籍，暗自憧憬着印度文化；主动结束自己与白人妻子的婚姻关系时，幻想着用自己出轨的事实来刺激、羞辱对方；在舞厅与法国女人聊天，本想按照对方的意愿邀请其跳舞，却突然“冒出一股残酷的冲动，说‘我不愿意’，然后扬长而去”[2]15……辛格模仿行为中混杂着的这种背离的倾向，是辛格后期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基础，也是其追寻文化身份过程中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二、辛格的“模仿”

《模仿者》小说的叙事时间是跳跃的。笔者按照原本的故事时间对文本进行了梳理，将辛格前四十年的人生经历分为教育—婚姻—从政—流亡四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当中，“模仿”是辛格追寻文化身份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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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法》适用范围来看，仅仅是针对直接取用水资源办理取水许可的建设项目，而对取用非常规水源或利用公共管网取水的建设项目未规定其需要进行水资源论证。而这些项目若不进行水资源论证，会影响水资源的全口径调配，也不能发挥水资源论证在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中的前置把关作用。另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一般只对单个项目进行论证，忽略了多个项目累积影响，缺乏流域和区域整体考虑已成为当前水资源论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文明混乱的被殖民海岛上，本土的文化根基几乎被破坏殆尽。辛格无法对眼前的海岛产生归属感，渴望西方文明却始终无法融入。伊莎贝拉和伦敦都不属于他，他是无根的漂泊者，只能不断地进行模仿，以此减轻身为边缘人的恐惧和不安。但是，奈保尔并没有将辛格塑造为一个纯粹的模仿者，他的每一次模仿行为背后都潜藏着背离的倾向。在西式教育下长大的辛格拥有属于自己的秘密生活，他对父亲的故乡印度产生强烈的兴趣，背着朋友和家人阅读有关印度文化的书籍。在与桑德拉的婚姻生活中，辛格努力融入宗主国的文化生活，却也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憧憬的西方文明中存在虚假伪善的一面，忍无可忍的辛格选择了背叛，他与当地女子出轨，在蓄意的背叛中寻求快感。在这段关系的最后，辛格表示“我不再想体验新的风景，我已割断了从她身上得来的渴望”[2]72。对妻子的背叛是辛格在这段婚姻中做出的第一次自主行动，这不仅仅是他对蛮横刻薄的桑德拉的回击，更是他在对西方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再思考之后的一次背离。

在英国留学期间，辛格很快发现自己并不能如想象中那样融入西方社会。对辛格来说，英国并不是天堂，反而更像一个牢笼，无形地将他囚禁起来。“我在这座伟大的城市再度遇到这种感觉：身不由己地飘零，只有小房间里的一点印象，也许会被任何相遇短暂地改变。”[2]25无论辛格如何伪装自己，都无法消除身为“局外人”的飘零感，无法获得真正的认同。面对残酷的现实，辛格选择与白人女性桑德拉结婚。辛格近乎迷信地依赖桑德拉，从她身上汲取力量，他“对她的贪婪了如指掌，坚信她温和无害”[2]44，甚至坚信“和她结婚是获得她提供的保护”[2]44。在两人的关系中辛格完全处于被动、顺从的附属地位，他对桑德拉疯狂的迷恋和信仰不仅仅出于爱，更是因为桑德拉的白人身份。辛格在回忆中提到，自己“虽然在伊莎贝拉炙手可热，却找不出比娶桑德拉更好的回国方式”[2]51。在辛格眼中没有什么比迎娶一位白人女性更能证明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上等的“西方人”。正如后殖民评论家A·敏米所述：“被殖民者认真模仿白人的习惯、服装、食物和建筑。一段跨种族婚姻是这种大胆模仿的极端表现。”[3]辛格与桑德拉的婚姻本质上也是一种模仿，是辛格重构文化身份的一种手段。与白人女性的婚姻关系，表面上赋予了辛格与白人男性等同的地位，辛格也希望能够凭借这段婚姻关系让自己彻底摆脱前殖民地居民内心的自卑感与漂泊感。

三、辛格的“背离”

伦敦是辛格幻想中的完美城市。他来到伦敦是为了逃离混乱，并希望在此找到能够将自己纳入其中的秩序，但他很快就对这个城市失望了。“我坐在车厢里盯着窗外被烟熏的高耸的房子、摇摇欲坠的棚屋，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廉价公寓，公寓花园无人打理，有些花园干脆成了杂乱的加勒比式后院。”[2]8现实中的伦敦远不是辛格想象的样子，而是一个沉浸在它自己伪装中的城市。对于像辛格这样的外来者而言，这里的生活秩序同样不合理，充满压迫和混乱。住在出租公寓里的移民表面上是文明社会的一分子，私底下却干着非法的买卖与勾当。马耳他人女管家列妮，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精明的伦敦姑娘，最终却变成一个肥胖庸俗的女人。小说的最后，辛格停止了对“雪”的迷恋，不再沉醉于幻想的景色。辛格说：“我见过很多场雪，它们总是让我沉醉。但我不再觉得雪是属于我的元素了。我不再幻想理想的景色，不再试图把自己置身其中。所有的风景最后都会变成贫瘠之地，所有金色的幻想都将止于铅灰色的现实。我无法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住在郊区的半独立住宅里；我无法假装生根安家，成为社会的一员。”[2]9模仿只是模仿，永远无法成为真实，辛格明白自己绝无可能在伦敦找到自己的归所。所以，他拒绝继续伪装与自我欺骗，拒绝继续被困在“模仿者”这个固定而扁平的姿态中。40岁的辛格通过回忆录的方式揭示自己的人生经历，在写作中寻得真实的自我，他说：“我感觉，此时我已经清除障碍，准备好开始新的行动了。这行动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行动。”[2]258

少年辛格出生在一座有着被殖民历史的海岛伊莎贝拉，当地学校将宗主国文化作为基础教育的内容。在伊莎贝拉的课堂里，描述当地生活的作文会被同学耻笑，而表达对西方文明生活的向往却能获得老师的称赞。他在回忆中提到“最初关于学校的记忆是带苹果给老师”[2]88。这让辛格非常不解，因为伊莎贝拉岛是一个热带岛屿，岛上不产苹果。生长于温带气候中的苹果，更多地象征着宗主国——英国。由西方文化所主导的教育使辛格感到自己是被标记的，是活在远离自我、远离这座岛的想象中的人。他一直处于一种空间交错的生活之中:肉体生活在伊莎贝拉，精神意义却维系于西方。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错位让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混乱、茫然无措。这种无助感和无可适从感充斥着辛格的少年时代。他回忆童年所受的教育时说：“我梦见被无助地丢入这座城市一条奔腾的河流，倾斜的泰晤士河。唯一不让我坠落的方法是把脚伸向突然横贯河面的桥梁的水泥柱，在梦里我感到受了冲击，知道我摔断了腿，以后再也用不了它们了。”[2]89泰晤士河代表着英国的殖民入侵，也象征着如奔腾的河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小岛的西方文化。强势文化的冲击造成本土文化的式微甚至缺席，“失去双腿”的本地人只能被动地随波逐流。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辛格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近乎迷恋的情感。他向往白雪，向往冬天的伦敦城里漂浮着的无比轻盈的碎冰，而对伊莎贝拉的本土元素表现出厌恶，认为那不是属于他的元素。辛格从未对这座海岛产生过认同感和归属感，面对伊莎贝拉的落后现实，他毅然前往英国留学，希望在英国这个理想中的国度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婚姻失败后，辛格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他与好友布朗一道成立了一个新的党派，希望借助“社会主义”来结束一个旧时代，摆脱殖民国对伊莎贝拉的影响与控制，从而使海岛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辛格在政治层面上的尝试显然是对宗主国的一种反抗，是争夺伊莎贝拉掌控权的一场博弈。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场凭借一腔热情所构筑起来的政治运动，很快就在西方资本和本地暴民的势力裹挟中失败了。如辛格自己所言，“我们热情地废除了一种秩序，但我们从未明确我们的目的”[2]203。1964年甘蔗园的暴乱以及政治对手的打击、陷害导致了辛格这一派政党的最终失败，他被迫开始了流亡的生活。辛格的从政经历揭示出前殖民地权利真空的现实，他说：“我们缺乏秩序，更致命的是我们缺乏实权，而且对此浑然不知。我们误把口号和叫嚣当作实权，一旦有人让我们亮出底牌，我们就溃不成军。”[2]210在回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辛格指出只要伊莎贝拉“依附的地位仍不容置疑，政治就是一个笑话”[2]195。政治上的失败意味着辛格从政治层面重建前殖民地秩序的希望落空，他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定位，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迷茫之中。“失败者只有一条路：逃亡。”[2]7辛格带着巨大的失落感逃向了他想象中的城市，秩序的中心——伦敦。

在结束与桑德拉的婚姻之后，辛格的背离倾向不再依附于模仿行为而存在。在其人生的从政与流亡阶段，背离成为了一种主动的选择。

四、结语

后殖民语境中的模仿者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对其他国家施加文化上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占据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引发其对西方文化、语言、生活方式等的模仿潮流。小说主人公辛格身处的国度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本土文化显得落后且毫无价值，逐渐被取代，被遗忘。生活在当地的居民无法追溯本土文化之源，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一种混乱的认知。以辛格为代表的这一代本土居民正是后殖民背景下被强势的殖民文化所塑造出来的模仿者。强行移植而来的英式教育造成了他们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错位和断裂，而这种错位和断裂直接导致了这一群体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状态。为了排遣内心的不安和焦虑，这部分人只能通过模仿向西方社会靠拢，以求获得一种归属感。

依靠模仿获得的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始终不是真实的。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说：“隐含在后殖民境遇及后殖民文本中的模仿，永远都是无力的，因为帝国中心把无序性和不真实性强加于帝国边缘。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真实’世界的真实经验，另一个是毫无价值的边缘的不真实经验。”[4]殖民地人民一直处于一种想要融入西方社会却无法完全融入的尴尬处境之中，正如艾勒克·博埃默所说，“殖民地的人即使进入白人学校接受教育，即使被大都市生活所接纳，就像法国殖民统治下所发生的那样，‘他者‘终归还是不可能成为欧洲人”[5]。无法寻求本土文化的根源，也无法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欧洲人，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的模仿者们只能不断游走在寻求文化身份的旅途中，找不到终点。

大梦初醒后，我发现自己于叶子而言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角色。维系我们之间的那根线太细了，如果我再不攥紧，它将会随时断裂。时机已容不得再酝酿，食堂里，像是一场自然而然的偶遇，我端着餐盘坐在了叶子的对面，把一盘土豆丝一根根吃得快见了底，才终于开了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然而，奈保尔笔下的模仿者辛格却不是一味地模仿和复制，他的模仿最终指向背离。辛格通过回忆写作的方式对自己的成长、婚姻、从政和流亡经历进行了再现表达，显示出前殖民岛国的现实以及岛上居民“无家可归”的文化心理。辛格是后殖民时代典型的“文化漂泊者”，为了摆脱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他不断尝试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少年时期迷恋甚至无条件依附于西方文化，留学期间与白人女性桑德拉相恋并结婚，怀着改造伊莎贝拉的美好愿望与好友建立新的政党，选择隐居于心目中秩序的中心——伦敦。尽管他的尝试和努力以失败告终，但辛格在半生追寻中逐渐揭开了西方文化笼罩在殖民地人民心上的瑰丽幻影，意识到完全依附强势文化来重构文化身份这一方式是不可行的。从模仿到拒绝模仿、走向背离，辛格清除了身心的束缚，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他将以一个自由人的状态重新踏上追寻文化身份之路。

[参考文献]

[1]BHABHA H.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4:86.

[2]V·S·奈保尔.模仿者[M].蔡安洁，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6.

[3]YUYAN L.Metaphorizing migrancy:V.S.Naipaul′s fiction and diaspora poetics[M].Taiwan:Taiwan Normal University，2003:72.

[4]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M].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84.

[5]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