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是杂剧，在元杂剧中最常见的题材是公案戏、水浒戏、爱情剧以及社会剧等。元代是水浒戏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根据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订的《水浒研究资料》统计，现存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戏剧目约有34种，其中将近半数是有关李逵的故事。水浒戏目前所存全本共有10种，其中确认为元代的有6种：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1]。其中，《黑旋风双献功》《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大妇小妻还牢末》《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等四种均是以李逵为主角。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李逵戏在元代如此兴盛和流行呢？ 窃以为，李逵戏在元代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至少有如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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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剧中的李逵是根据人们期望塑造而成的打抱不平的英雄

元代是我国民族大一统的朝代，此朝代建立之后的疆域空前广大。元代的蒙古族尽管身为大一统中国的统治者，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自身的统治是充满忧虑的。因为他们深知被统治的这些民族尤其是前朝旧代的人们内心是“暗流涌动”的。很可能是由于其实质上对在区域内巩固统治的信心不足以及对其他民族的不信任，本着增强本民族威望和提升本民族地位的思想，元朝统治者将当时的国人分为蒙古族人、色目族人、汉人、南人等四大类。前朝旧代的汉人成了元代社会的下等民族。这不仅在国家制度中予以明确规定，在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如在组织上就有赤裸裸的制度规定。忽必烈为子孙后代固定下来的格局便是：“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例。”[2]各级政权均由蒙古本族人把持，汉人代为办事，色目人监督牵制，突出了鲜明的蒙古特色。同时，统治者还尽可能地限制汉人、南人尤其是其中文人的升迁发展之途。如元代建立后，自隋唐起便较为常态化的科举考试等有利于文化发展和教化工作的制度便常常被束之高阁，竟连续多年没有举行科举考试[3]。这让视科举为通仕唯一之途的元代广大文人只能仰天长叹！另据史载，整个有元一代在次数本就稀少的科举考试中，居然还有这样的民族歧视性规定：凡录取蒙古族和色目族的人数必占每次科举考试的50%以上；凡蒙古族、色目人参加科举考试，在策论一考中，只需答500字即可，而之于汉人和南人，则必须答出1000字以上[4]，否则视为不符合要求而进行改录。如此种种对于汉族等文人的不平等制度和不公正做法，使元代文人群体主要产生了这样两种心态：一种是如陶渊明隐居山中的归隐超脱派，一种是怨恨当朝而敢于以杂剧等文学样式来表达内心控诉的梦碎述怀派。因此，那些更适合于直率抒发自己爱恨情愁的文学样式就具有了更好的市场。正鉴此，具有唱、念、做、打等多式杂糅的综合性很强的杂剧艺术也就在前朝打下的基础上逐渐从配角上位成了主角。因为这种被人们称为“愤怒的艺术”的杂剧样式十分适合表达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此种文学样式中，作者常常将自己的身世遭际打拼入杂剧剧目内容之中，使其思想感情和压抑的情绪得到很好的倾吐和宣泄！因此，从总体而言，元代文人以杂剧作为抒发情感的主要方式，一方面是要表达自己对元代统治者的怨恨愤怒，另一方面亦想通过此举让统治者认识到文学教化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引起元代统治者对文人如唐宋王朝那般重视之效。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元代康进之、高文秀、李文蔚等杂剧作家，才能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创作出了能够充分宣泄广大文人内心自然真切感受、具有丰富意蕴的以李逵为主角的一系列杂剧作品。这正如王国维所云：“(元杂剧)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5]120-121孙繁信则说得更进一步：“作者是带着强烈的时代仇恨，强烈的社会意识，强烈的阶级同情心，以极大的愤怒假借前代的绿林英雄反抗贪官污吏和淫棍恶徒之事。来宣扬反抗强暴和惩治罪恶的思想……这是处在元代黑暗野蛮统治下的人们最迫切最需要的精神支柱。”[6]207窃以为这些评论均较为中肯。通读元代的水浒戏剧，我们可以发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呼唤英雄”是其共同的主题思想。而李逵则是体现这个主题思想最为鲜明最为生动的人物形象。他嫉恶如仇，对那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权豪恶势和抢夺妇女的地痞恶棍都视如杀亲仇人那般，总欲砍杀殆尽方肯罢休。如在具有代表性的水浒戏《梁山泊李逵负荆》中，李逵在无意中听到“宋江强抢民女”的消息后，敢于不问亲疏，大胆向宋江问罪。得知错怪了宋江之后，他即下山抓住冒充宋江和鲁智深的宋刚与鲁智恩，解救了被抢去的王林的女儿。在另一部杂剧《及时雨单责状 黑旋风双献功》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恶霸、恶人白衙内与郭念儿双双杀掉，为受到百般屈辱的孙孔目报了仇雪了恨。这个主题思想在元代有关李逵的戏曲当中最为鲜明、突出，也最为真切生动感人，因为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种现象正如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而具有类似感受的广大民众对于这种呐喊和呼声是最易引起共鸣的，亦正因此，其在元代就受到了广大受众的由衷喜爱和大力推崇。但是必须看到，在元代社会里，许多剧作家由于在政治上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在思想与言论上丧失自由，“似箭穿着雁口没个敢嗽”(《汉宫秋》)“若是轻咳嗽便有官司”(《谢天香》)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动辄得咎，轻者流放、杀身，重者灭族，因此，他们要想“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只能或从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神仙故事、笔记小说、变文、传奇话本中去寻找出路，或则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翻新宋杂剧、南戏和金院本中的旧剧，而不能直接地、明显地描写元代生活。即使是用了现实中的素材，也要让他穿上古人的服装来表演[7]。时代不幸曲家幸，曲记沧桑尤动人。这充满苦难的时代，对于元初的戏曲艺术家来说，是他们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极为不幸的时代，但同时亦是他们在艺术上极为成功的时代，《梁山泊李逵负荆》等水浒戏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得以产生的。

二、戏剧中的李逵是粗鲁莽撞却不失聪慧精细的形象丰满的人物

元代的李逵戏与《水浒传》中所塑造的李逵性格特征及形象等有极大的不同。水浒戏中的李逵性格特征是较为丰满和更令人喜爱的。他不仅一贯具有替天行道、见义勇为、为正义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有时还具有心思缜密、机智灵活的一面。而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性格特征则几乎剔去除了粗鲁莽撞以外的其他方面性格特征。这当然是作者为了使《水浒传》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而做出的特定设计。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被塑造成一位“斗大字不识一个、粗暴无礼、天不怕地不怕、只服公道正义、只懂得挥斧吹杀”的莽撞汉子。因为这样，就使李逵的性格特征易于与《水浒传》中其他各位英雄区分开来，达到“各有其声口，各有其面目”的理想效果。而对于水浒戏中的李逵的形象塑造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考虑。由于元杂剧是要刻画出一位老百姓所喜爱的不一般的近乎全才的作为主角的英雄人物形象，因此，戏剧中李逵的性格特征就自然而然地被戏剧创作者们不断丰富和美化了：他不仅勇于行侠仗义，还善于行侠仗义；既粗鲁莽撞，又不失聪明机智和精细干练，可谓是较为理想化了的多才多彩英雄。

综上所述,在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临床护理中综合使用循证护理和预见性护理措施,在预防各种问题的同时提高解决问题的效果,提高患者身体康复速度。护理人员要及时解答患者的疑问,并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缓解患者不良心理情绪,指导患者按时休息,确保充足的睡眠,叮嘱患者定期来医院复诊。

关于李逵粗鲁而不失精细的一面，在李逵戏中多有体现。如在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中，李逵在得知错怪了宋江和鲁智深强抢民女之后，为了求得原谅，便心生一计，效仿起古代廉颇负荆请罪的做法，最终得到了众人的帮劝与宋江的饶恕。又如在杂剧《及时雨单责状 黑旋风双献功》中，他为了要救出孙孔目，竟然装成傻子顺利进入牢里，并通过一而再、再而三适时而为的装傻，让监狱看管人员放心地吃掉了他带进去的掺杂有蒙汗药的饭菜，随即在监狱看管人员被蒙翻后，而得以顺利地将孙孔目营救出来。如此种种，无不表明了他的精细与聪慧。这与《水浒传》中那个动不动就想抡起斧头砍人的李逵形象大相径庭。戏剧中如此智勇双全、形象丰满的李逵无疑也是元杂剧中的李逵深受读者喜爱之重要原因。

三、戏剧中的李逵是一位颇接地气和雅俗共赏的人物

李逵之所以讨人喜爱，还在于他是一个与普通百姓几无分别的人物。他不像那些只要略微得势便高高在上、俯视百姓之人，而是始终将自己完全地放置于百姓队伍的行列中。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广大百姓的悲欢离合，喜其所喜，恨其所恨。如在戏剧《李逵负荆》中，他与店主王林称兄道弟，无话不谈，恰真如亲兄弟那般，正如戏剧中所云“咱两个尊前话语投”。在所有关于李逵的戏剧当中，人们不难看到，李逵尽管性格粗暴，但心地善良，与人坦诚相处，平等相待，没有任何百姓憎恨的其他不良品质。具有这样性格特征的人物，正是元代社会所十分缺乏，而老百姓则十分喜爱的类型。

同时，戏剧中的李逵并非斗大字不识一个，而是一位具有风骚情怀的侠义式文武双全之人。如其在《及时雨单责状 黑旋风双献功》中就有这样的诗意独白：“春光明晔，路行人拂袖扑蝴蝶。你觑那往来不断，车马相接。墙角畔滴溜溜草稕儿挑，茅檐外疏刺刺布帘儿斜。可知道你做营运的家家业，大古里人烟热闹，买卖稠叠。”又如在《梁山泊李逵负荆》中，其独白云：“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即便是在怒火中烧时他也还能不失诗意话语。如在戏剧《李逵负荆》中，他铁定是宋江强抢了民女而愤怒不已之时，其面对宋江还有这样讽刺性的唱词：“唉，你个刎颈的知交庆喜！则你那压寨的夫人在哪里？打干净球儿不道的走了你！强赌当硬支持，要见个到底。”唱词实在是深浅合度，令广大听(观)众易于接受。总之，戏剧中的李逵，不论是其性格特征，还是其唱词和说词，实可谓雅俗共赏，众人喜爱，这就让李逵不仅赢得了元代广大老百姓的喜好，还赢得了元代广大书会才人以及落魄文人的偏爱。

[6]孙繁信.略论高文秀的英雄杂剧[C]//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组委会.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再如《李逵负荆》中之【正末云】有句道：“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只手揪住衣领!一只手(扌+昝)住腰带!滴留扑摔个一字!阔脚板踏住胸脯!举起我那板斧来!觑着脖子上!可叉！”而后【唱】云：“便跳出你那七代先灵。也将我来劝不得。”以上句子中的“阔脚板踏住胸脯！举起我那板斧来！觑着脖子上！可叉！”“便跳出你那七代先灵。”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李逵戏中可谓俯拾即是，它们都体现着英雄壮举式的绘声绘色的诙谐幽默，能够给人们带来特定的安慰式的愉悦，亦同时给广大听(观)众与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四、戏剧中的李逵是具有幽默诙谐特质能够给人带来特定欢乐之人

如前所述，由于大多数士人郁郁不得志，因此他们的生活常常缺乏欢笑之源。而通过娱乐追寻欢笑就成了他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正如学者所云：“元之变，则是对汉以来的整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在剧烈的冲击与碰撞中，汉族士人由昔日的中心民族变为边缘群体，一种空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因此, 他们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抒胸臆地表达愤懑与悲痛之情外，也在寻找并建构一个超越现实的第二世界，这就是喜剧的世界。”[8]因为喜剧所表现的是“主人公生活平衡的破坏与恢复，是他生活的冲突，是他凭借机智、幸运、个人力量甚至幽默、讽刺或对不幸所采取的富有哲理的态度取得的胜利。……其直接的生命感都是喜剧的主要感情，都从节奏上支配着它的结构统一，即它的有机形式。”[9]383-384“元代文学所特有的审美风格，为元代喜剧的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之具有了更为强烈与丰富的感性生命的生动性。无论是张生、莺莺、红娘，还是赵盼儿、谭记儿，或是李逵、张飞，都以前所未有的生气贯注的姿态，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令人心动神摇。”[8]而李逵的性格特征也正好在这方面体现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这同样是他赢得广大听(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元代社会等级森严，士人受到压制，导致人们大多生活在压抑与痛苦状态之中。如此情状，势必让人们呼唤能够带来快乐的人物。而李逵尽管有着粗鲁莽撞的一面，但又有着机智幽默能够不时地令人露出会心笑容的一面。这一面，使得李逵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可爱。

从理论上说，如果面相与心地形成极大的反差，往往可以给人以强烈深刻的印象。如“美女蛇”“西门庆”“潘金莲”等形象就会令人读(观)后难忘，并常常成了人们口头中的代名词。李逵亦如此。他的面相虽然凶神恶煞般，令人一见惊心，但其具有的一副菩萨心肠和为天下百姓伸张正义的义胆忠肝却无不令人感动。这恰如《巴黎圣母院》中的丑角加西摩多那样，尽管奇丑无比，但是却心地善良，最后为了保护自己心中的“女神”而失去了性命，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李逵的形象正好与加西摩多的形象相类似，只不过他的“美女”是“普天下受苦受难的广大老百姓”而已。因此，他同样给广大观众和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简而言之，正是因为外形的奇怪独特以及心地与外形形成的极大反差促使人们产生了独特的记忆效果而一睹难忘。对于这样的人物，广大群众常常易于谈论不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李逵的魅力，使得元代李逵戏的演出长盛不衰，让其平凡而伟大的独特丰满的形象结结实实地活在了世世代代广大听(观)众与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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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戏剧中的李逵身上还寄寓着下层百姓对自由自在幸福生活的向往

[2]宋濂.元史·世祖本纪[Z].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由上可知，元代妇女确实遭受到了极大的痛苦。而男性中大多数的汉人、南人的生活遭遇也比妇女好不了多少，受尽冷眼与欺凌亦属家常便饭。因此，对于平等和自由自在生活的追求并通过委婉含蓄的方式进行表达则成了元代广大下层民众的共同思想倾向。李逵戏中有不少语词则正好迎合和体现了他们的这种思想。在《及时雨单责状 黑旋风双献功》中便有不少这样的说词与唱词，如：“你看时遇春天。是好景致也呵！”“柳絮堪扯，似飞花引惹，纷纷谢。莺燕调舌，此景宜游冶。”又如《李逵负荆》中有词云“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啖阿啖阿！啖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这些语词表面上是写李逵对美景的喜爱和体现他性格上天真可爱的一面，其实其中暗含的深意是通过李逵的独白和吟唱表达了人们对自由自在美好生活的歌颂、向往和追求。可以说，李逵在戏剧中成了当时广大受苦受难百姓的“灵魂代言人”。

对于李逵的此类思想，有专著在以白话文来翻译《李逵负荆》原著的时候，当写完李逵意识到自己打赌很可能输了将会被斩首之后，特意加了这样的一段心理活动描写：“可是，李逵今天真的不想死。他多么留恋山寨上那些意气相投、情同手足的兄弟好汉，多么留恋那种痛痛快快打官府、劫富豪、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起义生活。”[12]25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诠释是科学合理的，因为李逵是最重兄弟情谊、最希望扫尽官场黑暗、最渴望人人平等和自由自在生活之人。可以说，李逵这些或隐或显的思想和情绪与元代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层百姓的思想和情绪不谋而合，所以极易于引起共鸣而深爱之。

六、面目与内心形成的强烈反差让李逵形象镌刻于读者心中，并被乐聊不疲

元杂剧李逵戏中语言的诙谐幽默实可谓其身上颇为引人注目之处，如在《及时雨单责状 黑旋风双献功》中之【哨篇】有云：“可便道恭敬不如从命，今日里奉着哥哥令。若有人将哥哥厮欺负，我和他两白日便见那簸箕星。则我这两条臂拦关扶碑，则我这两只手可敢便直钓缺丁。理会的山儿性，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其中的句子如“我和他两白日便见那簸箕星”“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等既能体现李逵的血性仗义，又可见其粗鲁而不失幽默风趣的一面，实可谓侠义式的幽默。又如其【赚煞尾】云：“我也不用一条枪，也不用三尺铁，则俺这壮士怒目前见血。东岳庙磕塔的相逢无话说，把那厮滴溜扑马上活挟。他若是与时节，万事无些；不与阿，山儿待放会劣(忄+敞)。恼起我这草坡前倒拖牛的性格，强逞我这些敌官军勇烈，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生撅做两三截！”其中的“草坡前倒拖牛的性格”“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生撅做两三截！”等等词句可谓是愤怒式的幽默，令受到不幸遭遇之人仿佛感受到了有人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般的惬意和舒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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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在元代社会，大多数人生活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中，显得无奈与痛苦，感到极大的压抑与束缚，自由幸福与他们无缘。而不得不说是妇女首当其冲。由于受到元代婚姻制度的影响，入元的前朝旧代妇女痛苦不堪。“由于元代刑法有‘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丈夫迫妻妾卖淫‘为之无忌’，乃至发展成各种‘生意经’：在街市之间设肆卖酒, 纵妻求淫, 暗为娼妓明取钞物，名曰‘嫁汉’；又有良家私置其夫与之对饮良同寝处，略无主客内外之别，名曰‘把手合’；又有典卖良妇，养为义女，三四群聚，扇诱客官，日饮夜宿自异娼户，名曰‘坐子人家’。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更有惨绝人寰的迫妻赚钱者：杭州路钱万二将妻狄四娘用拳强行打勒，沿身刁刺青绣，于背上两腿刁刺龙鬼,租与莫一史在街上露体呈绣迎社以赚钱，致使该妇终身废弃”[10]。难怪有识之士要慨叹“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11]了。

[3]余来明.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2)：107-113.

几十年来，右心前导联高而宽的R波被认为是后壁心肌梗死的征象。但MRI-MDE与心电图相互关系的新证据表明，在排除右心室肥大、完全性右束支阻滞或预激综合征等影响QRS波形态的因素后，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发展过程中，V1导联出现高R波提示侧壁心肌梗死，并且梗死面积通常更大、透壁程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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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探索心智的秘密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和观念，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典计算主义得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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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念头未及转完，便发现自己错了。师父那原本跪坐着的身体，忽地向后倾倒，胸腹几乎和身下的天葬台面平行，竟于电光石火间，躲过了那些蛛丝。他的身体裹在黑色羽袍内，宽宽扁扁，就像一块木板，直落直起间，丝毫看不出肌肉关节的柔韧性。

[11]徐适端.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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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于文革后期入学，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严重匮乏，不仅学校提供的学习环境艰苦，就连老师的授课内容都和文化教育无关，而相对多的是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