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笔记》为广西作协副主席、河池市文联主席、著名瑶族作家红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他在继《述职报告》之后，成功推出的又一部扎根大地的现实主义力作。《驻村笔记》以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工作为题材，客观地反映出当前边远山区农民的贫困生活情况和生存状态，真实地反映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复杂情况和进程，注重探讨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关注民情，关注民生，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同时，十分讲究叙事策略，注重人物形象刻画，渲染环境氛围，语言幽默风趣，机智地将政治性与文学性有机融合，表现出作家善于捕捉时代题材的敏锐目光和把握重大主题的艺术胸襟，表现出作家出色的政治勇气和文学智慧，体现出红日小说创作十分鲜明而成熟的艺术风格。

一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扶贫攻坚工程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而针对一个时期内仍然存在的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突出问题，扶贫攻坚工程因此由粗放扶贫进入到精准扶贫阶段。要做到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精准扶贫，其情况之复杂，工作量之繁重，困难程度之大，任务之艰巨，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发生在中国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扶贫攻坚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性重大题材。然而，要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这一重大事件则并非易事，创作者需要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红日的《驻村笔记》紧紧地把握时代脉搏，以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工程作为题材，贴近生活，扎根大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对故事的巧妙叙述，客观地展现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忠实地记录了精准扶贫之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复杂过程，生动地再现精准扶贫工作如火如荼的场景，形象地阐述精准扶贫的丰富含义，热情地书写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弘扬令人热血沸腾的“中国精神”。《驻村笔记》是一部立意深刻而格调明朗的高唱主旋律的优秀作品。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贫困农民的贫困状态和对脱贫致富的渴望令人刻骨铭心，农村基层干部的决心意志与努力奋发令人深受感动，扶贫工作队员们的艰辛工作和呕心沥血令人敬佩。《驻村笔记》大胆地从正面书写时代的重大题材，以小说艺术形式形象地书写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及时性，极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地表现出作家善于捕捉重大题材的敏锐目光和有效把握重大主题的艺术胸襟，表现出作家所具有的出色的政治勇气、文学智慧和艺术功力，实在难能可贵。

随着社会与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知识多学科交叉，学科界限不明显等特点，如何培养出知识丰富、技能全面、开拓进取、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型创新人才，是新时期各高校研究生教育关注的焦点。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以Seminar教学模式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促进其由“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面向中医、中药专业研究生，通过中医药相关专业学术问题的专题报告，使他们尽早熟悉科学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科研能力，强调在大量检索与阅读文献资料、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观点，从而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

《驻村笔记》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一方面，红日以细致的笔触客观冷静地展现精准扶贫的工作进程，饱含深情地刻画奋发进取的主流人物形象，满怀激情地讴歌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又敢于直面现实，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复杂问题与尖锐矛盾，包括直面边远山区农民的极端贫困状态，直面现实中的重重困难和尖锐矛盾，正视工作中的波折与某些失误，大胆地揭示晦暗的人心，剖析复杂的人性，无情地揶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惰性与疲软，鞭挞虚伪与作假，批判腐败与堕落等社会现象。然而，《驻村笔记》又并不刻意去渲染生活中的阴暗面，而是将讴歌真善美与展现假丑恶结合起来，真实地呈现出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相互交集和强烈冲突的复杂的社会真实状况。正因如此，《驻村笔记》体现出积极的“入世”情怀，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驻村笔记》之所以能够如此客观而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富有时代气息，颇接地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红日对创作素材的大量掌握，得益于作家拥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深入的思考，得益于作家严肃的文学创作态度。

这是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刚进入红山村时的一段描写，不仅真实地描绘出红山村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也写出了工作队员们进入特定的工作地点的心理感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他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2]可以说，《驻村笔记》正是在习近平主席的这一感召下诞生的作品。身为文联领导干部，作为体制内的小说家，红日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事文学创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响应习近平主席的伟大号召。红日在谈《驻村笔记》的创作体会时说到：“我更注重对正能量和主旋律的书写，这种书写并不浮夸，而是真实的和具体的。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也是我自身的信念。”[1]由此可见，《驻村笔记》是一部应声时代呼唤的作品，是一部激情与心血凝聚的作品，是一部扎根土地和回报人民的优秀作品。

《驻村笔记》形象地刻画了县、乡、村中的各色人物谱系，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描写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描绘人物的情态表现，剖析人物的复杂内心，揭示人物的思想品性，赞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张扬善良与正气，弘扬民族精神。让读者从中既看到现实的复杂与无奈，又看到人性的本真与光辉。

二

在文学家族中，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讲故事，并且是以经验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的艺术表达，通过对故事的叙述和对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所要表达的主题。《驻村笔记》时代性主题的表现，正是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巧妙叙述来达到的。这部小说以非虚构化的笔法，在当今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下，通过个案故事的生动叙述，再现出精准扶贫的工作过程和工作场景，呈现出清晰的社会生活镜像，从而完成对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状况和精准扶贫工作进程的现实主义书写。

扶贫，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是精准扶贫的精要所在，也正是《驻村笔记》故事情节展开的一条主要线索。小说以此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由某市文联主席毛志平为首的扶贫攻坚小分队，按照上级的部署，进驻到河城县天马乡红山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经过一番周折，认真了解摸底，真正认准扶贫对象，然后，千方百计找资金和跑项目，在争取得到各方面的大力协助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架设了一座铁索桥、修通全村通屯水泥公路、改造了全村电网、建成全村集中供水工程，成立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引进食品加工公司，形成脱贫致富产业。并加强村干部后备人才培养，充实村两委领导班子。工作队员们坚持以群众为中心的方向，与乡村基层干部同心同德，将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如期完成各阶段的任务，在此过程中与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赢得群众的充分信任和真心拥戴。

为了促进节能减排，满足《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简称双积分)文件的政策要求，很多车厂陆续推出了非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本文选择2018款广汽丰田凯美瑞、2016款广汽本田雅阁、2017款上汽通用君威等三款售价相近且有代表性的中级轿车，对其安装的非插电式混合动系统用发动机、高压电池、电控变速器以及工作模式等进行详细的技术比较。

从整体上看，《驻村笔记》所要讲述的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故事讲述采用按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进行顺叙也貌似平常，然而，红日不愧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驻村笔记》叙事讲究策略与技巧，故事演绎引人入胜，趣味盎然。

再后来的我，半夜躺在床上闹着胃病，就算心里想着那些年的炸串儿想得直流口水，也不能冲动起身披上衣服揣上钥匙出门去好好吃上一顿，因为胃老了，受不了折腾了。

就叙事视角而言，《驻村笔记》采用的是一种“内聚焦叙事”方法。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认为，作为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即叙述视角(叙述聚焦)，包括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三种形态，而此三种形态各有千秋。其中，在内视角(内聚焦叙事)形态中，叙述者=人物，叙述者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其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叙述者进入故事和场景，一身二任，或讲述亲历或转叙所见所闻，其话语的可信性、亲切性自然强于全知视角叙事。《驻村笔记》采用的正是这种“内聚焦叙事”之法，即采用小说中的主人公视角，很自然的第一人称叙述，笔记的主人亦即叙述者，即小说中的“我”——某市文联主席、扶贫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毛志平的工作笔记，亦即毛志平的自叙，人物叙述自己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小说正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和所为所思，在展现出一幅幅精准扶贫工作画面的同时，也呈现出“我”的思想变化轨迹，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故事的叙述。

在《驻村笔记》的叙事中，在“两入户”“两评议”“两审核”“两公示”“一公告”“双认定”等一系列的精准扶贫阶段性进程里，涉及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勾连出种种关系与矛盾，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在此过程中，似乎每一阶段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比如，工作队进村第二天就发生群众突然来访的场面，暴露出种种问题；蒋主任强行责令拆除天桥，引发了人命事故；覃文科因越南老婆被警察遣送，一怒之下袭击工作队队员；村委班子发生变故，上达屯突然发生火灾；在“双认定”的关键阶段，被帮扶的农户们却拒绝在验收表格上签字等等，事件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故事情节也就因此丰富多姿，小说内容因此丰满而厚重起来。这期间所涉及的政策、措施，背景、人物、矛盾，以及存在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难度等等，得以展开铺陈，浓郁的氛围渲染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不自觉地被引入那种特定的紧张氛围之中，让读者仿佛面对乡村的人情百态，深受触动与感染。

另外，《驻村笔记》的叙事推进和时空结构腾挪，还体现于小说将精准扶贫工作进程与上级督查组的检查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自然是随着扶贫工作进程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另一方面则是因事件突发或被人“打小报告”所致，小说的情节发展亦因此而顿起波澜，柳暗花明。在《驻村笔记》的创作中，作为传统小说叙事的节外生枝之技法，同样被红日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收到了使故事情节跌宕多姿的良好效果。

从总体上看，《驻村笔记》采用的虽然是很平常的顺叙，然而却是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并不显得单调枯燥，其叙述紧凑，节奏稳健，情节张弛有度，波澜起伏，结尾又出人意料之外，叙事语言格调似乎不动声色，而叙事口吻又时带幽默诙谐味道，小说的结构体现出作家的巧妙剪裁与精心布局，显示出作家很强的叙事才能和叙事手段，显示出令人深受感染和为之折服的艺术魅力。

三

纵观红日此前的小说创作，向来以塑造县、市和乡镇级别的基层干部形象和刻画复杂人性为人称道。如《钓鱼》中的副县长麦小丽和县志办主任姜静波，《门里有门》中的报社老总俞平夫，《被叫错名字的人》中的县政府助理调研员李乃高，《有种的站出来》中的下乡挂职书记电视台台长杜白，《欢迎光临》中被戏称为“李莲英”和“小顺子”的接待办主任陆干，《说事》中的一县之长钱平，《报废》和《报销》中的文联李主席和章主席，长篇小说《述职报告》中的“空挡期”干部玖和平等等，或揭露批判，或揶揄讥讽，或理解同情，这些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读《驻村笔记》，我们不难看出，红日塑造人物形象的经验积累和艺术技巧在此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在创作中精心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出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各色人物群象。其中，尤以“毛一”和“老跛”的形象塑造最使读者难以忘怀。

这一段关于工作队到贫困户胡彩旗家看到的情景描写，很形象地描绘出乡民生活取水的方法，呈现出红山村极端缺水的生存状况，还反映出“超生户”对工作队的警惕心理和躲避行为。

另外，其他扶贫工作队队员——70后省报女记者冰儿充满理想，正直无畏，嫉恶如仇；80后博士研究生国令热爱生活，精力充沛，敢于担当；仅为事业编制而尚未成为公务员的80后乡府干部阿扬和阿才活波开朗，对工作充满激情；知名编剧老黄和著名画家老章狂放不羁而秉性耿直，思维敏捷，驾轻就熟，热心为群众服务，推进乡村新文化建设。这一群原先不同岗位不同职位的人由于扶贫这一历史使命，凝聚到一起，奋斗在一起，“五加二”“白加黑”地拼命工作，努力改写红山村的历史。这群不负使命的扶贫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内心认可。对于这些人物的形象刻画，同样是作家对于精准扶贫应该由“谁来扶”这一问题的形象而肯定的回答。

“老跛”韦鸣炮是《驻村笔记》中着意刻画的又一个主要人物形象。“老跛”是红山村村党支书兼村委主任，人到中年，瘦高个儿，脊背有些弯，腿上有疾，走路一瘸一瘸。他的妻子冬梅是个残疾人，家庭生活困难，之前迫于生计当过道公，一直是在为村民服务与家庭谋生二者中挣扎。工作队进驻红山村后，老跛全力协助开展工作，不再去做法事，断了一路经济收入，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当村干部每月一千块钱的工资。但在评议阶段，他却主动请求“一票否决”，退出贫困户识别。老跛投身于改变家乡面貌和群众命运的奋斗之中，工作起来简直就是玩命，以至身患重病住院，但他人在医院，心在村里，一直牵挂村里的事情。为修筑红山村通屯公路，老跛耗费心思和心血，为了争取项目，他甚至不惜违法违纪，从生态林补偿经费中开支给县里相关干部送礼，同时又一笔笔记账想以此为要挟，以便获得项目和建设资金。他刚正不阿，不是那种被上级领导呵斥两句就腿软的人，敢于抵触上级某些干部的恶劣行径。作为村干部，他的良苦用心与狡黠实属无奈，其所作所为令人理解与同情，令人感慨与深省。“老跛”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乡村基层干部的真实的艺术典型。

第二，如何防范水权交易损害水源地居民的权益？从我国现有的水权交易实践来看，水权交易不但无法对既有的用水者予以补偿，反而可能会损害水源地用水户的权益。譬如，在东阳义乌案例中，东阳市政府和义乌市政府的水权交易遭到水源地用水者—东阳市横锦水库灌区的农民—的强烈反对。理论上，用水者是水权交易市场的支持者而非反对者，因为交易有利可图。那么横锦水库灌区的农民作为用水者为何极力抵制且反对呢？因为，横锦水库灌区的农民认为，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侵犯了他们的实际利益。

此外，在乡村群众中，退休多年的老干部老伍，本来应当在市里安度晚年，但却自愿回到家乡为父老乡亲做实事，发挥自己的余热，“老党”韦盛辉虽然早已退位，但仍然关注村里的事情，这两位老人德高望重，正直坦率，在村民中颇有威望，具有超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他们挺身而出，不辞辛劳，出谋划策，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村小学校长覃剑同样关心村上的事情，在积极办学的同时也参与扶贫工作；青年农民诗人阿谋热爱家乡，为人本分，行事谨慎，对村里的公共事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复退军人覃文科、覃理科和青年覃综合，年轻健壮，有文化有想法，深明大义，敢于担当，在救灾和通屯公路建设中脱颖而出，成为红山村的新生骨干力量。老跛和这一系列乡村人物，是为红山村先进力量的代表，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朴实的品质与正直的人格，看到了中国乡村发展的希望与未来。

在《驻村笔记》中，在热情地塑造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的同时，红日也有意地刻画了一些负面的人物形象。如官本位十足的县委办蒋主任，无知霸道，主观武断，态度粗暴，颐指气使，小说通过他对天桥事件的错误处理，将其思想性格揭示得入木三分，将其为人刻画得惟妙惟肖。再如村委副主任吴海龙，白天当村干部晚上做道公，在精准扶贫的关头居然请霸王假到临县做道场，还包庇杀人嫌疑犯弟弟，利用道长坠桥事件添堵、作梗，反对自筹经费修路，拉拢另外两个村委副主任胡宗强和黄春龙甩担子提出辞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此外，扶贫办主任刘峰私下收礼，但却像他推麦克风一样习惯性地推诿自己分内的工作责任；乡书记杏福惯耍滑头，喜好打小算盘，只关心项目而不关心服务……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一方面与主流人物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出客观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人性。

事实上，《驻村笔记》发表以后，即在扶贫工作干部和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灵共鸣与反响，加深了人们对扶贫攻坚工作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激发人们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奋发努力的工作热情。《驻村笔记》对于人们了解当下中国乡村甚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识和体会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认识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的精准扶贫工程的深远意义，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这部小说充分地发挥了文学的认识与审美功能，充分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鼓舞作用。

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需要语言知识、言语技能、文化知识、情感因素、交际策略等要素的同时参与，共同作用。S.D.Kshen曾经说过：“掌握语言大多是在交际活动中使用语言的结果，而不是单纯训练语言技能和学习语言知识的结果。”目前英语学习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是在缺乏目的语氛围，缺乏目的语使用场合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教师应突破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营造和谐、快乐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英语。为此笔者经常采用情景教学法教学，为学生营造生动的语言应用的环境。

各个地区的防疫部门应积极做好疫病的监控工作，一旦出现疫情，应在第一时间内上报兽医单位，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控。同时，还可以在饲料中添加一些抗生素，在预防疫病的同时，避免出现继发感染的现象。当牧区发生疫病时，要及时进行封锁隔离，一旦确认感染小反刍兽疫病毒，就要进行扑杀、无害化处理。此外，要及时做好消毒工作，尤其是圈舍，利用乙醇等进行全面消毒处理[4]。

四

《驻村笔记》的故事叙述、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表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红日善于出色地营造浓郁的情景氛围，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描写，包括对地域民族风俗的描绘，也包括其富有个性的叙事语言的刻意渲染。

彭红松等认为效率是以最少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1]这反映了效率管理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效率的基本内涵出发，这里概括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基本管理思想：在管理过程中，若在创新产出既定的情况下，创新要素的投入期望实现最低程度；若在创新要素的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创新产出期望实现最高水平。方大春等认为创新效率主要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创新产出只有把产品销售收入或者专利数作为衡量创新投入的指标结合起来考虑才够全面。[2]

《驻村笔记》中对于红山村的自然环境描写着笔并不很多，但一些相关的描写文字表达却相当准确，寥寥几笔，便让人如临其境。以下不妨摘录几段：

“我们闻到具体的味道，树木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谷物的味道和牛粪羊粪猪粪的味道。这是一种召唤的味道，浓郁而执着。对面是一座山，崖壁仿佛涂了油漆，猩红一片，像依依不舍的晚霞。晚霞也是有味道的，炊烟的味道。”

《驻村笔记》中所叙述到的很多事件包括细节，实际上都来自现实生活，是精准扶贫进程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故而小说的叙事真实，对于身处于其中的人们自然会感同身受，对于非身处其中而关心精准扶贫的人们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不仅获得真实感，而且引发心灵的震撼。《驻村笔记》采用的是笔记体形式，这种文本形式本身就彰显了叙事的真实性，有利于造成和增强读者的真实感受。同时，笔记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记事，但也包含记事者的思想变化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并富于哲理性的思考，这也易于使读者从中受到感染和获得启迪。

据作家本人回忆，从2015年起，红日就深入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寺门村，先后担任“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队员和贫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亲身参与和见证了精准脱贫攻坚工作的各个环节。在认真履行职责的同时，红日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此外，他还多次到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进行调研，采访乡干村干，与驻村第一书记座谈，并将所见所闻加以详细记录，他所积累的素材多达47万字。《驻村笔记》的创作，前后修改6次，反复锤炼，最后成稿15万字。红日说：“这15万字是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的‘回忆录’。每个扶贫工作队员都可能从小说中读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帮扶干部都可能从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影子。”[1]因此，可以说《驻村笔记》堪称为一部关于“2015—2016”精准扶贫的真实“档案”。

1.3.3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瑞典科学家Hakanson[10]提出的生态危害指数法是目前最为流行的一种对土壤或沉积物中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评价的方法。该法将重金属的生态效应、环境效应与毒理学联系在一起，不仅反映了某一特定环境中各种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及多种污染物的综合效应，而且用定量的方法划分出了潜在生态风险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一根铁线从后山的悬崖上延伸下来，在一口石缸的上方吊着一个漏斗，从铁线上流下来的山泉水通过漏斗滴下来(这种取水办法叫做“铁线引水”法)，石缸里盛满了清澈的山泉水。……石缸旁边还有一口人工制成的水泥缸，缸上盖了两块边沿锯成了弧形的木板。我顺手挪开一块木板，忽见一女子蜷曲身子蹲在里面，尽管已有了预感，我还是吓了一大跳。”

毛志平是《驻村笔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在所有的扶贫工作队长和驻村第一书记中，毛志平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级别最高。他阅历丰富，既有农村基层工作经历，又有机关工作经验，既熟悉官场规则和交际常识，又掌握乡村基层工作方法。他胸怀坦荡，富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担当，奉行真心服务群众的扶贫理念，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和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一方面，他严格地遵循各种政策和规定要求，完成所有的“规定动作”。另一方面，他又能够正视现实，实事求是，有时还另辟蹊径求取实际效果。毛志平注重调查了解情况，善于发现存在的问题，敢于抵触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敢于批评那种“应付式”的工作思维和方法，敢于与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他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利因素，处理各种存在的问题和突发矛盾，不断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进程。作为来自“清水衙门”的市文联主席，毛志平手中没有可支配的资金来支持扶贫工作，他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四处找资金、跑项目，甚至要拿出自己的创作经费进行扶贫。他善于团结工作队员，亲切地对待村委干部和群众，对基层干部宽容，充分理解和尊重，与村干部关系融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村民改变原先对干部官本位的看法和反感态度，终于赢得村民的由衷信服、敬佩和依恋。令人感慨的是，与繁重的工作随时相伴的还有毛志平的困惑与烦恼，年迈父亲的生活安排，领导的误解与批评，工作上的巨大压力，矛盾的冲突与纠葛，同样是严峻的考验，甚至令他如履薄冰。毛志平是一位真正有所作为的群众需要和欢迎的扶贫干部，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和温暖的人性光辉。毛志平是作家满怀真情塑造出来的富于理想化色彩的新人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渗透着红日本人的亲生经历和深刻体验，体现出作家明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作家对于精准扶贫应该由“谁来扶”这一问题的形象而肯定的回答。

“来到一处悬崖边上，老跛停下来说，我们需要从这里通过一座天桥，到达对面的山崖……斜对面的一处悬崖近在咫尺，悬崖下面是望不见底的绝壁深涧。悬崖之间长出的杂草，给风一吹就会勾在一起。老跛扶起一簇弯垂下来的杂草，我看到十来根大小不一的木头铆在一起，高低不平地架到对面的悬崖。我数了一下，天桥一共由十一根木头组成。我指着那些木头问老跛，这就是天桥吗？老跛说没错，附近九个村民小组的群众，每次出山就从这天桥经过。”

这段文字简要地描写了“天桥”的极其险要和重要作用，描绘出红山村九个村民小组居住环境的险恶地势，反映出架桥修路是此地扶贫工作的一大重点，也为后来发生的“天桥事件”埋下了伏笔。

《驻村笔记》中这些关于环境描写的文字绝非闲笔，而是对小说故事中精准扶贫对象生存状况的准确呈现，是对故事情节发展的空间背景和环境氛围的有意渲染，是出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需要而为之的重要一环。

由于《驻村笔记》采用的是主人公视角，让人物叙述自己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也便于揭示主人公的深层心理，使主人公形象丰满，而对于其他人物的刻画，则从外部进行描写，运用有效的艺术手段接触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故而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各种人物形象，从而体现出作家对社会现象和人生意义的深刻的文化领悟和很强的艺术表现功力。

《驻村笔记》营造情景、氛围的又一方面是对桂西北山区风情习俗的生动描绘。小说对红山村一带山民的饮食习俗、居住习俗、分家立户习俗、独有的“丰收节”活动情景、中元“鬼节”习俗、办丧事做道场踩“莲花灯”和 抛“猪耳朵”的习俗等进行了描绘，在获取故事情节背景、氛围渲染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突出了小说的桂西北山区地域民族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驻村笔记》中有着为数不少的关于精准扶贫的政策要点、工作步骤和要求，各种表格名称及填写栏目等方面的文字摘录，以及电话、微信的摘录等等，这些本来非文学性的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却被作家适时而比较巧妙地加以安排，成为小说故事演绎和情节推进的又一种氛围渲染的有效手段，成为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小说结构因此富于变化。

《驻村笔记》的氛围渲染和叙事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红日颇具个性特色的语言运用。《驻村笔记》的叙述语言亦庄亦谐，发人深省，同时，还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或包含桂西北百姓的方言口语成分，或直接引用民间谚语，或改造性地运用当下基层干部间的流行话语，在叙事过程中又不失时机地将民间流传的一些段子和笑话自然地融入人物的对话之中，语义双关，恰到妙处，以此饶有趣味地推动故事叙述，其间多用调侃戏仿，揶揄反讽，形成一定的艺术张力，在得以有效控制的节奏中流畅地推进叙事，收到了十分特殊的艺术审美效果。

熟悉红日小说创作的读者不难看出，《驻村笔记》的某些情节设计，如架桥修路工程，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刻画，如对文联主席毛志平和老跛的形象塑造，都得益于其中篇小说“文联三部曲”(《报废》《报销》《报道》)的创作积累，只是情节构思更加巧妙，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驻村笔记》的写作沿袭了红日小说创作“鲜明的社会时代特征、富有深度与力度的现实批判精神、厚重的地域民族文化内涵、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机灵智慧的叙事策略有机结合”[3]的个人化叙事的一贯风格，而且显得更加鲜明，更为成熟。

当然，不必讳言，或许由于创作时间的局限，《驻村笔记》不尽人意之处大约在于这部小说对于农村生活场景的描绘还不够细致，前后相比，小说后半部分叙事节奏似乎略欠舒展。然而，瑕不掩瑜，《驻村笔记》不愧为一部引人入胜而震撼人心的好作品，是近年来文学新桂军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一项重大收获。作为首部从正面反映精准扶贫工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驻村笔记》应如上个世纪50年代广西著名作家陆地先生反映农村巨大变革的优秀长篇《美丽的南方》那样，当在文学史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与影响。

参考文献：

[1]当代广西网.杜宁:红日长篇小说《驻村笔记》读者见面会举行[EB/OL]. (2017-08-21)[2018-1-10]. http://www.ddgx.cn/html/2017/0821/18060.html.

[2]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蒋大伟发疯地开着车子，越过一辆辆同行的车辆。车内，郑馨忍不住地：你别那么快！我可不想死在车里头！蒋大伟像根本没听见，车子照样在道路上飞奔。车子开到一条直行的公路上，蒋大伟又加快了速度。郑馨在车里被颠得跳了起来，她像在喊着什么，蒋大伟却听而不闻。突然，车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蒋大伟习惯地拿起手机，手机里传来蒋母的声音：儿子！是你吗？蒋大伟一愣，急忙：妈，是……我。蒋母的声音：你好吗？蒋大伟：我……很好。手机挂断了，蒋大伟一个急刹车，车子停在了路边。他趴在方向盘上大哭起来。

作者简介：庄顺火，男，汉族，福建南靖人，南靖县船场中心梧宅小学教师，小学语文一级教师，大专学历，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教育。

[3]温存超.时代特征与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机智叙事 ——论红日的小说创作[J].河池学院学报.2009(2)：101-104.

油脂测量标准曲线的建立：采用尼罗红荧光染色法[11]，以三油精为标准品，以三油精含量为纵坐标，平均检测荧光值为横坐标建立三油精-荧光值标准曲线如图 1。该图呈较好的线性关系，表明可以通测量尼罗红染色荧光值来间接测定藻细胞胞内中性油脂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