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传统译论史，研究大多集中在原作和原作者以及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领域，却忽略了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另一个翻译的主体——译者的研究。与此同时，传统译论还将原文、原作者视为绝对权威，提倡翻译的“忠诚”和译者的隐形。正是在这种翻译标准下，译者总是处于低下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的出现，使得我们从新的视角对待翻译研究，开始从译者的主体性角度来考察翻译。与之前的传统译论不同，新的译学研究强调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的三大长篇代表作之一，于1919年问世。小说以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的事迹为蓝本，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英国一名证券经纪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逃离世俗，弃家庭于不顾，追求艺术理想的故事。毛姆虽然目睹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与恶，在创作时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弱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性的复杂，讽刺了当时西方社会畸形的人际关系、上流社会的穷侈极奢，揭示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让读者从他的小说中看到社会的罪恶、人性的丑陋以及命运的不公。

2组患者术后1周和末次随访时Cobb角较术前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2）。术前和术后1周Cobb角2组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末次随访时B组Cobb角显著小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2）。末次随访时，B组Cobb角丢失1.22°±0.34°，A组丢失5.62°±1.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2）。

小说问世后，在文坛轰动一时。在中国，涌现了许多中译本。李继宏译本出版于2016年，张白桦译本出版于2017年。在《月亮与六便士》的众多汉译本中，李继宏译本是讨论较多的译本之一，张白桦译本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荣登亚马逊网畅销图书榜，受到了读者好评。两位译者处于同一时代，两个译本的风格却迥然不同，而造成两个译本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趋向差异。

一、译者的主体性

解构主义创始人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谈到了译者的主体性问题。本雅明认为，原著和译著都是花瓶的碎片,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与互补的关系。翻译文本是原著的生命,原著必须依赖译著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1]15-23。译者要做的，不是去复制原文的内容或意义，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对原文不断作出新的阐释，寻找原文的意义，从而赋予原文新的生命。本雅明认为，翻译不是复制、解释或模仿，译文和原文没有相似之处。原文与译文，仿佛是父与子的关系。译文既有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又与原作密切相联系[2]254。

我国许多学者也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探讨。查明建、田雨[3]曾提到，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原作是翻译的客体。译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完成翻译的任务。对译者主体性的进一步研究，不仅提高了译者的地位，还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前期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文本的选择，还包括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和译本呈现的风格三个方面。下文将从这三个角度入手，分析译者主体性在张白桦与李继宏《月亮与六便士》两个中译本中的差异。

H在2017年的营业收入达到了35 481 104 833.15元，同时税前利润总额是12 820 680 001.29元。假设业务招待费用为2 000万元。

二、译者主体性在《月亮与六便士》两译本中的体现

在《月亮与六便士》的众多译本中，张白桦译本和李继宏译本形成强烈的反差。尽管两个译本于同一时期出版，但是由于两位译者的知识结构及双语文化能力不同，译者对语义的理解、译本风格自然也不一样。

(一)语义理解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对于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总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翻译，实现跨文化交际，译者首先应当准确理解原文。例如：

(1)Mrs.Strickland used her advantage with tact.You felt that you obliged her by accepting her sympathy.[4]36

在本文中，笔者结合桃林山区花生的实际种植情况，探讨总结了一些有助于花生高产质优的技术措施，以期为今后的花生高产高质发展提供参考。

CRD法虽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的建设，但仍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主要包括施工指导问题和防排水技术问题，这或多或少地导致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建设存在一些问题。

例(2)原文说的是“我”的朋友在跟“我”讲怎样才能引起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的注意。两位译者的分歧点是原文中的“roar a little”。查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可知，“roar”用于人时，为“大喊大叫，咆哮；大笑，大声唱”之义。对这个词的翻译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李继宏将其译成“奉承”，更接近原文的形式。原句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张白桦将其译成“弄出点动静”，更接近原文所表达的内容。

张译：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把自己的长项发挥得恰到好处，她让你觉得，你接受她的同情是帮了她的忙。[4]37

例(1)原文是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向别人表达自己的同情。在这句话的翻译中，由于两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同，所塑造的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形象也截然不同。李继宏塑造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中产阶级妇女形象，而张白桦将其塑造成一个讨人欢喜的善良女性。在两位译者的笔下，产生了两个不同形象的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这是因为译者对原文中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形象的揣摩不同。再如：

(2)Rose Waterford cast down her eyes demurely to give greater effect to her reply.″She gives luncheon-parties.You′ve only got to roar a little,and she′ll ask you.″[4]28

点击“查看”按钮，可以查询该井的下泵深度敏感分析曲线，系统以10的倍数为间隔，计算每个泵挂供排协调点的“五参数组合”，通过多因素关联分析，生成“产液量、井下效率、抽杆系数、沉没压力、载荷”的下泵深度关系曲线，如图6所示。

李译：为了让她的回答产生更好的效果，露丝·沃特福德故意庄重地低眉说：“她专门请人吃午饭。你只要随便奉承她几句，她就会邀请你的。”[5]15

例(4)是“我”在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劝说下,去巴黎探望她丈夫时说的话。例(4)的译文，李继宏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更贴近原文。张白桦遵循汉语的表达习惯，译成“早晚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比较贴切。

李译：斯特里克兰太太在运用她这种特长时很讲究策略。接受她的同情之后你会满怀感激。[5]19

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忠实和通顺”。而要达到这个标准，译者必须正确理解原文。正确理解原文的前提是确定原文词语所表达的意义，然后在译文中选择合适的词语。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尤为突出，往往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甚至还会造成一些误解。因此，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对塑造人物形象至关重要。

推荐理由:本书是由殷健灵创作的一部成长小说，描写了两个亲密无间的少女、两对迥然相异的母女，面对瞬间的天地倾覆，在两天两夜间走过的惊心动魄的心路旅程。书中对灾难突发时人的遭遇和心灵世界的描写既细腻传神，又生动深刻，有如临其境的现场真实感，传达出牺牲与救赎、执着与放弃、死与生等美好和残酷并存的人性矛盾。

(二)翻译策略

由于翻译目的、作品特点等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常规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归化和异化。李继宏倾向于选择异化的策略，保留了源语文化，丰富了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张白桦更倾向于选择归化的策略，更多地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例如：

(3)″At all events,you can be forced to support your wife and children.″ I retorted,somewhat piqued.″I suppose the law has some protection to offer them.″ ″Can the law get blood out of a stone? I haven′t any money.I′ve got about a hundred pounds.″[4]100

滑模控制算法具有很强的鲁棒性[8-9],而负荷具有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可以利用滑模算法设计负荷频率控制器,以实现柴储混合电力系统的频率控制。

李译：“不管怎么样，法庭可以强制你抚养你的老婆和孩子，”我愤怒地反驳说，“我相信法律是会保护他们的。”“法律能让石头流血吗？我没有什么钱了。我只有大概一百英镑。”[5]52

这段文字描写的是“我”再次见到斯特里克兰德先生时，斯特里克兰德先生的外貌。从例(5)不难看出，李继宏的译作语言平铺直叙，较少使用四字词语。而张白桦的译作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工整，大量使用“参差不齐、骨瘦如柴、油迹斑斑”等四字词语，既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又保留了原作的风味，将一个生活窘迫的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再如：

李译：“每个人多少都有点良心，你的良心迟早会出现的。假设你老婆死了，难道你不会感到懊悔吗？”[5]51

这是“我”在劝说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时,他描述他的窘迫境况。两位译者的分歧出现在“Can the law get blood out of a stone?”上。查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可知，“get blood of stone”是一个英文谚语，含义是“(of money,sympathy,understanding,etc)almost impossible to obtain from sb.”，即“(指金钱、同情、谅解等)几乎不可能从某人处得到”。显而易见，李继宏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英文的语言特色。张白桦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将斯特里克兰德的窘境表现出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可见，译者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带来不同的阅读效果。再如：

(4)″Everyone has some sort of a conscious,and sooner or later it will find you out.Supposing your wife died,wouldn′t you be tortured by remorse?″[4]100

张译：“无论如何，法律可以强制你抚养你的妻子儿女，”我有些恼怒地驳斥道，“我想法律会为他们提供保障的。”“法律能够从石头里榨出油来吗？我没钱，只有大约100磅。”[4]101

张译：“每个人的良心都不会完全泯灭，早晚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的妻子要是死了，你难道就不会追悔莫及吗？”[4]101

张译：为了让自己回答的效果最大化，瓦特尔芙德故意双目低垂。“她办午餐聚会。你只要弄出点动静，她一定会邀请你赴宴的。”[4]29

(三)译本翻译风格

译本风格是反映译者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能传递给读者关于作者的情绪、感受和态度的线索。文学作品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译者作为具有“创造性叛逆”特征的再创作者，对同一文学作品会选择不同的文体风格。例如：

(5)In the first place his red beard,ragged and untrimmed,hid much of his face,and his hair was long; but the most surprising change in him was his extreme thinness.It made his great nose protrude more arrogantly; it emphasized his cheekbones; it made his eyes seem larger.There were deep hollows at his temples.His body was cadaverous.He wore the same suit that I had seen him in five years before; it was torn and stained,threadbare,and it hung upon him loosely,as though it had been made for someone else.[4]168

李译：首先，他那红色的胡须乱糟糟的，把半边脸都遮住了，他的头发也变得很长，但最令我吃惊的变化是他现在特别瘦。这让他高高隆起的大鼻子显得更加倨傲，颧骨变得更加突出，眼睛也变得更大。他的太阳穴凹陷得很厉害。他的身体瘦得像干尸。他穿着的是五年前我见到他时那套衣服，既破烂又邋遢，线头掉了不少，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仿佛原本是为别人度身定做的。[5]86

张译：首先，我发觉他的大半张脸都掩在参差不齐、乱蓬蓬的红胡子下面，他的头发很长；但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瘦得厉害，让人吃惊，因为瘦，他的大鼻子显得更加傲慢，更加突出，颧骨也更加突出，眼睛也显得更大了。在他的太阳穴下面出现了两个深坑。他的身体已经骨瘦如柴，穿的衣服还是我五年前见到的那套，只是已经破破烂烂，油迹斑斑，衣料也被磨薄，穿在身上晃晃荡荡，好像原本是给别人做的。[4]169

报告指出，2010—2016年，各国为应对核安全问题召开了四届全球核安全峰会，即2010年华盛顿峰会、2012年首尔峰会、2014年海牙峰会和2016年华盛顿峰会。在这四届核安全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加强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开展国际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诸多共识。核安全峰会提升了国际社会对加强核安全必要性的认识水平，从国家、区域及全球层面强化了核安全体系。但是，在2016年峰会结束后，没有出现类似的全球合作机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新威胁却在不断增长。

(6)She said this not disparagingly,but affectionately rather,as though,by acknowledging the worst about him,she wished to protect him from the aspersions of her friends.[4]38

在南唐后主李煜的多首词中，多次提到凭栏意象，大部分意象是出于南唐亡国之后。李煜在北宋被囚禁期间所写的词，也算所谓的国破家亡之情。如“凭阑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杆”，这些诗句无一例外寄托着作者的家国之思，对故国的思念。李煜被宋朝俘虏，“日夜泪洗脸”。李煜体会到人生不可预知的苦难的悲哀，用鲜血和泪水书写了亡国的悲痛和遗憾。王国维曾经说过，“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李译：她说这句话时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充满了怜爱的口气，仿佛说出他最大缺点的用意，是希望他免遭自己朋友嘲笑似的。[5]20

张译：她说这句话的时候非但没有贬低的意思，反而是深情款款的，似乎只要她把自黑进行到底就可以保护他，她的朋友们也就不好意思再接着黑他了。[4]39

这是“我”在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家做客时，她向“我”描述她丈夫的情形。两个译本对“acknowledging the worst about him”的处理明显不同。虽然说要将作家的风格完全表现出来是一种理想的翻译，但语言的变化一定会带来风格的变化。李继宏按照原文简单明了的特点进行翻译，表达直白。而张白桦却译成了网络热词“自黑”，即通过自我解嘲的方式来缓解尴尬。“自黑”一词不仅新颖，符合时代风貌，而且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

语言具有时代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趣味也会发生改变。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不同的语言，不仅是自然的流露，也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差异。译者根据不同的文体，使用不同的语言，迎合新一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体现了时代性给译者以及译本带来的影响。

三、结语

以《月亮与六便士》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为参照，可以看出李继宏和张白桦在发挥译者主体性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选用的翻译策略和译本呈现的翻译风格上。相同的时期同样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不同的理解也产生不同的译作，不同的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后译作会呈现不同的风格。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强调译者在翻译研究中扮演中心角色，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致谢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张白桦老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选取2018年1月～4月在我科室诊治的行骨科手术的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以均衡原则为基准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男28例，女22例，年龄18～50岁，平均（31.26±9.33）岁；对照组男30例，女20例，年龄18～52岁，年龄（32.15±8.17）岁。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 。

[参考文献]

[1]BENJAMIN W.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HARRY Z.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2]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4]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张白桦，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

[5]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李继宏，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