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国内《文选》研究成果丰硕，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和研究队伍年轻化的面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引领中古文学研究趋向的作用，且与海外学人的《文选》研究遥相呼应，渐次具备“文选学”作为显学学科的性质。

笔者涉足《文选》领域始自敦煌本《文选》残卷的校勘整理，近些年因业务工作关系又较多地关注版本方面的考定。在职读博以汉魏六朝别集的编撰、流传和版本谱系的梳理为重点，又对六朝别集编撰与《文选》之关系有所思考。十余年来围绕《文选》关注的侧重点有所趋异，但研究方法还是以版本目录校勘为基础展开。同时也存在困惑，最突出的便是深感当下《文选》研究“出新”“立新”似乎比较困难。文史学术积累至一定程度都会存在此类问题，即便如此，新世纪《文选》的研究仍需继续推进。恰如刘跃进老师所称：“总结旧‘选学’，创建新‘选学’，这是历史赋予当代学者的新使命。”[1](P27)作为新生代的年轻学人，拓展、深化《文选》研究的新维度和新方向责无旁贷。笔者不揣冒昧，略加申说拓展《文选》研究的三种视角，也是在具体研究中“随机性”产生的不成熟思考，权当抛砖引玉，不妥疏误之处敬请指教！

一、实物版本与文本版本相结合的研究理念

《文选》版本的研究，应该说是近些年来《文选》研究中最为活跃，也是成果最为突出的领域，傅刚老师的《文选版本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和导引作用。也正是基于此事实，有关《文选》版本研究的后续成果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突破，尽管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有所补充或修订，但总体框架基本还是《文选版本研究》奠定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文选》版本的研究接近“终点”，趋于“饱和”。以版本为核心的《文选》研究，如果转换视角或适当调整研究的理念，似可呈现出新的研究“图景”。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所要面临的教育群体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农村教育工作中，更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相伴陪伴学生的成长。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要攻克目前学生存在的性格自卑敏感、学习习惯不佳等问题，可以通过爱的方式对其感化，让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中相扶相伴、不离不弃、不断前行和成长。

她说，中国文字不具备既定的严格苛刻的规则，到你掌握它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用想象力来打开它的范围。它会随着意识和情感而流动、变化、发展，它将由你而定。这就是它的生命力和超越性。

复旦大学古籍研究学者陈正宏先生将版本研究，釐分为实物版本学和文本版本学两种范畴的研究[2]，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按照笔者的理解，实物版本学注重作为文献载体的古籍实物的鉴别，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分析和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古籍实物形态的研究，版本鉴定的依据，版本的刻年和刻书地区的判断，以及同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和同一种版本的不同印本之间的关系，古籍版本的叙录等。考虑到查检古籍的便利关系，传统上从事实物版本学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有善本古籍藏量的单位(图博及文物系统)。近些年来，随着古籍数字化和影印技术的推进，带动了“学院派”研究者开展古籍实物的研究。而文本版本学并不注重版本的鉴别，直接依据图书馆的编目鉴定成果，开展以文献内容为主要指向的研究。如目录学层面的版本著录、流传情况，版本反映的编辑体例和古书原貌问题，基于文本的校勘以梳理版本的系统，及判断版本的优劣以确定整理的底本等。按照此种研究理念的划分，近些年来的《文选》版本研究系列著述，属于文本版本学的范畴而非实物版本学。如果将实物版本学的理念引入到《文选》版本研究中，便会发现看似已经不值得再去研究的问题，还是“隐藏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点”，甚至诱发或催生出新的“点”，从而形成版本研究的“新界面”。

举例来说，现存《文选》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刻递修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自民国时起劳健、周叔弢、张宗祥、傅增湘、王文进和赵万里，乃至日人桥川时雄(据称《旧京书影》提要出自其手)、阿部隆一等均鉴定为“北宋本”，或接受“北宋本”的鉴定结论。主要依据即书中“通”字阙笔，但也隐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五十年代赵万里编《中国版刻图录》将此本属“凤毛麟角”的北宋本遗漏(推测赵氏又不认可此鉴定结果)。80年代编《古逸丛书三编》选目时，周叔弢又认为“北宋本”的定法值得怀疑。那么这部《文选》到底是不是北宋本呢？仅凭“通”字阙笔就能铁定“北宋本”吗？是否还需要其它的证据呢？总之，“是”还是“不是”显然对研究者造成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得出的结论也会迥然有别，这是实物版本学对文献研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结合近年来古籍普查中出现的相关文献(辽刻蝴蝶装佛经的书口版式与《文选》相同)，以及其行款与敦煌P.2528李善注《西京赋》残卷的继承关系，确定它属北宋本殆无疑义[3](P10-15)。假设某日又得到坚实的实物证据，考定不是北宋本，那么建立在“北宋本”基础上的研究结论都会面临重新“洗牌”。此外，此部北宋本的刻地和刊刻者也还没有定论，傅刚老师认为是北宋国子监刻本[4](P157)。特别是考察《文选》的刻地，无疑有助于探讨《文选》文本的传播和流布情况，以及与宏观的学术文化背景的关系。可见文献版本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客观性，即版本的判断直接关系着研究结论的严谨性和可靠性。如果依据的版本出现问题，则直接导致业已展开的文献研究存在问题，实物版本学在文献研究中确实不容忽视。

再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文选》(世称尤袤本或淳熙本)，纳入实物版本学的理念会发现也存在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图书馆藏本，即陈清华旧藏之部是最佳之本(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的影印本和《中华再造善本》都是以此部印本为底本)。赵万里称该本，“初印精湛，字字如新硎，无一补版”[5](P29)。实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如果逐叶鉴别，会发现版心镌“戊申重刊”“壬子重刊”“乙卯重刊”“壬戌重刊”诸字样，最晚一次修版是嘉泰二年(1202)，距离淳熙八年已有二十余年，谈不上是“初印本”，而是稍经修版的早期印本[6](P21)。但陈清华所藏此部也只是存世尤袤刻淳熙本的一种印本，除此部印本外，尚存有递修本五部，即国家图书馆藏两部，上海图书馆藏一部，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一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绍熙三年(1192)计衡修补本，构成了尤袤刻本的六种印本。众所周知，清人胡克家据一部淳熙本，经顾广圻校订后重刻，即胡克家刻本，是李善注《文选》的通行本。胡氏所依据者即递修后的印本，以之与陈清华藏本相校，存在一些错讹(参见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文选》出版说明)。这说明同一种版本的不同印本之间存在差异，后印本会修版改易文字。同理，上述六种印本之间的版本关系如何？递修或修补究竟改易了哪些文字？为何要做这些改动？改动的依据是什么？哪些异文是接近《文选》原貌的文字？对校勘《文选》选择校本有何意义？可能有些问题会被认为意义不大，但这是文献工作者无法回避的，因为文献整理的使命是尽可能还原出文本的原貌。在还原的过程中，面对流传至今的每种版本的各种印本都是不宜忽略的，只选择校勘一种印本(认为是代表该版本的最佳印本而舍弃其它)似可视为只是“权宜之计”。

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别集类》小序云：“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旧编日减。”

流传至今的六朝集部文献(特别是别集)的文本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上述举例难免挂一漏万，愈加周详地总结《文选》与六朝别集成书的密切关系尚需更多的校勘实践，从而揭示诸多隐藏在文本表面下的有关六朝集部文献编撰与流传的内在问题。

大数据在网络化时代已经实现了信息的集中化和量化，对大量私密信息的获取已不再是难事，这其中也包括金融信息。金融信息一般包括个人身份、交易详情以及偿还情况等，此信息一旦泄露，会给客户造成巨大的损失。造成信息泄露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数据分离，没有实现共享，金融行业的各部门为了实现监管而只针对本部门的数据进行分析，使得相互联系的数据相分离，没有实现共享；二是部分数据具有封闭性和延迟性。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数据会存在全封闭的状态，进而无法进行分析，即使能够对其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延迟，也没能发挥出其优势，问题和隐患依然存在。

当然，实物版本学理念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它也不能解决任何涉及版本实物的问题。比如现存最早的五臣注本即钟家刻本(属残本)，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刻书题记一行。这在界定其刻年上存在困难，因为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方改称临安，那么此处的“杭州”是南宋建炎元年至三年未改称之前的杭州呢？还是北宋时期的杭州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定为南宋初刻本没有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应该是北宋刻本。遗憾的是，不太容易确定*赵万里依据书中的写工“鲍洵”，又见于绍兴三十年(1160)刻本释延寿《心赋注》中，认为：“如以鲍洵一生可有三十年左右工作时间计算，则此书当是南宋初年杭州刻本。”也仅是推证性的一说。参见《中国版刻图录》，第8页。。

传世《文选》版本众多，即便是同一版本也有数部印本存世，从实物的角度撰写一部《文选版本叙录》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每部都配上书影不啻是构建了《文选》的版本库。而这都离不开实物版本学，同时结合文本层面的版本研究成果，将实物与文献结合起来，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二、《文选》与六朝别集的编撰研究

讨论《文选》与六朝别集编撰的关系，首先需要考察六朝别集成书的层次。因为存世六朝人集很多属明人重编，不是原书的面貌。六朝人集的成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六朝旧集(或承自六朝旧集的残本)、宋人重编六朝人集和明人重编六朝人集。经研究，可据信为六朝旧集的大概只有陆云集、陶渊明集、鲍照集、谢朓集和江淹集等数种，而且陆云集还只是残本，宋人又补辑部分诗文入集[7](P84)。宋人所编的集子，如蔡邕集、曹植集、嵇康集、陆机集和萧统集等。而明人所编者则居多数，如阮籍集、支遁集、谢灵运集、沈约集、庾信集等。而严可均称：“唐已前旧集，见存今世者，仅阮籍、嵇康、陆云、陶潜、鲍照、江淹六家。”[8](P2)又逯钦立称：“能确定流传到今天的旧集，至多只有嵇、陆、陶、鲍、谢、江六家而已，较之梁代文集，只剩下千分之一二了。”[9](P2788)似均不尽准确，“旧集”的确定需依据存世版本进行版本系统的梳理和考察。

旧集自不必说，唐宋人重编之集也成了明人再编刻集子依据的底本，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原始文本”的属性。故将旧集和唐宋人重编之集两者统称以“原本”，再细分为“古本”即六朝旧集和“旧本”即唐宋人重编之集，而今存明本集子则称之为“今本”[10](P83)。由于成书层次的不同，与《文选》的关系也相应有所不同。整体而言，六朝旧集一般与《文选》的明州本(或五臣本)较为接近，反映了大致同一文本时段的相近性。也存在与《文选》各本均不相同者如鲍照集，透露《文选》鲍照诗文的编选可能并非来自本集，而是来自其它的文本(比如总集等，当然也不排除萧统编选过程中可能进行了校订)。而唐宋人所编之集又可区别为下述三种情况：其一，与《文选》的某种版本基本相同，如嵇康集中的《与山居源绝交书》与尤袤本“几无二致”，断定直接来自李善本《文选》；其二，与明州本(或五臣本)较为接近，但也存在异文，印证主要编选自该系统《文选》，可能又作了校订工作，比如陆云集。其三，与明州本(或五臣本)较为接近，也存在部分异文，但从重编时间而言在唐代而非宋代，仍基本可视为独立的文本，如曹植集。因为唐人集还大致保留有六朝旧集之貌，只能说这反映了本集与萧《选》文本时段的相近性。上述只是根据校勘工作归纳出的初步性结论，六朝集部文献的文本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或庶几近之。兹按成书层次试述如下：

(一)六朝旧集

明确称作品编以“集”之名的文集编撰始自东汉末年建安时期，此后魏晋时期文人集作为一种著述手段得到形成和基本确立(《晋书》文人传著录称“集”者达十余处)。南朝宋继续发展，而且“集”开始作为文人集此类文献典籍的统称。南朝齐梁时期则进入编集子的繁荣阶段，按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云：“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反映的正是当时整理编撰两汉人集的现实情况。实际汉代人以下的魏晋南朝文人也都基本编有集子，阮孝绪的《七录》便是该事实在目录学中的反映。所谓“六朝旧集”，指的就是主要成书于齐梁时期的集子。

以鲍照集为例，除本集外，《文选》也载有鲍照的诗文。从时段而言，《文选》据某个文本选出鲍照诗文是在萧梁时期，而鲍照集由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的文臣虞炎所编，按理说两者的文本面貌应该是相当接近的。兹将《文选》所收诗文与影宋抄本鲍照集(自内容而言可径直视为宋本，校勘中称宋本)相比勘，校以《文选》的尤袤本和陈八郎本。呈现出三种情况：其一，集本与淳熙本和五臣本均有异，属此例者较多；其二，集本与五臣本相同而与淳熙本相异，属此例者有一部分；其三，集本与淳熙本相同而与五臣本相异，属此例者不多。断定“宋本”鲍照集是独立的文本，不是从《文选》中辑出诗文的重编本，属六朝旧集没有疑义。同时也可推断《文选》所载鲍照诗文并非从当时所见到的鲍照集中选出，而是来自其它的文本。这似乎透露《文选》的编选，途径之一可能是当时的文学总集，以此为据可提高编选的效率。

(二)宋人重编之集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叙》云：“然李唐以上，放轶多矣。周惟屈原、宋玉，汉惟枚乘、董仲舒、刘向、扬雄、蔡邕，魏惟曹植、陈琳、王粲、阮籍、嵇康，晋惟张华、陆机、陆云、刘琨、陶潜，宋惟鲍照、谢惠连，齐惟谢朓、孔珪，梁惟沈约、吴均、江淹、何逊，周惟庾信，陈惟阴铿。千余年間，文士辈出，彬彬极盛，而卷帙所存，不满三十余家。”

综合以上计算分析，可推断现场实际执行110kV那曲站主变中性点接地方式与区调下达要求不一致所致，再次通知那曲地调认真核实110kV那曲变两台主变现场中性点接地方式后，在3月29日11时30分经再次详细检查发现那曲变#1主变接地刀闸上软裸铜线发生锈蚀出现虚接现象，即事故当时现场那曲变两台主变中性点均处在未接地状态。

宋人章樵《古文苑序》云：“隋唐《艺文》目录所载诸家文集亦沦落十九，莫可寻访。”

唐前典籍，经隋唐乃至北宋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兵燹战乱，损毁相当严重，沈括《梦溪笔谈》五笔卷七“国初文籍”条、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五“书籍之厄”条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均有所叙。而其中六朝人集损佚似尤为突出，如：

亦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不断跋山涉水；已呈“大潮奔涌逐浪高”的壮阔，也进入“中流击水非奋楫不能进”的关口——

以致于乾嘉间的藏书大家黄丕烈跋旧抄本《嵇康集》，慨叹称：“六朝人集，存者寥寥，苟非善本虽有如无。”今人阅读或研究六朝时期的重要作家集子，都是经校注整理过的文本(如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和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等)，想必不会深切理解黄氏所慨之故。但若面对的皆是未经整理的集子，而且除了常见的张溥辑编的丛编本(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此外还有汪士贤的《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张燮的《七十二家集》，以及梅鼎祚的《文纪》等)外，很难再经见其它版本类型的文本，便会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丛编本属明人辑编的事实，严重降低了对其文本可靠性的依赖和信任。把这种“无措”置换到唐宋人的历史语境中，显然境况更为“困窘”，他们面对六朝人集大量缺失，或者只是丛残之本，连个“现成”的丛编本尚且不得，遑论更具古本之貌的文本。故宋人开始根据类书、文学总集等辑出诗文重编六朝人集，补救文献传承缺失的“一环”。毫无疑问，《文选》是宋人重编集子取材的主要“资源库”。如果把这些集子里的诗文与《文选》比对，会发现基本相同，甚至完全相同。

兹以嵇康集为例，现主要存在明黄省曾刻本和明吴宽家丛书堂抄本两种版本，黄本据宋本传刻，篇目和内容基本保留了宋本之貌。丛书堂本一般认为也是抄自宋本。虽然均出自宋本，但集中某些篇目的文本面貌却迥然有别。如丛书堂抄本中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校以尤袤本和明州本，会发现文字与明州本基本相同，而与尤本却存在差异。黄省曾本则恰与尤袤本基本相同。说明黄本所依据的宋本，有些篇目是从宋李善本《文选》中辑出重编的。而丛书堂本与明州本相一致，而与李善本歧异较多，实际间接与五臣本接近，而五臣本更多地保留了萧《选》的原貌。印证该本的文本面貌不仅早于李善本(至少是与李善本不存在辑出重编的关系)，还可推知与萧《选》旧貌相近，属于六朝的文本时段。佐证丛书堂抄本所源出的宋本继承自六朝旧集，而黄本所据之宋本则是宋人重编本。

近日，选修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的学生，都收到了一封由授课老师苏湛发来的邮件。邮件由文言文写就，言辞犀利。苏湛给了22名学生零分，因为他们的期末文章被判定为抄袭。发邮件，就是要强调，“此分不可改”。9月13日，苏湛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他语速颇快，说话风格和邮件风格一样直白——抄袭就不该被原谅。（9月14日《科技日报》）

文献的细微辨析总是会悄悄地透露一些难得的文本细节，以六朝旧集和唐宋人重编之集与《文选》宋刻诸本(如李善本和五臣本及明州本等)相校，会发现与五臣本系统较为接近，而与李善本“距离”较远。不仅说明李善本更多地已非萧《选》旧貌，也恰与旧集和萧《选》文本时段较为接近(即便是唐人所编之集，由于依据者属源出六朝或更接近六朝的资料，也与萧《选》较为接近)的事实相契合。

再如现存宋本曹植集，书中有两处“愍”字阙笔，印证所依据的底本源出唐本。恰巧旧题唐柳宗元撰《龙城集》(据陶敏先生考证，此属伪书，成书于北宋初)中载有一部十卷本曹植集，宋本与该十卷本卷第相合，当正源出此本。而此北宋十卷本实际又据唐残本(即《旧唐志》著录的二十卷本曹植集)而重编，“愍”字阙笔以内证的方式证成了其文本的传承关系。再以《洛神赋》为例，与尤袤本、赣州本、明州本和陈八郎本相校，会发现宋本与明州本和陈八郎本总体上比较接近，但也存在少数异文。而与赣州本有部分的接近，与尤袤本异文较多。故宋本曹植集相较而言属独立的文本，基本不存在自《文选》辑录的问题。也就是曹植集不存在宋人重编的问题，而其卷第恰由唐本的二十卷易为十卷，正是唐人重编的结果，其时大致在唐末或五代初。由于唐人重编尚能见到源自六朝旧集的古本(哪怕是残本)，故《文选》尚不在必须参据之列。

(三)明人重编之集

现存的六朝人集主要出自明人重编，逯钦立称：“六朝时期流传的一些别集、总集，到了明朝就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散失了。”[9](P2787)又说：“能确定流传到今天的旧集，至多只有嵇、陆、陶、鲍、谢、江六家而已(笔者注：实际嵇康和江淹不是六朝旧集)，较之梁代文集，只剩下千分之一二了。”[9](P2788)明人编集子肯定据《文选》辑出自不必说，这里指出一种现象，即明人据宋本六朝人集再刻时，往往以《文选》作为校本，从而存在不同于作为底本的宋本的异文。以陆机集为例，南宋庆元六年(1200)徐民瞻在华亭县学刻《晋二俊文集》，现仅存宋本陆云集，而陆机集的宋本大概亡佚于清初康熙间。但明人陆元大刻《晋二俊文集》时，宋本二陆集都还存世，即据以重刻。以陆刻本与清影宋抄本的陆机集(自内容而言可径直视为宋本)及尤袤本《文选》对校，会发现陆本与据以重刻“宋本”陆机集之间已经存在的异文，那么这些“异文”据自何本呢？也就是说，陆元大校勘援据何处？与尤袤本对校恰基本相合，印证陆元大重刻时以尤本作为校本。这也间接佐证李善本系统《文选》在明代的文献地位得以提升，逾于五臣本或六臣本。

又如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现存最完整的一部五臣注本《文选》，著录为“宋绍兴辛巳(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这个鉴定结论也普遍为《文选》研究者所接受。实际上似也同样有问题。书中《进集注文选表》后镌刻两个牌记，其一为“凡物久则弊，弊则新。《文选》之行尚矣，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多，所谓久则弊也。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正，的无舛错，其亦弊则新与？收书君子，请将见行板本比对，便可概见。绍兴辛巳(1161)龟山江琪咨闻”；其二为“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善本”。该本鉴定为绍兴三十一年与江琪的牌记有关系，而与陈八郎宅的牌记无关。再者，陈八郎宅的牌记并不反映是该书“确凿”的刊刻者，似乎只是反映售卖该版本，或者藏有该书的版子而据以重印，反倒是刊刻者与江琪有关。因此，将版本定为南宋绍兴三十一年江琪刻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印本，较为符合实际。背后的情况推断应该是，陈八郎宅得到江琪刻的书板，再行重印，同时增刻自己的牌记表明书板已经为陈八郎宅书籍铺所有。

三、《文选》之“选”的溯源与比勘

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选”文的来源应该是当时已经成书的各种文学总集或文学别集(根据《隋志》的小注和阮孝绪《七录》的目录学体例，南朝的别集和总集大量存在)，或其它的文献典籍。换言之，不管依据了哪种文本，原始文本与收入到《文选》中的“选文”而形成的文本，两者可能并不具备完全一致的关系。原因既有来源文本的不同，也在于萧统等在编选的过程中，可能还会进行一番改造、移植和变异的过程，使得两种文本存在差异，形成“互文本”的关系。至于属哪种情况，恐怕“真相”很难得以揭橥，我们所做的是尽量揭露文本背后存在的诸多“可能性”。即此种“互文本”性，启发研究《文选》要注重考察选文的路径以及选文依据的文本面貌。

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六朝别集的亡佚，《文选》反而成了还原这些别集的原始文本，具备了“母本”的功能。还原出来的文献(主要指典籍形态的)相较于“母本”可称之为衍生性文本，两者之间也近似于“互文本”。尽管这些衍生性文本据自《文选》再辑编，但两者互勘却存在差异，印证编者在“辑编”的过程中又羼入了手脚，作了改造。这就需要考察如下诸问题：衍生出来的文本具体根据何种《文选》版本？为何会选择这种而非其它的版本？做了哪些改造？改造的依据是什么？透露出的学术文化背景如何等等？无疑会给《文选》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点”，同时也将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不再仅停留了文献层面，而是上升到了文学文本的研究层面。兹就以上两种思路略述如下：

(一)《文选》选文路径的考察

以西汉人韦孟的《讽谏诗》为例，该诗载《文选》卷十九(李善注本)，此外《汉书》的《韦贤传》也载有此诗(是最早收录该诗的载体)。按《隋志》小注称梁有“丞相《韦玄成集》二卷，亡”，说明南朝梁时还流传有韦孟的后人韦玄成的集子，韦孟作为韦玄成的先祖，是否此诗以附录的形式同样收入该集中不得而知，但也不宜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同样根据《隋志》总集类的著录，南朝时期还存在较多的文学总集，这些总集中也可能收有此诗。如此说来，《讽谏诗》存在数种载体，文本面貌恐怕也不尽相同，形成了“互文本”性。

仅以宋本《汉书》与《文选》的尤袤本和建阳本中的《讽谏诗》相校，会发现尤袤本与《汉书》较多的接近，而与六臣注本系统的建阳本差异较多。一般认为李善注本较多的改变了萧《选》的旧貌，造成此改变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卷调整为六十卷，在卷第改易的过程中难免带来旧本的窜乱。而建阳刻六臣注本《文选》的底本是赣州本，而赣州本则援据明州刻六家注本，而六家注本是以五臣注本为基础的本子，与萧《选》旧貌较为接近。因此校勘的结果至少透露出两方面的判断：其一，《文选》中的《讽谏诗》应该不是据《汉书》编选的，而是来自其它的文本；其二，李善在注释处理《讽谏诗》文本时较多地依据了《汉书》，推断李善认为最早记录《讽谏诗》的《汉书》，其文本地位最为重要。循此例，我们可以对《文选》中的其它篇章作类似的考察。

国内的很多服装品牌都在通过多种方式尝试转型，但是从转型的实际效果看，整体效果并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发展形成的一种固化思维模式，使得难以将技术的应用融入行业的经营中；二是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的服装品牌目标是融合新媒体，比如微信，它不仅能为企业带来流量，同时还成为企业布局网络营销的主要渠道。

(二)《文选》选文所据文本面貌的考察

以阮籍《咏怀诗》(五言诗)为例，它的文本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原因是由文献载体的多重性造成的。

首先，现存《咏怀诗》最早的文本是《文选》卷二十三所载的《咏怀诗十七首》(李善注本)，但萧统之前或同时还存在各种文本的《咏怀诗》，而非仅此萧《选》本。根据是李善注《咏怀诗》保留有颜延年、沈约等人的注，又《诗品》也称“咏怀之作”，钟嵘对阮籍诗特别是《咏怀诗》的评价是依据他所见的某个文本(笔者认为即梁本阮籍集)而作出的。此外，《隋志》小注还称梁有《阮籍集》十三卷、录一卷，毫无疑问梁本阮籍集中也收有《咏怀诗》，还有当时的各种文学总集中也存在收入《咏怀诗》的可能性，两者均属于“集”本的形态。可以说《咏怀诗》附著的文献载体，主要有注本和“集”本两种形态(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咏怀诗》的母本是阮籍集，各种注本的《咏怀诗》作品是从集子中选出的)。那么，萧统所选之《咏怀诗》依据的文本是注本还是“集”本便很值得探索。尽管由于文献的缺失可能不容易解决此问题，但它至少启发我们萧统选文依据的文本存在多种可能性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便以《文选》为坐标打通了与其它相关文献之间的关系，使碎片状的六朝文献获得重新编织起来的机会。当然，这基本属于共时性层面的横向比较，即大致同一时期(或相接近的历史时期)存在的不同文本的考察。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有部分高校旅游专业在进行教学时，依然采用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导致专业知识索然无味，难以吸引学生对教学的注意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专业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旅游专业优秀人才出现的几率。所以教师应该积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对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进行应用，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提高，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4]。

应用型课程教学模式是基于现代高等教育思想特别是同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相适应的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其实质是对传统课程教学模式的扬弃。我们认为，目前高等教育正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以及高校分类体系的出现，高校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应在服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适应社会时代对人才需求的前提下，自始至终坚持由于教学目的不同，教学内容与方法因而有所不同，教学质量衡量标准与尺度亦当有不同的定位的原则，要克服以往无视应用型人才培养还是理论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往往不对性质加以分析，不以特征为支点作不同的教学模式的状况，努力建构应用型课程教学模式是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咏怀诗》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在需要历时性层面的纵向考察。隋唐至两宋的阮籍集(包括阮籍诗集)虽没能流传下来，但也有些记载，如宋阮阅《诗话总龟》提到的唐写本《阮步兵诗》。又《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部《阮步兵集》，虽称之以集，实际是仅收阮籍诗作的集子，即五言诗八十篇和四言诗十三篇。其文献价值是表明宋代存在阮籍诗的单行本，还交待了诗篇的情况。至明代，《咏怀诗》也存在一种单行本即李梦阳本，收诗八十二篇。同样现存的几种明刻阮籍集，如范钦刻本、及朴本和潘璁本也载有《咏怀诗》，形成“集”本形态的《咏怀诗》。这三种“集”本与单行的李梦阳本之间收诗的篇数不同，排列次序不同，正文文字也存在差异。如范钦本八十一首，而李梦阳本等各本及冯惟讷的《诗纪》均为八十二首。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要考虑编刻者对于《咏怀诗》文本的“改造”外，恐怕更重要的是与所据《咏怀诗》的底本存在差异有关。而以上述《咏怀诗》的各种文本与《文选》所载者相校，会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萧统所选的十七首诗是否只是选编？(因为后世存在的《咏怀诗》文本是八十余首，而非只有十七首)如果是选编，为何只选编这些诗？选编的这些诗与明代的文本存在哪些差异？通过这些差异的比勘是否还原出(或部分地)《咏怀诗》的原始文本面貌？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于萧统选文依据的文本情况会有更多层次的认识。

(三)据《文选》衍生出的文本面貌的考察

以北宋人唐庚所编的《三谢诗》为例，此书有宋嘉泰本存世，原藏日据时期大连图书馆，系杨氏海源阁旧藏，20世纪30年代日人桥川时雄影印行世。因为是宋本，难免存在拔高其文献价值的看法。但是将此本中的谢朓诗与尤袤本和明州本相校，会发现不仅诗篇次序与《文选》所载朓诗相同，诗题亦基本相同，印证谢朓诗不是来自宋代流传的谢朓集，而是辑自《文选》。依据何种版本的《文选》呢？校勘的结果表明谢朓诗与尤本差异较大，而相当接近明州本《文选》，说明并非辑自李善注本系统《文选》。当然，也存在与明州本和尤刻本均不一致之处，推断辑编者又经过了校订。总之，以谢朓诗与《文选》通校的结果，能够破除对于宋嘉泰本《三谢诗》过高的评价。它只是据《文选》辑出三谢诗文的重编本，本身并不反映三谢集的版本传承问题。循此例，我们可以对衍生自《文选》的其它文本作考察，从而准确地评价其文献价值。

四、结语

回顾20世纪的《文选》研究史，存在多层次性和多领域性(如注疏、文体和版本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多种手段的研究方法(如考证、辑佚、文本解读等)。瞻望新世纪《文选》的研究，还是要以文本的细读为主要途径，同时注重研究理念的调整，做到守正出新。而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似乎是进行文本细读的重要手段，本文即以此为基本手段切入《文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简而言之，《文选》研究在版本方面要注重实物鉴别(近些年来古籍的数字化技术使得这并不困难)，结合实物版本学的理念深化《文选》的版本研究，建议将“《文选》版本叙录”作为新的《文选》学研究课题。校勘层面以《文选》文本的逐字比对为基础，在为学界提供《文选》校定本同时，也注重藉此考查多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文选》校勘工作的“副产品”，提出《文选》与六朝别集以及与衍生自《文选》的各种文献典籍之关系的研究，是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不管是版本还是校勘，都需要目录学的介入和参与。总之，三者相互结合以奠定《文选》研究的坚实基础，又能不囿于此而升华至《文选》文本的多视角研究，或许能够结出厚重笃实的《文选》研究“硕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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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正宏.实物版本、文本版本与古籍稿本整理[A].2015年12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本形态与文学阐释”工作坊论文集[C].尚未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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