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作品所呈现的世界是审美想象的产物。对一部作品，特别是一部涉及时空裂变话题的作品，即在一个新的时代，回望历史上的重大变故，透过两个时代差异所构成的裂隙，用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从而出现不同的读法，是很正常的。这也表明，对一部作品的某种读法不是对这部作品的全部理解，有时连作家自己的解读也未必正确。如何读一部小说，背后是对文学作品基本特性理解方面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再深入一步就是对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文学叙事中人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在医院中》，50年代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60年代的小说《刘志丹》以及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都经历了凌厉的批判到后来平反的过程。作品不变，对它们的理解却有巨大的反转，可见怎样读文学作品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

一、 偶然性中的历史必然

艺术地反映生活，要处理好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作家被要求表现生活的本质。写地主必须写他的反动与残暴，所谓个性，最多是写反动与残暴的不同特点。但即使如此，也是危险的，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因为写出了地主的不同个性而遭到批评。写贫下中农，要写出他们的革命本质——积极、进步、勇敢，觉悟高。如果写成“中间人物”，就是对贫下中农的诬蔑。写知识分子，则要写成小资产阶级的标本。这种本质主义文艺观念，看不到人是具体的存在。而历史的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强制作家只能去写那个必然性所规定的“本质”，只能写成千人一面。

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意味着它是一个过程，中间可能要经历曲折。像土改这样翻天覆地的巨变，个人的命运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发生非常意外然而又在情理之中的变故。只抓住文学作品中的某个地主就以地主的本质要求这个形象，认为一切不像地主的本质所应该有的特征的描写，都是对地主阶级的美化，这实际上忽视了评定阶级成份的过程，而只看划成分的结果。当年土改的参与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的阶级意识被唤醒后，热切期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产生了超出土改政策允许的暴力冲动是“人之常情”。他们想多分土地、多得浮财，想突破土改政策的底线，扩大打击的范围。这虽然不是土改中的主流，但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人性的阴暗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也是造成一些地方土改过火行为的重要原因。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各地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要“防止乱打乱杀”。[1](P13-14)任弼时在土改中对于纠正“左”的错误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土改运动中，发生有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实，更由于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机会捣乱，就造成了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现象。有些罪不该死的人，被打死杀死了。这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2](P123)

端午节的早上，老田老早就上街买油条，买茶叶蛋。油条茶叶蛋不像他小时候，是稀罕的吃食。可传统这东西就是威力大，老百姓这天就是要吃这口。老田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买了两份，一份掂回去，一份掂到侯大同那儿去。几根油条几个茶叶蛋当然收买不住侯大同，可老田现在是真没法子了，死马当活马医。

杨奎松的《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一文，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

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3]

这说明，土改中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并非个别的现象。文学作品可以不可以写这些现象？可不可以通过这些现象所代表的历史曲折过程，写出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进步中令人深思的一些问题？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软埋》写了川东几个地主家庭在土改中的命运。一个是柏杨坝大水井的李盖五，解放军清匪反霸的时候是积极分子。后来在万县当土改队长，到处演讲，让大家把粮食给国家，后被农会叫回来参加斗争。县人民政府保他，规定不准吊打、不准枪毙。农会听县里的，但是恨他的人也多，就把他一家子关在庄园不准出来。不打，不毙，可是不给吃的——县里没有规定要给饭吃。没饭吃，一家子饿死。另一个是川东胡水荡的胡如匀，即丁子桃的父亲，早年留洋，为人处世讲究一个“忍”字，他的儿子胡凌云是参加人民政府的干部。有人忌恨，忌恨的人中就有祖上是富户，后因下一代相互扯皮，家道破落的族人。胡如匀请儿子来搭救，儿子在半路上被人暗杀。一家人，除了出嫁的胡黛云，在斗争会后被全部枪决，字画和书烧了好几天。

着墨最多是三知堂的陆子樵。他参加过辛亥革命，解放军在清剿土匪时利用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劝降大批土匪，立了功。土改开始，全村人签名具保，县人民政府也认为他对革命有贡献，同意不斗争他。他则表示永远站在政府一边，服从政府领导，并承诺把粮仓里的米拿出一半来分发大家，城里的生意也拿出一半来服务本村，还开始筹划办学堂办诊所，修路修桥。可是陆家养大的一个孤儿金点改变了这一切。金点的曾祖父是陆家祖上的随扈，因追随有功而授其良田十八亩。陆子樵成年后，陆氏家族要重建祠堂，族中长辈把这件事交给陆子樵办。他提议用二十亩地换金点爹手上的那十八亩，或者高价购买，但金点的爹以这田是祖传为由，不答应。双方僵持中，陆子樵的管家利用金点娘难产要借马车的机会，让金点爹签下换地协议。金点娘因延误抢救时机而亡，他爹在临死前托人把金点送至陆府，由陆子樵养大。金点在解放后得知这一真相，愤而出走。土改时，他回乡复仇，提出不斗陆子樵就分不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大伙听了觉得有理，就把县人民政府的决定抛到脑后，准备斗争陆子樵一家。陆子樵不愿受辱后再被处死，全家自杀。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红军长征经过苗、彝、藏、羌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红一方面军(仅统计红一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125天，占长征时间的33.7%；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5669里，占全部行程近1/3；红四方面军近4/5的长征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3]P14长征期间，我们党因地制宜开展民族工作，秉持正确的民族观，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这是长征能够比较顺利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关键所在。

不同种类的蝙蝠，鼻叶的大小和形状也各不相同。蝙蝠家族中有一些十分与众不同的成员，它们的鼻叶很长，长到几乎与它们的耳朵一般大小。这就是剑鼻蝠。

前面插过嘴的老太太说：“陆三你一家子当年都是积极分子。村里最好的地，就是被你家抢去了，你全家都巴不得陆老爷家死得光光的。”[4](P260)

土改的历史进步性通过这种悲剧性的插曲表现出来，它凸显了历史的复杂性、社会的丰富性和生活的真实性。文学创作必须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来反映历史的必然。《软埋》这样写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了教条主义者口中的概念性的土改，而是直面复杂的历史、真实的生活，从写概念转向写生活，写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透过陆子樵的命运，我们看到历史进步的大势和它所采取的曲折形式，看到了大变革时代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看到土改中的一般群众既是土改所要依靠的力量，而他们身上又存在着从旧社会沾染的私欲和坏习气，因而教育这些落后农民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

二、 多声部叙事中的主题

从《风景》开始，方方就显示了通过特异方式讲述故事的才能。《风景》中夭折的小八子躺在自家窗户下的泥土里，目睹了一家子人的相互伤害。“小八子”，就是一个中立的视角，讲述一家人生存的艰难和他们的人生哲学，从而让每个人哪怕自私的行为，也显得理由十足，在这样的彼此冲突中呈现的生活图景就显得格外生动和鲜活。从《风景》开始，方方也喜欢夸张，她把日常的矛盾加剧到剑拔弩张，营造出紧张的艺术氛围，来加强主题的力度。七哥被父亲打得奄奄一息，蜷缩在床底下等死，但他还是被救过来了。一家人不待见他，因为这场病耗去了家里很多钱。这些钱本是父亲答应给姐姐大香和小香买围巾，给五哥六哥买凉鞋，为母亲买尼龙袜子和给大哥买手表的。“所有人都沉下脸不理睬七哥。连大哥都阴郁着脸一句话不说。”作者喜欢展现这种冷酷的人情，但读者透过其冷酷的表面又不难体会到这一家子的温情，他们毕竟把七哥救活了。示人以阴冷，骨子里并不缺少暖意，这也是一种风格。

《软埋》的多声部叙事，更多地是由不同背景人物的自述来实现。老革命、指挥了川东剿匪的解放军高级干部刘晋源及其当年的部下对土改的观点是：

不过《软埋》的叙事风格相对于《风景》是有所发展的。《风景》里由角色差异性所构成的多声部叙事，保持了调子的统一——所有人挣扎于艰难的人生。《软埋》的多声部叙事，则分成历史与现实的两大部分——胡黛云的世界与丁子桃的世界是难以调和的，地狱经历与现世生存也势不两立。这种尖锐的对抗性，由题材的性质决定，但也说明作者对题材的处理心存疑虑。她刻意让不同人物从各自的立场回顾与评说历史，凸显她自己作为讲述者的中立，以保持历史场域中各种社会力量的话语平衡。说到底，她是有所顾忌，这种顾忌又并非庸人自扰。

实验结果表明，均匀设计法实验得到的ITAE相较于工程整定法更小，稳态性能较好。输出波形图表明，均匀设计法得到的输出曲线与工程整定法相比，超调量、调节时间均有降低，系统的暂态性能有所提高。

讲述的中立性，在丁子桃身上表现为她恢复记忆的那一刻，同时意识到了她祖上的发家史也并非清白。她祖上的所谓成功，对贫穷者未尝不是一个伤害，因而她娘家和她公公家在土改中的遭遇是有前因的。作为土改中受冲击的当事者，清醒后的这种反思，可以理解为在提示人们要从更为宽泛的视野上去寻找人类正义的价值。

《软埋》延续和发展了这种风格。小说采用Y型结构，先是依常规讲述丁子桃1952年被人从河水中救起后的生活——失忆，当保姆，嫁人，生孩子。她习惯于独处，一直到文革中丈夫因车祸而亡。到第五章，丁子桃住进儿子青林为她买的别墅，受到豪华装修的触动，“灵魂不在现世”的她突然沉入记忆深处，此前偶尔从无意识中浮现的往事细节，变成了从十八层地狱艰难向上的攀爬，向她的土改经历回归。这与她儿子调查川东民居、实则是追寻她作为胡黛云在土改中变故的线索，构成一阴一阳的呼应。这种写法，明显借用了《风景》的从小八子视角讲述现世故事的经验，目的是把丁子桃与胡黛云分割开来，由灾变失忆和攀爬地狱、回归历史现场构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讲述的过程充满悬念，增强了作品阅读中的紧张与恐惧，同时拓展了想象的空间，扩大了历史容量。丁子桃最终爬出了地狱，明白了她就是胡黛云。而在恢复记忆的那一刻，她的生命也到尽头。清醒即死亡，表明有些事情确实是遗忘的好。

土改参与者中的落后人物，以前的土改题材小说也曾写到，但那些小说基本是让农民中的先进分子把落后农民带动起来，表现贫下中农作为阶级整体在政治上的先进性。《软埋》则透过历史的距离感，让土改积极分子的后代道出了他们先辈中一部分人的真实心态。这些先辈之所以积极斗地主，不过是想多占好地，把地主家的小姐、丫头要过来当媳妇。

这是今天的主流观点。它肯定了土改摧毁旧制度、剿灭土匪和安定民众生活的巨大意义。

周桥向来自持，很少会喝酒吸烟，那天他却喝得酩酊大醉，走路都走不稳了，还一个劲地在路边吼：“老子终于出息了！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了！有自己的公司了！”他醉得一塌糊涂，我和公司里两个男职工合力，才把他扛回家。

老太话音落地，引起周围村民的一阵哄笑。这代表了土改中另一些底层民众的后代的态度。他们对一些土改积极分子的私心不以为然，认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私心。

陆子樵家佣人随主人的集体自杀，是此前的土改题材中从未见过的。这是一个在广场狂欢的恐怖气氛中，旧时代忠义思想主导的悲剧。在批斗以及枪毙的舆论震慑下，陆子樵要佣人自行选择去留。这些下人与陆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共同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情感依赖，使他们在骤然到来的灾变时刻难以作出需要自觉的阶级意识支撑的清醒判断，最后在惊恐之中做了陆家的陪葬品。我们可以基于同情而对此表示遗憾，也可以痛惜这些人的不觉悟，做了地主阶级的牺牲品。不管哪种情形，都显示他们是生活中的人。他们有人的情感，包括情感的误区；有人的思想局限，比如认不清自己的阶级地位；也有作为人所值得同情的方面：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宜用当时土改积极分子的标准，更不能用今天大多数人的思想水平来要求这些长期生活在地主家庭中的人物。这也就表明了，作者的描写并非在美化地主，而是对于当时社会真实一面的客观讲述。

陆三爸是土改翻身农民的后代，他为金点的“忘恩负义”做了辩护：“你家养大了金点，金点为你们娘老子立了碑，也算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你们现在咬牙切齿地恨家乡，这恨得有什么道理？再往前讲，你家这富是怎么来的？你卖鸦片，赚肥了，又有多少人为你家的生意丢了家赔了命？”[4](P259-260)但是，一个老太太插嘴说：

他幺爸叫二秃，是积极分子。他看中了陆家的一个丫头，结果人家宁可死都不肯嫁他。还有墩子，就是陆欢喜的爸，也是积极分子，他也看中了陆家的一个丫头，那丫头也是宁肯死，都不嫁。[4](256-257)

这几个“地主”，按他们拥有的土地和财富，确实是地主，但他们的实际表现类似于国民党的将士在解放军的压力下起义，人民政府肯定了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身地主，甚至是大地主，而投身于人民革命事业者其实不在少数，所以地主的成分不是决定要不要斗争或者枪毙的依据，重要的是他们的表现。土改政策中有财产认定和立功表现的具体规定，但不应该斗而斗了，不应该枪毙的枪毙了，这种现象难以避免。《软埋》中，作者非常清楚地交待，违反县人民政府的决定批斗陆子樵，主要是金点挟私报复。因此，陆子樵的命运，实质上是个别坏人利用群众的狂热性、踢开共产党对土改的领导所造成的变故，而不是陆子樵对抗土改、自取灭亡的闹剧。它说明土改所依靠的阶级队伍本身并不纯洁，有些农民受旧思想毒害，基于个人自私的动机，想多分浮财，加上工作队缺乏经验，妨碍了土改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软埋》中的老革命刘晋源对此说得很明白：“当年并没有人出来分析，穷人为什么会穷，穷人中有没有地痞流氓。更没人说，哪些富人是好富人，哪些是坏富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学。而且打完仗剿完匪，杀心还没有褪尽，就觉得镇压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不像现在，你说村里开会集体商量去杀个谁，哪有那么容易？因为社会已经进步了。可那时，谁都不懂呀。所以，一下子就过了头。一旦过头，根本就刹不住车，都成了一笔糊涂账。等到上级下命令不准乱杀时，已经杀了不少。你也看到那些大宅子了吧？富人有多富，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你并不知道穷人有多穷，没饭吃没衣穿的人，多的是！只要是穷人，不管活在哪个社会，你让他去把富人的财富变成自家的，把地主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只要允许，哪个不会积极去干？天下人心是一样的。”[4](P111)这同时也说明，土改这样的重大历史变革，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本文假定问题(1)的解集非空。用Im表示m阶单位矩阵。对任意的向量或矩阵M,MT表示其转置,M-1表示矩阵M的逆。‖·‖1表示l1-范数,‖·‖表示l2-范数(欧几里得范数),R+表示非负数,记em=Rm, 0m=Rm,而0表示适当维数的零矩阵或数字0。

当年土改积极分子的后代的观点是：

土改过去四十年后，1992年的清明，陆子樵的二儿子，胡黛云的丈夫、丁子桃的前夫陆仲文与他的弟弟从美国回来扫墓，受到当地政府的隆重接待。地方政府这时有招商引资的考虑，而陆仲文一行在祭拜故人后则是绝情而去：“走时就说了三个永远。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会把这里当自己家乡。永远不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个地方。”对于陆仲文1992年回乡时的表现，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会认为是其阶级本性使然，而当年土改中的一般农民则会认为他父亲对新中国有功，人民政府决定不斗陆子樵，后来的结果是土改中一些人违反土改政策、公报私仇造成的，就像他们的后代所说的：“大家看了鬼大屋，都觉得陆家太惨了。”

当地政府接待陆仲文一行，其实也体现了政府在改革开放时代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那就是在肯定土改奠定了新中国社会基础的前提下，把已经不对当下的社会进程产生现实影响的土改中一些具体问题，包括“过火”的行为，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办法，引导人们向前看。这里包含了对此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些失误的反思，包括重新设定社会主义的目标、开始改革开放。这不是对土改历史的否定，而是基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人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纠正“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由此确立评价历史和个人的新的价值标准。当然，不能不承认，从土改到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制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这种探索和重大调整，导致一些人产生了困惑，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方面观点不同，这些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争论埋下了伏笔。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软埋》的作者只是客观地讲述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半个多世纪前天翻地覆、充满尖锐斗争的土改的看法，并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出了不同观点后面的个人情感，让这些人带着自己切身感受和利益考虑来诉说恩怨情仇，展现了真实的历史画卷。她没有为这些人的功过、恩怨做简单的结论，其实她也无力做出结论。回答这些重大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作者的能力，那是历史学家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所要做的工作。作家从自己的感受中来展现历史的过程，关注人的故事，特别是关注历史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心世界，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可是《软埋》还是暗示了“结论”的。方方让不同阶级出身、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角色按各自的观点来讲述土改的历史，表达他们的爱恨情仇，让一个主旋律回荡在多声部的乐章中，那就是历史有它的自身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在历史大潮中很渺小，因而评价历史必须把握基本趋势，从大势中理解个人的位置——当然是不泯灭主体性的个人。哪怕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不可能改写历史，但你也不要对迟来的公正丧失信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与者，土改的亲历者，后来又经历了“文革”考验的老革命“刘晋源”们的观点。虽然这可能被理解为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也可能被教条主义者斥为对土改运动的歪曲，但不可否认这种观点占据着主导的位置。

方方的态度呢？她显然没有否认刘晋源的观点，她甚至是以刘晋源的土改观来确定她的整个小说的艺术构思，刘晋源的土改观事实上成了这部作品的思想逻辑基础。

1.4 TCGA数据库提取数据 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https：//tcgadata.nci.nih.gov/）下载1 102例乳腺癌样本的56 963个基因mRNA高通量测序数据及其临床病理学参数资料，数据更新至2018年01月。利用这些数据，分别对16个促进乳腺癌转移基因、10个抑制乳腺癌转移基因与TEX14的表达进行相关性分析。以TEX14 mRNA表达量中位数为节点，将乳腺癌样本分为了TEX14低表达组和TEX14高表达组，剔除临床病理参数不全的样本，分析TEX14的表达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三、 留在时间中的秘密

从完整地展现土改过程的视角看，《暴风骤雨》为了表现东北地区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土改运动的深入，作者硬是补写后半部，让郭全海被坏人夺权，由工作队重新进村再来一遍土改，从而造成了人物性格和小说结构的裂痕。那么到《软埋》把重点转移到土改中的人，特别是聚焦于土改中受到打击的人物，显然是创作观念上的一大变化。

这一变化有一前提，那就是把文学作为生活教科书的时代已经过去，广大读者对土改的历史进步性已经有了深入的共识，因此文学作品涉及土改的题材不必再重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那样聚焦于土改过程的写法，可以把重点放在人上面，让后来的读者了解土改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对不同阶层人的影响，了解共产党的领导与土改之间的关系，从而让读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历史发展规律。

这样写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作品里的人物普遍地突破了以前的类型化。如前所述，地主形象中，陆子樵、李盖五、胡如匀，这些人的身份复杂，实乃他们在历史巨变中因应选择的结果，也是他们真实政治态度的表达。因此，他们成分如何划，如何对待，都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是具体的问题，不是一个脱离具体对象的政治标签可以做结论的。这就跟以前土改题材作品所写地主不同——以前一般是合乎阶级斗争理论的那种标准的地主，集中了反动的地主阶级一切罪恶的特征，而《软埋》中的地主，其经济状况是地主，其政治态度和他们与中国革命、人民政权的复杂关系，却并非是必须镇压的地主。所以当时县人民政府考虑到陆子樵、李盖五的现实表现，接受村民意见，决定不斗、不杀，是有道理的。

手段不严厉，根本不可能镇得住那些个富人。他们有钱有枪有民团，拉出去就是一支队伍。何况还有潜伏的国民党在暗中串联。就算剿匪结束了，暗藏的破坏者依然多的是。亏得土改，把他们的主要拉拢和支持的对象全部摧毁，而且也把他们震慑住了。社会稳定的代价很惨重，但重要的是稳定了。[4](P111)

《意见》明确，要完善居家养老基本服务清单，建立老年人需求评估标准。继续扩大“12349”助老公益热线服务覆盖面，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采取“三社联动”方式，为居家生活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医、助康、助浴、助购、助行等生活服务，以及康复保健、心理疏导、短托照料等专项服务。

《软埋》里的人物，最不符合唯成份论的是引发陆子樵家集体自杀的金点。金点报父仇，蓄意挑动村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金点违反了县政府的决定，实际上是在破坏土改的正常进行。当他导演的闹剧变成惨剧后，他却“良心发现”，半夜里为陆子樵偷偷地立了个墓碑，然后不知所终。这使金点的形象严重超出了特定阶级的规定性，令后来者评价起来众说纷纭。

小伊的手慢慢触摸到右边的那扇门，只需要轻轻一推，所有的痛苦就都结束了，他依旧是个特立独行的少年，像所有18岁的男孩想象的一样，随性地活着，他想要的海阔天空，全装在那扇门里。

土改中因为坏人捣乱甚至夺权，出现了运动的曲折，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中已经出现。所不同的是，那些坏人破坏，在土改过程中即被识破并被“揪出”，作品的主题是土改取得了完满的胜利。在《软埋》中，坏人的破坏是到几十年后才以某种方式得到纠正，比如通过老革命刘晋源的口，承认了土改中存在过火的现象。刘晋源还亲自为在土改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李东水作证，证明他不是土匪，而是为剿匪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功臣。不过值得注意，这样的“纠正”仍然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对历史的还原，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作家对历史冤案的一个客观公正的交待。

陆三爸的声音突然放大了，他说：“大家看了鬼大屋，都觉得陆家太惨了。话说回来，陆家这个样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吗？为什么就不说人家金点家也惨呢？如果陆家不强占他家的地，他们会家破人亡？难道穷人家破人亡就不算什么，富人家破人亡就更惨痛？

把人当成人来写，从人的一般情感、心理规律和他们的社会身份出发写出人的阶级的、阶层的分野，这是文艺观念从本质主义向真正的现实主义回归的一个积极成果。同时，这也反映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后，我们对历史上的土改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肯定它总体上的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具体进行中的土改存在着偏离共产党土改政策的问题。土改的政策与进行中的土改运动，关于土改的理论分析与在一些地方进行的土改运动，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这种新的历史观显然是方方创作《软埋》的思想基础，也是她把人作为写作重点的一个内在依据。但是，当人取代土改的过程作为创作的重点，作品对土改的描写就与把土改当作一个过程来写的作品有了不同的意义。它不再是讲述土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总体上的正确，而是从土改中所涉及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的感受这一角度，来透视具体的土改运动对人的影响，从而来反思一些地方的土改所存在的偏差。

斯通义不容辞潜水寻回伊恩的尸体。他发现，伊恩就在充满空气的石室下面，侧身躺在水下不到3米深处。伊恩的护齿已掉在外面，但他的潜水设备仍在运转。斯通事后得知，伊恩是在潜水返回途中昏过去了，而这恰恰是因为连日来的劳累和低血糖引起的胰岛素休克。

反思，需要时代的条件。今天对土改的反思，既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努力，也是对于历史的新的审视。完全返回原初意义上的历史现场几无可能，因此所谓的回归历史，其实就是借助客观的经验，站在新的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对土改的重新审视所依据的客观经验，主要就是从土改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不断探索。土改以后的集体化，人民公社，新时期的土地承包制，当下的土地流转经营，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经营形式的变革，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断深入的认识，并伴随着社会主义目标的调整和道路的探索。探索和创新，不可避免地使土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呈现出前后的差异，这也成了今天社会上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存在左、右意识形态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围绕《软埋》的争论，从根源上说，就是由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种变化造成的，因为这些变化牵涉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些方面。

在文学的领域，这些分歧涉及怎样确立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中的人的评价标准。比如革命与人的关系中，谁是目的？谁是手段？或者在什么条件下革命是目的、人是手段，什么条件下人是目的革命是手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革命者是把革命当成目的的，因为这一目的包含了人的解放的理想，在其实践的形式中，革命就成了直接的目的，个人可以为这理想而牺牲，成为人民的英雄。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仍然能把那套革命标准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对待历史问题与现实挑战吗？正是无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条件，简单搬用一些革命教条的那种极左立场，在一时期里造成了重大失误，使革命落入了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无解的逻辑循环，成了针对革命者自己的一次次极左的运动，最为严重的就是十年浩劫“文革”。明白了这一点，就可知道，脱离历史条件，机械地依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评价文学作品，既可能脱离时代，也可能脱离文学作品的实际内容，以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一些概念给作品中的人物贴上政治标签，而无视作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比如在新时期来反思历史上的一些“左”的错误，从而发生以概念切割生活，切割人，要求艺术创作合乎僵化的观念，却肢解了活的人的问题。或者是这些批评者以自己也未必真正了然的概念不切实际地来指责作家的具体描写，不从作品出发，而是从他的概念出发，乱点鸳鸯谱。

革命与人的关系，反映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就是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革命考虑到现实政治斗争的着力点和要依靠的社会力量，必定强调人的阶级性。人性的观点会妨碍以阶级斗争方式进行的革命进程，因而会在革命过程中受到监控和批判。但是当革命成功后，建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为要动员一切积极的力量汇集到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的大旗下，阶级意识与人性观念就不是水火难容了，人性的要求就会得到某种确认和尊重。这时，文学的题材就会突破教条主义的限制，文学中的人物也会呈现人性的多样化。《软埋》中的丁子桃，她的后半生是向胡黛云复归的艰难挣扎。而一旦回归到胡黛云，她发现一切皆非个人意愿所能转移，而是由革命斗争的规律(包括机会主义所导致的问题)所主导的。历史真相在此时就成为她无法面对、不敢正视的现实问题。死亡是解脱之道，也是遗忘的极端形式。

如果说胡黛云的命运是一个客观存在，则可以采取革命时期的视角和今天的视角两种方式进行解释。按照当年土改中像金点这样的投机分子的观点，胡黛云显然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不斗争陆子樵，怎么分土地和家财？但按照今天的视角，陆子樵的遭遇是历史的偶然，是金点挟私报复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执行人民政府关于不斗陆子樵的决定，川东的土改仍会进行下去，但肯定会是另一种可能更为符合土改政策的模样。但当我们今天这样来设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想象中纠正了当年川东土改的偏差，这显然是对历史的一种想象。不过，想象的意义是彰显了两种视角之间的时代差异。

这种分歧可以分析，但不可能在历史的时空里加以弥合，这也正是《软埋》这样的题材可能会触到人的痛处之所在。时间不会倒流，人们所能做的只有改变态度。丁子桃的态度就是失忆——实质就是回避，也即“软埋”。软埋，不是对土改的软埋。土改的历史是软埋不了的，“软埋”土改的说法太过牵强附会，不符合作品所交待的语境。软埋，只是对历史造成的宿命的“软埋”，那就是遗忘。胡黛云选择了遗忘，她的儿子青林，开始想搞清楚他母亲的身世之谜，但当真相接近大白的时候，他也意识到宿命的恐怖，选择了遗忘，就像他的同学龙忠勇劝他的：“其实也不存在给自己定位的问题。人生有很多选择，有人选择好死，有人选择苟活。有人选择牢记一切，有人选择遗忘所有。没有哪一种选择是百分之百正确，只有哪一种更适合自己。所以你不必有太多的想法，你按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做就可以了。”[4](P288)政委刘晋源之子小安也提醒他：“青林，我比你年长，知道的事情比你多。我想跟你说，如果很难找，大可选择放弃，没必要非得去追寻什么真相。你要明白，这世上很多的事，都不可能有真相的。所以，活着图个简单省事，经常就是人生的真谛。”[4](P233)青林最终也明白了：“世上总归有些事不值得你去记忆。或者说，世上有些事有些人，必须忘掉。”[4](P181)

遗忘，是当事者的无奈选择。那么作者呢？作者好像有点不甘心，方方在为当事者设计遗忘的方案之外，又通过青林的同学，建筑学教授龙忠勇的口，表明了另一种可能的态度——记录：

显然，关于教育的广州新思维不过就是回归被现代性误导和走偏了的教育常识，但知易行难，要想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突围而出，还需要整个城市做出一系列的新动作。

龙忠勇见他没有说话，缓了一下口气说：“你还好吧？我知道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如果与你家有关，或是涉及你家隐私，我一定会用隐笔。你不要担心。只是这本书，我一定会认真地写出来。因为，你不需要真相，但历史却需要真相。”……

龙忠勇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有人选择忘记，有人选择记录。我们都按自己的选择生活，这样就很好。”

按：“鍾”，涵芬楼、三家本原作“鐘”。“鍾”、“鐘”二字有别，《说文·金部》：“鐘：乐鐘也。”“鍾：酒器也。”虽然二字古可相通用，后简化汉字归并为一个“钟”字，但在古籍中区别明显，“鐘”表乐器，“鍾”表酒壶、酒盅。整理古籍宜保留古籍用字原貌，不宜妄改。《中华道藏》忽略二字的字际关系，在录校时多处犯同样的错误。兹一并指出如下：

青林不知道自己怎么做的回复。他关了手机，只觉心下怅然。

眼前是开阔而苍茫的湖面，风起时，波浪一层层涌起。

他想，是呀，我选择了忘记，你选择了记录。但你既已记录在案，我又怎能忘记得掉？而真相，青林心里冷笑了，真相又岂是语言和书本所能描述出来的？这世上，没有一件事，会有它真正的真相。[4](P289)

作者写到的川东腹地，大多的村庄都很清静，许是人少缘故吧，颇给人一种生气不足的感觉。油菜已经收获，春玉米也都落地，小苗还没有冒齐整，田里的青绿色便显得淡淡的。有村的地方，树丛倒是浓绿成一簇，田园生活的静谧仿佛都深藏其间。在这样一片青山绿水间，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记录，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留给后世，少走前人的弯路。但历史能告诉后人真相吗？革命与人的关系，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是一对动态平衡中的概念。它们关系的演变，是由历史书写的。作为小说家的方方，可以构想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但也无力给出确定的答案。因此，《软埋》的一个意义，是提出了一个隐藏在时间中的关于革命与人等项关系的秘密。它期待后人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实践去寻找明确的答案。但我预感，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甚至是没有尽头的过程——争论仍将继续！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A].毛泽东选集(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A].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年)[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3]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J].史林,2008(6).

[4]方方.软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