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林奇(Kevin Lynch)提出城市的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观点，他认为城市地景扮演了让人观赏与记忆的功能[1](P6)，人们在城市里几乎所有感官同时运作，这些感知综合起来便成为城市的意象。城市之所以具有“可辨读性”，是因为它的各个区域、地标或信道很容易辨识，而且可被归类成一个有脉络的整体。[1](P10-11)地标是城市的重要意象，赋予城市视觉形态，[1](P125)地景(Landscape)建立在地理的基础上，被赋予政治、性别、道德等意义。地景同时是媒介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借助于多样的媒介表达手段，地景被赋予深刻的批判性意义。[2]台湾复杂的历史文化经验形塑了台北城市独特的人文地景，台北市最重要的地标有不少都是政治地景，其中主要为两类：一类为日据时期兴建，如“总统府”、台北宾馆等，另一类为国民政府迁台后兴建，如“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等。在建筑风格上，由于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将从欧洲学到的建筑风格实验性地运用在台湾的土地上，于是有了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特色的“总统府”、台北宾馆；而国民政府迁台后将台北当做“首都”来经营并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纪念孙中山的“国父纪念馆”及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都为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风格。以上政治地景是台北都会的重要地标建筑，被赋予台北复杂历史记忆的象征意义，也是游客观光的重要场所，更是电影高频的取景地。

自1895年至1945年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时期，在外族侵略统治下台湾受到日本文化的深厚影响。1945年国民政府接管台湾，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直至1987年戒严解除；2000年至今，台湾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电影是社会文化的缩影，是观察社会、叙述历史、建构集体记忆的窗口。受历史影响的政治地景在不同时期的电影中的意象，与城市的历史经验、政治环境及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城市是居民生活的场域，城市的地景承载着居民的历史记忆与主观情感，地景呈现的意象也承载着感知经验。在电影中，地景本身就是一种表意的过程。[3](P43)影像本身既作为指示意义的记号，也作为被记号指示的东西。[3](P62)电影故事发生的地景空间，都有特定的意义，地景是符码，通过导演的编码后再现。本文通过对戒严·解严·新世纪台湾电影中的政治地景意象演变的分析，讨论政治社会之经验如何作用于电影，以及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塑造地景意象，建构与之相关的都市经验，并讨论了21世纪以来政治地景在电影中的意象呈现哪些新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一、从戒严到解严：政治地景承载威权象征与历史记忆

台湾“总统府”自日据、两蒋时代至今，都是台北乃至台湾的重要地标建筑。“总统府”源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是当时台湾最高的行政机构。1912年开工，1919年竣工，总面积超过一万多平，其规模在当时东亚地区屈指可数。二战后期，“总督府”因在殖民地的重要角色，成了美军轰炸的目标，造成建筑物严重受损。1948年底大修完成，并配合庆祝蒋介石六十大寿，改称为“介寿馆”。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则作为“总统府”使用，继续维持其权力核心的角色。从建筑形态上看，“总统府”常被称为具有权力象征的“阳具建筑”；从历史上看，同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在独立后视殖民时期的总督府为国耻并将之拆除；而在台湾，从二战结束至国民政府迁台至今继续沿用，“总统府”现今仍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办公所在，也是台北市的重要地标建筑之一。这栋近百年的建筑，在日据时期、戒严时期以及解严时期电影中，分别被赋予外来殖民力量、威权统治与多元文化的涵义，承载了台湾的殖民经验、威权记忆和历史文化，地景空间的意涵经由历史社会的发展而转变。电影是大众记忆(mémoire populaire)的媒介，庶民经由电影铭记历史、展开回忆。[4](P286-288)在殖民时期，电影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意识形态工具，电影中的“总督府”也呈现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权力象征。例如1937年的纪录片《南进台湾》作为日本人拍摄的政绩宣传片，用于展现台湾的风土、地貌与物产等，电影中出现当时的“总督府”，是“总督府”(今“总统府”)最早可见的影像呈现，用以表现日本政权的殖民统治。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颁布“戒严令”*《台湾省戒严令》是国民政府迁台后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的，宣告自同年5月20日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此戒严令实行的时期又被称为“戒严时期”。当局采取党禁、报禁、海禁、出口旅游禁等，此间台湾言论受限，常有人突然失踪，不时传出冤狱，俗称“白色恐怖”。台湾与大陆隔绝所有书信、交通联系，在台人员不得返回大陆。。戒严时期“总统府”前戒备森严、气氛严肃，甚至周围路段也禁行机车与脚踏车。在1950年代电影中，“总统府”常作为高高在上的威权时代的政治权力隐喻。《王哥柳哥游台湾》(1958)电影一开始便以仰拍的大远景呈现“总统府”，以显示市民在政治权力中心下的渺小，电影镜头随着行车推进，“总统府”越来越清晰，随之镜头一转，还未看清“总统府”的面貌镜头便已转向离开，“总统府”成为“只可远观”的地方。地景作为文本，阐述着人群的信念。地景的塑造被视为表达了社会的意识形态，然后意识形态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5](P27)“总统府”作为王哥柳哥游台湾经过的第一站，凸显了其作为台北城乃至台湾的最中心区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戒严时期的威权统治。

在1980年代，台湾民间社会开始推动解严，艺文界反抗威权的表达也持续暗涌，意图推动“白色恐怖”时代的结束，一切在为1987年解严铺陈准备。电影中的“总统府”从早期表现政治威权，转变为暗含民众的不满与反抗。《青梅竹马》(1985)拍摄了一群青年人在夜间开摩托车在“总统府”前绕行，作为对“总统府”所象征的威权体制的冲撞。这样的场景在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时代几乎不可想象。该电影男主角侯孝贤也曾经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拍摄情形：“拍《青梅竹马》时是光复节前后，‘总统府’在装修，杨德昌想拍摩托车队冲‘总统府’。当时在‘总统府’前冲摩托车是要被警察抓的。当时在‘总统府’前拍摄了两次，非常过瘾。隔天看报，那天晚上有一件专案，所以警力全部调配去抓人了。”[6](P198)此外，在《超级市民》(1985)的电影开头，“总统府”、“中正纪念堂”、圆山大饭店、士兵、蒋介石铜像等镜头不断出现，彰显戒严下“白色恐怖”的政治压迫，“总统府”与“中正纪念堂”在一系列剪接镜头的最后出现，彰显这两个权力地景的主导地位。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钛合金已在一般工业中应用，用于制作电解工业的电极，发电站的冷凝器，石油精炼和海水淡化的加热器以及环境污染控制装置等，钛合金已成为一种耐蚀结构的材料。昆钢已具备钛锭、钛卷、钛合金产品生产能力，如今正在加大科技投入，将钛合金材料应用到航空航天、医疗等高端领域。对钛合金化学成分的检测提出了新的要求，硅是钛合金成分中比较常见的元素之一，对钛合金中硅含量的测定也有了更快、更准确的要求。

UmALB是检测肾损伤的敏感标志物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肾小球滤过膜并不能滤过UmALB，当DN患者由于长期处于高糖状态下，造成肾小球滤过屏障的损伤，从而增大了滤过膜孔径，使滤过膜对UmALB的滤过量增多，形成蛋白尿[9]。该研究中UmALB也与ACR呈正相关,但是由于其影响因素较多，如发热、感染、血压等因素的影响，影响检测结果，故不宜使用单项检测来衡量肾脏的损伤程度。

从戒严到解严，一面是政治地景的权力意涵，另外一面是在权力关系下的都市边缘社群。与上述象征权力的台北政治地标相反，台北另一类政治景观则是位于都会边缘的眷村、违章建筑群。这些违章建筑在1950年代初搭建，作为“反攻大陆”政策下随军迁徙的外省人的住所。1950-1960年代电影中的违章建筑以迁台初期的杂乱、不稳定呈现，如李行导演的《两相好》(1962)与《街头巷尾》(1963)。在这两部电影中，杂乱的违章建筑成为外省移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及建立与台北互动关系最早的场域。1980年代电影中的外省族群生活的眷村同样是一种封闭的“竹篱笆”形态，如讲述外省人在台北生活的电影《小毕的故事》(1983)中小毕生活的淡水，以及《香蕉天堂》(1989)中门栓到台北找工作等。电影所记录的多为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迁台的外省人在台北重新开始生活，在城市里挣扎与寻找认同、重建与城市关系但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

“中正纪念堂”基地从清朝开始即有军事用途，日据时期仍持续沿用，作为炮兵队与步兵第一联队之用。国民政府迁台后，又改为陆军使用。1971年经建会曾考虑于台北设置现代化商业经贸中心，1975年蒋介石逝世，“行政院”于同年7月决议在上述用地建造“中正纪念堂”。建筑师杨卓成认为透过具有动态、优美及丰富色彩的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才能传达悠久历史及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他参考北京天坛和中山陵等建筑设计了具有中国传统宫殿式风格的“中正纪念堂”。自1980年落成开放，“中正纪念堂”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是台北最重要的文化地景之一。“中正纪念堂”在1980年代的电影中常呈现为威权的压迫，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的《搭错车》，影片讲述哑叔通过捡破烂将女儿阿美抚养成人，阿美成名后哑叔却已病逝，电影以阿美在“中正纪念堂”前举办演唱会结尾，彼时“中正纪念堂”前的“两厅院”尚未完工，空旷的“中正纪念堂”前的演唱会，象征在威权体制下阿美这个小人物曲折不堪、亲情永失的遗憾以及为了生计而在众人面前展演的无奈命运。

二、新世纪：政治地景的多元意涵

21世纪以来，随着台湾政治社会发展，政治地景在电影中意象转变，“总统府”不再如戒严时期的神秘、权威及令人恐惧，不再隐喻电影创作者对体制、政治权力的讽刺与不满。电影几乎粉碎了地方的单一经验，汇聚了不同的空间，以显示现代生活的新模式。[5](P110)“总统府”作为地标依然是电影中的标志建筑，这一时期“总统府”的意象也更加多元丰富。《爱情灵药》(2001)通过迷上色情书籍的高中生林祖状的经历，讲述当下青少年在充斥着色情暴力与媒体环境中的成长过程，以及青少年对于性、爱的迷茫与困惑等成长问题，同时电影也呈现了新世纪的台北城市生活面貌。电影开篇即是林祖状坐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面向“总统府”翻阅色情小说，警察走过来说：“你厉害，在‘总统府’前看黄色书刊，公然猥亵‘总统府’。”随后警察追逐飚车少年而去，林祖状依然在车流往来的凯道，望着“总统府”说：“我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总统府”从威权时代的高高在上、不可侵犯变为可以被“猥亵”的对象，市民从走过“总统府”都需要低着头，到可以在“总统府”前做以往被认为“不敬”的行为。黄色书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自由开放，前景的高中生与远景的“总统府”，一边是年轻的、受青少年次文化影响深远、光天化日看黄色书籍的、无所畏惧的高中生；一边是近百年历史的、经历过封建、殖民与“白色恐怖”的“总统府”，形成对立关系。在台湾刚进入政党轮替的初期，呈现在电影中的主题除了对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关注外，也有着对自由开放社会的表达。

《不能没有你》(2009)取材于2003年一则台湾单亲父亲抱女儿欲跳天桥的社会新闻，这部黑白电影讲述了单亲父亲李武雄为了解决女儿就学而四处奔走。李武雄在“立法院”找“立委”，“立法院”门前从汽车下来的西装笔挺的“立委”与穿着破落骑着破机车的李武雄，形成权力阶层与社会底层的二元对立。李武雄来到“总统府”前高喊：“我要见‘总统’！我要见‘总统’！”，被“总统府”前的便衣警察与宪兵带上警车。最后，绝望的李武雄带着女儿上了天桥，准备从天桥上跳下。这部电影中，“总统府”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意图闯入“总统府”的行为，是对于政府无能的控诉，也是政治讽喻。《弹，道》(2009)也是一部政治讽喻电影，电影将发生于2004年台湾选举时发生的“319枪击案”搬上大荧幕。台湾电影中直接触碰选举政治的较为少见，《弹，道》是港台合拍片，导演来自香港，采用香港警匪片的类型电影，以两名警察所代表的“正义”意图破解台湾选举中迷一样的乱象，找出枪击案的真凶。电影逼真地重现了2004年3月19日的台南金华街的场景，剧中主角的形象被刻意塑造得如陈水扁、吕秀莲真人相同，但“绿营”变成了“黄营”，电影既展现真实，又表达戏谑。作为一部“纯正”的政治题材电影，“总统府”这个最具政治象征的地景出现在电影最后。“319枪击案”层层掩饰、最终无法破案，警员牺牲，事件在无法得知真相的情况下结束。两年后，警员在“总统府”前重遇女孩，穿着红杉的“红营”正在为新一轮选举高喊。“总统府”、高喊口号的人群在虚化的背景中，前景是警员与女孩的对话，女孩说：“你知道路要怎么走吗？”警员回答：“只要继续走下去，就知道路在哪。” “总统府”历经百年，见证台湾的殖民与威权时代，电影正是借着“总统府”前这个场景，表达历史大潮流、大时代下台湾小人物虽无法弄清政治真相，依然对台湾的未来充满希望的愿景。

通识教育课程（必修部分）的比例为20%，学科专业知识课程的比例为35%，教师教育类的课程占到了45%的比重。其中，理论和实践类课程各占62%和38%的比例。教师教育课程包括教学职业素养课、教育基本理论课、教学技术能力课和教师实践能力等。教学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教学职业素养课+教育基本理论课+教学技术能力课等），第五学期实施教师实践能力课程。或者深入小学课堂一线，进行教育实习（252学时），强化实践教学技能，第六个学期进行毕业实习与创新创业实践（252学时）。

进入21世纪，电影所带来的城市营销与电影观光收益不容小觑，台湾各地市陆续成立电影委员会或协拍中心，为电影拍摄提供资金补助支持，同时也为电影取景提供帮助。高雄市于2004年最早成立高雄市电影事务委员会，台北市在2007年底成立台北市电影委员会，大力推动与支持电影在城市取景拍摄，表现城市生活、传递城市的文化，从而促进城市营销与观光。具有地标性质的政治地景转变职能，开放为电影拍摄地。电影中的历史建筑与政治地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不再表达权力的暗喻，反而成为城市的名片、观光的圣地，也成为城市营销的重要工具而出现在电影中。

1987年台湾解严后，台湾电影开始重现台北的历史记忆。《超级大国民》(1995)是一部对台北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进行深刻省思的电影，重唤台北这座后现代城市的历史记忆。电影回溯“白色恐怖”时受政治迫害的人物故事，并在电影中大量置入政治地景。1950年代因参加政治读书会而被判无期徒刑的许毅生(台语音为“苦一生”)，为当年供出好友陈政一而致其被枪决感到愧疚，他16年后出狱，自囚于养老院10余年，一直活在悲伤与悔愧中。电影有一段代表性画面，在当年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星光摩天大楼上取景，通过摇晃的长镜头，以许毅生的视角，穿越过台北的重要地景“中正纪念堂”、“两厅院”、景福门、台北宾馆、新公园、台湾博物馆，画面在“总统府”停留，最后到达马场町，许毅生的声音成为画外音：“一个声音、一个表情，带我走过这个城市，走过熟悉与不熟悉的街道，带我来到马场町，马场町的枪声依然响亮。”画外音暗喻时空转移与城市变迁，当年流着青年鲜血的马场町“早就没人知道了”，现在成为青年唱歌跳舞的地方，还叫做“青年公园”，意味着城市对历史与创伤的集体遗忘。许毅生拿着书找寻当年的地方，通过他的描述和带领，观众看到日据时期的东本愿寺、1950年代的“警备总司保卫处”、如今的狮子林百货，曾经是人糟蹋人的“地狱”；忠孝东路上现为五星级酒店的地方，是日据时代的陆军仓库、1950年代的“警备总部军法处”，是曾有判人生死的权力之地。镜头通过照片回溯当年的建筑，既有时间、空间的转换，也通过画外音带入白色恐怖的城市空间感。电影在解严后勾起观众的历史记忆。此外，电影选用了重要的纪实片段描绘解严之前的“总统府”——二战末期总督安藤利吉在当时的“总督府”前校阅军队，而受检阅的不乏台湾的部队，展现了台湾人被殖民政权的霸权统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在此，“总统府”与威严的殖民统治者、军队同框，象征着政治与暴力，以及普通人的极度受压迫、恐惧。

三、城市营销：政治地景的意象转变

传统的“权力中心”的意象改变，传统的“边缘”在这一时期的意象也发生了改变。宝藏岩作为自1950年代起形成外省居民违章建筑聚落群的代表，是《面引子》台北部分的主要场景。电影中的宝藏岩以安宁、错落有致、视野开阔、没有围墙的老兵居住区的样貌呈现，宝藏岩虽仍较为边缘、落后，但与台湾外界已没有隔阂，外省人老孙和老兵们常坐在路口下棋，等待邮差送信，60年过去，战争引发的迁徙给城市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少，宝藏岩是外省老人们宁静的、安逸的居所，已不再是迁台初期的杂乱，亦非1980年代区隔于台湾社会的“围墙小区”。电影画面中宝藏岩小区及老孙在宝藏岩的家也多呈现为明亮的光纤及井然有序的陈设，与早期电影中眷村的混乱、破落不同，“权力边缘”地带逐渐模糊化。

位于凯达格兰大道1号的台北宾馆，兴建于日据时期，为日据时期 “总督”居住地及会客场所，原为“总督官邸”，也是现今台北市的重要古迹。通过台北市政府及台北市电影委员会的协助，台北宾馆首次开放作为《赛德克巴莱》(2011)的主要场景，将台北宾馆设置为雾社事件发生时的日本警察局。台北宾馆由于其历史沿革，也正符合电影中日军官舍场所的日式风格。此外，“国父纪念馆”也同样允许电影拍摄取景。讲述台湾办桌文化的《总铺师》，获得台北市电影委员会的支持，得以在“国父纪念馆”广场拍摄办桌比赛总决赛，电影最后形成了一场多达三四百人、耗资500万新台币的大场面。在《总铺师》中，“国父纪念馆”的政治意涵已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热闹、人情与古老的办桌文化。《大稻埕》(2013)主角陈佑熙在猪哥亮扮演的朱教授的带领下，从现代穿越100年回到1920年代的大稻埕，并参与了蒋渭水抗战事件，电影构建了1920年代日治时期繁盛的大稻埕。电影预告片中主角猪哥亮在从100年前穿越到现代后，回到“总统府”前，直接大步迈入“总统府”，说进去“看看总统有没有‘度估’(台语打瞌睡之意)”。操着台语、具有台湾本土化气质的猪哥亮走进“总统府”，“总统府”变为市民可以随意进出的场所。

自台湾解严以来，由于“中正纪念堂”的特殊政治属性：“中正纪念堂”前的民主广场多年来为重要集会或表达抗议的场所。历史意义、建筑形式、场景人群及集体记忆，是“中正纪念堂”之所以为文化景观的重要原因。几乎所有表达抗议、表现游行的电影都会出现“中正纪念堂”，如《白米炸弹客》(2014)中的农民和渔民抗议WTO的侵袭的游行、《满月酒》(2015)中的同性婚姻平权游行等。《女朋友男朋友》讲述的是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生运动的故事，当年的学运正在“中正纪念堂”与“两厅院”广场举行，电影还原了真实历史场景。此外，在台北市政府与电影委员会的支持下，《女朋友男朋友》成为“中正纪念堂”及其园区在1980年落成以后第一部进驻拍摄的电影，作为当下的怀旧爱情电影，再现了1990年代学生的青春与思潮。

银行规模与向小企业贷款力度呈反向关系，广西贫困县县域经济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对县域中小企业提供足够资金支持，就会对县域经济第二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发展本地小商业银行，有利于向本地县域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本地经济。

四、结 语

电影作为20世纪兴起的最复杂丰富的文化形式之一，城市作为当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单位之一，两者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也是一个最富挑战性的讨论起点。[7](P1)电影是城市的一面镜子，记录城市的发展轨迹与都市转型。地景是电影对城市的描绘，承载象征意义。笔者通过分析以“总统府”为主，包含“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台北宾馆等台北重要政治地景，从1950年代戒严初期，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在电影中的意象的转变，分析政治地景在戒严/解严/新世纪的不同意象：在戒严时期，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政治地景通常被小心翼翼却又刻意地放入电影中。在1980年代以前，“总统府”常常以高高在上、崇高的权力地景意象呈现；在19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台湾人民要求解严的呼声提高，电影中通过“总统府”等地景表达威权统治，更重要的是对政治体制的不满与反抗；而在解严后的1990年代，台湾电影开始以政治地景作为对历史的省思，重新回溯戒严时期都市地景的历史文化意涵，政治地景开始呈现多元的面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总统府”不再如早期日本的外来殖民统治及蒋介石时期的威权统治时期蒙着神秘不可侵犯的面纱，随着“总统府”开始开放市民入内参观，随着台北市电影委员会的成立，电影中的“总统府”意象呈现出更加多元丰富的意象，电影中的小人物对“总统府”可以戏谑、嘲讽、任意进出，“总统府”同时作台湾独特历史经验下的文化建筑为台北电影城市营销服务。与此同时，在1950-1980年代电影中的台北都市的边缘如眷村社区，在这一时期也褪去都市边缘的强烈隐喻。地方不是一个简单的三维空间,而是承载着情感、记忆与感受的载体。[8](P3-5)政治地景在电影中的变迁，最重要的是建构了民众对于“总统府”以及其他政治地景、历史记忆的认同想象，经由政治地景建构的想象，也成为城市的标签与符码。进入新世纪，在政府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背景下，城市营销成为主流。2011年9月，描写台湾赛德克族抗日雾社事件的《赛德克巴莱》在“总统府”前进行首映，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也参加了首映，“总统府”已不再只是出现在电影中的场景，“总统府”广场又具有了新的功能——成为了露天电影院。电影中的政治地景从威权的象征，经历了“后解严”的30年，地景如同羊皮纸般刮除重写，留下历史的印记同时印刻着新的时代面貌。

参考文献：

[1]Kevin Lynch著.城市的意象[M].胡家璇译.台北：远流，2014.

[2]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

[3]Christian Metz.Film Language: A Semiotics of the Cinema.(M.Taylor, trans.)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米歇尔·福柯著.反怀旧[A].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C].李洋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5]Mike Crang著.文化地理学[M].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台北：巨流，2003.

[6]卓伯棠主编.侯孝贤电影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David B.Clarke编.电影城市[M].林心如、简伯、廖勇超译.台北:桂冠, 2004.

[8]段义孚著.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M].潘桂成译.台北:编译馆，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