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初知识分子群体的双重心态

“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作为当代中国美学的起点，留下了丰富的美学与文化遗产，但与这一事件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当前研究仍缺乏足够的开放性。“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作为专有名词，这个称呼似已限定了对它的讨论，“讨论的美学问题是什么”以及“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都指向了“是什么(What)”，当然也可顺理成章导向下一个问题“为什么(Why)”。

航段内交通流量是根据交通流量分布编辑器进行设置的。交通流量分布编辑器主要设置航段内每年船舶航行的数量、船舶的类型和船舶航行速度等相关设置。

表2反映了长江三峡旅行游记发布者基本信息。性别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喜欢通过网络游记的方式记录和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和感受。年龄方面，游记发布者以青年和中年群体为主，这主要取决于研究数据来源平台“马蜂窝”的用户特征。出游时间方面，4天及以上的出游天数占绝大多数，这与长江三峡旅游产品的特征相关。长江三峡游客一般会选择乘坐游船游览三峡，旅行社所提供的游轮产品大多数都是4天及以上。客源地方面，经济发达的一线省市，如北京、广东和“江浙沪”的游客占大多数，湖北省内的游客也占了一定比重。

然而，“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是否仅仅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性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追问之可能？探索这种新的可能，应从对“大讨论”中之理论文本的创新性解读开始。

大讨论的起点事件是朱光潜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1956 年 6 月第 12 期，下文简称“反动性”)。文章一开头就是给自己“定罪”：“解放前我发表的一些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在青年读者中发生过广泛的有害影响。解放以来，对此我一直存着罪孽的感觉”[1](P11)。继而，他说明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对自己美学思想中的反动方面进行诚实的批判”[1](P11)。

在弄清了这篇文章的作者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后，我们不难察觉其中的怪异之处：作者的意思是，“主观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因为信了它，文艺思想必然是要错误的。那么，主观唯心主义之为“错误”，对作者而言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错误呢？如果这是作者经由逻辑推理而产生的一个知识意义上的“结论”，那么遵循主观唯心主义就谈不上“罪孽”，很明显，主观唯心主义之为“错误”于作者而言并非知识性前提；从作者的“罪孽”体认来看，这个判断在根本上乃是一价值性前提，确切地说，是新中国政权为指导新的文化建设先行设立的意识形态。

如何看待旧知识分子的忠诚？通常认为，这种表态仅是被动行为，但也许并非如此简单，钱理群对沈从文的个案研究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在旧中国受到欧风美雨浸染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下冲破束缚，在对欧美自由主义的认同中安置自我，自由独立是他们用自己前半生淬炼出的人生准则，要让他们遽然抛弃，何其困难。这种分裂感是普遍的，沈从文特别敏感，因此表现得特别强烈，钱理群认为，“沈从文就深深陷入了两大精神、心理病态和折磨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一是被抛弃的疏离感，一是完全的孤立感。”[3](P119-120)然而，钱理群进一步指出，在沈从文所代表的这一批知识分子身上，又存在着转变的可能，因为这批知识分子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同时还承袭了更为深厚的传统中国士人的一脉精神，即社会责任感：“但当沈从文疯狂到极点时，又孕育着新生。他从这时期保留下来的日记诗作里，常常在疯狂语言的后面，会突然出现宁静，反复诉说着回归家乡的欲求。最后他活下来，宣布自己‘默然归队’了。沈从文选择回归社会，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心理内在的需要，二是他表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有极强的社会承担意识。沈从文在疯狂时曾多次这么表示：不能想象自己可以永远游离于社会、人群之外，他感到这样的游离状态是‘极离奇’的：‘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这样一个人，怎么可以‘把和社会应有关系与自己应有地位毁去’。对沈从文来说，这种爱、这种关系、这种地位，都是一种责任。不管外在力量如何拒斥、孤立，他仍要归队，回到时代历史潮流中，尽到一份公民的职责。这样具有强烈使命感承担意识的知识分子，不能离开社会、时代潮流。即使社会不给他机会，他也要等待。”[3](P119-120)如钱理群所指出的，正是从中国士大夫传统那里承袭而来的社会责任感，说服着他们要正确面对新中国所带来的大众之拯救，使他们产生对新中国政权的心悦诚服*解放前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对新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内在认同，已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成为共识，影响较大的研究包括：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增订版)、钱理群《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以及傅国涌等人的部分论著。。

问题在于，在这场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新政权所要求知识分子的不仅是在知识上“认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更要从精神上“承认”，也就是不仅要口上说“是”，更要在内心里真正认为“对”。这就对当时作为理论主体的知识分子进行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个难题，即结论在先，主观唯心主义之为“错误”，研究在后，所有的研究最终都将指向前提性的结论。结论先行设定的理论研究，结论对研究的控制之关键，正在于“问题”的设置，即研究“问题”之设立，已先行规定了研究之路向与答案。因此，我们观察到，这一时期如《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之类的理论文本就呈现出特别奇异的形态：通过“问题”的先行设置与推进，导向对“问题”所暗示之“结论”的学术“论证”，在“论证”中“结论”获得了知识真理性，在“真理”的意义上，理论主体实现了“承认”，也就是完成了自我说服。

这场发生于50年代美学大讨论之前的论争，规模不大，却好像是即将开始的一场“预演”。在“预演”阶段，他本人对蔡仪所指出的“主观唯心论”美学观还有心思辩解推脱，但也还没从正面给予否定，而对其由美学观上升到对人生观的批判尤其不以为然，但接下来形势的发展令他不得不高度紧张起来。

从“问题”到“说服”的复杂逻辑后边详细剖析，在此之前宜先把握作为理论写作主体的旧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忠诚问题。对新政权所推行的思想改造，许多知名知识分子都表达了拥护。

1955年1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2](P24)他表达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2](P24)并决定计划用一年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资产阶级思想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2](P24)而新政权意识形态所认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因此，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于朱光潜等知识分子而言，并非知识性的“结论”，而是价值论的“立场”。

然而，这种由社会责任意识而来的政治认同，就主体性认同而言，毕竟还是一种理性认知、责任使然，与从感情上认同尚有距离，新政权所带来的思想改造的催促始终存在，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信仰形成角力，责任与自由、理智与情感、政治与个人在融为一体的表面上实际有着深刻的分裂。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分裂是无法通过公共舆论得以释放的，压抑造成了分裂，按照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理论，这种分裂将体现在文本书写中，即他们的思想文本中。作为内在意识分裂的书写，是这一时期思想文本的功用之一；对思想主体而言，更有通过思想文本的书写，实现自我说服的意义。

1955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提出。这种对知识分子主动性的调动，参之此前我们所指出的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内心的分裂现状，导致了奇妙的效应：在决策者主动性调动的鼓舞下，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反思自己思想中因恋念自由而来的“主观性”、“唯心主义”，其实本身就是以“给予的主动性”唤起“主动的主动性”的行为，并诞生了一种特殊文体：检讨书。

案例1：武进区湖塘河清淤工程。湖塘河为典型城区河道，沿岸有聚集老住宅区及老式小区，雨污合流，河水发黑，气味难闻。该清淤工程于2014年组织实施，采用环保绞吸为主、人工清淤为辅的方式进行，对于边角窄处，清淤船无法清理到的地方，则采用水下清淤机辅助清淤。施工过程中，利用环保铰吸船通过搅动河底表层20～40cm的淤泥层，再利用水下清淤机清淤，对淤泥进行铰切破碎、抽吸，最后底泥由污泥泵直接输送到控源分离系统。

二、作为“检讨书”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文艺报》接到信后，即约蔡仪写了一篇《谈“距离说”和“移情说”》 *《文艺报》所以要约请蔡仪写这篇批判文章，因为蔡仪、朱光潜两人在解放前即是“宿敌”。在新中国成立前，朱光潜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以其自由主义思想而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是左翼思想阵营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蔡仪作为左翼思想阵线的旗手，先已有《新美学》出版。1948年，蔡仪发表的《论朱光潜》，针对朱光潜的自由主义美学观，做了典型的阶级论批判，结论是：“总之，朱光潜是往往误解或歪曲别人的作品及别人的理论，以作为他宣传封建士大夫的社会意识、文艺理论的工具。这其实就是他自己所谓‘终于走到调和折衷的路上去’的真正原因。自然他如此苦心孤诣做这种‘字’的工夫，原不过为了反对别人以文艺为反封建社会、反封建意识的宣传工具。”参见蔡仪：《论朱光潜》，杜书瀛编：《蔡仪美学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2页。。在这篇文章中，蔡仪认为：“按朱光潜的说法，美感对象是孤立绝缘的，和外物的头系，也就是对人生的意义是‘一刀两断’的；而美感态度是超脱的，是排除一切欲望的。”[7]这个总结基本正确，捉住了朱光潜前期美学观的核心缺陷。此文出来后，1950年1月《文艺报》第8期又组织和发表了一组美学讨论文章，有朱光潜的《关于美感问题》，蔡仪的《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黄药眠的《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朱光潜的文章是对蔡仪《谈“距离说”与“移情说”》那篇短文的回应。显然，他对蔡仪的批评很不以为然。他在文章中表达了三点反驳意见：第一、他对自己美学学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和学术承袭做了说明，认为蔡仪说的固然没错，但自己的学说大多承袭西方美学思想，不能完全算是自己的意见；第二、他重点反驳了蔡仪对他的批评，提出质问：“蔡仪先生从何看出我否认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断章取义呢？还是由于我的表达意思的能力不够，没有能让他懂得我的意思呢？”[8]就此他进行了申述，列举了《文艺心理学》中的许多原话作为旁证，说明蔡仪的文章是“断章取义”，是对他的“误解”和歪曲。朱光潜之所以如此郑而重之地给与反驳，是因为他很清楚，这一指责如果默认的话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第三、他重新提出了如何对待过去思想与文化传统的问题，其实是想为自己美学观念争取“历史连续性”的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朱光潜的《自我检查》写在1949年11月，此前一个月却有一桩“风波”。1949年10月，《文艺报》1卷3期上发表了一封名为丁进的读者来信，其中写道：“记得什么人曾在杂志上说：朱光潜是用美学理论的手段来达到替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可是我对他《文艺心理学》上讲的，至今还觉得他在许多地方有理。他的移情说与距离说，曾给我许多‘美感’。”[6](P72)这表达“疑惑”的信在这样时刻得以发表，令人生疑，其动机令人猜测，但不管真相如何，这对朱光潜产生了极大震动，敏感的他意识到一场风波正在卷向自己，于是有了11月的《自我检查》。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就是一篇典型的“检讨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大检讨中，朱光潜“先知先觉”。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早做出自我检讨的两位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自我检查》发表于1949年11月《人民日报》。《自我检查》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迫于政治形式的结果，其中有发自内心的政治觉醒。正如解放前夕朱光潜与其他十六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的《中国的出路》中所说：“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醒觉，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5]朱光潜对新中国新政权的拥护发自真心，其中契机乃是政治自觉与家国责任意识相混杂的结果。

朱光潜在“负隅顽抗”，蔡仪则“紧追不舍”。与朱文同时刊出的蔡仪的《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略去其他，牢牢抓住了朱光潜的美学观是“孤立绝缘”的直观，这一点是绝对翻不了案的。接下来，蔡仪如剑法精准的剑客，援引朱光潜好友朱自清的话，证明了朱光潜的辩解，“是引用西方美学而非创造”不是实情，进一步将朱光潜与现实“孤立绝缘”的美学观上升到人生观批判，认为这种美学观实际是“艺术的人生”的再现。

从表3和图1看出，随着施药后时间的推移，4个药剂在茶树上的残留呈负指数函数递减的变化规律，消解动态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Ct=C0e-kt。其中，溴虫腈的一级动力学方程为y=31.180 0e-0.166 8x，

检讨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在毛泽东“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的思想指导下，以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改造党内知识分子，促使其“全面投降”的最初尝试。具体而言，就是先从学习统一规定的文件入手；然后对照检查，自我批评；接着是相互进行思想帮助继而思想批判；在此基础上写出“思想检查与总结”；再在群众中审查，过关；最后由组织依据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和个人的表现，做出政治结论。问题严重或认为仅靠学习不足以实现思想转变的人物，则安排离开原来岗位，到工农中间接受“再教育”，甚至强制性的劳动改造。在这一连串运动过程中，写书面检查和总结是一个重要环节。“检讨书”的正式成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4](P68-69)检讨书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反省，从检讨书过关的组织形式来看，其阶级专政的意味显然可见。但吊诡之处在于，检讨书从其本义而言却是要自我检讨、自动缴械，如此以来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分裂：检讨书的写作者明明写的是自己，却又像是面对另外一个人，与群众、领导及同事等站在一起“自己帮助自己”：一个“自己”如实地呈现思想发展的历程，另一个“自己”则要将这一切引导到一套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话语上去，两个“自己”、两套话语的纠葛形成了“检讨体”的文本特色。

1955年5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被逮捕。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反党集团”案对朱光潜造成了极大震动，使其惊惧异常，因为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核心观念正是“主观唯心论”，这与蔡仪对他的指责如出一辙。1955年，朱光潜发表《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真相》，先自承其罪：“尽管胡风的理论文章是多么晦涩，他那一套文艺理论要是剥去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话，对于我并不很生疏，因为他和我的思想来源只是一个，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我愿意趁这个机会拿胡风的镜子照一照我自已，也拿我自己的镜子照一照胡风。在哪些问题上胡风的看法和我过去的看法是基本相同的呢？”[9](P4)这其实是借胡风来自我批评。

从这篇文章的学理性来看，全文重复了朱光潜此前的理论著述，主要是以《文艺心理学》为主体的建国前一系列著述。朱光潜虽然一再声明，自己前此“著述”只是“转述”，事实上，朱光潜的美学观念不仅是“述”更是“作”，其中特具创造性的地方在于对克罗齐“直观说”的“弥补”。朱光潜文中有这样的反思：“在直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我既然接受了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定义，依逻辑的推演，就得接受从这个定义所推演出来的许多结论，维持他的理论系统的完整。克罗齐从他的定义所推演的结论是，直觉不带抽象思维，所以与科学哲学无关，直觉又不带意志，所以与政治道德等等实际活动也无关，直觉是独立自足的单纯活动，所以与联想无关。我发现这些结论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相容，与我自己对于文艺的认识也不相容，于是想出一个调和折衷的途径，说直觉活动只限于创造或欣赏白热化的那一刹那，而艺术活动并不只限于那一刹那，在那一刹那的前或后，抽象的思维，道德政治等等的考虑，以及与对象有关的种种联想都还是可以对艺术发生影响的。这个看法我至今还以为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辩证的统一，也符合艺术与其他部门的人生活动的联系。”[1](P20)这段论述可以说是文章的“真问题”，也就是循着直观“问题”而来的问题本身的逻辑“延伸”。就像朱光潜自己说的，自己美学思想的前一阶段是“恭顺地跟着克罗齐走”，后一阶段是“继而对他的‘艺术即直觉’这个定义所否定的东西开始怀疑，设法弥补他的漏洞。”前后相继体现了问题本身的推进。

图8给出传统电网和超导磁场储能型微网的电机震荡状态。即给出超导磁场储能技术投入之后的永磁发电装置转速波动之后的状态,传统电网控制下的发电装置转速往往有周期性振荡现象并存在相应的振荡发散性质[11];超导磁场储能型微网的发电装置转速也存在振荡性质,但其振荡幅度迅速衰减并归于零,而整个振荡进程往往仅维持越1 s左右。

2013年，Trimponias等[7]提出了一种垂直分布数据集上的Skyline查询算法VPS。假设d维数据集 DS={P1，P2，…，Pn}垂直分布在 m 个服务器中，则数据点Pi的维度和为：

我们之所以一再确认这个文本中理论主体的政治忠诚问题，原因在于，如果单纯将这个文本视为朱光潜迫于政治形势的违心之作，那么这篇作品将仅具“谎言”的价值。透视“谎言”固然可以把握政治对理论的改造意义，但却忽视了理论写作本身的现实性，即理论行为本身发自于鲜活个体，此一鲜活个体在政治大环境中不仅有被动的命运，更有在被动中的主动创造。落实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秉承中国士人传统而产生了与政治大形势之间的复杂关系，既被动又主动、既疏离又认同，这种复杂心态使此时的理论写作充满张力，产生了充满意味的理论文本，从而具有可分析性。

三、《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中的“问题”转换

在“结论”已先行设定的理论探索中，“结论”对整个思路探索的控制在于对“问题”的现行设定，“问题”即决定“答案”；从“问题”到“答案”，从“答案”到“问题”，“问题”中所预设的前提和立场经过“研究”之“洗礼”而获得了真理性，从而实现了文本写作者的“自我说服”。这是政治思想书写的内在逻辑，哲学家阿尔都塞将之称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式” *“问题式”即是“问题”的问题。“问题”的问题在于，问题意识并不是简单的仅具问题自觉性，其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指向，这就是问题意识形态，或称为“问题之问题”，或称为“问题式”(Problematic，按张一兵教授的译法)。。

朱光潜本人对“问题”的意识形态意义非常清楚，他说：“我的主观唯心主义首先表现在问题的提出方式。思想的任务在解决问题。对唯心与唯物两大分野的抉择就会影响到问题提出的方式，而问题提出的方式又可以影响到解决的方向”。[1](P16)由此，他检讨了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早就埋伏在了自己的“问题”提出中：“他们(指唯心主义者——引者注)所提出的问题——如我在《文艺心理学》第一章开头就提出的——只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问题这样提出，它有哪些涵义呢？第一，文艺本质问题被狭窄化到美的问题，而美的问题又被狭窄化到主观的感觉问题，因此，整个文艺问题就被狭窄化到个人美感经验中的心理活动的问题。其次，它把连同社会在内的客观现实都完全抛开了，文艺就变成‘孤立绝缘’的，纯粹是个人的主观幻想的把戏了。从此可知，这种主观唯心论式的问题其实就已包含了它的主观唯心论式的答案。”[1](P17)

朱光潜对自己“主观唯心主义唯心观”的“问题”本质看得很清楚，但有意思的是，在这篇“反动性”的文章中，却出现了两个“问题”的纠缠。

因此，从1950年到1955年这五年，朱光潜心态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从最初的有些不以为然，中间目睹胡风等的遭遇，最后达到完全的政治皈依。同样值得思考的是：1955年左右朱光潜的“自承其罪”是否出于真诚？这种“自承其罪”当然有迫于政治形势的原因，但正如此前指出的，被动中有主动的成份，那就是朱光潜这一代知识分子厚重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政治皈依的天然传统。从1950至1955年，外部的政治形式应该说极大唤醒了朱光潜内心的认同。因此，他接下来写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时候，就不全然是“蒙混过关”的投机作品，而是真心实意地“自己劝自己”，面向新政权而进行自我改造、“自我说服”。正如他在文中所说：“剥去胡风的外衣来看胡风，我认为他在文艺上所站的立场和我过去所站的相差并不很远，都是从主观唯心主义那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不同者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是赤裸裸的，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有层层伪装的。这次批判胡风思想的学习中，我拿胡风的镜子照了照自己，发现他的错误在基本上有许多是我过去犯的，把肺脏的东西翻出来见见太阳，这对于我倒有很大的帮助。从此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主观唯心论危害的严重性。”[9](P9)这是解读这部文本的重要前提。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市辖区在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时，各项指标的驱动力相差不大，其耦合关联度基本上在0.5以上，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县域经济指标对城市经济发展有明显差异，它们的促进作用差距较大，其中第二产业与市辖区经济指标的平均总和关联度仅有0.17。

如果顺着问题逻辑本身走下去的话，这篇文章应当是朱光潜对自己所做的这种“弥补”式直观美学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比如逻辑是否自洽、是否合乎人们的审美体验等等，如此下去才是真争的学术讨论。但接下去，朱光潜在“反动性”一文中的表述却颇为奇怪。他说，对这种“弥补”，“至今还以为是正确的”，接下去他却说，“我的错误不在提出这种矛盾的看法，来破坏克罗齐的理论系统的完整，我的错误在于没有坚持这种看法，有时说些与这种看法完全矛盾的话，自打耳光。如果坚持这种看法，我就应该根本放弃‘艺术即直觉’的定义，这就等于说，要放弃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1](P20)

这个表述的奇怪之处在于：从“弥补式”直观美学思想建构的角度而言，朱光潜已经确认，自己的“弥补”没问题，也就是没“错误”！如果严格遵循问题本身的话，讨论至此已经结束！那么，作者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说自己有错误呢？他的意思是说，自己的“错误”在于没有坚持这种“弥补”，而又回到了“直觉”的源头。不再坚持“弥补”回到“直觉”源头，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错误”呢？一层理解可以说是思路上的“错误”(error)，即思路上的误入迷途、走向歧路，在这个意义上的“错误”仅具知识性，不涉及个人的立场倾向；另一层理解则可能要更隐晦、更深刻：如朱光潜指出的，自己没有坚持“弥补”式思路而倒回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具有浓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直觉”论，而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中，主观唯心主义的“直觉”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性“错误”(error)，而是一种立场性的、价值观念上的“错误”(guilt)，或者说是“有罪”。在“反动性”一文中，事情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表面上，文章是在检讨自己学术思路上的“错误”，实际上是在借学术反思来真诚地悔过、“认罪”。这样一来，整个文章其实就是对两个而不是一个“问题”的回答：A.“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怎么来的？”B.“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为何是错误的？”其中，“怎么来的”是知识性的梳理，“为何是错误的”则是立场性的确认。

至此，在“反动性”一文中，我们看出了“问题”的潜在转变：从原先循着问题自身逻辑而来的“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怎么来的？”问题(A)转变成为了“我为什么是错的”问题(B)。问题即答案。正是通过这个“问题”的转变(从A到B)，作者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A)时已经先行认同了问题(B)的意识形态前提。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先行认同”的动力并不在于外力强迫，而是从问题(A)追问的动力而来。来看“反动性”一文中在两个问题交接处的关键表述：“我的错误不在提出这种矛盾的看法，来破坏克罗齐的理论系统的完整，我的错误在于没有坚持这种看法，有时说些与这种看法完全矛盾的话，自打耳光。”[1](P20)在这个表述中，有两个“错误”：前一个“错误”是就学术问题本身而言，后一个错误指的是意识形态立场，两个错误前后在一起，巧妙地实现了“问题”的交接，问题(A)变成了问题(B)，而且问题(B)还从问题(A)那里吸收了问题解决的热情与动力，从而使得问题(B)的接受与追问与问题(A)相纠缠并从其中吸取动力，形成了主动性地、对问题(B)之意识形态出发点即意识形态写入的认同，即自我“说服”。

事实上，这个问题(A)与问题(B)之间的“问题”纠缠与转换，形成了几乎所有检讨体文的内在逻辑，这使得这场思想运动中的检讨并非单纯的被动行为，而是包含着充分的自觉性、主动性。

朱光潜继续写道：“我看到了唯心主义的惨败，但是我对此是‘惋惜与怅惘’的，因此，我对这位‘多年的好友’并没有表示绝交。我当时还没有感觉到自己还是在唯心主义那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我站的是唯心主义的立场，用的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方法，来批评唯心主义。假如我还要继续发展的话，我一定是再绕一些圈子，来挽救这个‘惨败’。我现在看清楚了，站在唯心主义的迷径里绕圈子，尽管如何‘使力’，始终是不会绕出这个圈子的。要真的绕出这个圈子，就非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照耀不可。象我这样‘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的过来人，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它的威力的认识或许比没有在迷径里绕过圈子的人略有不同，我的感觉是‘相知恨晚’，是欣喜也是悔恨。”[1](P21)在这里，作者把自己循着问题(A)进行逻辑探索的做为称之为“绕圈子”，因为不管怎么做都是“唯心主义”的，而把转换到问题(B)，从而接受其问题前提视为问题解决的真正出路。这其实是一种倒置的说法，难道不是先行设置的“前提”立场切入从而断绝了问题本身讨论的可能吗？

接下来，朱光潜又以同样的方式实现了在“移情说”上的“问题”转换。他的切入点是克罗齐的“直观说”。他说：“跟着浪漫主义的作家们和思想家们，克罗齐认为艺术只反映直觉者的主观情感，所以他把艺术的直觉叫做‘抒情的直觉’。但是他对于‘抒情’这一点始终没有加以阐明。我觉得这是一个漏洞，于是援引另一个主观唯心论者立普斯的‘移情说’来作‘抒情’的注脚。‘移情作用’又叫‘外射作用’。”[1](P22)克罗齐的“抒情的直觉”的确有此问题，它对形象本身的取消使得人们的直觉无从验证，最后变成神秘主义。朱光潜以“移情”来补“抒情”，是循着问题自身前进而提出的问题(A)，如果顺着问题逻辑，下面应当是对这种思路本身的探讨。接下来，朱光潜却这样说：“在(这个)解释方面，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我说这是‘推己及物’、‘ 设身处地’，由于‘类似联想’是一种‘错觉’。这种解释我至今仍认为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又堕入主观唯心论的泥淖。我的基本错误有两点。第一，移情作用是一种局部的错觉的现象，而我把它说成一切正常知觉的现象，把许多客观事物的属性都说成主观的感觉，把全部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都说成幻觉，……其次，应该指出，立普斯的移情说是由泛神论推演而来的。”[1](P23-24)仔细检讨朱光潜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问题(A)起了一个好头，“移情”与“抒情”结合是否可以行呢？朱光潜说“这种解释我至今仍认为是基本正确的”，就是认为这种结合在逻辑方面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什么呢？他列出两点理由：一是没有意识到“移情作用是一种局部的错觉现象”，这一点还是从问题(A)逻辑前行，因为移情作为一种情感认知的确有这样的特点；第二点则是“移情说是由泛神论推演而来的”。问题在于，“移情说是由泛神论推演而来的”，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移情说错了呢？不是在问题逻辑上错了，而是在意识形态立场上错了！这是一个判断，同时也是一种混杂知识性反思与立场性忏悔的自责：我为什么站到了泛神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上去了？！从而实现了从循着问题本身逻辑前行的问题(A)转到了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问题(B)上。

朱光潜继而又在问题(A)层面详细展开，指出泛神论是如何解决了问题的：“立普斯在泛神论的‘神无不在’这句话之下找补了一句，‘我无不在’，但并没有把‘神无不在’，这句话勾销。泛神论与泛我论这样的结合，在我看来，就把基督教的‘人神感通’的这个教义说在圆。”[1](P24)既然问题说通了，那应该是可庆祝的好事，但因为还在主观唯心主义里兜圈子，因此问题(A)说通了也就是彻底堕落了。所以朱光潜对自己思想的判词是：“我的思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在这里显得最突出。”[1](P24)始于问题(A)本身的探讨，中间经过从问题(A)到问题(B)的转换，“我为什么站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从而必然地导向了以对自己立场的批判为答案。

如此等等，“反动性”全文正是通过循着问题逻辑的问题(A)向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问题(B)的转换，在两种问题范式的纠缠中，使思想主体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自我“说服”，将学术问题变成自我政治改造。

转轮除湿是采用固体吸附剂对空气进行除湿，潮湿空气通过转轮的除湿区域，空气中的水蒸汽被固体吸附剂吸收，形成干燥的送风，在再生区域，固体吸附剂失去水分，实现再生。转轮除湿效果好，出风含湿量小，缺点在于转轮再生时需要消耗大量的热源，耗能高，适用于需要低湿的环境。

高中两年了，高考倒计时的日子，成了我踏着星星返家时的执念。爸爸的车里播放着小虎队的歌曲，那是爸爸青春记忆里的旋律，背后的书包将在不久后换成离家的行囊，也许有一天，我会在夜深人静时回忆我走过的每一条路。我知道，那时的背景音乐也许就是小虎队。

文章最后写道：“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于我不断地关怀和教育，我有机会参加了一系列的运动和学习，才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思想的反动性。关于美学方面，我又得到蔡仪诸同志的善意的批评，加上近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初步学习，我自信基本上已经从腐朽思想的泥淖中拔了出来。对于美学上一些个别问题，我至今认识还是模糊的，我愿意对它们继续探讨。”[1](P39)这篇文章的政治性与阶级问题最终显露出来。有趣的是，文章最后的表述不是说自己的“政治问题”需要大家帮助，而是说“对于美学上一些个别问题，我至今认识还是模糊的，我愿意对它们继续探讨。”实质是立场性问题，却偏偏总要在谈论学术问题中，而让自己在“问题”的转换与纠缠中实现理论主体的自我“说服”、自动投诚，这就是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质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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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A].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3]钱理群.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沈从文[A].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编.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4]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

[5]朱光潜、樊际昌等.中国的出路[J].周论，1948(2).

[6]阎焕东.生活呼唤美学——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一次预演[J].北京社会科学，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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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光潜.关于“美感问题”[N].文艺报，1950(8).

[9]朱光潜.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真相[A].朱光潜文集(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