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北方女真族异军突起，内地农民运动亦如火如荼。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后，兵连祸结席卷神州。南渡宗室不改朱明正朔，民间力量拥戴不绝。数十年过渡转型期间，政治剧变固然触目惊心，然未必如思想挣扎一样翻天覆地。明朝汉族文士们的身心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切肤惨痛，投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者不乏其人。起事失败后，有的忘身殉国，有的浪迹天涯，少有屈志降清者。在文学畛域内，他们亦不愿束手就擒，力图通过多元方式来实现“反清复明”。其中参与庾信《哀江南赋》的经典建构活动蔚然勃兴，一时相关注解、选编、评点撰著如雨后春笋。这些成果通过对前人的补注、指谬，裨益于对原赋的解读。剔抉其背后幽旨，或有古为今用以间接地宣泄抗议或寄托哀恸之目的*《归庄集》卷四《跋王氏注哀江南赋》论及王洄、王湑兄弟之注解，见归庄《归庄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279-280页。二王之外还有叶舒崇、陆繁弨、胡渭生、徐炯、徐树榖、吴兆宜、倪璠等人通过笺注手段在考据章义之外发掘原赋内在意旨。见何世剑《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表征及内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2 期。。而最直接的参与方式当属“哀江南”成为母题后的继作。庾信(513-581)的《哀江南赋》凭借绝伦逸群的鸿章巨制和荡人心腑的家国情怀而被之千载，驰誉于世。集“情文相生、次序谨严、篇有劲气”[1](P231)、“用韵谐美、用典贴切、骈散兼得”[2](P65)于一文的后世评价，足以让间有的对作者品行的攻讦和赋作造诣的批评黯淡无光*金人王若虚从语法角度批评其中句子如“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等句欠通顺。见谢嘉文《论庾信〈哀江南赋〉的负面评价——以全祖望指其“失节”为论点》，《辅大中文所学刊》2002年第12卷。清人全祖望针对其中“天何为而此醉”一句，痛斥庾信是为自己失身宇文、叛国变节而辩护。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三二《鲒崎亭集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10页。。漫长的岁月淘洗、无数的后人共鸣铸成了其文本的“经典化”。而在这“经典形成”的进程中，《哀江南赋》被动接纳着历代文人灌注的意向性投射而指向未来，最终超越时间限制获得涅盘新生。

对于“哀江南”母题文学现象，前贤的关注多聚焦庾信《哀江南赋》与继作间的文本典律与承继谱系，乃至庾信原赋本身的取径渊源。习焉不察的是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调声设韵等书写表象背后，庾信“哀”的对象、起因、本质(主要是因别乡而生思乡之哀，其次为因亡国而生故国之哀、因羁旅而生忧己之哀)。由明末清初继作中亦可爬栉出一条嬗递轨迹，即同中见异的“哀愁”取向暗示了作者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各自抉择取舍。

一、“哀江南”母题在明末清初诗赋中的延续

明清易代之际，纵然困难重重，拥护明朝政权的组织力量依然与清朝顽抗和周旋，断断续续坚持了至少十八年。钱仲联评骘到：“洎乎朱明之亡，南明志士，抗击曼殊者，前仆后继。永历帝殉国后，遗民不仕新朝，并先后图报九世之仇者，踵趾相接，夥颐哉!非宋末西台恸哭少数人所能匹矣。”[3](P845)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朱明遗民不但在人数分布上灿若星辰，而且在坚守毅力上也冠绝古今。他们内心精神支柱之一正是“引以为豪和信念所依的明朝体制”，这个“被视为支撑了近三百年之久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由‘中国’本土创立的统治秩序。”[4](P195)

(一)诗歌中的“哀江南”

据清人卓尔堪《明遗民诗》统计，晚明遗民诗人逾四百多人，作品近三千首 *见卓尔堪选辑《明遗民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张其淦则搜罗到一千九百余人、五百八十多首五古诗，然误录极多。见张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遗民诗咏》，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昆山顾炎武(1613-1682)、归庄(1613-1673)，太仓吴伟业(1609-1672)等人以诗歌演绎“哀江南”母题，博采旧闻、缀述国史、发抒哀思。

由表1可知，白泥的主要成分是SiO2和Al2O3，其含量分别高达68.46%和12.98%，二者通过碱液浸出获得可溶性硅源和铝源，能够替代传统分子筛合成过程中需要的化工原料。

1.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春夏之交，顾炎武泪书《大行哀诗》，并将其置于自定编年诗集之首。距此不远的前年，清军已连克松山、锦州、畿辅州县。去年，李自成破潼关、驻西安。形势急转直下，翌年京师不守、崇祯驾崩。这一阙凭吊挽歌浸渍着痛彻心扉的失国、亡君、灭种之哀：

神器无中坠，英明乃嗣兴。……景命殷王及，灵符代邸膺。天威寅降鉴，祖武肃丕承。采垩昭王俭，盘杅象帝兢。泽能回夏暍，心似涉春冰。

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明。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关门亡铁牡，路寝泄金滕。雾起昭阳镜，风摇甲观灯。

已占伊水竭，直遘杞天崩。道否穷仁圣，时危恨股肱。哀同望帝化，神想白云乘。祕谶归新野，群心望有仍。小臣王室泪，无路望桥陵。[5](P259)

伴随着e航海战略的发展，MS服务必将朝着协调统一、安全高效、单一窗口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航海保障部门无论是从国家政策、战略布局，还是技术理论及角色定位等方面，理应担负起MS服务区域协调人的角色。在协调各方信息资源的同时，更好地实施e航海战略，推进智能化助航服务的发展。

第一层着墨于渴求中兴的崇祯皇帝，洎即位以来旰食宵衣、励精图治；第二层痛斥谗人高张、佞臣误国，憾恨国步维艰，无力回天；第三层落笔在崇祯新逝，期待重整旗鼓、收拾河山。诗尾卒章显志，借镜庾信《哀江南赋序》中“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一句，其因忠君爱国而陨涕沾襟之形象跃然纸上。

顾炎武又于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时作《酬朱监纪四辅》，单此一首诗，就将明清舆图换稿与十载枯荣兴亡看饱：

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5](P303)

虽然不少事业单位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并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进优化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但是在财务管理的具体组织实施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自甲申年清军移师关内以来，福王、唐王等南明政权在江南未能偏安。面临时局板荡、沧海横流的局面，诗人非但没有目断魂消，反而励志成仁，未泯恢复汉室之志。

2.归庄除却本人为维系国祚而身体力行外，家族成员亦多不遗余力。其仲兄尔德在福王称制南都同年便赶赴扬州史可法(1601-1645)部中，于1645年(弘光元年/隆武元年/顺治二年)扬州保卫战中战死，叔兄尔复亦在稍后长兴保卫战中牺牲。七月昆山被围，归庄置身城内为御清毁家纾难。城陷出逃，其兄嫂张氏、陆氏遇害*归曾祁、赵经达二人各编《归玄恭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76、77-196页。。《悲昆山》与《伤家难作》即在昆城之难时伤心蒿目而写就。《悲昆山》陈说道：

华夏民族的远祖黄帝、炎帝部族联盟发源于黄河中上游流域。夏祚初立(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标志着华夏族在文化、血统、地缘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体的塑建 *关于华夏民族认同体的建立经过，见詹鄞鑫《华夏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周部族首领公刘(生卒年不详)居豳三百年后，公亶父(生卒年不详)继位。在商王武乙苛虐与戎狄部落进犯逼迫下，公亶父决计率族人西迁岐山，业已注意到需“贬戎狄之俗”[10](P114)，于是在岐山周原筑城定居，戮力农耕，改号为周。武王革殷(约前1046)后在嵩山祭天，策划在河洛兴建新都，同时着手将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迁于洛邑，“营周居雒邑而后去”[10](P129)。成王定鼎关中(前1111)*《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见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71-672页。，“周”至此已成“中国”一词的创缔者与最初指代*《史记》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案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1965年出土于陜西宝鸡贾村，为今见典籍中“中国”一词最早出处，记载了武王克商和成王尊武王遗志命周公营建洛邑的史实：“隹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隹王五祀。”西周都城成周区域——伊河、洛河流域的中原地带，即“天下”的中心、“中国”所在地。见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释诂》云：“夏，大也。”被最早用作王朝名称的“夏”，不仅具有中国广大之义，同时还是“雅”的同义词，或假借字，指涉高级的文化品味。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台北，广文书局，1963年，第647页。。拥有河洛地区的居中方位，加之文明有序的礼乐制度，“华夷观念”至晚在战国时代即已生成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页。。《公羊传》声言：“《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11](P417)孔颖达(574-648)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12](P1586)“华夏”民族自视比边陲民族在地理、文化上优越先进，并用夏(雅)和夷狄来划分高下从属，产生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多阶序的世界观。杨联升归结说：“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有三个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13](P1)这种地理位置和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是华夏民族在“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下信奉的“我族中心主义”之体现[14](P184-185)。华夷观念自宋代以降尤其显豁，可以从宋代诗歌史中的主战政治立场、小说史中的正闰话题以及宋元交接阶段知识分子道统思想和遗民情结中觉察到“中国(宋朝王国)”的正统性和“文明(汉族文化)”的合理性等基本立场。明代又将“夷夏大防”推向高峰，明初、明中叶、明末随着“华夷”矛盾的日趋尖锐带给汉族文人新的焦虑和挑战，相应地在明代文学中也多次掀起思潮。

悲昆山，昆山诚可悲！死为枯骨亦已矣，那堪生而俯首事逆夷！拜皇天，祷祖宗，安得中兴真主应时出，救民水火中。[6](P37-38)

（5）对照1组与对照2组采用新鲜土豆片外敷，马铃薯系薯类食物，属茄科植物，含有大量淀粉、各种盐类及龙葵素等。龙葵素有缓解痉挛、减少渗出的作用，局部外敷有消肿止痛作用。中医认为马铃薯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瘀的作用，现代医学证明：马铃薯中的茄碱能够降低组织渗透性，抑制透明质酸酶活性和抗组胺作用而具有消炎及抗过敏作用。但临床效果观察及对比研究显示，采用中西药交替外敷对防治化疗性静脉炎效果更显著。

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要坚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并且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四个原则，以古建筑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载体，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路径，提升高校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雹散……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7](P162)

作于同时的《伤家难作》其一云：

翩翩梁上燕，雝雝云中雁。群匹不相离，往来岁时惯。伤哉人事违，参辰两隔间。仲氏放远游，叔氏羁薄宦。狂胡犯江浙，先后婴忧患。千里问存亡，消息半真赝。郁郁深闺思，戚戚门闾盻。[6](P38)

自述清军镇压之下，家毁人亡。而江浙经受生离死别、天人永隔的家门又何止其一族。归庄虽然死里逃生，但已欲归无所。此诗对《哀江南赋》的模仿也是有迹可循，摘录原赋以作对照：

目睹山河异色、民风变颜，会稽夏完淳、萧山毛奇龄与嘉兴沈世涵取法庾信，化用“哀江南”母题谱写辞赋，历叙故国的沦亡、家乡的陷落、只身的播迁和民族的危亡。

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泣风雨于《梁山》，惟枯鱼之衔索。入欹斜之小径，掩蓬藋之荒扉。[7](P141)

老父肩吾卒于江陵，心愿未了；庾氏家道中落，故园荒芜。江南大敌当前，国运命悬一线；回眸沧桑世变，低首举目无亲。庾信将江南山河破碎与家族身世浮沉的述评轇轕于一体之中，这种家国之悲的感伤在归庄的诗作中也有着相似的心迹。

上窥庾信羁留茍活的特殊经历、身仕三朝的降臣身份，他在赋中谨小慎微地措辞行文以求全身远祸，非但摒弃了一切轻鄙西魏当局的影射，而且尽可能地避免隐含读者勾起西北风情的联想。偶有无关利害的文字涉及蛮夷戎狄，兹撷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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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倚柱悲无端，为君慷慨歌松山！卢龙蜿蜒东走欲入海，屹然搘柱当雄关。连城列障去不息，兹山突兀烟峰攒。……十三万兵同日死，浑河流血增奔湍。

综上所言，明清迭代之际“哀江南”母题下的诸诗，虽因篇幅、体裁所囿，无法如《哀江南》赋那般全方位地俯览古今、纵横开阖，但就在这有限的容量内，诗人有选择性地撷取了庾信赋中的思乡、悯国、忧己之哀加以侧重或重组，再现了故国丧败的历史片断和身世飘零的人生缩影。

（4）经分析、判断和查清渗水范围或裂缝分布、走向、宽度等，然后对其凿至一定深度，一般为8-10cm，并在渗水范围以外各延长20 cm，将周围松动的混凝土全部凿除，在凿开的凹槽内用快凝水泥浆埋设压浆咀，其间距通常为1. 0 m左右。在压浆嘴上接上轧头、伸缩竹、软管等装置，用压浆机将防水砂浆或化学浆液(聚氨酯、丙凝、水玻璃等)压人，填满孔隙和裂缝。压浆一般自上而下进行，并记录时间，直到孔隙内浆液已经饱满，才能停比压浆并记下压入浆量。

作者先哀明朝损折东北屏障，门户大开，致使锦州、杏山、塔山相继丢失。此役为明清军事对峙中的转折，从此明朝陷入长期被动。次哀女真族的发祥地——长白山一带，以及明朝东北腹地的千里萧条、创钜痛深。末哀满清入主关内后，大肆劫掠劳力，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充实后方。其对灾黎的哀矜感人至深：

闻道朝廷念旧京，诏书招募起春耕。两河少壮丁男尽，三辅流移故土轻。牛背农夫分部送，鸡鸣关吏点行频。早知今日劳生聚，可惜中原耕战人！[8](P307)

通过本次活动，台达向媒体记者展示了不同产品、解决方案的成果，通过具体真实的案例展现了台达自身先进的技术。面对市场的巨大变化，台达重新整理了其业务范畴——电源和元器件、自动化及基础设施，根据其业务范畴确定了电动车、工业自动化、楼宇自动化、ICT基础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五大策略市场。在未来台达将凭借自身在研发、设计、制造和解决方案整合上的实力，致力于打造智慧城市样本，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盛京是满清繁盛的大本营，所以清廷罔顾中原经年战乱频仍之后百废待兴的现实需要，违天悖理，劳民动众，勒令两河、京畿地区少壮徙居关外。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曾为改善辽东地旷人稀的面貌颁行《辽东移民招垦令》*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9册，第6911-6916页。，此诗与史之间恰可互为表里。

1.5 IABP植入和撤除 经左或右侧股动脉途径，采用改良Seldinger法在PCI前预植IABP球囊导管（34mL或40 mL），确定导管位置后连接Datascope CS100型反搏机，予心电模式1∶1触发。IABP植入后，根据患者临床情况等，予低分子肝素30 mg或40 mg皮下注射，每12小时1次。待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后可撤除IABP，撤除IABP的指征为：（1）停用血管活性药物且血压稳定；（2）尿量 ＞1 mL·kg-1·h-1；（3）呼吸稳定或动脉血气分析各项指标正常；（4）反搏频率降为1∶2约1 h患者血流动力学参数仍然稳定。

这段乡民造次颠沛、远涉他乡的描述和庾信《哀江南赋》中回首被虏梁人踏上异乡征程的赋章异曲同工，下面节录以供对读：

诗人的悲哀循序渐进：首哀清军粉碎昆山城防，尽杀城民；后哀明军首鼠两端，怯战殃民；终哀家国倾覆亲友凋残，还要在异族淫威下俯首称臣。因此，他呼天呛地，盼望有“中兴真主”力挽狂澜，解救臣民。

《南史·殷不害传》载：“魏平江陵，……时天寒雪，冻死者填满沟壑。” [9](P1848)萧梁国土被西魏铁蹄践踏过后，江陵百姓在天寒地冻、缺食少衣的景况下被大批遣发至陕西境内的西魏故地。可怜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老少贵贱，均未幸免。

天山回首长蓬蒿，烟火萧条少耕作。废垒斜阳不见人，独留万鬼填寂寞。若使山川如此闲，不知何事争强弱！[8](P307)

(二)辞赋中的“哀江南”

1级：大多因术后出现脑脊液漏而确诊，手术过程中难以发现，若术中发现可以使用明胶海绵压迫或生物蛋白胶粘合，为避免脊髓或马尾神经损伤，植入明胶海绵不宜过多。

1.1645年(弘光元年/隆武元年/顺治二年)秋，夏完淳与父夏允彝遍历吴淞、太湖一带驰檄抗清，太湖义军于苏州被围困全歼。完淳泅水脱险，蔽身于昆山县北曹溪。次年，他参加南明监国鲁王属下的吴昜军队，转战江浙，无奈灰飞烟灭，徒余壮怀激烈 *事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七七《夏允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册，第7098-7099页。。《大哀赋》即于两次事败后在1646年(绍武元年/隆武二年/顺治三年)秋亡命江湖时所题*关于《大哀赋》作年及背景，见夏完淳著，王学曾注释《〈大哀赋〉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全赋自陈作者抗清复国矢志不移、绝望中仍不失希望的心迹。

2.清军南下江南，毛奇龄身为一介书生，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浴血奋战。壮志未酬，奇龄逃入深山沙门避难*毛奇龄行实分别可参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册，第13174-13176页；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八《儒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册，第5456-5458页；钱海岳《南明史》卷三二《夏允彝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册，第1627-1629页。。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他抽身远逃，浪迹天涯，用劫后余生写下了一篇《续哀江南赋》*章炳麟记载：“是时萧山毛奇龄，当南都倾覆，以布衣参西陵军事。军败，走山寺为浮屠。永历六年，人或构之清率，亡命为‘王士方’，展侧山谷间，卒得脱。乃遍游齐、……卫，作《续哀江南赋》万余言。”见章炳麟《訄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7页。其《续哀江南赋》一卷已佚，见毛奇龄《西河文集序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73页。。

3.沈世涵史书无传，其《续哀江南赋》见存于明末清初自称“江左遗民”的史学家谈迁之笔记《枣林杂俎》中。又据赋中端绪，如其对弘光元年到永历五年间南明军先后丢失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广、两湖等地的史实颇为赅悉*事见顾诚《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12-143、286-309页。，可知此赋大抵作于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稍后。

兹将庾信作品与同题继作胪列比照如下：

  

作者作品内容结构 庾信《哀江南赋》夏完淳《大哀赋》沈世涵《续哀江南赋》毛奇龄《续哀江南赋》赋序/首段点出作赋动机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已矣何言,哀哉自悼。聊为兹赋,以舒郁怀并在乱离,咸有著述。兴言往吊,追赋斯篇亡佚世德家风/皇室国祚庾姓繁衍来历;远祖迁居江陵;伺读东宫,出入禁苑元亡明兴,顺天休命;崇文会武,远怀近集明朝开国,筚路蓝缕;苦心孤诣,终臻全盛亡佚山雨欲来,危机四伏江表无事,萧衍佞佛;耽溺安逸,懈于边防;引狼入室,侯景蓄谋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党争激剧,武备懈怠;居安思危,盛必虑衰亡佚家国动乱、江南浩劫侯景作乱,台城陷落;梁武、简文逼死;逃奔江陵,老父病卒;江南魂断,生灵涂炭父殉国、母出家;国仇家恨,生离死别;遁走浪迹,沥血辗转;农民风起云涌,满族乘隙叩关;中原满目疮痍,江南哀鸿遍野沉疴宿疾,积重难返;江南阻绝,道殣相望;帝王荒淫,臣子横逆;盗寇满山,清军压境亡佚乱象纾解,局势起伏元帝兴师,讨伐侯景;平定叛乱,中兴有待据城固守喘息,划江生聚教训;半壁江山犹在,反清士气高涨东西遥相呼应,反清士气大振亡佚一败涂地,大势已去元帝猜忌,兄弟阋墙;开罪魏使,咎由自取;招致覆灭;使魏被拘皇帝昏聩,奸臣当道;朝议不休、党争炽烈;南明同室操戈,嗣主失德败政;藩伯争权夺利,文武中饱私囊各怀私心,祸起萧墙;弘光降虏殒命,南明相继土崩瓦解亡佚时移世易,痛定思痛黍离之悲,疾首痛心;求归不得,暂寄余生寡不敌众,于事无补;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归正首丘,恸哭不争;冀图匡复,继绝存亡亡佚

掩卷沉吟，略迹论心，庾信《哀江南赋》刻绘的那一幅在社会乱离中江南士子流散转徙的长卷，宛若历史事件隔世重演，文学情节异代轮回。这些同题继作时而犹如荡气回肠的心曲，时而好似如泣如诉的哀歌，在起承转合之中缕陈哀愁始末：先是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惨淡经营，接着昙花一现的歌舞升平隐患丛生，再而都城失守、江南遭屠，内外交困终致明朝滑入天崩地坼的深渊。

二、华夷之辨的重心倾斜

遗民之作挺拔骏健的笔势和国破家亡的哀愁，宛若庾信《哀江南赋》在历史涤荡之后的回音。但赋艺上的再度接受并不意味着对于后者“哀愁”题旨完全照搬，其中的分歧显示了华夷观念的深沉异趣。

(一)华夷民族观念的由来

悲昆山！……百姓手无精器械，身无完衣裙。乃至倾筐箧，发窦窖，叩头乞命献与犬羊群。呜呼，昆山之祸何其烈！良由气懦而计拙。身居危城爱财力，兵锋未交命已绝。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白昼啾啾闻鬼哭，鸟鸢蝇蚋食人肉。……

(二)庾信《哀江南赋》中的民族观

3.吴伟业《松山哀》一诗，所哀之地虽非江南，然命题立意均胎息于“哀江南”母题。崇祯十五年(1642)，本据有松山天险地利的洪承畴(1593-1665)守军却在松山战役中被清军打得丢盔弃甲，一蹶不振后遂变节屈膝。写于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的这首诗*马导源编《吴梅村年谱》，《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85册，第40-41页。，围绕着“哀”而递次铺陈，痛入骨髓的哀感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负其牛羊之力，肆其水草之性。……见胡柯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枝。豺牙密厉，虺毒潜吹。轻九鼎而欲问，闻三川而遂窥。[7](P117)

开展自然拼读教学法，首先应当提升教师的思想觉悟，要求教师能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端正心态，并从思想认知方面形成正确认识。学校则应当提供相应技术条件与硬件设备。对教师提供专业培训以及相关环境。教师则能够在阅读查阅具体教材与实践当中加强自身利用自然拼读方法的能力。真正意义上实现小学生的快乐学习目的。

出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拥狼望于黄图，填卢山于赤县。[7](P120)

埋长狄于驹门，斩蚩尤于中冀。[7](P143)

文中的“胡柯”“狄泉”“狼望”等典故喻指，皆是庾信站在华夏的地理中心和文明高点对侯景的夷狄出身、崛起由来、不轨图谋、乱华罪行、惨败下场的俯视，但他对与其共祖同源*西魏和东魏本出自由鲜卑将领和河北大族相结合的产物——北魏政权。见黄桢《北魏前期的官制结构：侍臣、内职与外臣》，《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的鲜卑治权西魏(包括后来的北周)几乎噤声，惟用“秦患”、“西邻”等语汇一笔带过[7](P157)，作为历史背景的交代，甚而归咎梁朝事前构衅结怨(“楚结秦怨”)，才造成身败名隳，神州陆沉。

庾信既替文明相对落后的西魏的掠地攻城开脱罪责，又不吝笔墨对篡梁的陈霸先(503-559)大加口诛笔伐：

梁故丰徙，楚实秦亡。不有所废，其何以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7](P165)

代梁立陈的陈霸先在很大程度上庇护江东父老免于鲜卑贵族南侵蹂躏的客观作用在此被彻底无视。庾信潜意识内对故国烝民的眷念无法真切曝露，只能含蓄地曲笔道来。以致寄身他乡的陌生、窃附异族的不甘、隳弃名节的屈辱、永别双亲的怅惘、回首暮年的感怍等复杂心理都被极力压抑克制，将自己作为梁朝见证人和历史讲述者之一的时代群体经验扭转成个人体会。在这条个体生涯与家国命运的交织线索中，华夷之辨的企图也被遮蔽*王仲镛认为颜之推《哀我生赋》首标“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所重与庾信《哀江南赋》略有不同，但在慨叹故国沦亡的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见王仲镛《再谈〈哀江南赋〉的著作年代》，《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是故庾信赋中的多种“哀愁”可能性被整合、淡化为一种笼统的“乡关愁思” *执此观点的论著有：兴膳宏著，谭继山译《望乡诗人——庾信》，台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32页；李国熙《庾信后期文学中乡关之思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68页；曾肖《庾信入北仕周的心态辨析：兼论其“乡关之思”的复杂性》，《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William Graham.“The Lament for the South: Yu Hsin’s ‘ai Chiang-Nan F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9.，这本质上是庾信在华夷民族认同态度上刻意的模糊和游移。

(三)明末清初“哀江南”母题文学中的民族观

反观明末清初的一系列诗赋撰著，虽不讳对明末世帝王倒行逆施、奸官污吏离心离德、军力国势积弱没落事实的愤慨，然华夷之辨乃是其中首要的依归和症结。

首先，即便文本中对农民运动也略有微词，但整体上非视其为矛头所指。如 “卒之黄巾黑犊之屯聚，青袍白马之横行”[15](P9)、“盗弄干枢，神器无主”、“黄巾大呼，铜马如蚁。”(《续哀江南赋》)[16](P262-263)只是轻描淡写推责于席卷大江南北的农民运动。

政府意愿体现和政府参与公司治理能力方面，由于缺乏进一步监督和投入的经济动机，政府在直接投资后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关注比较有限。同时，股权投资模式对两种能力的影响大于债权融资，因为股权投资者是公司价值的剩余所有者，对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相对而言，债权投资者主要关注企业的信用风险，进一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冬季不足。此外，FOF模式会削弱政府引导基金对具体公司的影响，关键的原因在于FOF涉及的产业项目较多，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有限，无法对项目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

甚至还有近乎在为民变辩护的言辞，如夏完淳道：“所以辽海东西，人多犯顺。大河南北，野咸饥馑。瓜田藉以益繁，尤来聚而愈迅。”[15](P9)他坦承是明朝上下失道、姑息养奸在先，又遭值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以致官逼民反，酿成后患。

一是部分生产经营单位中缺乏支柱型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水产因水库渔业发展受限，林果产量有限，特产市场发展较好，但批量销售市场拓展难度较大。

此外，还有对流落民间的游侠、农民军抱有联寇抗清的同情和幻想，如沈世涵在赋中表达了“爰有河桥魏将之符，关路田文之客，拭玉张旃，寻盟许国”[16](P264)表达与山野豪客修好寻盟的意愿。夏完淳则述说道：“于是竿木群兴，风云毕会。”[15](P18)他虽愤恨农民军推翻明廷，但又为他们反清群起揭竿而喜闻乐见。尽管乌合之众给他有难成大器的印象(“下江但见夫绿林，圯桥未逢夫黄石。”)[15](P26)但不论是心之所向还是躬行实践，夏完淳均有团结绿林以救亡图存的愿景。联系其诗《遇盗自解》中有云：“绿林满地知豪客，宝剑穷途赠故人。”[15](P326)考证史实，他在吴昜麾下期间，就与一些水贼头目如赤脚张三等“白头军”合作在太湖一带共襄义举，取得分湖大捷*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0页。。即便失利后，他亦有独自奔往湘鄂地区投靠李自成旧部荆襄十三家军的尝试，但事与愿违，无功而返，“国亡家破，军败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15](P22)的字里行间暗藏了这一行迹。

其次，谴责他们心中的“罪魁祸首”——满族如何渐次蚕食鲸吞中华的物质和精神。“甲申国难”前后，明朝先是在东北战事接连受挫，《大哀赋》写道：“迨单于虎帐不朝，匈奴渔阳直入。辽水无声，医闾惨色；乌桓鲜卑之部，封豕长蛇之力，徒帐幕南，空群漠北。”[15](P8)反复无常的北方游牧民族弃信忘义，逆天犯顺，屡次三番骚扰大明边境。这与李自成、张献忠等汉族草寇武装在关内关外形成掎角之势。看到腹背受敌、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日趋式微，素有觊觎明朝政权、吞并中原大地野心的满人一面招降纳叛，蓄精养锐；一面频频渗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大举入关。眼看二族争疆，戎马生郊，夏完淳心急如焚地大声疾呼：“见伊川之披发，鸣天山而挂弓，笳鼓震于辽阳，旌旗明于塞上；问九鼎之重轻，窥三川之保障。”[15](P8)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清军乘机在中土政权真空之际向西逼近，筹划一举入关。这一历史剪影定格在“将军之树北偃，单于之部西临。假号子舆于城下，不立卢芳于雁门。借蚌鹬之利，逞虎狼之心”[15](P13)等语句中。

明朝南渡退守后，清军来势汹汹，诗赋中形容道：“北部单于，遂击降王之组”[15](P2)、“单于置酒而长围，截横江而竟渡”[16](P264)、“狂胡犯江浙，先后婴忧患”(《伤家难作》其一)[6](P38)。清军急袭江南，南明御军螳螂奋臂，江北四镇狼狈失据，下一段血泪史继而铺展开来：“嗟乎扬州歌舞之场，雷塘罗衣之地。一旦烟空，千秋景异。马嘶隋苑之风，蜃吐海门之气。潮上广陵而寂寞，枝发琼花而憔悴。巨鹿沙崩，长平瓦碎。豺虎相邻，蛟鲵远退。”[15](P16)1645年(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史可法战死，扬州被血洗屠城；弘光帝逃遁，南京被拱手相让。清军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灭绝人环的报复惨案历历在目，不一而足*明人王秀楚、朱素定分别著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详载。见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229-269页。。

令汉人忍无可忍的是清廷出于“部族政权”的私心[17](P140-141)，在武力征服之外还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大哀赋》与《悲昆山》悲怆地纪录道：“室处有荼毒之淫，趸发有髡髵之累”[15](P17)、“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慑头半秃。”[6](P38)强制性的迁风移俗堪比一场蛮风瘴雨。清人在1645年(弘光元年/隆武元年/顺治二年)颁布“剃发令”， 命“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18](P151)北方的汉人以及其他民族先受其害。之后清军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发，同年7月9日还颁布了“易服令”，称“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18](P168)相较弘光被俘、东南失陷、江淮全弃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中原礼法的难以为继。在亡国灭种的时势处境下，不堪其忧的士子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格外敏感*如归庄有《断发》诗，见《归庄集》，第44页；王船山有《惜余鬒赋》，见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下册，第124-125。国变之初，关切衣冠发式的诗文创作兴起，相关讨论见曹虹《清初遗民散文的文体创造》，《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使腥秽之北风，陷泥涂于南纪”[15](P25)、“汉老想司隶之仪，南人望寿皇之址”[16](P265)、“死为枯骨亦已矣，那堪生而俯首事逆夷……歼郅支，斩温禺。重开日月正乾坤，礼乐车书天下同”[6](P38)等句透露了他们对华夏血统符号和习俗色彩的自傲，也反映了他们对礼崩乐坏、异俗浸染的担忧。同时，他们对本族同胞的惮服失节尤为痛心疾首，如“宁右则孔愉江总，阃外则祖约王敦”[15](P14)、“既主器之沉沦，乃不耻乎降北”[16](P264)等讥诮了乱臣贼子归降外族的恬不知耻；而“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一旦功成尽入关，锦裘跨马征夫乐”(《松山哀》)[8](P307)等句则指名道姓地抨击了松山战役明朝主将洪承畴倒戈相向、卖主求荣的举动。

拉康认为自我意识是在“他者”的镜像观照下所形成*Jccques Lacan.Ecrits: A Selection.Alan Sheridan, trans.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77，“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也需要与“他者”——异族的碰撞、冲突、交互才能显出边界。而思索一个民族的根本与未来的意识在此民族丧失国土、军力、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或遭值严重威胁时会猛然觉醒或集中涌现。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之下，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方使思考民族成为可能。”[19](P22)正是在满清陵暴、中华荡覆的时代氛围下，华夷之辨在诗赋中从个人体会上升为群体意识。在此“民族悲歌”的意层上，这些作品无异是作者在异族政治统治和中原文化沦丧的双重失落中的自我灵魂救赎，较之一般忠于故国不仕新朝的遗民情结有了更深层次的涵义，因此才在时代特征和审美价值上超迈王朝衰变期习见的爱国题材诗赋*马积高先生论及夏完淳的“境界”高于庾信。见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63页。。

蒋寅先生以为，华夷观念在华夏民族内心根深蒂固，但在“华夷”之间，界线并非泾渭分明或者一成不变，两端时有转换，辨识亦常暧昧。华夷之辨每在异族摧折、政权更迭的危机下尤为显著，即汉人自恃的文化优越感与败北的现实屈辱感杂糅在一起，促成自傲与自怜交织的扭曲心态。同时，商朝便已成型的君权神授天命观又使历朝缺乏永久合法性，改朝换代在某种意义上受制于五行注定。这引发华夏民族的后代对华夷之防的民族焦虑远过于政权更替*蒋寅《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

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和时代夹缝间，汉族文人再度体会了被异族侵陵奴役的萦绕梦魇，他们既有长歌当哭后的寒心销志，也有惊魂甫定后的痛定思痛。其中“哀江南”母题下的几篇赋作，以独特的视角和自身的记忆反思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悲剧缘起，由此不仅酝酿了文学经典的流衍嬗变，同时也折射出了作者对哀愁寄托和民族认同的不同抉择。

至此，庾信“思乡之哀”上面所承载的个人“悯国、忧己之哀”，已演化成由明代遗民呈诸笔端的“故国、旧乡、先君、我族之哀”，也即夏完淳所谓的“式亏国族，深轸辰情”[15](P9)、沈世涵声称的“是知崖山执节，终靡信国之旗”[16](P262)，皆是象征宗族、民族命脉被切断摄伏的群体哀痛，庾信《哀江南赋》中一度深藏的华夷之辨观念也藉此被隐而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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