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1世纪以来中国的赛珍珠研究及其成果，我们看到，这一研究领域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又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学者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加之《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辞海》等辞书新版的推出，使得赛珍珠的形象在中国出现了大变迁，也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赛珍珠。我们认为，对赛珍珠作品的研究需要“见树又见林”，从整体上对赛珍珠其人其作进行宏观把握，归纳出作为跨文化现象的赛珍珠写作的总体特征，以及对新世纪的跨文化交流所具有的价值和启示。

现阶段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从这一路径对赛珍珠的跨文化书写着手研究，如周锡山、朱希祥等。我们则在提出整体研究赛珍珠这一思路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赛珍珠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等进行具体考察，注意了解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赛珍珠一生，特别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积极从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和成效，并滤出她的跨文化写作内含的整体特质。

一、 开发跨文化小说创作的新领域

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当下语境中，异质文化如何自处、又如何相处，日渐成为东西方世界关切的核心命题。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将目光转向全球”；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断言，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意识形态不再是冲突的基本根源，“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然而，他后来在该书中文版序言里也谈到，“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P3)事实上，“9·11”事件后，亨廷顿的观点已有所修正，他不再坚持此前的看法，而认为不同文明之间至少可以展开对话，进行交流，在相互理解中消除隔阂，形成共识。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三四十年代，赛珍珠就在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东风·西风》，尤其是她的代表作《大地三部曲》《母亲》《龙子》等文本里，跨越文化的疆界，通过文学的形式，以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目光，将她所认识的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农民和妇女——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到了世人面前，开发出中国书写的新领域，无怪乎伊萨克斯要赞赏地说“《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以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更加实际的写照，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密的、更有感染力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2](P214)

赛珍珠因为独特的跨文化实际经历和中外双重教育而形成了多元文化观，她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推崇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交流，以达成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境界。赛珍珠早年就意识到美国文化的霸道，她身边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来中国要做的主要就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相信上帝；对其中一些传教士，她后来毫不客气地抨击他们“对本可拯救的灵魂毫不怜悯；对外族的文明一概鄙夷不屑，认为他们在感情细腻、文质彬彬的中华民族面前，显得粗俗愚钝”[3](P168)。赛珍珠观察到，美国文艺作品里多的是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妖魔化描写，一味地将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标准拿来评判中国文化，以单边主义的行事方式对待有着自身文化传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在这类作品里，中国人“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佝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偷盗、强奸、暗杀、毒谋等等看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举动”，[4]随时会引起厌恶和仇恨。赛珍珠对这种妖魔化极为反感，她说：“我厌恶所有把中国人写成为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尽我所能地把中国如实地写在我的书里。”[5](P6)

在《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家庭的故事，而没有去虚构什么 “中国异教徒”。王龙为获得土地而辛苦劳作，最终发家致富，成为地主。在此，赛珍珠紧扣以王龙为代表的农民和土地间须臾不可离的关系，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成功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和性格特征。王龙并不完美，却可信。毫无疑问，土地是王龙的命根子，他有着强烈的土地意识和子嗣意识。赛珍珠笔下的王龙是中国农民的典型的代表，“尽管他始终被对土地强烈的热爱所支配，然而，他首先是人，是一个具有幻想、感情、怪癖和反复无常、自相矛盾的心态的人。”[6](P29)在塑造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形象时，赛珍珠把他们作为正常人来写；不仅正常，他们还充满着生存的智慧。

在写作中国题材小说的过程中，赛珍珠还通过塑造女性形象来描写女性人物的命运，以及她们为争取自己在男权社会里的平等权益所做出的积极或消极的努力，从而提出中国妇女地位这个“最严肃最忧郁的问题”。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就兴起了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但迟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告左派妇女书》在芝加哥的发表，女权运动才在美国迎来新一轮高潮，但是，赛珍珠早在30年代就开始创作探讨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的小说，开发出日后让她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题材书写的新领域；不仅如此，她还在《这颗骄傲的心》(This Proud Heart，1938)中关注美国女性的生活和主体性表达，并早在1941年就出版了《男与女》这样的超越时代的著作，成为当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8](P50-53)

在《大地三部曲》、《东风·西风》等作品中，赛珍珠不仅塑造了普通而且典型的中国人形象，还提倡在异质文化相处时采取一种跨文化态度。首先，她深入考察了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调查和研究它们存在的缘由和合理性，随后将其展现在西方人的面前。在评价中国文化方面，赛珍珠希望尽量避免武断。她长期探究中美文化的异同之处，以及造成这些异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由，在《大地三部曲》《东风·西风》《闺阁》等作品里，为她潜在的读者提供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即巴赫金说的“统觉背景”，并与人物塑造有机地融为一体。

与阿兰和桂兰相比，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和“吴太太”这两个人物身上的抗争精神反映出更强大的女性力量。“母亲”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中国普通妇女，却是赛珍珠笔下“最完美的”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赛珍珠在《群芳亭》中则聚焦中国城市妇女的生活，“吴太太”就此成为她笔下最具独立意识并希望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女性。

“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平台”与财务处做好对接，实现固定资产增加、固定资产变动、固定资产处置、固定资产折旧数据同步，保证账账相符；能够根据固定资产数据生成多种资产报表，建立相关报表体系。通过固定资产决算报表，可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出学校的资产存量及使用、变动、处置等情况，可以较好地实现资产统计分析，为管理部门和学校领导决策提供基础的数据依据，也能很好满足高等学校每年度高基表数据上报、实验室数据上报等的要求，生成有关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上报表格，包括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表，教学、科研贵重仪器设备表等。

赛珍珠在她的一系列跨文化书写中，塑造出包括阿兰(《大地》)、桂兰《东风·西风》、“母亲”(《母亲》)、吴夫人(《群芳亭》)在内的中国妇女群像。《大地三部曲》首部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无疑是阿兰。阿兰善良而且软弱，她可怜的生存状态、中国那个时代的妇女低下的地位令人触目惊心，她终究未能逃脱“弃妇”的厄运。桂兰则遇到了开明的丈夫，他在洞房花烛之夜，说要平等地待她，因为，她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奴隶，也不是他的财产。她丈夫说缠脚有害于健康，况且小脚也并不美，让她放脚。桂兰无法适应这种新派作风，不知道该如何与丈夫平等相处。她后来意识到，仅仅注意自己的外貌并不能令丈夫满意。她在丈夫的指导下，学习了科学和文化，夫妇俩渐渐产生了感情。最后，她还果敢地站起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

赛珍珠利用文学创作来倡导异质文化——包括作为文化一个重要层面的宗教——的多元共存，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若强迫中国人信仰基督教，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大地》里，王龙在大灾之年一路南下逃难，只能靠每晚拉黄包车养家糊口。有天，一个洋人给了他一幅画。“他看见纸上有一个人像，白白的皮肤，吊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上。这人没穿衣服，只是在生殖器周围盖着一片布，从整个画面看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头从肩上垂下，两眼紧闭，嘴唇上长着胡子。”[7](P111)这是基督受难图，王龙完全看不懂。他把受难图带到家里，两个儿子看了既兴奋又害怕，他父亲也看不懂，说肯定是坏人才会被这样吊着。最后，阿兰用来纳了鞋底。赛珍珠就此表明了自己对传教的否定。

吴太太是望族吴家的主妇。她聪明、能干，长于治家理财。作为女性，吴太太多年来只是尽着一个贤妻良母的职责。但一过完40岁生日，她便向大家宣布：从今往后，她要多为自己考虑了，遂决定为丈夫纳妾，摆脱与丈夫的肉体关系，不能再让家人一个个像吃奶的孩子那样整天围着她转。吴太太搬出与丈夫生活多年的牡丹园，搬进只属于她自己的兰园，看些她想看的书，做些她想做的事，享受一份精神自由。小说里，吴太太对父权制的拷问也呈现出一个“角色训练”的过程，她们处在被动地位，诱导着做个贤妻良母、能干的管家婆。她自己在40岁前接受并“获通过”的正是这样一种训练，但是她终于觉醒，对它进行挑战，就此宣告了一个时代——中国女性依附于人的时代——的结束。通过对吴夫人的刻画，赛珍珠阐明男女性别差异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物，而这一观点与西蒙娜·波伏瓦1949年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权主义观点不谋而合。

二、 勘探中国文化阐释的新路径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关于孔子的文章中，李泽厚认为：“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任大厦。”[14](P16)赛珍珠对中国的宗教文化研究未提出系统的观点，但是，将她的有关见解与中国思想史学者的阐释稍作比较性阅读，即可看到其中的统一性，至少是相似性。

糖尿病肾病属于糖尿病最严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而对于该疾病的治疗手段主要为血液透析，其效果较为良好，但是在血液透析的过程中，对患者的血压影响较大，因此患者会出现低血压的现象，所以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糖尿病肾病患者血压变化特点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1]，而该次研究主要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血透过程中血压变化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2015年2月—2018年2月间特选择60例患者进行研究，报道如下。

赛珍珠的中国小说阐释不仅体现在她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习和见解层面，她对中国现代小说也多有涉及。一方面，赛珍珠由衷地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并不断为之辩护，另一方面，她极不赞成中国现代小说家一味地学西方，认为他们年轻、情绪化，写不出自由的自我表达；她希望中国现代或未来的小说家能以更完美、更健康有力的笔触来表现他们本民族的生活，尽管可以从西方作家那里借鉴技巧。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因为她这样的评价，就以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实际样貌就是如此，但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保留意见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无道理，照搬西方小说的技巧、模式并不可取，文学创作离不开民族精神。考虑到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了60年代，因为有了两位祖师爷人物——夏志清和普实克——的介入，才展现出全新的学术脉络”,[10](P337)可以说，赛珍珠当年的相关研讨和发现是具有开拓性的，是不应忽视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

依照目前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共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目前主要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法国比较文学主要强调文学关系研究，美国比较文学强调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但这两个阶段都局限于欧美文明圈，“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这一特定的、同质文化领域的文学内部进行的”，[11](P2-3)这样就使得欧美的比较文学研究难以成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到了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迈入跨文化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特别强调对东西方异质性的研究，尊重对方的异质性，提倡互补性。

另一方面，由于工场手工业没有能力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和扩大生产的需求，从而产生了现代大工业。更多的原材料、更大的销售市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需要，这迫使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原料基地，开拓销售渠道，打破一切阻碍世界市场的障碍和壁垒。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流通和交换突破地域的限制，使物质和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人们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普遍交往，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世界历史由此形成。

历史地看，赛珍珠在以一个跨文化作家的身份，业余从事跨文化的中国小说研究和中西小说比较研究的时候，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其实尚未进入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主要强调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以美国比较文学研究为代表的阶段；尽管客观地说，赛珍珠会不自觉地暴露出她研究的矛盾性，尚有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的情况，包括中国小说的说教性，[12](P79-80)但新世纪的比较学者研读她20世纪上半叶发表的中国小说阐释，会领略到她的这些研究具有的前瞻性，它们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语境里继续从事中外小说比较研究，更加深入且有效地展开了文化对话，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性。

诊断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医生)如果缺乏足够的临床知识，就很容易发生误诊漏诊。例如1例发热、颈部淋巴结肿大的年轻患者，合并脓性胸水。尽管胸水中细菌培养为阴性，仍诊断为细菌性化脓性胸膜炎。给予胸腔置管引流脓液，联合抗生素治疗无效。更换管床医生改变了诊断思路，指出结核性胸膜炎的胸水一般呈现黄色清亮透明，但也可以表现为脓性,称为结核性脓胸，此时脓液中很容易找到结核杆菌。结果果然在胸水里面发现抗酸杆菌阳性，纠正了最初的诊断，改用抗结核治疗方案。

赛珍珠跨文化写作中的前瞻性不仅体现在她开发了中国题材书写的新领域，而且体现在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外文化特别是中美、中英文化的对比或比较研究上，尽管严格来说，她所做的对比或比较还并非是学院派研究，而是基于异文化氛围实际经验以及大量阅读所做的作家型研讨。我们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她对中国文化的阅读和评判是有深度的，也是较为准确的。限于篇幅，这里仅选择她对中国小说的阅读、研究和宣传，以及她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见解和推崇做一分析。

此外，赛珍珠还在《中国今昔》里追溯中国历史发展历程，评价孔子及其思想。她说：“从孩提时代起，孔子就形塑了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和我的个性。”她说孔子是她的“参考系”。她指出：“中国文明里，和谐是关键词，一个人与他周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他就是文明人。”[15](P59-69)赛珍珠认为，中国哲学是智慧的哲学，其中的老庄哲学则是和平的哲学。随着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即将来到，中国知识界、思想文化界近年来已经开始对这场深刻改变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运动重新进行梳理与评价；另外，《新京报》近期在对陈来的访谈中，也提出要重估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让传统文化成为价值来源。*参见《新京报》2017年7月29日“文化复兴”专题“从批评到拥抱：传统文化是映照现实的镜子”。回顾赛珍珠上世纪70年代初对中国儒家文化的阐释，不妨说，她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关键，看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她理解并推崇儒家文化价值观，是她的洞见和前瞻性的又一体现。

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仅是她对中国文化所做的前瞻性研究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她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浸润，历时也久，她对中国文化不同层面(包括家庭文化、民俗文化等)和中国历史和哲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也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她知道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她在第一本自传《我的中国世界》和最后一本书《中国今昔》里，均提出了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认识。在《我的中国世界》里，她记下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见闻、看法，以及针对当时年轻人对待儒家文化和孔子态度的批评观点，认为“在彻底否定儒教方面，这些年轻的现代作家既尖刻又坦率。”赛珍珠充分肯定孔子及其学说的价值，她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是牧师，但实际上正是他为中国社会、他的子孙创立了一整套与宗教、与道德作用相同的伦理纲常。恐怕还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才会重新认识孔夫子这个最伟大的人物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有多大。”[13](P196)赛珍珠对中国儒教的观察和把握基本准确，儒教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它在中国已基本上世俗化，而成为了一种“准宗教”。

三、 拓展中国文化传播的新天地

如果说1938年之前，赛珍珠主要通过她的小说创作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间接地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那么，自从成为诺奖得主，她就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一新身份，参与和组织跨文化活动，促使人们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中国文化内涵。赛珍珠的努力是民间行为，有着民间行为的种种特征以及难处，但她精心设计，四处奔波，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便全力以赴，坚持多年，终于开辟出一片传播中国文化的新天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英语教学引入到自身的教育体系中，能够培养出具有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高水平人才。通过英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不仅能够降低外国留学生学习的难度，也会提升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教学师资水平以及学校的国际竞争力。

赛珍珠明白传播中国文化，靠一个人的努力，那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所以，她采取多种途径来实施计划，其中就包括寻找得力的帮手，如她物色到的林语堂。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林语堂是一位重量级人物，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完全可以说，赛珍珠是他的伯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1935)和《生活的艺术》(1938)在美国都受到了欢迎，影响力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令人惊叹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是赛珍珠发现并鼓励林语堂，力邀他赴美创作，用他的作品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赛珍珠亲自为《吾国吾民》作序，她在序中指出，她早就希望有中国人可以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现在，她终于看到了这样一本书的完成，欣喜之余，她称赞“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16](P6)虽然后来因种种原因，赛珍珠与林语堂不和，但是，毋容置疑，是她发现了这位凭自己坚实的跨文化基础，并对中国文化深入的了解，而“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国人，助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近美国百姓。

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赛珍珠还协办过《亚洲》杂志。杂志由曾在华任领事的美国外交官司戴德1917年创办，旨在把亚洲人的生活状况如实地介绍给美国公众，以激发美国人对亚洲人民与文化的兴趣。到1941年赛珍珠创建东西方交流协会时，《亚洲》杂志已然成为美国人了解亚洲，包括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亚洲》面临停刊之际，赛珍珠和她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决定把杂志接过来办下去。虽然艰难，杂志一办又是五年，一直坚持到了1946年。

《亚洲》在远东问题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斯诺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和他的《毛泽东自传》都是先在《亚洲》上刊发的。赛珍珠拟定的办刊宗旨产生了实际的效应，“我信奉人们自我表达的原则……旁观者的文章太多，知情者的文章太少，亚洲人民过去尤其没有机会为自己说话，”[17](P244)在《亚洲》的作者中，有亚洲政治领袖，也有文化名流。1938年赛珍珠获诺奖，时值中国抗战，她更是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和影响力，全力支持中美联盟的提议。毫不夸张地说，接办《亚洲》杂志正是赛珍珠为实现她一生积极倡导的文化理想而做出的积极而有效的努力。

如果说，赛珍珠的中国书写多是从中国人的视角写中国人，并不失时机地对西方人进行中国文化“扫盲”，呈现出人性之“同”，那么，她在小说研究中则强调了中国小说相对于西方小说之“异”，分析中西小说走过的不同路径。她的小说研究成果包括《赛珍珠论中国小说》中所收的文章，如《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东方、西方及其小说》《论小说创作》《中国小说》，数量虽不算多，却颇有分量和价值，因为赛珍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将中国古典小说置放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量，提倡对话意识，客观上也体现出一个合格的跨文化对话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殊为不易。[9](P36-49)

翻转课堂这种新的教学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学会学习”“实践创新”“科学精神”等素养.在本节课中，学生通过课前微课学习、课中合作探究小组展示，着重发展了“数学抽象”“数学建模”素养.学生在学习中，扎实有效地提升了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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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在协助《亚洲》杂志编务期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意识，即相互理解的基础必须是相互了解，仅仅一本杂志是无法完全帮到美国民众的，她知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道理。“普天下人是一家。如果普通美国人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能引发自己对其他种族的好奇心，进而产生兴趣，直至产生理解。”[13](P424)

为了促使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实现更多的呈现，加强中美文化的交流，赛珍珠主持的协会精心挑选、组织了一些亚洲旅人(无疑也包括文化人)去美国各地游历；虽然名气不一定很大，表演也难说有多精彩，但他们在演讲和节目中借助亚洲民族服装、图片、乐器或戏曲，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情感等介绍给美国人。通过这些途径让美国普通百姓看一看真实的亚洲。赛珍珠这种做法可谓是一个跨文化领域里的实验个案，与当下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不无相似之处，尽管在她那里大致上还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到了21世纪，我们回溯起来考量赛珍珠这一行为，可以说，它促成了亚洲文化走向美国民间，也增进了亚洲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利于缩短他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距离及其导致的情感上的疏离，达成了相互之间的更多、也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赛珍珠作为一名有着广泛国际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她参与和组织的跨文化活动，除上所述，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美国“赛珍珠国际”(Pearl S.Buck International)总裁珍妮特·明泽在接受中国学者董琇访谈时提到，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探索描写自己有智障女儿的女性；她的坦率还体现在毫不掩饰地表达对美国社会中歧视现象的反对，对于女性的生育控制的反对。她还参与废除美国排华方案的活动，等等。明泽认为，在许多方面，赛珍珠都能直抒胸臆，从而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8](P163)回顾当年赛珍珠直接或间接地大力宣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积极努力，我们分明看到一位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开拓性人物的前瞻性思维。

四、结 语

赛珍珠一生勤勉地从事着跨文化书写、阐释和传播活动。她清醒地意识到在她所生活的年代，美国从政策制定者到作家学者再到普通民众在观念上和实际生活中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都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文艺作品里有关中国的叙事大都是妖魔化的。她自己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也因为被中国人当作“异己者”而遭受过排斥；她发现许多不解和误解往往都源自缺乏交流和沟通，经年累月下来，对双方来讲，必然就是“双输”而非“双赢”的结果。赛珍珠看到了这一点，她要通过小说、非小说和走向民间的社会活动来打破这一僵局。她基本上做到了，因为她成功地开发出中国题材的书写，勘探出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中美文明的优先路径，同时，也开拓出一大片传播中国文化的新天地，而这些巨大的成就大都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的。“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当代语境下，当我们重读赛珍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她在70多年前构建的这座跨文化之桥对于消除西方文化霸权、中美文化隔阂，彰显中国文化话语权、重塑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时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乐黛云女士在给“2008中国镇江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致辞中做出了中肯评价。

确实，处于21世纪的我们越是深入地阅读赛珍珠，了解她的跨文化书写和社会活动的宗旨，领会她通过各种媒介直接或间接倡导的跨文化精神，及其描绘的异质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愿景，就越是感觉到她与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关联，也越发感觉到除开历史贡献，她的跨文化写作、她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所具有的当代价值。费孝通上个世纪末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字箴言，[19](P32)赛珍珠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在大力提倡，虽表述不同，要旨已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赛珍珠的跨文化书写并未过时，恰恰相反，它们朝向未来，是一笔在具有对话性特征的同时也富于前瞻性的跨文化资源，因而完全值得我们在新世纪的跨文化交流事业中，结合当代现实，加以开发、研究和利用。

通过对发病猪都喂有当年新收霉玉米饲料的病史调查、发病情况、病理变化、实验室鉴定，确认本次在涪陵区发生的为生猪霉玉米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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