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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体制垂直失衡对经济结构失衡影响效应研究

更新时间:2016-07-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GDP以年均14.3%的增长率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与矛盾,其中就体现在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造成了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的现象。这种财政体制上的失衡与当前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难以有效的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甚至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而作为当前供给侧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调结构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如何通过改善财政体制,缓解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当前亟待考虑的问题。

自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来(Musgrave,1959;Oates,1972)[1],如何在政府间配置财政收入和支出就成为一个国家财政体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经典问题。随着分权体制的发展,世界很多国家均出现了下级政府支出大于自有收入的现象(Laurent Bouton et al,2008),学界将其称为财政体制垂直失衡[2]。由于这种财政体制的垂直失衡反映着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因此它会给不同级政府带来不同的激励,带来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果。对于财政纵向失衡的激励效应,当前学者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预算软约束,二是经济社会影响。在预算软约束方面Wildasin认为地方政府由于收不抵支预期能够获得中央政府的救济,而中央政府由于从全局考虑,会偏向提供公共效用大的公共产品(Mckinnonand Nechyba,1997),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改变其对财政资源的配置,更多的提供那些有利于本地居民的产品,而对于那些不同地区共享的公共品,会预期中央政府来提供[3]。在经济社会影响方面,Aizenman(1998)认为,在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下,地方提供的公共品的成本中必然有一部分由其他地区的居民所负担,这就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增加地方性公共品供应(Bouton et al,2008)从而影响中央政府再分配的职能[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郭冠清(2012)通过建立经济结构失衡指标体系,从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对外开放结构、收入分配结五个方面来测算我国当前经济结构失衡程度后发现,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指数自2000年开始呈现上升的态势,在2011年达到最高的0.617[4]。项俊波(2008)通过结构经济学构建指标体系,对1990年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进行测度,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在加剧[5]。对于当前财政体制中存在的垂直失衡问题如何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动,张芬(2016)认为财政体制纵向的失衡会使得地方政府更多的发展能够给地方创收的产业,改变地方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其在实证中并没有对经济结构的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不能反映经济结构失衡的传导机制[6]。对于财政体制失衡如何造成经济结构失衡,褚敏、靳涛(2013)认为财政垂直失衡带来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国有企业行政垄断相结合,共同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7]。马万里(2013)认为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来自于当前的财政体制,财政垂直失衡导致收入分配向企业政府倾斜,而劳动者的报酬下降且收入差距不断提高[8]。李永友(2010)认为财政政策失衡与需求结构失衡循环累计,造成当前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消费者的购买力被挤占,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投资支出[9]。沈潇(2016)分析了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直接投资对经济需求结构造成的影响,认为政府直接投资恶化了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10]。沈坤荣(2014)认为分税制改革成为当前阻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11]

针对当前文献中存在的不足,本文一方面通过对我国2006-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整体和局部两方面研究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与经济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创新性的将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研究其在财政体制失衡与经济结构失衡之间的间接作用。

二、财政体制失衡与经济结构失衡

(一)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现状

对于财政垂直失衡度的测算,由于对财政垂直失衡的定义不同,当前主流的观点为以下几个方面。Hunter(1977)认为当每一层级的政府的“控制”收入都能够满足其支出,则处于纵向财政平衡;反之,则处于纵向财政失衡。因此他认为VFI=1-[(税收分享+转移支付)/下级政府总支出]作为财政垂直失衡度的测算公式较为合理[12]。Collins(2002)认为一个特定级别的政府自己的可控收入和自己的目的支出之间的不匹配称为财政垂直失衡,即VFI=(自有收入/自有目的支出)。Khemani(2006)则将总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下级政府总收入作为衡量财政垂直失衡的指标[13]。江庆(2007)运用Hunter的方法测算了中国分税制后的财政垂直失衡度,认为当前我国的财政垂直失衡度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14]。由于Hunter(1977)的方法需要的指标与我国当前财政预算体制科目有较多的相似性,且测度直观便于进一步分析,因此我们选取其作为衡量财政垂直失衡度的指标。当指标值趋向于1时,地方财政收入的自主筹集度越高,财政失衡程度就越低;反之,指标值越小,财政失衡程度就越高。

图1 财政体制垂直失衡度

图1是经测算我国东中西部2006-2015年的财政垂直失衡系数,由图1可知我国财政垂直失衡度总体上较为平稳,但地区差异明显。这个差异主要体现在财政垂直失衡度西部>中部>东部,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由于地方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较好地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其失衡度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因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难以有效地获得自有财政收入,财政垂直失衡较为严重。

(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现状

中国经济结构当前存在的问题较多,这其中需求结构不平衡,三次产业及子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等尤为突出。在需求结构方面,由于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出口组成,出口占总需求的比例较少,因此采用消费和投资可以衡量我国的需求结构。王文甫(2016)认为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重点集中在投资、消费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这三个问题上,这一观点被较多的运用于我国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因此我们采用其作为经济结构失衡的研究方法,从这三个角度来研究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15]。而对于衡量结构失衡的标准,项俊波(2008)认为当消费率小于60%,投资大于38%,劳动收入占比小于66%时,经济结构出现失衡。这一标准被广泛用于探讨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的测算中,故我们选择其作为本文衡量经济结构失衡的标准。图2-4为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结构变动情况,从中我们总结出以下的特征事实。

图2 投资率

图3 消费率

图4 劳动者报酬率

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垂直系数与收入结构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且是显著的,财政垂直失衡系数每增加1%会使得劳动者收入占比上升0.17%。这说明财政垂直失衡水平的下降会造成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下降,这是由于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叠加效应,地方政府将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减少劳动者报酬的占比。而当前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维持低工资以实现资本积累成为“正当”,这就造成了劳动者报酬被压缩,收入分配结构日趋失衡(王佳菲,2010)[18],这与本文实证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上升1%会导致投资率的下降0.37%,第二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劳动者收入的提升的结论相一致。

特征事实二:我国消费率呈现近年来下降明显,远低于消费结构失衡的标准,三大区域近年来消费率出现趋同。对于消费结构,我们采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消费由最终消费减去政府消费后的余额来表示。由图3可知,我国消费结构总体上是在下降的,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一直低于结构失衡标准规定的60%,而近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消费率基本稳定在45%左右,消费结构失衡的问题亟待改善。在地区差异方面,西部地区的消费率高于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但近年来三个区域消费率之间的差距减少明显。

在产业结构方面,在实证中我们发现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会使得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率下降,这说明过度发展第二产业会加剧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而当前以GDP和财政收入为目标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及官员的任期制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投资竞争,这种现实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偏向发展第二产业(周光亮,2012)[17],造成了当前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

[8]马万里,李齐云,张晓雯.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分权因素: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3(4):13-23.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择2006-2015年31个省的数据进行分析,每个变量的观测值为310个。变量解释如表1所示,被解释变量为通过消费率计算的消费结构CON、通过投资率测算的投资结构EXP、通过劳动者报酬率测算的收入分配结构INC,解释变量为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系数VFI。林毅夫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我国的需求结构与消费结构,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将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以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将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NC设定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本文中原始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运用2006-2015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研究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系。模型设定如下:包括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与收入结构;X是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分别代表财政垂直分权度与产业结构。μ为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ε为随机扰动项,i代表中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份,t代表2006-2015这十年。

表1 主要变量解释

变量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名称CON EXP INC VFI IND解释居民消费/GDP社会总投资/GDP劳动者收入/GDP 1-[(税收分享+转移支付)/下级政府总支出]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四、实证结果分析

[2] BOUTON L,GASSNER M,VERARDI V.Redistribut⁃ing income under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24(2):317-328.

表2 2005-2014年财政垂直失衡与经济结构估计结果

注:*、**、***分别代表0.1、0.05、0.01的显著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差。

INC 0.17**(0.07)-0.37***(0.08)0.71***(0.06)310 0.62变量VFI IND截距项观测值R2 CON 0.12**(0.06)-0.53***(0.04)0.55***(0.04)310 0.82 EXP-0.52**(0.21)1.99***(0.17)-0.12(0.13)310 0.69

在消费结构方面,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垂直系数与消费结构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且是显著的,财政垂直失衡系数每增加1%会使消费率增加0.12%。这说明财政垂直失衡水平的下降有利于促进消费率的提升。这与邹红(2014)的实证结果相一致,她认为当前财政分权造成的财政体制垂直失衡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具有很强的抑制效应,并不能够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16]。究其原因,可能是财政垂直失衡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引起了居民消费意愿的下降。而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直接有着负相关的关系,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增加1%会使消费率下降0.53%。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进一步使得消费率下降,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并不利于消费率的提升。

在投资结构方面,财政垂直系数与投资结构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且是显著的,财政垂直系数每增加1%会使得投资率下降0.52%。这说明财政垂直失衡水平的下降会造成投资率的降低。朱轶认为当前财政体制垂直失衡造成的财政压力与竞争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工业化进程的积极干预导致了区域投资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资本不断深化,投资率不断提高。而对第二产业过于偏重又会导致地方政府处于投资竞争中,导致投资率的上升(周光亮,2012)[17],这与本文实证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上升1%会导致投资率的上升1.99%,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投资率的提升的结论相符。

特征事实一:我国投资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已经超过投资结构失衡的界限,西部地区投资率远高于中东部地区。对于投资结构,我们采用社会总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其反映了建设与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由图2可知,我国的投资结构自2000年以来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上升幅度显著提高。而自2008年后,我国东中西部的投资率均超过40%,投资结构失衡的问题开始显现。就地区差异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率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近年来投资占比超过了60%,远远超过了投资结构失衡的标准,失衡问题愈发严重。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投资率近年来较为接近,保持在50%左右浮动,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的现象。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的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投资率的上升,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率的下降,这与我国当前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当前由于财政体制垂直失衡所形成的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更加关注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使得其不断增大投资支出的比重。这种高投资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企业倾斜,劳动者获得的收入被挤占,使得劳动者的购买能力不足,不利于劳动报酬率的提高。而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最终作用到需求结构上,会使得劳动者难以有足够的资本去增加消费,造成了消费率的下降。

特征事实三:我国劳动者报酬在波动中下降,近年来开始低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标准。在收入分配结构上,我们采用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其反映了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者在经济成果分配之间关系。从总体趋势上看,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在波动中下降,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均低于55%,这明显低于衡量收入分配结构标准的66%,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在地区差异方面,我国东中西部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变化幅度相一致,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中部高于东部,但差距并不明显。

第一级的电路采用源极串联负反馈和无耗匹配网络。源极串联负反馈的元件采用了微带线W1而没有采用阻性元件,是考虑到微带线元件相较于阻性元件,有利于改善电路的噪声性能,即在相同的增益条件下,可以获得较低的噪声系数。通过调节第一级低噪声放大器的源极负反馈元件W1的值,在折衷考虑放大器最佳噪声系数和最大增益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的噪声性能。通过调节输入匹配网络C1、L1和L2的值,可以改善输入驻波比,降低输入回波损耗。

(二)政策建议

一方面,应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使得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当前的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权责划分的不明确,地方政府难以获得足够的自有收入去满足其支出,这就使得财权下放成为必要的措施。在增加地方财政支出权力的同时,还应该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挂钩,完善财政分权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地方财政应承担的责任,增加财政信息的透明度以避免地方财政滥用财政经费。

此次研究中,两组的性别年龄和体重等指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组间的心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两组进行检查时心率均比基础心率低。舌下含服组图像质量I级有94.7%,Ⅱ级和Ⅲ级共有5.3%;口服组I级有90.7%,Ⅱ级和Ⅲ级共9.3%。(P<0.05)。舌下含服组患者的检查时间比口服组短,使用的酒石酸美托洛尔剂量比口服少,(P<0.05)。我们对酒石酸美托洛尔舌下含服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药物能够被快速吸收渗透,峰值需要的时间短,血药浓度高,不收到胃排空和胃肠蠕动的影响,避免了胃肠道反应和药效丢失,检查的等候时间短,患者接受度高。

[1]OATES WE Fiscal Federalism[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另一方面,改革当前以GDP和财政收入为目标的政绩考核机制,建立一套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将社会指标、环境指标等纳入考核体系。地方政府应当结构性的减少投资支出,逐步退出那些为了能够较快获得效益重复过度投资的行业,增加在环境、教育等领域投资,改变当前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增加民生支出,在社保、医疗、养老等领域加大支出力度,这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与消费,促进消费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式中,Cn为第n种颜料的混合比例,且满足C1+C2+…+Cn=1;进行迭代计算,求解方程,使ΔR最小,即可得配样的配方。

2017年是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启动之年,连江县帮扶陇西县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1 000多万元,帮扶项目覆盖范围包括全县11个乡镇14个村的3 170多户1.43万群众,直接受益贫困户613户2 734人,带动285户1 277人实现了稳定脱贫。在连江县、陇西县双方合力攻坚下,陇西县2017年脱贫3 609户15 422人,贫困人口减少到5.3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2.43%。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哪种模型更为适合,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我们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3]MCKINNON R,NECHYBA T.The new federalism:can the states be trusted[M].Hoover Press,1997.

[4]郭冠清.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测算:1991-2011[C]//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0次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2012:9.

由上可见,关于是否要将轻罪范围拓展至行政违法领域,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都有着各自的考虑,但是,我国刑法也不能总是“徘徊在自由与安全、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之间”[33],何去何从,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在笔者看来,任何一项立法措施的采取,根本上都是取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而刑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刑法既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因此,是否要将轻罪的范围拓展至行政违法领域,关键就是看刑法能否在这两个方面有效满足社会的需求。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将轻罪的范围向行政违法领域适当拓展,是具有正当性的。

[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J].管理世界,2008(9):1-11.

他骑马来到庙前,看见“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两牌坊前刻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锣鼓停息”字,不免心领神会,笑笑翻身落马,心里想:再怎么着,祖宗的老规矩不能破。

[6]张芬.地方政府行为、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结构[J].经济经纬,2016(5):132-136.

[7]褚敏,靳涛.为什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步履迟缓——基于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双重影响的探究[J].财贸经济,2013(3):112-122.

根据对我国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这三个因素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一直存在,并且近年来出现了加剧的态势。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的逻辑关系表现在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与低收入分配率三者之间相互作用,高投资率使得国民收入向资本方倾斜,劳动者获得的收入较少,无法提高消费的比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9]李永友.需求结构失衡的财政因素:一个分析框架[J].财贸经济,2010(11):63-70.

[10]沈潇.政府投资的需求结构效应——基于动态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6(1):14-20+131.

1.2.1 调查工具 采用问卷调查法。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并由我院护理专家教授审修。学生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以前是否学习过礼仪相关知识和进行过相关培训。教学效果满意度评价表包括3个条目:教学方法、师生互动、学习效果。每个条目分别从满意、一般、不满意3个等次进行评价,学生如实选择。最后设计了开放式问题,征询学生对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教学的建议。

覆盖范围内的标签大多数都会被重复清点,而对于一次清点任务来说,标签被清点到多次与清点到一次意义相同,因此大量的重复清点不仅效率低,而且增加了清点任务执行的时间。目的就是减少或消除标签被重复清点,提高清点效率,缩短清点任务时间。

[11]沈坤荣,余红艳.税制安排对产业结构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4(2):1-7.

[12]HUNTER J S H.Federalism and fiscal balance[M],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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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江庆.分税制与中国纵向财政不平衡度:基于Hunter方法的测量[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13-16+26.

[15]王文甫,王德新,岳超云.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企业融资约束与经济结构失衡[J].财经研究,2016(10):155-178.

[16]邹红,王彦方,李俊峰.财政分权、政府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J].消费经济,2014(5):3-12.

区块链技术优先适用的领域必须具备以下三个主要特征:标准化程度高、自动化需求大、资质证明要求多。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率先在具备这些特性的应用领域中凸显经济价值和优势。

11月23日,以“发展县域农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暨首届宿迁市乡村振兴发展大会(以下简称第八届县域会)在江苏宿迁召开。来自农业农村部、发改委等部委办局领导,全国各地省市区县主管农业领导、业内专家、国际嘉宾、龙头企业代表、金融机构负责人等7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17]周光亮.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自中国的经验[J].经济问题,2012(1):24-26.

[18]王佳菲.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其现实启示[J].经济学家,2010(7):35-41.

张浩天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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