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爱弥儿，或论教育》(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以下简称《爱弥儿》)不仅是其个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哲学史、教育史与文学史上的一代经典。1762年，此书首次在荷兰达姆斯特丹出版。甫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一些资产阶级国家，影响巨大”。[1](P1)这一影响，非但迄今不衰，而且经由不同语言的广泛译介，跨越了国族界限，成为了公认的“世界学术名著”。

《爱弥儿》在中国的“文本旅行”始自晚清，在1949年之前，先后出版过《教育世界》杂志连载本(中岛端译，1903年)与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本(魏肇基译，1923年)两个中译本。与这一时期大量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西方经典文本一样，《爱弥儿》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并非以其“真身”与中国知识界接触，而是通过若干核心概念的提取，在其从欧洲到美国、再到日本、最终到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以一种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进入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场。《爱弥儿》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两个中译本不仅都是节译本，而且也皆非译自卢梭的法文原著——两者一出于日文，一出于英文，并且底本也均为日英两种语言的节译本。直到1978年李平沤根据法国菲尔曼·迪多出版公司1858年出版的《爱弥儿》原版全文译出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本问世，中国知识界方才完成迟到了大半个世纪的对于《爱弥儿》的“补课”。

实事求是地说，在李平沤的译本问世以后，单就译笔质量与译者对于卢梭思想的理解程度而言，中岛端与魏肇基两个译本的可圈可点之处已经不多。但即便如此，这两个译本在当下仍有被重新认识的必要。因为前者是在中文世界中最早被明确标识为“教育小说”的文本，同时也是晚清时期颇为独特的“东人中译”理论的重要实践成果；而后者则对于《爱弥儿》的文类性质在中国从“教育小说”转化成为“学术名著”至关重要，其在知识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自然也就不容小觑。是故，本文选择“另辟蹊径”，搁置对于译本内容本身的讨论，致力在文类性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层面上重读这两个译本，以期勾连文本及其背后的思想与制度因素，还原文本与历史之间的生成脉络与对话关系。

1.2.6 概率折扣任务(probability discounting task，PDT) 包括30道题，问卷中呈现两列虚拟奖赏，左侧是确定可以获得较小金额的奖赏(如确定可以获得140元)，右侧是在一定概率下可以获得较大金额的奖赏(如10%的概率获得560元)，此任务要求被试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14］。选择小概率但数额较多的金钱被认为更容易冒险、更具有冲动性。

作为“教育小说”的《爱美耳钞》

1900年秋，张之洞电邀以创办学农社、出版《农学报》而在晚清士林颇具声望的罗振玉总理湖北农务局。在将历年所译农书编印为丛书百部后，罗振玉于次年到任。在鄂期间，他主政农务学堂，经过大刀阔斧的整顿，“教员称便，校风清谧。”但也因此触及当地提调利益，陷入人事纠葛。罗振玉再三请辞，张之洞只好派员接办，并调其主持江楚编译局。罗振玉在晚年自述生平时说：“当在鄂时无所事事，王、樊两君除讲译外，亦多暇日，乃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为《教育世界》，以资考证，先后凡五年。”[2](P36)所谓“王、樊两君”，指的是王国维与樊炳清。他们都是罗振玉早年创办的东文学社的学生，通晓日文，此时正任农务学堂译员。他们与罗振玉一道，志趣渐由农学转向了教育，而《教育世界》正是他们立论与发言的主要阵地。

《教育世界》杂志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5月)，为半月刊，现存166号，历时近八年，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终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教育期刊。以第68号发表的《本报改章广告》为界限，杂志可以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遵循罗振玉在杂志《序例》中所规定的“每册前列论说及教育规则与各报，后附译书”的体例，设置有“文篇”与“译篇”两个栏目。[3](P1)后期实际由王国维主编，“除选译东西各书外”，[4](P68)有关文学与哲学的内容也开始在其中出现。因为王国维的缘故，后期的《教育世界》杂志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也相对充分。但对于杂志前期，则向来很少被述及。*前期的《教育世界》杂志，代表性研究参见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作为一本立意在“移译”的杂志，前期《教育世界》选译了百余种日本教育规章制度，为罗振玉等人形成新式教育主张与新型学制方案提供了直接的参照资源。他们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论述也通过张之洞与端方等人影响学部，进而成为了促成《癸卯学制》的重要力量。而“移译”这一行为本身在其间发挥的作用自不待言。

晚清翻译小说中明确标识为“教育小说”者计有十余篇。其中《教育世界》发表最多。除去杂志前期的《爱美耳钞》，后期还有“家庭教育小说”《姊妹花》与“教育小说”《醉人妻》《迷津筏》先后刊出。*《姊妹花》《醉人妻》与《迷津筏》分别在《教育世界》第69至89号、第97至116号与第127至130号上连载。关于晚清翻译小说中的“教育小说”，参见杨凯的《中国近代报刊中的翻译小说研究(1872-1911)》(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的附录《近代中国报刊中所刊载翻译小说的目录》。其中，《迷津筏》为其失收。这批在民元以前经由翻译进入中国的“教育小说”，与“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政治小说相比，[8](P38)显然要低调得多。但在文学史家看来，其意义却不能因此而低估。因为“它是在政治、侦探、科幻小说之外，另一不同于传统说部之作的类型小说，为当时中国读者开启了迥异的阅读视界”，而且“它的叙事重在体现青少年的奋斗成长及学校教育生活，恰恰呼应了当时憧憬‘少年精神’、强调教育启蒙的社会现实，并为青少年的学习成长，提供具体的参考范式。”[9](P75)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罗振玉一行“至日本视察学务”，前后历时两月。[5](P93)归来后，他除撰写《日本教育大旨》，还在《教育世界》第21、22号上发表了《教育赘言八则》与《译书条例》两篇文章，系统阐发自己的教育思想。其中，“教育赘言”第七则为“编译”：

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将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性的提出政府服务创新，鼓励全民积极参与创新，并加大对创新基本要素的投资力度。该战略的内涵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翻译一事，必兼通中外文学、学术及专门学问，实难其选。今从事编译，宜先译小学堂、普通小学校课本为程式，而译中等课本为蓝本；以宜命东人卒中学业者任译务，而命通中国文学者任润色、校订之事。在东办事之费用太巨，莫如选定译本，遣东人包译，合中小学校用书，不过二三千圆，刻期成书，寄回润色，如此则费省而效速。今同人在东京，所费不资，计在日本一月之费，足供中国四五月之用。故此次查考学校以后，以迅速回国编译为便利。久在东京，费巨而期愈远矣！[6](P21)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其实是围绕这段话展开的。两人的引用都是只引到了“可说只树得一半”为止。但让鲁迅更为触动的，恐怕还是此后的那句。因为鲁迅的《卢梭与胃口》一文开篇即是“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16]这与魏肇基对于卢梭境遇的介绍正相契合。从卢梭时代谈到民国时期，鲁迅感慨的是先进知识人“书遭焚毁，而身被驱逐”的困境与悲歌。而在鲁迅的论述中作为主要的参照资源的，是所谓“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这也正是绝大多数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人所熟知的卢梭形象。

本书第五篇即女子教育，他底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底人格，和前四篇底尊重人类相矛盾；此实感染于千余年来底潜势，虽遇天才；也不免要受些影响呢。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但在当时，已视同洪水猛兽，书遭焚毁，而身被驱逐，可见万恶社会底压迫，势力实在凶猛呢。[13](P2-3)

推出《エミール抄》的开发社位于东京，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教育出版机构。《エミール抄》于明治卅二年(1899年)七月九日印刷，七月十三日发行，十二月三十日订正再版发行，受到日本教育界广泛关注。根据书后“开发社发售书目”，可知同一时期其出版的书籍还有《论理园》(又名《思想之构成》)《哲学早わかり》《教育者之品性》《日本主义国教论》《学童百话》《教育学讲义》与《教育时论》等多种。

魏肇基的《爱弥儿》中译本推出后，1926年，梁实秋以其中第五编为讨论对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15]次年，该文被转载至《复旦旬刊》创刊号上。鲁迅阅后，十分不以为然，写作了《卢梭与胃口》一文，批评梁实秋对于卢梭的误读。鲁迅援引了梁文中“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进而联系到“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今年大谈白璧德”，[16](P4)可见其针对的其实是梁实秋的一贯立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虽然对于《爱弥儿》第五编的理解不同，但在论争时，却均未直接涉及卢梭的文本，而共同提及的反而是魏肇基在《序》中的一段话：

关于《爱美耳钞》的中译者，学界历来或谓“未标明中译者”，或称“译者不详”。这与这一文本在连载时署名“日本中岛端重译”恐怕不无关系。通常而言，“重译”现象发生于同一语言系统内部。而《爱美耳钞》乃由“日本山口小太郎、岛崎恒五郎译”，所以研究者自然也就很容易认为中岛端的工作只是进行了日文重译。但倘若联系此时《教育世界》正在尝试的“东人中译”实验，便会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中岛端是写作《山月记》的日本著名作家中岛敦的兄长。罗振玉早年寓居上海时，“一日昧爽，方栉沐，闻打门声，甚急，凭楼而观之，有客清癯，如鹤，当户立，亟倒屣迎之。”而这位“不速之客”正是“日本男子中岛端”。根据罗振玉的回忆，“(中岛端)曰：仆愿留禹域三年，能馆我乎？仆有三寸弱毫，不素餐也。予笑而诺之，因请其移译东文书籍。”[7](P154)通过考察罗振玉的生平可知：他1896年前往上海，1900年应张之洞之约转赴武汉，次年暑假返沪，1902年东渡日本考察，同年归国以后应岑春煊之约前往广州，1904年回沪，1906年奉调进京，参与学部工作。因此其自谓“往岁寓居沪江，先后十年间”，当指1896至1906年间。而中岛端拜访罗振玉，应在1901年暑假之后。这一时期的罗振玉恰好持有“东人中译”的主张。

中岛端这一时期在上海“移译”的“东文书籍”至少有三种：一是山口小太郎等人所译《爱美耳钞》，一是“美国查勒士德曷尔毛”所著《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一是“奥地利垤斯弗勒力撰、日本藤代祯辅译”的《垤氏实践教育学》。*《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在《教育世界》第61至64号上连载，《垤氏实践教育学》注明为“大学堂译书分局译”，1903年由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出版。其中，《爱美耳钞》与《垤氏实践教育学》两种均署名“日本中岛端重译”。1904年，罗振玉应端方之邀创办苏州师范学校，中岛端曾经前往担任教习数月，此后回国。1930年两人还曾在辽东相会，不久中岛端去世。中岛端的亲朋将其遗稿辑为《斗南存稿》，罗振玉作序。两人长达三十年的交谊划上圆满句号。

《爱美耳钞》全文对译了山口小太郎等人的日文节译本，并无个人发挥的成分。《爱美耳钞》由英译者前言、卢梭自序与小说正文三部分构成，后附摘自《教育事汇》中的《卢骚传略》。而《エミール抄》在这三部分之外，原本还有一篇山口小太郎的《绪言》，但在中译时被中岛端删去。不过此举并无深意，想来是中岛端认为在英译者前言、卢梭自序与《卢骚传略》以外，已没有必要再做过多介绍。中岛端本人对于卢梭与《爱美耳钞》亦未曾另撰任何说明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世界》前期的翻译文本中，《爱美耳钞》是唯一一篇“小说”。这与杂志后期发表过多部小说的情形很不一样。“教育小说”原本并不在罗振玉拟想的“移译”对象之列，《爱美耳钞》其实是在无意间成为了现代中国最早的“教育小说”的。

在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大多教师局限于“书本”二字，使学生的视野被限制于语文教材当中，学生只能通过课堂教学获取一定的信息和资源。再加上语文教材更新的周期长，许多深受学生喜爱的、紧跟时代发展的童话被排斥在语文教材之外，导致教材中的童话对学生逐渐丧失了吸引力。因此，为充分发挥童话的审美功能，教师应当适当拓展教学内容，通过课下进行互联网阅读、构建图书角、组织阅读课的形式，适时拓展一些课外童话读物，增加学生的阅读容量，进而开阔学生的视野，充分发挥童话的审美功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提高童话鉴赏能力。

“这本书”指的是《善之研究》，“前两本”指的是《爱弥儿》与《神与人的戏剧》。魏肇基个人的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田几多郎的影响。西田几多郎在《善之研究》中说：“哲学是学问。”“学问必须作为是根基于理性的东西，而为谁都不能不承认的真理，而同时又与艺术、宗教相同，必须为根基于我们的性情的我们的生命的表现。”[12](P1)这便正可解释魏肇基在文本选择时的考量。

从西部地区信息经济的整体上看，三个梯队层次分明，在各个层次上，四川省、重庆市和陕西省基本上都处在前三甲的位置，优势十分明显，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基本上都处于下游位置，随着层次的上升，劣势也愈发明显，处于中间层次的7个省(市、区)基本上都在中游的位置，有时也出现垫底的情况。

概而言之，“教育小说”的登场虽然不及“政治小说”“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高调，但因其涉及“教育”“少年”“学堂”与“家庭”等诸多贯穿于从晚清到五四的核心议题，又与“教育救国”的时代思潮直接呼应，反而在“落地”与“及物”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广泛与深远的影响。晚清对于“教育小说”的理解方式及其在著译实践中生成的创作模式也延续到了日后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建构中。而认识现代中国的“教育小说”的文类价值，需要置身翻译史、文学史、教育史与思想史的交汇点上，这正是《爱美耳钞》带给当下的重要启示。

走向“学术名著”的《爱弥儿》

1924年，夏丏尊为自己翻译的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写作前言时说：“这书给我以卢梭《爱弥尔》、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动。”[10](P1)夏丏尊初读《爱的教育》的日译本是在1920年，所以他读到《爱弥儿》与《醉人妻》的时间自然也就更早。这两部小说最早的中译本都是发表在《教育世界》上，因此夏丏尊的观感很有可能出自阅读《教育世界》的体验。如此推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直到《爱美耳钞》问世二十年后的1923年，由魏肇基根据英文节译本中译的《爱弥儿》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有研究者认为，魏肇基翻译的《爱弥儿》“译文中日语词汇很多”，“显然是魏肇基从日文转译的”。例如他使用的“两亲”就是日文汉字，即“父母”的意思。参见董炳月：《卢梭与老舍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缺少旁证。其间并无其他中译本行世。而魏肇基的中译本被纳入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还曾一度被认为是《爱弥儿》最早的中译本。*参见李平沤的《出版说明》(卢梭：《爱弥儿，或论教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页)以及杨国光的《卢梭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人民日报》1962年8月7日)。

1929年，魏肇基的这一《爱弥儿》中译本又被收入了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中。此后，“汉译世界名著”与“万有文库”两套大型丛书不断再版，此书也就随之再三重刊。及至19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还曾再版过此书。

需要说明的是，在翻译《爱弥儿》时，魏肇基的外语水平尚未达到精通的程度，加之选择的底本又是英文节译本，所以他在日后反思时表示“实在译得离原文太远了”。[11](P1)但由于他在翻译时使用了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并且对于卢梭思想的理解也比山口小太郎与中岛端等人更为准确，所以他的中译本一经推出，影响就迅速超越了《爱美耳钞》，成为民国时期知识界谈论《爱弥儿》与卢梭思想时的主要参考。魏肇基在翻译《爱弥儿》时，对其文类性质也有自觉思考。在译完《爱弥儿》后，他又先后译出了唐绥尼卿的《神与人的戏剧》与西田几多郎的《善之研究》。在为《善之研究》写作的《引子》中，他表示自己“从前出版过一本《爱弥儿》，后来又弄了一本《人与超人》，——尚在印刷中——此刻因为又得到一点时间的余裕，所以再介绍这一本所谓《善之研究》的名著来。”而他之所以翻译这些文本，目的是为中国读者介绍“头脑先觉者”的“整个有系统的思想”。*《人与超人》在出版时更名《神与人的戏剧》。参见魏肇基译的《神与人的戏剧》(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版)。在他看来，三者分属不同文类。具体而言便是：

这本书的方向，与前两本有些不同。前两本所谓是以外界为对象的一种思想，而这一本则是以思想为对象的思想，所谓是讲思想的本身。前者是所谓“是怎么样的思想”，而后者是所谓“思想是怎么办的”，处置这个问题的，普遍就称为哲学。又前者譬如说某某种的思想，或某某人的思想，可以说是特殊的；而后者则无人与种的限制，而可以说是一般的。[12](P1-2)

《エミール抄》之所以能够进入罗振玉与中岛端的视野，想必主要出自其内容与其时《教育世界》宣传的教育理念相吻合。儿童教育是此时《教育世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而《爱美耳钞》展示的“爱弥儿”的成长经历，无疑恰是演示儿童教育的绝佳范例。这一“教育小说”与《教育世界》前期“移译”的诸多“教育规制学说”在客观上可以形成互文关系。而这大概正是《爱弥儿》得以进入中国的最初动因。可以与之印证的是，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爱弥儿》的译本最初都是面向教育界而非文学界发行的。换句话说，作为“教育小说”的《爱美耳钞》，其时的重点并不在于“小说”，而在于“教育”。

正是这种一本先儒之说，力求平实稳健，而不为异说以欺世的为学主张，使得其与同时代且是同乡的王阳明的力求新异的心学主张格格不入。明沈束《董中峰先生文集序》云：“其与阳明子议论又多微密，非常人所得与闻。”可见董氏与王守仁颇有论辩，但现存集中却几乎没留下两人论学的文字，或编刻者因其两人论学主张格格不入而故为刊落欤？董学和王学有根本不同，董氏是恪守师承，规行矩步，而王氏却独辟蹊径，自创新说。

《神与人的戏剧》是一部戏剧集，收录了唐绥尼卿的《山神》《光辉的门》与《神店底一夜》三部作品，是上海现代书局“世界戏剧译丛”中的一种，典型地表现了“根基于我们的性情的我们的生命”。以此为参照，可见魏肇基对于《爱弥儿》的性质理解，更关注其间“哲学”与“学问”层面上的“思想”，并且认为这一“思想”还是“特殊”的。而所谓“特殊的思想”，便是他在《爱弥儿》中发现的卢梭思想。

魏肇基强调，其翻译《爱弥儿》旨在表彰卢梭“对于专制主义，而为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底胜利者；对于古典主义，而为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底先驱者”。在他看来，卢梭思想是“‘返于自然’底一大狮子吼，不但使十八世纪欧洲的面目，为之一变；而在二十世纪底我国，尤有深长的意味。”“对于虚伪、怠惰、束缚、蔑视儿童底我国教育界，无疑投下一颗爆弹。”[13](P1-2)魏肇基虽然也提及了“教育”问题，但其着力之处明显更在于发凡卢梭的“思想”。至于“小说”层面上的问题，则大概根本就不在他的观照范围之内。

魏肇基1911年入读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鲁迅在同年到次年间曾任该学堂监督。毕业后的他先后在浙江省立金华师范学校与浙江大学任教，是“中华学艺社”的主要成员。除去《爱弥儿》《神与人的戏剧》与《善之研究》，他还译有《新爱洛伊丝》(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与《儿童之世纪》(上海晨光书局，1936年)等著作，并且著有《英语发音学》(中华学艺社，1928年)与《心理学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等。魏肇基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哲学关怀的教育家与翻译家。教育与翻译虽然是其志业，但哲学却更是其追求。

魏肇基对于《爱弥儿》的重新定位使其在中文世界中的文类性质悄然发生了变化。在1929年收入“万有文库”时，《爱弥儿》被选入“教育”类中，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斯宾塞的《教育论》并列在一起。可见在更为具体的知识分类中，《爱弥儿》居于“教育思想”之属。而同为卢梭所著的《忏悔录》，则进入了同一丛书中的“法国文学”门类中。这说明《爱弥儿》的“教育小说”性质已经完全被其“学术名著”的身份所取代。而“万有文库”这一“启蒙事业”，其意义正在于“这种浩大的工程是远远盖过教科书计划的，因为它的野心是要把‘人生必要的学识’灌输给出版市场所创造的读者群”。[14](P61)所以，《爱弥儿》作为“学术名著”这一定义方式也就在日后的中文世界被逐渐推广与确定下来。半个多世纪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平沤的中文新译本《爱弥儿》时，便直接将其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中。至此，《爱弥儿》在中文世界中的文类性质的历史转型彻底完成。

其实，早在《爱美耳钞》被标识为“教育小说”时，其意涵就从未像西方语境中的“教育小说”那样明确，因为“教育”与“小说”两个概念在晚清都处于生成过程之中，并未最终定型。同样，被定义为“学术名著”，也并未对于《爱弥儿》影响现代中国文学造成阻碍。叶圣陶与老舍等人的“教育小说”创作便是在其延长线上展开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老舍的小说《大悲寺外》发表，旋即在《申报·自由谈》上引发了关于“教育小说”问题的讨论；三年后，他又创作了小说《新爱弥儿》。这两部小说，一为学堂故事，一是儿童寓言，但两者的母题与基调皆可追溯到由《爱弥儿》发端的书写谱系之中。由此亦可见“文”与“学”的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复杂面向。当然，《爱弥儿》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除去其文本自身的魅力，与卢梭在晚清以降中国知识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直接相关。

1.2 标本采集 抽取孕妇空腹外周静脉血5 ml装入真空普管中。待自凝后取血清3 000 r/min低温离心5 min，吸取上清液，置于-22°冰箱保存待同批测量。

卢梭形象的另一面向

《爱弥儿》的主要日译者山口小太郎时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在翻译《爱弥儿》以前，他已译有《教育精义》，由东京普及社于1892年出版。此后他还译有《独逸皇帝》，于1914年由精华书院发行。山口毕生从事独逸语——即德语——的教育与研究工作，著有《国语系统研究录》(精华书院，1911年)《新案和文独逸教科书》(精华书院，1919年)与《新撰独逸文典》(精华书院，1919年)，另外还编有《实用独逸语书简文》(南江堂，1901年)《独文读本》(独逸语学杂志社，1907年)与《近世独逸散文集》(独逸语学杂志社，1908年)。山口小太郎的志业选择体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知识界普遍具有的学习西方的时代倾向。而通过学习日本进而学习西方正是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达成的重要共识。从《エミール抄》到《爱美耳钞》凸显的便是这一“知识环流”的完整线索。

在《教育时期》前期的翻译文本中，除去各类日本的教育规章制度，对于域外教育新闻、教育家传记与教育小说，也偶有涉猎。1903年在《教育世界》第53至57号上发表的日人中岛端根据山口小太郎与岛崎恒五郎的日译本完成的《爱美尔钞》，即卢梭《爱弥儿》的中文节译本，便是在中文语境中最早被明确标识为“教育小说”的作品。1899年，山口小太郎等人根据1892年在美国出版的威廉·彼因的《爱弥儿》英文节译本，用日文译出了卢梭的这一名著，题名《エミール抄》，由开发社发行。这是《爱弥儿》首次进入东方世界。四年后，同为“东人”的中岛端根据《エミール抄》完成了中译本《爱美耳钞》，先在《教育世界》上连载，后又被编入“教育世界丛书”，由教育世界社分为两册推出。《爱美耳钞》的翻译与出版，落实的正是罗振玉在此前提出的“东人中译”的构想。

写就于访日途中的这则“赘言”，从资费经济的角度出发，倡导“遣东人包译”的翻译策略。在罗振玉看来，无论“任译务”，还是“任润色、校订之事”，东人(亦即日人)都更堪胜任。而这也正是《教育实践》前期最为主要的翻译理论。*参见李浴洋《〈教育世界〉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5日)。

法国乡村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高，如在游览波尔多的过程中，农业活动紧密融合，游客可以亲身体验葡萄的种植、采摘、酿造、品尝、葡萄酒养生和葡萄酒庄住宿等相关活动。此外，企业还对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进行产业链的延长和升级，增值农产品。根据对普罗旺斯两个省进行的调查，法国乡村旅游为更好地实现油橄榄的价值，可将其渗透到旅游的各方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例如，把以油橄榄作为原材料之一的查特酒作为明星产品进行营销；或是把油橄榄及其种植等过程作为艺术展现在博物馆中，增加游览价值的深度[14]。

《民约论》，通译《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思想的代表著作之一。1882年，“东人”中江笃介首次用汉语将其译出，以《民约译解》之名在日本出版。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推出了中江的译本，更名为《民约通义》。这一同为“东人中译”的卢梭著作，在晚清轰动一时，对黄兴、张继、梁启超、邹容、柳亚子与冯自由等人的思想都有过相当直接的影响。此后，此书在中文世界中又先后有杨廷栋与马君武两人的译本问世。*杨廷栋的中译本为《民约论》，原载《译书汇编》第1、2、4、9期(1900年12月—1901年12月)，次年出版单行本《路索民约论》(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版)；马君武的中译本为《足本卢骚民约论》(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版)。经由译介者的大力推动，以及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双方在论战时对于以《民约论》为核心的卢梭思想的不断移植与化用，作为“革命者”与“政治思想家”的卢梭形象在现代中国被建构起来。*关于晚清时期的卢梭形象，参见黄德伟编著的《卢梭在中国》(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1997年版)以及袁贺与谈火生编的《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青年时代的鲁迅，正是成长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自然也就受其感召。

利用同步交流发电机仿真模型进行旋转整流器开路故障仿真，可以简单、有效地获取同步交流发电机三相输出电压信号的仿真结果，从而进一步对旋转整流器故障进行深入分析[13]。仿真结果显示：当旋转整流器正常工作时，同步交流发电机三相输出电压信号符合参数设定；当旋转整流器出现单管开路故障时，三相输出电压信号出现衰减，其有效值低于设定参数；当旋转整流器出现双管开路故障时，三相输出电压信号的衰减幅度更大。图2、图3和图4分别为旋转整流器正常工作、单管开路故障和双管开路故障3种情况下的三相输出电压信号波形。

总体而言，发生疫情后对疫区内的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对猪肉价格的影响非常有限。目前，全国生猪供应和价格水平总体稳定。从生产看，按照2017年全国生猪出栏6.89亿头测算，目前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占全国出栏量的比重仅为0.087%，直接影响非常有限。从价格看，8月份以来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一直稳定在每千克25元左右，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也没有脱销断档。总的来看，元旦春节期间产能充裕，猪肉供应有保障，价格上涨空间不大。

魏肇基的“视同洪水猛兽”之说，并非独创，而是出自严复笔下，只不过一反严复本意而用之。有感于卢梭学说在晚清带来的巨大冲击，严复写作了《民约评议》，指出“嗣是以来，风声所施，社会岌岌，笃其说者，或不惜捐躯喋血，国量死者以求之。然而经百余年，诸种之民，用其法以求之。而所求者卒未至也”。他以孟子斥责杨墨之语批评卢梭，“言其祸害比诸洪水猛兽”。[17](P25、26)此说一出便引起了章士钊等人的激烈批评，[18](P1)从而广受关注。而这种“洪水猛兽”的精神，无疑正与鲁迅的主张暗合。是故，在他与梁实秋论争的背后，所表达的实乃是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压迫势力”的坚定反抗。

在中江笃介翻译的《民约通义》在中国问世五年后，中岛端翻译的《爱美耳钞》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由于政治立场不同，罗振玉当然不会认同卢梭在《民约论》中的观点。他倡导的义务教育方案，原本与《民约论》的基本精神相合，但他却对于两者着力进行了区分。在罗振玉看来，“予始知外国教育与中国不能一致：外国地小，故可行义务教育；中国则壤地占亚洲之半，人民四万万，势必不可行。故古者四民分职，各世其业，以君子治野人，以野人养君子。而所以化天下者，如春风之长养百物，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悖。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风行草偃，而天下已无不治矣。乃当世论教育者，必欲强行义务教育，于是各省苛捐日出，民不堪命。谋之不臧，卒陷国家于危地，哀哉。”[2](P36)罗振玉的态度，显然更接近严复。他们将“革命者”与“政治思想家”的卢梭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其实与《民约论》等著作在进入中国之后主要成为了革命派的理论资源这一现实状况直接相关。而《爱美耳钞》提供的作为“教育家”的卢梭形象，的确也与晚清知识界对于卢梭的普遍印象存在一定距离，从而构成了卢梭形象的另一面向。

1.3 图像分析与数据测量 扫描结束后，平扫期采用B30 Medium Smooth重组3 mm层厚图像，双能量皮髓交界期使用D30f软组织卷积核重组80 kVp和140 kVp的3 mm层厚图像，并通过双能量后处理软件Liver-VNC对皮髓交界期图像进行处理生成虚拟平扫-碘图图像，测量感兴趣区碘值。由两位CT诊断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对病灶、周围肾实质等进行测量，记录测量的碘含量。

晚近有研究者参照卢梭书信中提示的线索，在对读《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两个文本的基础上，发现“卢梭的哲学最清楚地表达在他原计划写作的最后两部作品里，尤其是《爱弥尔》中。而《社会契约论》——这部关于公民的论著(其实是他计划中的《论政治制度》的一个简要大纲)——只是被他视为《爱弥尔》的一个附录(appendix)而已。虽然《爱弥尔》是最后才写的，但他却希望书店能够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之前出版。”[19](P45)但卢梭的这一设想实际上却未能实现，《社会契约论》还是在1762年先于《爱弥儿》一个月出版了。此后，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卢梭的经典形象都更多地与《社会契约论》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在日本与中国，《爱弥儿》虽然提供了另外一种面向的卢梭形象，但这一文本却也都是在《社会契约论》引领的思想潮流已经激荡时代风云后才被悄然引进的。

由此反观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两人依据的可能正是在不同的卢梭形象下蕴含的相异的思想资源。从《民约通义》到《爱美耳钞》，再到越来越多的卢梭著作的中译本问世，更为完整与丰满的卢梭形象在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而从中岛端的《爱美耳钞》到魏肇基的《爱弥儿》所提供的不同于晚清主流卢梭形象的另一面向，正为这一目标的达成贡献了力量。

与卢梭著作的译介过程相伴生的，是中国知识界对于卢梭的认识逐渐深化。如果说在中岛端翻译《爱弥儿》时，罗振玉等人尚有以卢梭为先进资源，希望经由对其引进能够直接促进中国教育发展的意愿的话；那么待到魏肇基再次翻译《爱弥儿》时，中国知识界对于卢梭的贡献与局限已经均能相对客观地看待了。*在时人眼中，卢梭开创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只是西方教育史上“教育的革新”阶段的一种取向而已。而“现在的倾向”已是“近来的教育大概在于发达个性，但最近的倾向，又要改造教育制度，叫他比较有利于社会一点，一面也保全社会的发达。”参见王诲初的《西洋教育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魏肇基在这一背景下将《爱弥儿》看作一部“某某人的思想”著作，而非“无人与种的限制”，正是以一种历史态度对其做出的中肯评价。

《爱弥儿》通过其晚清民国时期的两个中译本，在二十年间完成了在中文世界中的文类性质转变。从“教育小说”到“学术名著”，不同的文类身份承担了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文化功能。而在从报刊连载到文库分类的知识组织方式发生迁移的背后，还有深层的制度因素存焉。中岛端与魏肇基两人的中译本，虽已隐入历史深处，但其关涉的翻译、文学、教育以及思想图景却依旧鲜活，其间见证的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段缩影。而这正是重读这两个晚清民国时期的《爱弥儿》中译本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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