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国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强调：“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她的自我。”[1]﹙P188﹚这两重“必须”使得女性作家的自我书写有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秉持女性主义与文本写作相结合的理念，西苏成为“女体书写”概念的最初提出者，其观念包括在反对男女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尊重、欣赏性别差异，并倡导身体与文本互为因果关系等。而论其核心，则在于“书写女性身体、女性用身体书写”[2]﹙P245-264﹚，因此只有以挖掘身体为起点，探讨身体书写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才能准确地理解西苏的女体书写理论，认知妇女“用写作这种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 [3]﹙P223﹚并从中激发女性的自我意识，辩证看待社会对女性的评价，准确定位女性在历史和社会进程中的地位。

由于“女体书写”本身具有“流动性、多元性、含混性” [4]﹙P29﹚ 等特征，且其理论表述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西苏并未对其做出一个稳定、清晰而完整的含义界定。实际上，她本人也认为“目前，给女体书写的实践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编码。” [5]﹙P122﹚所以，“女体书写”本质上是一个过程化的理论，它所具备的开阔性与前瞻性使得它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丰富。但西苏引用了许多实例与观点来表述“女体书写”的基本内容，例如“白色墨汁写作”“生育是妇女作者的隐喻” [6]﹙P31﹚等。其中，“白色墨汁”在西苏的阐述中被形容为“妇女从未真正脱离‘母亲’的身份，在她的内心至少总有一点那善良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汁写作的” [1]﹙P195-196﹚。“白色”在字面上即指称乳汁，意指女性写作本质上难以远离其作为“母体与抚育者” [1]﹙P196﹚的天生身份认知，这也是女性作家不同于男性作家的一个重要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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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苏理论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她认为：“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 [1]﹙P193﹚她因此大量叙述了女性身体长期以来如何在男权主义的压制下没落，导致女性逐渐丧失自我与话语权，甚至两性地位的失衡。因此，妇女应该从她身体的各种形式和状态开始被重新思考，只有从女体出发质疑甚至挑战男性崇拜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使女性端正自己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简而言之，西苏的“女体书写”至少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内容，即女性的“身体性”和“反抗男性中心主义语言” [7]﹙P9﹚。女性作家文本里的女性身体描写，以及其所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自然可以很自如地切入到这一理论中去。萧红小说与西苏这一理论的对应与交集，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可供深入探讨的话题。

虽然西苏的理论并没有在当时传入中国，但理论本身的涵括性及其思想张力，使得现代文学史上的萧红与西苏似乎隔空相望，旷代相感。萧红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环境相结合，体现了颇为强烈的女性意识，其小说中的“女体书写”因其坦诚生动的笔调与独特的视角尤其值得关注。可以说，萧红描写中的女性主义是踏踏实实地从现实场景出发，着力表现妇女群体在旧时代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变化，配以冷静、明丽而雅致的笔调，承载着女性身份主体化的转化，为自己在女性主义文学史上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小环的养母王阿嫂，平日的身躯被萧红形容为：“手和爪子一样，瘦得像一条龙。”[14]而在丈夫去世以及生孩子过于痛苦之时，她又成为了一只“吼叫的狮子”和“嘴张得怕人的猿猴” [17]﹙P3﹚。王阿嫂本身体格并不十分粗壮，但却因为一直生活在地主的剥削压迫以及过度劳累下，无法展现出一个女性应有的温婉与柔和，取而代之的是如野生动物般的粗野姿态。而被铁峰称为“正在觉醒与奋斗的进步妇女” [18]﹙P49-53﹚之一的王婆，由于对现实心存诸多不满，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相对应的脾气也比较火暴与急躁。因此，在教训孩子平儿时，王婆一会儿成了“一只灰色的大鸟”，仿佛四肢尖利，气势汹汹，全身色调暗淡，给人一种阴沉而可怕的感觉；一会儿又“好像山间的野兽要猎食小兽一样凶暴。” [13]﹙P35﹚种种类似的动物拟态都隐喻着妇女已经越来越远离自己原本的面貌，身体与性格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扭转与颠覆。在封建社会中，劳碌者往往也是社会底层的人群，而女性之所以如此接近这些面目滑稽的动物，也是因为她们在时代与男性的双重压迫下，不得不常年累月辛勤地劳动以维持生计，逐渐养成了粗野的脾性，同时又要在男人的轻视与欺压下忍气吞声，地位卑微如同尘埃。

因此，本文将以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关于女体书写的理论为基础与支点，探讨萧红作品中呈现出的封建时代背景下，女性身体的苦难叙述与物种象征，分析其中的时代思想，重现身体意象在文学立场上的特殊意义，为女性的独立意识与自我话语的构建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视域。

不仅活人被暴力直接折磨至死，连临死的人也一样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王婆在服毒自杀未遂时，她的丈夫赵三因为等她死等得不耐烦，借着酒力用扁担重重地压切她的腰部，使“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涨，像是鱼泡似的……” [13]，还言之凿凿地认为这是为了让她没有机会还魂以祸害别人。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呼兰城中娘娘庙的泥像，由于被塑造得慈眉善目似常人，而被人们认为娘娘像的温顺是因为常被老爷打，从而得出男人对女人施暴是“人神齐一”的天理行为的结论。

萧红“女体书写”之一：丑怪与苦难

在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由于受到民族传统审美标准的影响，“女性”这个意象大多呈现出美好温婉、清纯可人的形象。如《诗经·关雎》便描写了一位为君子寤寐思服的“窈窕淑女”；《硕人》则用“美目盼兮”“巧笑倩兮”描写女性的动人神态。而曹植的《洛神赋》更是用一整段从腰、肩、眉眼、仪态等刻画了宓妃“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的惊人之美；《红楼梦》的林黛玉、薛宝钗虽然性格不同，但也是各有其声态之美。凡此都可看出，古代作家在描写女性身体时，往往注重突出她们的优雅有致与温婉神韵。而这种情况在萧红的小说中却几乎难以见到，她的眼界独立于赞美女体的书写角度之外，细致逼真地勾勒出一系列与传统有异的丑陋诡怪的女性形象，小说《生死场》堪称典型。

二里半的妻子麻面婆，一个粗糙的农村妇女，就是丑怪女体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从萧红给她取的这个名字中，就可以了解到她是一个脸上长满麻子的女人。麻面婆辛苦工作的时候，萧红形容她“汗水如珠如豆，渐渐侵着每个麻痕而下流。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膀来，只有印就的麻痕”[13]﹙P6﹚，劳动本是光荣而值得赞扬的，但在与蝴蝶的对比下，麻面婆的身体却因劳动而显得扭曲甚至面目可憎。这麻面婆不仅相貌丑陋，还不爱清洁，常以一种脏兮兮的形象示人，她做饭时从不清洗双手，即使刚拿过满是污泥的茅草。萧红对麻面婆丑怪体态的有意刻画，正与她软弱无能、低声下气的性格彼此衬合。二里半辱骂她的时候，她也从来不敢反抗，这意味着她在家里的地位卑微到了极点。而赵三的妻子王婆，虽然性情较为暴烈，对女性不公正的待遇敢于抗争，在萧红笔下也没有多少美丽的形象。《生死场》中，王婆的仪态常被形容为 “鬼魂样”“老幽灵”。在叙说自己摔死孩子的经历时，更是“牙齿为着述说常常切得发响，那样她表示她的愤恨和潜怒。在星光下，她的脸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 [13]﹙P10﹚萧红如此细致地从牙齿、脸纹、眼睛等身体部位，将王婆狰狞粗鄙的面目表达得淋漓尽致。

丑怪女体在萧红文本中频频出现，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一种封建思想对于女性身体不尊重、认为女体价值低廉的传统，因此将其原本形象丑怪化，甚至丑怪形象放大化，通过强化“女体”的特殊性，以引发更多的关注。这一点可以在本身相貌并不丑陋的金枝身上得到验证。萧红描述金枝的意中人成业对待她时，写道“他的大手敌意一般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破坏那块热的肉，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13]“热的肉”“死尸”这种直接而贬低的名词，反映出金枝的身体其实是没有自主性的，如同不是活物一般，在成业眼中的分量不值一提，根本达不到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得到的尊重。

在萧红的文学世界里，众多女性常年经受暴力折磨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这从《呼兰河传》里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的话中可以得到验证。她在被丈夫鞭打之后自我安慰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13]﹙P192﹚然而即使如此，女性被暴力对待的每一幕在萧红的文字中读来都使人感到胆战心惊。其中，与“暴力”一词相关性最大的，当属《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小团圆媳妇是老胡家的童养媳，由于年纪较轻，不太懂入乡随俗的规矩，而常常被婆家惩治，被皮鞭抽打得嚎叫连连，婆家对此一点怜惜也没有。文中写道：“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吊在大梁上用皮鞭子狠狠抽昏了过去。” [13]﹙P208﹚ 日常的毒打对小团圆媳妇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在她重病难愈之时，婆家甚至迷信地将她掷入烫水缸中沐浴，让她最终因为这种暴虐而送了命。“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13]﹙P224﹚可以看出，最可悲的莫过于身边没有人理会她是否对这种暴行发声反抗，小团圆媳妇直接用自己的一条命，印证了她的身体在暴力上遭受的极端苦难。这正如西苏所提到的：“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 [1]﹙P202﹚原本对妇女而言是属于她们自己的身体，此刻却成为了暴力欺凌下最惨重的真正的“身不由己”。并且，婆家对小团圆媳妇的身体持着典型的双重标准，在她不肯脱衣裳当众洗澡时强迫她脱下，在她被烫晕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时又嫌她一丝不挂丢人。

在丑怪化描写之外，萧红女体书写的另一大特色是她着力呈现出的惊人的女体苦难现象。其呈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欺凌，即来自女体之外的苦难；二是疾病对女性身体的折磨，即来自身体内部的苦难。作为处在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体制下的受害者，女性所受的苦难并不都是因为她们自己的过错，而更多的是不得不遭受这种不公正的权力角色分配带来的祸害。

选择这一命题的原因，乃是基于此前的相关研究往往着力于西苏理论与分析萧红小说的女体书写之间的分离状态。这不仅削弱了理论本身的实践意义，而且使相关文本的分析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持，会带来萧红研究在理论深度和维度上的部分缺失。如郭乙瑶提到了西苏理论中文本与身体、主体的关系，并对“女性写作”“身体书写”的特点都做了一定的探讨，颇具理论力度[12]﹙P172-228﹚。但她的研究着重于对“女体书写”提出的时代及历史背景，并结合性别理论、哲学思想等加以分析，较少真正结合文学文本进行论析。因此，用萧红的文本来探讨西苏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以及用西苏的理论来观照萧红小说创作的得与失，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希望能给现有的关于西苏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萧红对女体描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抓住了不同状态下(包括老与少、真人与泥像)的女性，遭受的却是同一种暴力处境，从而延伸出暴力对女体的欺压并不因人而异。然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长期封建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往往不敢也不懂得如何反抗，只会一味逆来顺受。无论是萧红写自己现实生活中“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14]﹙P19-20﹚还是小说里福发的妻子“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 [13]﹙P18﹚都应证了西苏说的“她们在自己的历史中始终被迫缄默，她们一直在梦境中、身体中、缄默中和无声的反抗中生活。”[1]﹙P201﹚在骆宾基的记载中，萧红本人也经历过家暴的折磨，对萧军“偶尔的强暴”心中一直怀有芥蒂。[8]﹙P70﹚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遭遇，让她对暴力的描写十分精准到位，一针见血，深度展现出暴力对女性身心的种种摧残。

萧红小说突显的不仅是疾病给妇女身体带来的伤害，对她们心理上的欺辱与摧残也一样不曾忽视，这种病态的身心其实是相互作用的。妇女遭受的虐待越多，心理情绪也越容易崩溃，从而又导致身体健康状况的进一步衰退。在西苏理论中，这种身心相互影响的情况被描述为：“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在表白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 [1]﹙P195﹚同样，萧红对女体多重创伤的书写，使身体意象被内涵化与丰富化了，“身体”不再只有传统意义上的躯体特征，更成了一种言语论述的媒介与平台。

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张修林2009）。文人话语的典型文本是文人所做的诗文书画，包括记录日常生活“痕迹”的日记、游记等。作为一个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人，芥川在《中国游记》的话语表述中，不乏自然风光的诗意书写。如在苏州游记中，芥川单独列出一个小节描写苏州的美丽景致，题名就叫“苏州的水”。苏州之水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使他写下三大段优美文字。其中一段如下：

基于大数据的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培育及传承，要以智能手机客户端为载体，将新媒体社交平台运用于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创新领域，将其充分运用到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培育及传承工作中，积极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和便利，精准、高效、便捷地将积极老龄化理念落到实处，推动非老年人群体形成积极正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合理地认识老年人群体的生活特征以及老年人的价值和贡献。同时，推动现有老年人养老思想理念的转变，为老人积极享受老年最为清静、最为明白的时光提供精神环境。

不同于男性强健有力的体魄，女性的身体相比之下天生就比较柔弱纤细，似乎与疾病的联系也更加理所当然，正如“女性与疾病常常处于可以置换的同质地位，这是一种在深层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妇女弱势身份的隐喻” [15]﹙P3﹚。同样，在萧红的小说里，“疾病”成了另一种使女体受难的标志，比来自外部的暴力苦难更多了一份让人无可奈何的意味。除了上文提到的小团圆媳妇因生病而受到非人的待遇，《生死场》中的月英也没有逃过类似的命运。月英本来容貌姣好，在村里也小有名气，但自从她患了瘫病并且久治不愈之后，她的男人就开始对她不闻不问。萧红描述他们同床异梦时写道：“坐在一边受罪的女人一夜呼唤到天明，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 [13]﹙P35﹚在这里，男人是人，而月英是“鬼”，仿佛完全是两个世界的物种，这种夫妻之间巨大的精神隔膜，给她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这一切的源头则是月英的丈夫嫌弃她因患病而溃烂的身体。月英的病体一身脏污，臀部被蛆虫侵蚀，令人咋舌：“她的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 [13]﹙P36﹚萧红花了大量笔墨细致描写月英病体的具体状态，将她一副原本天生丽质的躯体，因病痛的折磨而变得不堪入目的景象残酷地呈现了出来。然而，月英不仅得不到照顾，甚至还被丈夫用砖头代替被子盖在她身上，想尽办法折磨她，让她悲痛不已，生不如死。

萧红去世之时也正处于病痛之中，据一直在病床前陪伴她的骆宾基记载，“她的身体到处都是疾病，现在全部显露了。她便秘，发喘，咳嗽，而且头痛。她用的药品有头痛粉、蓖麻油、通便的矿质油，还有安眠药片。” [8]﹙P94﹚显然，萧红本身的体弱多病使她比普通人更能体会这种折磨，也更能理解病痛作为生命的一种苦难的意义。她用羸弱的身体书写了庞大的心理世界，她的文字中对病体的寄喻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符号性。

在萧红小说中，苦难与妇女是如影随形的，许多女性在这种折磨下都渐渐丢失了活着的信心，更别谈认识自己，清醒地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西苏在谈及身体的苦难时曾说：“苦难使我们成为自己的陌生人，我们应该赋予苦难以名称、权利和哭喊。” [3]﹙P223﹚这一方面合理解释了萧红为何选择用“丑怪”与“苦难”这种身体意象符号去控诉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另一方面也弥补了传统女体书写形象单薄化、线条化的不足。

有关部门虽已制定多个用煤标准，但受制于用户排放负担较轻的影响，对煤的含硫量要求比较宽松。而且这些标准大多只是指导性的，不具强制执行力。至今做不到为不同用煤设备供应性质不同的、可满足设计要求的动力煤产品。为用户供应0～50 mm的散煤，一直是中国煤炭的供应方式。因此许多企业仍在使用原煤，而不愿意使用洗选煤。

立磨机试验装置主要由转速检测装置、自动控制装置及立磨机主体设备组成，可通过控制系统调整主轴转速，此外该系统还配置有粒度测量仪器。立磨机筒体规格为Φ250mm×800mm，筒体容积35L，电机功率 3kW［6］。

萧红“女体书写”之二：动物拟态与生育

(3)在创业导师配备情况和大学生创业基地设置情况方面，省属公办本科高校和省属民办本科高校普遍做的较好，省属独立学院和省属公办高职高专学校做的一般，而省属民办高等职业学校普遍做的较差。反映了省属独立学院和省属公办高职高专学校对创业导师配备和大学生创业基地设置重视不够，而省属民办高等职业学校由于经费和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对创业导师配备和大学生创业基地设置普遍没有引起重视。

萧红对女体的动物拟态，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具有着雌性特质，但象征着弱小、可怜与无能的、不具有威胁性与伤害力的动物；另一种是与女性特质相反，体现粗鄙、凶悍与丑陋的动物。在第一种情况里，本体常是单纯而不谙世道的年轻女性。例如，萧红将生病的月英比喻成一只“孤独而无望的猫儿” [13]﹙P36﹚，在男权横行的环境下，靠着一副苟延残喘的似猫的病躯奄奄一息。在《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养女小环，在发现养母去世时双手扯着自己的辫子，绝望跺脚的行为被刻画成一只“惊恐的翅膀痉挛着在振动的蝴蝶” [17]﹙P7﹚，再现了一个小女孩迷失了生活的方向感的画面。福发的妻子由于惧怕丈夫的怒斥，干活的时候像一只“小鼠”一样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从头到尾都未能走出男人强势阴影下的金枝。在对金枝的体态描写中，萧红两次将她比喻成小鸡，分别是在她被“野兽”般的成业压在墙上强暴的时候，以及得知自己未婚先孕，甚觉羞耻而无颜面对这个世界时，好像“患着传染病的小鸡” [13]﹙P21﹚。“小鸡”这种意象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需要被保护在母鸡的羽翼下的，因此本身带有一些无助、软弱的气质，正体现了金枝在男性面前卑躬屈膝，无法保护自己的情形。但金枝的母亲却并不像母鸡一样护仔，在萧红的描述里，她对自己的女儿常常都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骂金枝时嘴唇尖利得“完全像鸟雀的嘴”，生气时如“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 [13]﹙P23﹚。在这种对比下，金枝更显得纤弱怯懦，也难怪在她出去城市谋生而露宿街头，不得已躺在阴沟板上过夜时，萧红形容她“一个病狗似的堆偎在那里” [13]﹙P82﹚。可悲的是，封建时代赋予金枝这种年轻女性的毒害，是使她身上同时承受着作为男性的丈夫和作为女性的母亲的欺凌，这种同性之间的压迫，往往更愚昧，也更使人感到凄凉。萧红借用大自然中的弱小动物对女体进行拟态，主要是利用这些动物在自然界中也常受追捕与欺压，并非主宰者地位的现象，表现出一种女性地位低至极点的“男尊女卑”的社会价值观，手法颇为独到犀利。

作为“高等动物”，人类在长期的进化中与原始动物的躯体渐渐产生了一定的差别。有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叫做“拟人化”，即把非人类的物体(包括动物、物品等)拟喻成人类的姿态，但较少见到将人类“拟动物化”的专门修辞手法出现，而一般会被归类为“比喻”的一种。但萧红的小说却出现了不少将女性身体等同于滑稽怪异的动物，使它们产生一定联系的情形，从而使特定妇女的形象显得更多元而鲜明。对于这种描写，林幸谦认为可以达到“使女性人物具有更原始、更荒野化、也更有象征性和流动性等特质的物种拟态书写” [16]﹙P70-78﹚的目的。

另一种与女体柔弱形象完全相反的动物隐喻，则多出现在年纪较大的妇女身上，她们因为经受过岁月的摧残，容貌已难以保持青春的模样。因为长期隐忍屈辱地活在男性的霸行之下，性情往往变得暴躁，对现实也看得更加清醒透彻。前文提到的相貌丑陋的麻面婆，在《生死场》中就分别与牛、猪、母熊和狗这四种动物联系在一起。“麻面婆的眼睛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 [13]﹙P6﹚“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 [13]﹙P7﹚。麻面婆的眼睛与说话声音分别与牛和猪对应，让人读起来不由皱眉，为何一个好端端的妇女，竟与如此脏污粗鄙的动物相类似。除了身体部位，麻面婆拾柴的动作也被萧红描述成：“母熊带着草类(柴)进洞……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 [13]﹙P7﹚在这种动物拟态下，麻面婆作为一个农村妇女的粗俗与鲁莽都暴露无遗，她的动物喻体大多体态高大、个性愚笨或者野蛮，近于动物原始的意象，与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让读者不禁为这种同等替换的地位感到心酸与悲凉。

医院内部管理制度[7]主要包括决策制度、人事制度、绩效考核、财务会计、技术质量安全等，是政府机制从宏观到微信的映射,目标是管理医院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与转运，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如支付制度改革，从按项目、按药品加成转变到按病种(DRGs)、按人头付费，医院的成本核算、服务价格、财务管理、绩效考核等制度都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与完善。政府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的不同，将从不同方面影响医院内部管理，如约束机制、决策权限、剩余支配与激励机制，以及医院管理者问责方式等。

与此同时，萧红本身经历的特殊性也为本研究增添了关键的意义。萧红在临终前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8]﹙P126﹚她三十几年的短暂人生详实地注解了这句话。从童年逃离呼兰河城开始，她就不断地经受着命运带给她的种种不幸与黑暗，从未真正享受过一个女作家应有的地位，无论是家里为她包办的婚姻，还是被萧军背叛甚至家暴，亦或怀孕的时候孤苦伶仃[9]﹙P23﹚，她的经历几乎都在书写着传奇女性的悲惨人生。然而，这一切也因缘巧合成为了塑造萧红写作内容与思想的根基，她的小说或多或少都反映着她自己遭遇过的不幸，体现了女性关怀的基本立场，这也使她在“女体书写”上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因为“女作家的创作除去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外，还包含着来自女性自身的反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和符号化过程” [10]﹙P77﹚。相对于萧红生存的年代所赋予她的主流价值观，她的人生经历在写作过程中起到了更强的推动作用，她描写女性时使用的手法也非常贴切并暗合着西苏所提倡的“白色墨汁”的隐喻方式。“‘女体写作’作为一种西方女性主义的言论，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迅速繁衍的土壤，与中国女性作家自身的心理素质密不可分。” [11]﹙P134﹚，萧红的文本之所以能够与西苏理论有对应点，正与她本人特殊的坚强心理、觉醒意识、理性思维等息息相关。

郭乙瑶在评述西苏理论时说道“‘女体书写’的核心目标在于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用全新的方式纠正社会对女性的‘误读’，以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为起点。” [12]﹙P174﹚而萧红运用这种动物拟态的手法，在对女性形象的再塑造上是非常成功的。她不仅改造了一味赞美女性美好体态的习惯，对这种“误读”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拨乱反正”，暗喻了女体其实并不全是想象中的那样圣洁光鲜，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幽暗与阴晦，让人们看到农村妇女生活的真实面目，对女性悲苦凄惨的生活状态开始重视起来，为女体意象隐喻在文本叙述中的话语构建增添了更关键而厚重的意义。

在萧红小说中，与动物隐喻相生相伴的，还有对女性生育行为的描写。生育不仅是考验妇女身体的一道难关，也代表着她们生命在另一种形式上的延续，因此对女体而言往往具有新生的意义。西苏在谈及生育与女体的关系时提到：“在妇女身上，有母体和抚育者。母亲也是一个隐喻，一切隐喻都成为可望可及的内在的亲密的接受者。” [1]﹙P196﹚可见，女性天生所带有的母体机能正给女体提供了身体内涵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萧红本身也经历过生育，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女体描写与西苏提出的“白色墨汁”书写方式是相对应的，也很看重女性的母亲身份及其对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作用。

萧红对女性生育的描写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描写临盘时妇女痛苦的身体体验；二是将女性的分娩与动物的繁衍在同一个空间维度中相结合，体现“生育”这种行为对女体而言的原始性与本能性。西苏认为，妇女因长期的自我结构封闭以及社会抑制，而被一种“关于母性与生育的罪名” [1]﹙P194﹚所附属。萧红描写妇女生产情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刑罚”。萧红几乎不体现生育崇高与美好的一面，转而将其表述为一个似乎意味着苦难降临，使妇女们想要尽力逃避，甚至为此感到耻辱的行为。如当金枝未婚先孕的消息传播开时，周围一片都是对她的鄙视与斥责，让她本能地以为怀孕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甚至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 [13]﹙P22﹚怀孕对于金枝毫无幸福感可言，反而变成了一种揪心的恐怖，从而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成了一种罪恶的存在。

正是这种对生育扭曲的理解态度与方式，让整个生育的过程在萧红笔下显得十分触目惊心。在《生死场》中，五姑姑的姐姐在难产时甚至不被允许发出一点声音，让她在分娩本身的惨痛上更添加了难以忍受的一层。文中描写道“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13]﹙P47﹚即使如此，她的丈夫也毫不疼惜，甚至因情绪不佳而拿长烟袋和大水盆扔她，使她虽然仍大汗淋漓地胀着肚皮，也依然担惊受怕地不敢动，仿佛“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13]﹙P47﹚。同时，妇女的妊娠过程在文中也常与血液相联系，而血液正是组成身体最基础的元素之一，萧红对这两种意象的结合也这正是为女体灌注进一种寓言，即妇女通过生育审视自己身体最原本的状态与力量，从而更清醒地认识自我，也更能接近生命的本质。

“综合与实践”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中非常重要的知识领域，凸显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识及思想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特点，有助于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与数学应用意识、问题解决能力等的培养.正如《课标》中指出的：“综合与实践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有关的知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积累学生的活动经验，提高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1]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萧红不只是单方面描写女性如何分娩，她同时还穿插描写着羊、猪、鸟雀等动物的生产：“产婆洗着刚会哭的小孩，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 [13]﹙P49-50﹚甚至将王阿嫂产下的婴儿直接表述为“一个新的小的动物在血泊中挣扎” [17]﹙P8﹚，以暗喻妇女的生育如动物一般只是本能的孵化繁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妇女没有选择权利，她们在男人眼中甚至只能沦为一个生孩子的机器。女性与女体的悲哀往往根源于此。西苏曾说：“妇女怀孕时，更重要的是得到作为一个在她自己眼里的妇女的内在价值。” [1]﹙P207﹚诚然，萧红这种将女性妊娠与动物生产相结合的手法，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农村妇女本身的愚昧与懦弱，她们看不到自己身体的价值与怀孕的意义，并且整个社会都视妇女的身体如低等动物般卑下廉价。这种讽刺性写法，正是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已失去主动性地位的暗喻，其母体蕴含的意义也是对女性身体最直观的一种解构，符合西苏提出的“妇女要与母亲的身体产生联系，才能在社会中真正获得主体地位” [12]﹙P203﹚的观点。

女性身体被漠视被摧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更别提女性身体隐私化的基本要求。就连呼兰城里投河自尽的女人被打捞上来后，也让大家围观几天看个热闹才下葬。萧红小说借女体书写所传达出的最重要的符号特征，就是女性身体原本就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并以此而成为了反性别偏见的表征，这对于提升女性的地位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言语武器。

由上论述，西苏理论与萧红女体书写的对应与交集的总体特点，就在于西苏鼓励女性写作以回归自我的身体为起始，将聚焦点放在身体意象的本源上，以此“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从而接近其原本力量，归还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 [1]﹙P194-195﹚而萧红的女体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深度地印证了西苏理论，她从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取与勾勒情节和画面，精准而有力地再现了渗透到生活中的女体符号特征，努力回归女性本初的女体。在此基础上，萧红暗喻了女性在与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规则中呈现出的独特姿态，唤醒并重塑了历史对于妇女身体价值应有的评判。更重要的是，萧红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女体写作，女性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本质、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女性内心对独立与平等的需求其实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而萧红本身的顽强、坚韧等特质，也与西苏的精神彼此契合、遥相呼应。

西苏的女体书写理论具有开阔性、延展性和较强的辐射力，不仅在萧红的小说中可以得到深度的响应，在其他女性作者的创作中也有程度不等的反映。但一种理论也注定是有局限的，相对于创作的丰富与复杂，毋庸讳言，西苏的理论也有其无法涵盖之处，即萧红小说中的女体书写也有其无法涉及甚至错位者。例如《手》中同学对王亚明黑色铁手的嫌弃，体现出的城市同龄人之间对残疾人区别对待的态度。[19]﹙P211-225﹚而西苏关于“女体书写”的理论也并非完全对应萧红小说，例如她提出的“作者与读者同时在场”以及“以性为中心的经历” [12]﹙P184-194﹚等，在萧红小说中并未有涉及。这种错位或矛盾之处，或有待于新的理论审视，这也是笔者的后续研究应该致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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