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卡夫卡《城堡》研究文献过程中发现，高玉教授近年发表有四篇专文——分别是2010年的《〈城堡〉：“反懂”的文本与“反懂的欣赏”》《论〈城堡〉时间的后现代性》与2015年的《〈城堡〉无主题论》《经典文本也有分裂与解构性——以〈城堡〉为例》。其观点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在作家或文本意图方面，《城堡》是一个“反懂”的文本，因此应该以“反懂”的方式来“欣赏”[1](P126)；从文学史角度看，《城堡》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文本”，“没有人物形象，没有发展线索，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所呈现的只有图景，没有主旨；只有碎片，没有整体；只有一系列荒诞的行动，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琐碎的描述，没有连续的情节发展”[2](P8)；从文本形式来看，《城堡》则是一个“分裂和解构的文本”：“不具有风格上的统一、内容上的统一、结构上的统一，不是内在的有机统一，故事和情节都缺乏清晰的描写与交代，情绪、情调、思想、表述、手法等通常都不一致。……小说到处相互矛盾，比如时间上的矛盾、人物性格上的矛盾、叙述人称上的矛盾等”[3](P100)。

令人感慨的是，上述观点似乎反讽性地印证了卡夫卡早年对自己作品接受状况的想象或“预言”。早在1911年，他就为自己想象了一部“大且完整的东西”：“我要是有一天能够写出一部大且完整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构思得那么好，那么，这个故事也可能永远不会彻底从我这里解脱，而我可以静静地，睁大眼睛，作为一个健康故事的血亲倾听它被阅读……”但要命的是，一旦被“阅读”——卡夫卡接着想象：“一旦它被阅读，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小的片段都会像无家可归般团团转，并把我从这个故事那里向相反的方向驱离。”[4](P105)如今我们看到，在“反懂欣赏”中，在卡夫卡已经不在“这个故事”*不妨将《城堡》想象为这个“大且完整的东西”。它作为卡夫卡篇幅“最大”的故事没有疑问，至于其“完整”，本文将在下文阐述。身边的90年之后，卡夫卡果真要被更彻底地驱离出这个故事了。

感慨之余，笔者也有些困惑：《城堡》“复杂”“荒诞”，具有“寓言(性)”或“象征(性)”，云云，且不说这些都是常见说法，即便接受这些说法，按照常识，无论复杂荒诞还是象征寓言，都需要进一步的理解与解释，缘何要被“反懂”与“解构”？进一步检索可以发现：这背后有一套“反懂理论”。*2005年以来，高玉发表了关于“反懂”的系列论文，其专著《“话语”视角下的文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中也收录了相关讨论。为行文方便考虑，下文在征引其有关说法时，以“反懂论”或“反懂理论”代之。相似地，在征引其《城堡》的评述时，以“反懂欣赏”代之。

鉴于此，本文打算处理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反懂理论”本身的问题，二是凸显在《城堡》“欣赏实践”中的问题。当然，由于《城堡》与“反懂理论”都很复杂，甚至充满了悖论，以下的评述如果并非卡夫卡与高教授的“原意”，想来也不会被怪罪——卡夫卡早就死了，高教授本来就“反懂”；如果其中有他原本不屑的“原意”，并且我的理解“反(倒)懂”了他的“原意”，就权当一次歪打正着的“反懂欣赏”尝试吧。

“反懂”的逻辑问题

关于“反懂的欣赏”，我们来看三段最像“定义”的文字：

阿里全然不睬罗爹爹和细婆的对话。热干面真的很香。阿里大口地吞咽着，如果没人阻止，他能连吃五大碗。他的胃像是无底。罗爹爹和细婆长一声短一声地说着这世道，主题全是关于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但阿里一概听不进。这世道上有很多东西，都不会进入他的脑子。他的大脑像一扇密闭的门，大多时候都关闭着。只在偶尔中透进一点光。比方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小改锥，能轻轻将他那扇密封严实的门撬开一道窄缝。光线便从那缝中透过几缕，照亮他脑袋里一个小小的角落。

我把这种不追寻作品客观意义和作者主观意图的文学解读和欣赏方式称为“反懂”的欣赏。“反懂”的解读和欣赏不是反对解读和欣赏，而是反对“唯一”“正确”的解读与欣赏，从而承认不同解读和欣赏的合法性。[1](P126)

“懂”的文学欣赏强调读者在对文本的理解与分析的基础上把握作品的客观价值和意义。“反懂”的文学欣赏则反对寻找作者的意图、寻找永恒不变的意义，强调文学欣赏中读者的主观感受、体验、想象和创造。[5](P100)

“反懂”的文学欣赏主要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在文学欣赏中的产物,它是非理性主义在文学上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欣赏观念。[5](P100)

第一段文字中第一句话说，这个概念指一种“不如何做”的解读和欣赏方式，但没从正面说“应该如何做”才是这个概念所指向的那种“解读和欣赏方式”，似乎只有“作品的客观意义”和“作者的主观意图”这两个地方是这个概念设置的禁区，其他地方都属于该概念的管辖范围；第二句话仍然没说应该怎样做，而是进一步表达了一种“立法”意识：它“反对什么”与“承认(批准)什么”。可以推测的是：这里所反对的“唯一”“正确”与第一句话中的两个“禁区”应该有关系。这一点得到了第二段文字的证实，“反懂的欣赏”反对的确实就是“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意义”或“永恒不变的意义”；所“强调”的内容则有了进一步的充实，指的其实也就是“主观感受、体验、想象和创造”。但至此已经可以发现，这个概念根本就不是指一种解读和欣赏的“方式”——“方式”需有方法论的支持，而是如第三段文字中所言，其实指一种“解读和欣赏观”。但是，如果“反懂”是一种“解读和欣赏观”，那么第二段中的“主观感受、体验、想象和创造”就更可能是“反懂”理论制作者的“主观感受、体验、想象和创造”，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读者的“主观感受、体验、想象和创造”，因为一般读者更可能重视“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意义”，而不是重视“自己的主观感受、体验、想象和创造”。

不妨忽略这种混乱。仅就强调读者的“主观感受”而言，“反懂”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其显性理论来源有二：一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欣赏理论，二是西方后现代文论。但就“反懂”问题而言，这两个来源的地位非常不同：前者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具有“亲和感”，但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后者才是根本。“反懂论”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文学欣赏更强调读者的主观感受而不是作品的客观价值和意义，更强调欣赏的身体形态而不是理性形态。”[6](P265)重主观轻理性，与“反懂”似乎有些关系。但在持论者看来，其实这还谈不上“反懂”，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还没进懂的“门”，还在似懂非懂之间，因而还无法也没有能力理性地反懂。于是又有：“中国古典文学欣赏是非‘懂’的，因为思想基础不属于理性的范畴，虽然有‘懂’的因素,也有非‘懂’和‘反懂’的因素。但因为范畴不同，我们很难说它是‘懂’的或‘反懂’的。”[6](P265)最终，真正能够理性地“反懂”的，也就是为“反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的，其实是西方后现代思潮：“接受美学、现代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阅读理论使‘反懂’的文学欣赏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5](P100)

反懂欣赏无法理解K与城堡之间“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故事才开始，何来双方？何来较量？K有什么底细？城堡又有什么了解？哪里来‘反复掂量了双方的力量对比’？”[1](P131)其实，一旦注意到《城堡》故事背后的故事和书，“开始”就不再是“开始 ”，故事的开始其实“由来已久”。反懂欣赏还认为，《城堡》的故事“没有方向感”，“K后来怎么样了，故事如何收场，都是不可预测的。”[3](P103)但我们可以说，K来自古老的故事，当然也会走入古老的故事，因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即是它无所不在的重写性或者说文本套文本的互文性”[21](P189)。很可能，他会在盖尔斯泰克母亲所读的那本书里，发现那本书讲的正是自己的故事。这一猜测并非凭空想象——在德国浪漫主义名著《奥夫特尔丁根》中，主人公就从一个隐士那里发现了一部这样的书：“此书没有书名，但是翻阅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几幅图画。他觉得画面非常眼熟，便仔细打量，发现自己的形象也夹在画上的人物里面，而且很好辨认。”[22](P95)

一旦作为一种文学欣赏方式得到确定，一旦成为一种文学欣赏的理论,它就具有方法论意义，它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欣赏，同时也适用于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文学欣赏。也就是说，当我们以一种解构主义的视角和方式来看视传统主义文学作品时，传统的文学作品也具有了解构的性质，可以进行解构的阅读，传统的文学正是在这种解构的阅读中性质发生了悄悄的变化。[5](P106)

——在推进方式上，强化责任落实着手，严格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各市县党委、政府扛起重担，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强化责任制的刚性约束。省水利厅对全省农村贫困人口饮水状况进行全面摸底，建立问题台账，按照“一村一策”原则，逐村制定解决方案。

但这种“悄悄变化”的合理性，恰需要仔细审查。前面两个理论来源显明了“反懂”话语所牵涉的“中西问题”，而隐形逻辑则显明了“反懂”的“古今问题”——“反懂论”以现代理性为尺度将中国古典文学欣赏方式判为“非懂”即显明了其立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和西方后现代阅读理论只是为“反懂欣赏”提供了一个中性资源，而其在“古今”问题上的“厚今薄古”的价值取向，才真正决定了“反懂”的“现代”品质。这一点值得更深入探讨。

在上引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特点的概括中，接下来还有一句话，特别地把“中国古代”和“西方(后)现代”联系了起来：“这(指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引者)和20世纪西方‘读者—反映(应为‘反应’——引者)’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欣赏有某种相似性。”[6](P265)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相似固然重要，但在读者问题上理解的差异更有实质意义：正是在“谁是读者”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代”与“西方(20世纪的)现代”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当有助于我们理解“反懂理论”在“古今之争”中的选择。

我们知道，在广义的批评实践层面，没有纯粹的理论家，理论家的理论总是与具体的文学批评相联系；也没有不用理论的批评家，批评家在进行批评的时候，总有自己或隐或现、至少可以推断与梳理出来的预设或前提；而一般的读者如果把自己的理解诉诸于言语或文字，他也就成了批评家，其批评的有效性就要经受批评的检验。在此意义上，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其实拥有同一身份。既然如此，20世纪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家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读者”呢？批评家在解读一个作品的时候，他自己不就是读者吗？批评家在阅读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不同批评家所形成的解读丰富性，不就是批评家的创造性解读所自然形成的吗？一部作品的批评史不就是不同时期的批评家的批评成果所自然形成的“效果史”吗？进一步的问题是：批评家强调“一般读者”，其意图为何？

在此意义上，卡夫卡所谓被埋在地下的“根”，指的其实就是古代的“花”——卡夫卡其实要说的是，自己是一个遍访古典作品花园的蜜蜂，他要写出的作品是“蜜”；他要模仿的是古典作家的写作方式，因为古典作家也经历了一个这样“采集”的过程；这个有意无意的比喻如果对照斯威夫特在《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中的一个说法，其意义将更为清楚：斯威夫特在这一讽喻作品中就把古代作家比作蜜蜂，把现代作家比作蜘蛛*《城堡》中，佩碧不无恶意地把弗丽达比作蜘蛛：“弗丽达坐在酒吧中，就像蜘蛛稳坐在自己编织的网中央一样……”。卡夫卡:《城堡》，赵荣桓译，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我确实遍访草地和花园中的所有花朵，但是，无论我采集了什么，都既滋养了我本人，也丝毫无损于它们的美丽、芳香和美味。”[11](P208)

2.生产开发领域的石油大数据技术应用研究。檀朝东等将华北油田采油生产过程中的百米吨液耗电量指标作为分析对象，研究并建立了PDMiner大数据挖掘软件平台，完成了相应的成因分析与趋势预测。王兵通过面向大数据的预测建模方法对深海油气设备管理的大数据监测系统结构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李鑫等借助于自主开发的数据挖掘软件对油田生产数据库中存储和管理的大规模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处理，达到了确定阿尔油田机采井吨液百米举升耗电量关联影响因素的研究目的。赵阳等基于所提出的云钻井概念，通过阐述体系结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来体现云钻井平台的一体化设计思想。

现代批评家完成这一转变的方式，就是拆解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自然联系，进而敉平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等级差异。在古人(无论中西)看来，人与人性有高低之分，这个高低不是指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不仅是我们今日所谓智商、资质与道德品质的高低，而是指灵魂类型学意义上差异和灵魂品相的高低差序。相应地，作品也有高低秩序：“诗根据人性经验的固有秩序表现或解释人类的人性经验，也就是说，高的是高的，低的是低的。”[7](P7)作品的品质取决于作者的品质，高的作者写高的作品，低的作者写低的作品；高的作品只有高人才能“懂”，高的能懂低的，低的懂不了高的。《论语》中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大体也是这个意思。

其次是理解信息。理解信息是在通读全文后，针对某一句话，放入语境中理解语义，这也需要对专业术语有深入了解，需要翻译者有较强的英语思维，跨越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将特定情境下的语义正确的表达出来。

凑巧的是，在论及“懂 — 不懂”时，高教授也顺便引用了孔子的这个说法。他说：“当我们的知识结构不健全，存在着缺陷时，就会出现‘不懂’的情况。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知识只是中等，给他谈深奥的道理是没有用的，深奥的道理只有具备深奥的知识的人才能理解。”[6](P272)这里出现了一个“悄悄的变化”：《论语》中原本基于个体灵魂差异而来的高低区分，被转换为知识的深浅差异。“知识”的“深”当然可以通过知识的“积累”而被“填平”，或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加以“铲平”。换句话说，深的知识可以被“浅化”或“平面化”处理，从而也就能“抹平”人与人的自然差异。由于“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人人都是潜在的批评家。甚至，人人都已经是批评家，因为“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也可以理解为“人人面前知识平等”，也即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的”——对于那些无论如何也懂不了的知识和作品，当然就可以“反懂”。

不妨说，这个既旧又新的文本化了的“城堡”形象，就来自既老又新的文本形象。“书中之书”的意象点明的是：《城堡》结构的“整体性”就存在于《城堡》文本的“显”“隐”之间、《城堡》与其他文本之间，其背后有一本“大书”。克拉姆的主要秘书之一埃尔朗格就可以看作这样一部几乎无所不包的“大书”的理想读者，如同《堂吉诃德》的读者能认出堂吉诃德，埃尔朗格也“能认出他未见过面而只是听说过或读到过的人”[24](P191)。《城堡》故事的“发展性”来自于卡夫卡在古今演变视野中的“援陈入新”。在《城堡》这里，也如同在诺瓦利斯那里，“一切都成了Anfang eines unendlichen Romans(一部无结局的小说的起点)”。[25](P3)

其实，“反懂”要反的，既是中国古典的“理”，也是西方古典的“理”。对于朱光潜先生所谓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可以使“本来不可了解的诗变成了可了解”的说法，反懂理论同样表示不满：“这又回到了西方中世纪的‘解经学’的老路上去了。”[9](P102)其实，“考古学、历史、语言学”，本身都已经是“现代学科”了，而早在“西方中世纪”之前，早就有绵延至“西方中世纪”之后以至当代的对于古希腊文本进行解读的西方古典学问，更遑论犹太教历代拉比和神秘主义者以及历代基督教学者对于“神言”(也就是中文和合本圣经译文中的“太初有道”之“道”)的解读。

他已采集了5000份西藏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现在，他的学生在继续着这项工作。

《城堡》的“古代性”

不妨从这里进入《城堡》的“欣赏”。我们将看到，不借助古典资源，不谈卡夫卡的“道”，不谈《城堡》中的“道”，看不到《城堡》文本的古典性和用典方式，确实读不进《城堡》；不能超越平面化、碎片化的思维方式，不具备一定批评想象力，确实无法理解《城堡》的结构是怎样结构起来的，也无法理解这种更大的意义结构是如何把所谓的“碎片”贯通为整体的。

首先是对《城堡》文本性质的定位及“定位系统”本身的问题。反懂欣赏认为：“《城堡》不是那种流行的、在当时乃至今天被广泛认同的小说，它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特点，但它更属于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是表面的，后现代性才是深层的，才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1](P127)要言之：“后现代性”既是《城堡》深层的东西，也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可以看到，“反懂欣赏”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自己的“欣赏观”——如果不是欣赏者“主动追寻”，《城堡》何来更客观也更主观的“后现代性”？

本文不打算纠缠《城堡》是否具有“后现代性”这个问题，只稍微谈谈根本没有进入“反懂”视野的《城堡》的“古典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倒有来自卡夫卡本人和卡夫卡学术史的双重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城堡》所在的一个更大的思想(史)结构——古代立场和现代立场的张力结构。可以先行挑明的是，反懂欣赏据以理解《城堡》的参照系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云云，只是构成了“古代—现代”张力结构中的“现代”一极，“现实主义(传统)—(后)现代主义”的张力结构只能算是“现代”内部的一个次级结构。如果解读(欣赏)活动所据以进行的参照系本身的结构是不完整的，那么出现诸多无法理解的“问题碎片”，甚而无解，一点都不奇怪。

1922年1月16日，也就是写作《城堡》前夕，卡夫卡以一个比喻谈到了对自己写作的双重性质的理解。他把自己的写作比作“对尘世最后边界的进攻”，这一场进攻既可以看作一种是基于人性立场的 “自下而上的进攻/战争”，也可以看作一种基于超人性立场的“自上而下的攻击/战争”。这种双重视野赋予了他的写作一种“秘密”性质：

首先，第四天没有下午，并不能说明《城堡》中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秩序和“传统”。其实，更仔细的阅读可以发现，《城堡》中的其他几天也都没有下午，“没有下午”就是《城堡》的“时间秩序”。如果一定要有个解释的话，不妨说这里有一个传记式解释：卡夫卡自己的时间就可以说是“没有下午”的：他上午在保险公司上班，下午睡觉，晚上散步和写作直至深夜或凌晨，他的下午被“睡掉”了——“没有下午”就是卡夫卡的“传统时间”或“日常时间”。

参照这段话理解卡夫卡彼时将要写出的《城堡》，会得到一种印象：卡夫卡理想中的《城堡》会以“无法想象的天分”把古老世纪的知识资源与现代生活加以编织整合并创造出一种新东西；由此开始“绽放自身”的，既是这种既新又老的“秘密教义”，也是卡夫卡的这本书。卡夫卡对自己写作方式的形象化描述中的“根”与“花”(绽放自身)的意象颇引人遐想：卡夫卡的作品之“花”植根于“古老世纪”，而古典作品就是“古老世纪”所开放出来的最美丽的“花”；说“敲击古老世纪的根”从而开放出自己的“花”，无异于说要“采集”如今已被深埋地下的“古典作品之花”(如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犹太-基督教《圣经》)。

1.前奏与尾声的盲目性。这主要是部分体育教师忽视了体育课堂上的准备活动与结束部分的教学功能。他们认为所做的前奏与尾声往往只图其形式，没有教学的针对性和目标性。此种现象即是盲目性的最好概括。

显而易见的是，“读者 — 反应批评”心系“一般读者”，其动机是要提升一般读者在文学欣赏(研究)中的地位。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则是：这些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觉得自己就是“一般读者”，或想要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读者，而通过提升一般读者的地位，使自己能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批评家。而这个转变，如果还原到历史现场，对应的就是从古典解释学到现代解释学的转变，以及作为这场转变之前提的文学观念和解释对象的转变。

关于《城堡》的“古代性”，《城堡》中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在整部小说最后一个段落里，K被盖尔斯泰克领进了一间小屋，一个老人就着微弱的烛光正在一个“壁龛”(Nische)里读一本“书”(Buche)；此人正是盖尔斯泰克的母亲，“她向K伸出颤抖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她说话很费劲(mühselig sprach sie)，理解她的话也很费劲(hatte Mühe sie zu verstehn)，但是她所说的”[12](P495)——《城堡》在此戛然而止。熟悉西方文学传统的读者会知道，出现“书中之书”是需要注意的，这是一个“阅读的寓言”：世界可以被当作一本书来读。《圣经·启示录》第22章“天上的书卷”即是经典的例子。《堂吉诃德》亦是。法国卡夫卡学者玛尔特·罗伯特就认为“书”是理解《城堡》中“文学的堂吉诃德主义”(literary quixotism) 的关键，也是作者赋予所叙述的故事世界以一个自洽、完整结构的文学手法。[13](P6)我们所读的书可以被理解为这本书里面的一本书的某个版本，从此就开启了一个在故事内部打通故事内外的意义空间——“书中之书”在此成为故事内外、故事之间转换和连接的一个关节点和“虫洞”。具体到上述段落，正读着一本书的壁龛里的老人很费劲地说着很让人费解的话，正是她所读的这本书与《城堡》这本书的“总体形象”——这是一本“老难书”。这也正是我们读到的《城堡》的一个总体形象：这是古老的传统和书在“说话”。卡夫卡既知道我们理解他的作品的困难，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种困难的途径：去读那些“老难老难”的书。

盗墓者干笑道：“都不说，我说。我挖开一座坟，是个男的，挖开一座坟，是个女的，我把女的抱到男方那儿，合葬在一起。这种姻缘，我成全过六对。这不是积大德吗！”

研究者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包括《城堡》在内的卡夫卡作品的这种“古代性”。本雅明的好友、犹太神秘主义思想家肖勒姆倾向于把卡夫卡看作一个当代的卡巴拉主义者，[14](P12)而哈罗德·布罗姆则认为，肖勒姆对于卡巴拉的解释本身就包含着卡夫卡作品对于他的启发，卡夫卡的作品先于肖勒姆的卡巴拉解读。[15](P1)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宣称：“如果卡夫卡早生一两个世纪，如果他成长在一个犹太经典的氛围中，他会是一个卓越的第一流的解经家，一个出色的卡巴拉教导的编织者。”[16](P90)卡门尼兹有一个形象说法：卡夫卡在现代的边缘讲述神话，试图把卡巴拉的智慧“走私”到我们的时代。[17](P105)

对《城堡》中所谓“矛盾”、“分裂”的解释，犹太神秘主义是重要的参照资源。卡巴拉追寻两种事物，一个是与上帝的结合，一个是在世代沿袭的犹太教的框架内社交、进行家庭和公众生活。这为我们理解K的追求(K也是卡巴拉的首字母)提供了注脚。卡巴拉主义者还常使用镜子与光的比喻来解释其秘密教导：上帝看上去就像镜子中光辉的光芒，这些光芒反射到第二面镜子，又反射到第三面，第四面……这样继续下去，在这继续反射的过程中，这些光逐渐失去一部分，直到完全昏暗消失在无限的世界中。显然，这个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堡》中的窗玻璃以及克拉姆的眼镜片所反射的“光”。如：“(城堡的)塔身有不少小窗子，此时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反光”[18]( P11)；在“亮的刺眼”的电灯下，“一副歪戴着的不断反光的夹鼻眼镜挡住了他(克拉姆)的眼睛”[18](P41)。

而肖勒姆的一个说法则为我们理解《城堡》的开头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我们知道，那些渴盼弥撒亚的人常常去往罗马朝圣，他们坐在通向哈德良陵墓也就是圣天使城堡的桥上，这就是一个仪式。”[19](P12)据赛巴尔德的解释，卡夫卡对K悬而不决的“土地测量员”(Landvermesser)身份的设定，显然就有犹太教弥撒亚思想的影射：希伯来文moshoakh(土地测量员)与moshiakh(弥赛亚)仅一个字母之差。[20](P47)值得提及的是，在写作《城堡》之时，卡夫卡已经能阅读当代最新出版的希伯来文小说了。

“反懂”其实还有一个隐性逻辑，或许可以概括为“欣赏方式进化论”。也就是说，欣赏方式越现代，就越先进；古代的欣赏方式“懂不了”现代的，现代的欣赏方式不但可以“反懂”现代，也可以“反懂”古代。其原话是：对于后现代小说，“传统的欣赏是不适宜的，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硬性地进行传统方式的欣赏，就会扭曲后现代主义小说,不能真正把握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精髓，并且会大大降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性。……传统的‘懂’的文学欣赏就会使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后现代’丧失，从而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5](P106)而反过来，解构主义的、“反懂”的欣赏：

4.规范设计实验流程和实验方案。设计和实施实验，必须有环环相扣的规范性实验流程和实验方案，任何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导致实验结果的偏差甚至致命的错误和失败。每一个实验项目的流程和方案都必须符合该实验的特殊要求。实验的过程是任何环节都不能允许出现差错的。

事实上，K早已在《城堡》官员所记录的“书页”中辨认出了自己的形象。这部“书”就是可能存在于城堡办公室中K的“传记”。在K强烈要求下，克拉姆的秘书莫摩斯给他看了其中一页。K读到：“欲知真实情况，唯有过细地追踪他与弗丽达结合之前在此所走过的每一步方有可能，他在走这一步时所留下的足迹，我们自他抵达此间开始就悉数记录在案了。”[18](P383)似乎有意模仿诺瓦利斯的笔法，这页文件中也安排了插图：“边上还有一副很像是小孩画的、歪歪斜斜的影线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少女，少女的脸低垂在男子胸前，但这个比少女块头大得多的男人眼睛却越过姑娘的肩向他手里捧着的一张纸看去，一面还喜形于色地将一些累计数字记在纸上。”[18](P384) K知道那就是城堡所记录在书里的他自己和弗丽达的故事。窥一斑可想象全貌：这一页纸除了暗示K的“全传”，还暗示了存在于城堡办公系统中的一部无所不包、巨细无遗的书，这书已经记载、正在记载、还将记载所有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也就是在人类时间之内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此意义上，存在于城堡“现代办公系统”中那些浩瀚的文件、档案，可以抽象成一本书，这本书既可以理解为犹太先知想象中的上帝之书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投影和呈现出来的样子，也是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新约·启示录》中天上的“传记书/生命书”(book of life)在我们这个“尘世之城”中的化身。[23](P196)

这样来看，当“反懂理论”宣称“现代文学是‘懂’的，其理论基础是理性。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具有非理性和反理性，因此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欣赏也具有‘反懂’性”[8](P170)时，倒是道出了其“非理性反懂”的真相：其“理”的性质确是“现代”的，反的就是古代那个“理”。对于老子和庄子的“道(理)”，“反懂理论”表示怀疑与不屑：“在庄子这里，似乎始终存在有一种语言之外的，不依赖于语言而存在的深不可测的、神秘的‘道’”，而“这是对思想和语言以及二者关系的很大误解。”[6](P271)

反“反懂”的尝试

对于构成《城堡》深层结构的另一极即“现代”，其实也并非所谓拒绝理解的“后现代”，而是由更为丰富具体的、与特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政治运动、哲学与宗教思潮、科学理论、技术的新发现和新发展构成的语境，其中的难解之处自然也可以尝试参照这一语境去理解。*《城堡》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可参看Richie Robertson《卡夫卡：犹太教、政治和文学》第6章“尘世最后的边界”(Richie Robertson, Kafka: Judaism,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p.218-273)；《城堡》与摄影术的关系，参见Carolin Duttinger《卡夫卡与摄影术》第7章“权力的光学：‘布鲁姆菲尔德’、‘饥饿艺术家’与《城堡》”(Carolin Duttinger, Kafka and Phot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06-249)。Duttinger认为，K观看城堡与偷窥克拉姆的方式，其实都是摄影师拍人物照的方式；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大桥酒店老板娘给K看的一副旧照片，其原型就是1912年5月18日斯坦福大学生George Horine飞跃2米横杆瞬间定格，他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后来被称作“滚式”或“霍莱恩”式的跳高技术，运动员过竿时上体倒向起跳腿，在竿上呈水平姿势，这才出现了K以为照片中克拉姆的信使是“躺在床上”的错觉。 在此仅针对“反懂欣赏”觉得无法理解的若干细节分析两例。

其二，关于小说中的“时间”和“信件”问题。反懂欣赏认为，参照标准时间或日常时间，《城堡》中的时间是有问题的。其一个重大发现是：“第四天不论是在故事时间还是叙事时间上都没有下午”，“这显然不是传统小说的时间”[26](P86)。与时间相关的还有两封信的问题。反懂欣赏发现，巴纳巴斯拿给K的两封信充满着时间上的混乱和矛盾：第一封信“早在K到达多少天之前就发出了，那个时候，K还没有来到城堡，克拉姆不知道K是谁，K也不知道克拉姆是谁”[26](P88)；关于第二封信的来源，小说中的说法是矛盾的，一是巴纳巴斯说是阿玛丽娅从城堡带回来的，但这一天阿玛丽娅不可能到城堡去；二是奥尔加说是巴纳巴斯从城堡秘书那里拿到的，但巴纳巴斯那一天也没有去城堡。这证明了《城堡》的时间是“矛盾和混乱的”[26](P90)，“是后现代时间与现代时间的并置造成的”[26](P88)。笔者不同意这种理解。

“暴风雨”名称的由来可能正是因为开头浓烈的氛围。虽然，当辛德勒问贝多芬这首奏鸣曲意味着什么时，大师告诉他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但是有些研究家认为贝多芬从来不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罗森甚至说，贝多芬可能除了知道《暴风雨》这个剧本的名字之外，并没有真正读过其内容。但无论如何，“暴风雨”的名称还是恰当地表达了该乐章神秘而猛烈的情绪，在演奏反差强烈的广板与快板音乐时，不禁让人联想到戏剧《暴风雨》中主人公普洛斯彼罗的咒语，以及船只在大海中迷失的场景。

当然，反对意见可以是，这并不能解释K关于助手的说法中的矛盾。对此反对意见的反驳可以是：K像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一样，是随口就会编出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的人，也就是说，他会撒谎。在K通过电话与城堡对话时，他就谎称自己是约瑟夫；[18](P24)老板娘直指问题核心：“你没有真话。为什么你不说真话？”K没有否认指控：“你不也不说真话吗？”[18](P349)根据后面的说法，两个助手是城堡官员克拉姆的代理人加拉特把他们派来给K开开玩笑的：“让他稍微快活些”[18](P258)。让两个悲观主义大师使人“快活些”，这当然是卡夫卡式的玩笑。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矛盾，那么，如此的“矛盾”，引用加拉特的话说，“根本什么事也算不上”[18](P258)。

其一，关于两个助手。反懂欣赏认为“两个助手身份不可解”[3](P105)，但这两个助手的名字已经提供了某种解释：一个叫耶里米亚(Jeremias)，另一个叫阿图尔(Arthur)。熟悉西方宗教、哲学史的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分别对应两个悲观主义先知：古代希伯来《圣经》中《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的作者耶利米(Jeremiah)与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当然还可以提及对于阿图尔的另一个理解，即这个名字指涉亚瑟王(Arthur)圆桌骑士故事。如果加上K的信使巴纳巴斯(Banabas)，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大体轮廓就呈现出来了——巴纳巴斯是基督教《新约》中陪伴保罗第一次传道的人(这样他陪伴K去往后者所想象的城堡这一行动，就有了宗教使命的意味)。

这写作都是对边界的进攻；如果没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干扰的话，它(指此类写作)本来会很容易地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秘密教义(Geheimlehre)，一种卡巴拉神学(Kabbala)。关于此点已有不少迹象。当然它需要一种无法想象的天分，去敲击古老世纪的根，或者在重新创造古老世纪的同时而又不耗尽它(sich nicht ausgibt)，只有这样它才开始绽放自身(sich auszugeben beginnt)。[10](P878)

到处都是人，全都穿着黑色衣服，全都在喊叫和说话，伴随着夸张的动作。奇怪的是，人群中没一个上岁数的人。难道无畏派没有老人？是他们没活那么久，还是当他们没能力再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就被送走了呢？

关于信件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来源的说法，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所谓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分别出自巴纳巴斯和奥尔加，把两个人的说法进行对照才会发现矛盾。严格说来，巴纳巴斯的说法自身并不构成矛盾(阿玛丽娅不可能去城堡只是奥尔加的说法)，对照奥尔加的说法才会构成矛盾。所谓矛盾的问题，根源出在奥尔加的说法上。我们在此又回到了“谎言”的问题上——奥尔加明目张胆地承认“撒谎”，她在谈话的最后对K摊了牌：为了使得K和城堡的联系不至于“中断”，她“会蒙人、骗人、撒谎，只要有用，什么坏事都干”，因此，“你不能对我说的每句话都那么太认真苛求”[18](P254)。

（5）外部监督机制发展落后。由于企业内部会计信息不公开，或者假账现象存在，对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情况，导致外部监督人监督权的剥夺。同时由于企业股权的不合理，管理的不透明，导致外部人或职业经理人难以进入管理高层，独立董事和监事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外部监督缺失。

进一步来看，如果信件真的有两个不能兼容的来源，并且这种矛盾是卡夫卡“有意为之”，那么这就是一个暗示：阿玛丽娅就是城堡。中央美院的李军教授早已发现，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很像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阿玛丽娅：在《城堡》中，“只有城堡和阿玛丽娅是两个确定的点，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点的漂浮物；但这两个点其实是同一个点”[27](P179)，“三种不同的值围绕着绝对的‘一’布局构阵，犹如村庄围绕着城堡、人群围绕着阿玛丽娅，构成行星与恒星、星系与黑洞的几何关系”[27](P183)。

与李军教授的解释相关，或许还应该指出的是，《城堡》这种异于日常时间感的时间观念，除了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之外，还可能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量子学说在内的理论物理学的影响——卡夫卡参加过贝塔·芳塔(Berta Fanta)的沙龙，这个沙龙的参加者就有爱因斯坦，他谈论相对论，而他的一个朋友则谈论普朗克量子理论。[28](P38-39)

限于篇幅，在此不便一一处理那些被认为是“反懂”的细节。现在的问题是：“反懂的”或者说“解构的”阅读和欣赏究竟在读什么、又读出了什么？似乎就是为了更彻底地回答这一问题，反懂欣赏假定了一种理想的、可供“反懂”的“欣赏对象”：

第二，由于家庭部门负债水平的下降会更好地激励居民消费，由此，在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必然会造成居民储蓄存款下降，进而使得信贷资金的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导致投资尤其是缺乏多样化融资手段的私营企业投资增速下降。因此，控制家庭部门负债率，还需要与促进民间投资的手段，如加大税费减免力度、减少行政干预、改善营商环境等相结合，以避免对已经处于增长困境的私营投资产生更进一步地损害。

如果一部作品根本就没有说理，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而只是一种感觉或感受，只是一些好的句子，一些破碎的意象，那我们还能分析和理解吗？还有必要去分析和理解吗？对于这样的作品，欣赏的本质就只能感受，在感受的过程中得到艺术的快感。这种欣赏本质上就是“反懂”的欣赏。[1](P172)

这段话毋宁说道出了“反懂欣赏”的尴尬——既没有这样的作品，也无法实践这样的欣赏。至少，《城堡》不是这样的作品，在《城堡》批评史上也未见只是“感受”一下就能让读者“得到艺术的快感”的批评和欣赏。即便反懂欣赏所认为残雪的“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的欣赏，经过欣赏者的“仔细体会”之后，也最终被追认为“很有道理”，“有它自己的逻辑性”[2](P5)。

上述引文呈现出来的，其实正是为“反懂理论”提供了“充分依据”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所极力批判的形而上学思维：所谓“反懂的文本”，其实是一个“先验”的设定。可是，但凡有些阅读“经验”的读者都知道，理解一个作品是一个过程，并且每次理解同一个作品也都是一个新的过程；对于一部作品，我们可以说自己根本读不进去，也可以在读过之后说它是垃圾，但没有道理在阅读一部作品之前就断定它“根本就没有说理”。

没有“反懂对象”，《城堡》自身也不“反懂”，这些都没有对《城堡》的“反懂欣赏”造成障碍——因为据说“解构主义”已经彻底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经过解构主义的阅读之后，其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统一的、具有固定不变意义的文学，而是充满了修辞、破碎、矛盾、分裂、冲突等特性，作品的结构变得分崩离析，主题也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于没有了意义的内核”[5](P107)。且不论在解构主义的阅读“之前”，是否存在一种“统一的、具有固定不变意义的文学”，至少，“文学”充满了“修辞”“矛盾”“冲突”，无论在解构主义阅读“之前”还是“之后”，都可算是“传统”的看法。

从这一角度来看，“反懂欣赏”试图使《城堡》批评史的性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区别于“过去”的全新的解读模式，很可能是一个错觉。高教授感慨道：“《城堡》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城堡’究竟象征什么？K的追寻有什么深刻的涵义？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过去我们总是想找一个终极性的、符合作者意图、符合文本本义、没有争议的唯一、客观的答案。”[1](P126)但是“过去”真有人曾这样做过吗？这里所说的“过去”从何时开始算起？他所举的例子是波利策1972年的说法，但如今那个“过去”已经“过去”40多年了，而这个“过去”的说法所批评的，恰是一种早在“那时”就已被归为徒劳的幻觉：“任何想得到结论或解释谜底的企图必然归于徒然”[1](P126)。即便在最早的“过去”，也就是在《城堡》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布罗德那里，也只是试图提供一个“最广博的解释”，并“不排斥更为专门的解释的可能性”，他承认“这些解释可能完全正确”[29](P410)。从这个意义上，“反懂欣赏”提供的也是一个“最广博的解释”，就其想要同时排斥与包容其他解读的“批评意图”而言，与布罗德的“传统方式”没有太大区别。

差别或许仅仅在于，布罗德的“传统方式”需要专门的知识和对所谈论问题的深入理解，而反懂式解读只需坚信“文本本身的分裂性”和“阅读的零散性”[2](P1)即可操作。但这也使得“反懂欣赏”在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也只能依托于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观感受的“零散性”。举一个例子。在“反懂欣赏”中，欣赏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面前谈论‘城堡’和伯爵呢？”[2](P5)显然在他看来，这是文本的一个“分裂处”。那么如何“反懂式”地理解这一点呢？或许是受布罗德启发，反懂欣赏从“神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如果说‘城堡’是上帝，那么，‘城堡’的伯爵就是耶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村里人对‘城堡’和官员都是如神一样的恭顺和虔诚，甚至不敢随便谈论，否则便是亵渎和不敬。”[2](P5)如此解释确实展示了文学欣赏之轻松，但是却把本来应该解释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与“关于城堡和伯爵的知识”之间的禁忌关系抛到了脑后——村里的“成年人”如老板娘、村长以及奥尔加与阿玛丽娅这一对姐妹显然都“敢于”与K谈论城堡和官员问题，奥尔加的谈论尤其详尽。毋宁说，这个例子所显示的是反懂理论及其实践而不是所解读文本本身的“分裂性”。而就文本而言，可以说，《城堡》中“孩子”与“成人”的差异以及“成人”与“老人”的差异显示出了文本世界的某种秩序，这一秩序或许是对古老的第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清晨、中午和傍晚——孩子、成人与老人)的某种回应。而作品循环于白天与黑夜之间的叙事安排，则令人联想起第二个斯芬克斯之谜中那对“姐妹”(白天与黑夜)。或许，这能为“非后现代式”地理解《城堡》中“时间问题”提供新的语境和线索。

水利部副部长、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宁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水利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小江，水利部总规划师兼规划计划司司长周学文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水利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7个工作组和各成员单位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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