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人类从蒙昧至文明，礼仪乃第一缕曙光，先秦诸子多有论述，至现代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最初文明：文明起源之考古学》所倡言，全世界遂笃信为文明之标志也。

行业自律是为了规范行业行为，协调同行利益关系，维护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和正当利益，促进行业发展。行业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另一方面是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而每一方面都包含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和保护机能。评估专业人员作为所加入评估行业协会的会员，应当接受协会的自律管理，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荀子·劝学》论礼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言礼之重要若是！战国而降，荀学遂渐为绝唱。司马迁《儒林列传》论及礼学，云孔甲持礼器往归陈胜，汉兴则礼家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为天子壮威。至于礼书，独有《士礼》，唯高堂生能言之。礼之法制契约精神，遂不提及。郑康成以礼学注《五经》，卓然一代巨擘，其以礼说《诗》，论及二雅，荀学精神尚有余光。越八代而有司马光，温公无专门礼学著作，然其《资治通鉴》，浸含礼学之精髓。是书始于三家分晋，首句云：“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此“初命”二字乃全书关键，温公惧读者不解，乃加按语一段，其首句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胡氏三省深得温公之意：“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惜哉，温公知“礼”以“分”“名”为大，而不知“分”“名”需“法”而后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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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之学，号称绝学。先师郭晋稀先生曾言，太老师曾运乾研究《仪礼》，尝以旧纸绘制礼图，剪作丧服等。余以为《仪礼》一书，乃古代祭司陈俎豆、设礼容之说明文也，大致相当于今之导演说明词，其北面南向左揖右趋之说，有司了然于心，时过境迁，后人乃不明白其主语为谁。郑氏之注，乃从师传之说并据所见汉代礼仪补充之，故训释名物，往往与齐鲁之地出土文物合，而与晋楚文物相抵牾。今传先秦礼学之精粹，在二戴《礼记》而不在《仪礼》也。

王锷教授，吾同门师兄也。1988年季冬吉日，我们同聚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办公室读《仪礼》，五人一组，其中一人读书，其余校其上下，断句标点，数月遂通读胡培翚《仪礼正义》，接着同读黄侃批注白文本，划分词语作训诂，分篇分段作注译，两年而完成《仪礼辞典》《仪礼注译》。嗣后，余转而校注敦煌俗赋，又协助郭晋稀师抄校《声类疏证》，于《三礼》之书再无染指矣。王锷兄虽有陇右文献研究之任务，而受《十三经辞典》编纂处委托，编纂《三礼论著目录》，与礼学再度结缘，至此遂确定礼学为今后研究之方向。王锷兄从目录入手，广搜群书，孜孜矻矻，数年而成《三礼研究论著提要》120万言(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7年增订本)。是书上编收录汉代至2004年历代学者研究《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专著凡2795部，民国以前专著撰有提要，提要内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简介、内容、价值、版本、存佚状况及藏书单位，亦考证其版本源流。下编收录1900年至2004年国内外研究《三礼》论文凡3275篇，每篇论文著录篇名、作者、刊物名称、发表时间、卷(期)号和页码。吾国之学术史论著，其形式与西人不同。概而言之，以下数种形式最为重要：一是目录提要形式，从《别录》《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目》，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也。《总目》之经部，即一部中国经学史。《总目》之史部，为一部中国史学史。《总目》之子部，即一部中国哲学史。《总目》之集部，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二是文章选集形式，《昭明文选》通过选文定篇，辨章文学发展理路于其中，可谓昭明太子之文学史。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虽曰杂钞，其中寓含曾氏之经学史观、史学史观、文学史观，非细读不足以明其真。三是文章评论形式，刘勰《文心雕龙》上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则是分体文学史。钟嵘《诗品》，分五言诗为上中下三等，“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亦为一部五言诗史。如此说来，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不啻为一部中国礼学史，亦为一部中国礼学传播史和礼学研究史！至此，礼学家、经学家之桂冠，可以奉给王锷教授矣！

2001年，王锷兄师从赵逵夫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即为《〈礼记〉成书考》。论文之写作，用功颇勤。他细读《礼记》49篇，分类全书，每篇重新分段，每段再分层次。王锷兄本科阶段学历史学，考古学为必修课程。用考古类型理论研究文本，乃王锷兄采用之法。《礼记》之《檀弓》《王制》《月令》《乐记》《中庸》《缁衣》《表记》《坊记》8篇，汉儒皆谓作者可考。以此为坐标，从其体例、套语、用事、文势诸方面确定时代特征，由此对照其他篇章，求其同异，摄取内证。再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模拟，寻求旁证。于是《礼记》之49篇，大致可考其时代矣。是书之完成，则王锷兄俨然为礼学大家矣。于是，齐鲁沪宁杭诸大学，竞向西北高楼抛来橄榄绿枝，而南京师大金台早筑，梧桐成荫，随园金钗，仙林双树，孔雀东南，已为必然之势。南京乃人文荟萃之地，名师云集，群星灿烂，学苑宏阔，厚德载物。此情此境，真所谓山高鸟飞，海阔鱼跃。王锷兄在这样自由之学术平台，精神轻松，能量能够释放，厚积得以薄发。十余年间，与方向东先生合作整理《五礼通考》600万言，协助赵生群教授从事点校本《史记》修订，率江东弟子驰骋学术江湖，已发愤完成《礼记郑注汇校》《礼记郑注》(定本)《礼记版本研究》等著作数千万字，历代学者有关《礼记》之成果，已收入囊中矣。

近年，王锷兄率弟子编纂《礼记注疏长编》。长编为体，盖滥觞于南朝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其名确立，则为北宋司马光，其汇集相关史料成《资治通鉴长编》，然后删繁考证，成《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二书，为史学名著。南宋李焘仿温公之体，编订北宋一代编年史﹐自谦不敢名《续通鉴》，而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氏一代良史，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故“长编”者，非谓资料汇集也，需汇校众本，集合诸说，删繁就简，按断是非，具有经纬总体，非挂一漏万者可比。今观《礼记注疏长编》凡例及《曲礼注疏长编》30卷，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条理秩然。一编在手，则汉唐以来研究《礼记》之重要成果，灿然盈瞩；学者用此钩稽参互，则可事半功倍。王锷兄《礼记郑注汇校》成，始有《礼记郑注》定本之作；今《礼记注疏长编》成，则站在现代学术高度之《礼记汇校集注》亦当腹中待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