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诗格著作多亡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了相关内容，例如佚名《文笔式》、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等。这些书籍皆未流传，中国史志书目中亦未著录，但其部分内容保存于《文镜秘府论》中，故今人得以窥见一斑。《文镜秘府论》由空海整合众多诗格著作而成，其文献来源有沈约《四声谱》、刘善经《四声指归》、杜正伦《文笔要诀》、佚名《文笔式》、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皎然《诗式》等等。《文镜秘府论》拼缀众书后进行重新编排，部分篇章的编撰与佛经中“合本子注”较为相似。空海在编撰过程中为什么要使用“合本子注”体例？在哪些章节时使用了“合本子注”的体例？以及这种编撰体例的影响？这些问题前人尚未深入探讨，本文试图从编撰体例的角度对《文镜秘府论》作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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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本子注”的概念

“合本子注”的概念最先由陈寅恪提出，其《支愍度学说考》指出：“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撰‘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1](P181)同经异译是中古佛经译经中常见的现象，譬如《首楞严经》即有支谶、支谦、白延、竺法护、竺叔兰、鸠摩罗什等人译经。“合本”即将不同译本进行抄合编撰，从而便于对比经义。“子注”则是对“义同文异”内容的处理方式：“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六朝诂经之著作，有‘子注’之名，当与此有关。”[1](P183)“子注”来源于母本之外的其他佛经译本，并以小字子注的方式载录于大字正文之下。“子注负责在合本中呈现诸文本间文字相异的内容，而文字相同的部分则径从底本。”[2](P66)“合本”与“子注”存在区别，前者偏重于抄合不同的内容，后者侧重于“小字注”的形式。《支愍度学说考》发表于1933年，其《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发表于1939年，文中将“合本”与“子注”两个概念整合：

鄙意衒之习染佛法，其书制裁乃模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礼，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惠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于《洛阳伽蓝记》一书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1](P177)

指出《洛阳伽蓝记》中部分章节使用了“合本子注”的著述体例。杨衒之在西行求法这一节末尾处自注云：“衒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可知“惠生行记”一节所引为《宋云家记》、《道荣传》二书。陈寅恪认为裴松之《三国志》、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外典书籍亦为“合本子注”之体，但“因经后人删削，其合本子注之体材，益难辨识”[1](P180)。由此可知，“合本”确为中古时期常见的著述体例。《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略》云：

前王之律，后王之令，因循创附，良各有以。若游辞费句无取于实录者，宜悉除之，求文指归可适变者，载一家为本，用众家以附，丙丁俱有，则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释不同，则二家兼载。咸使百司议其可不，取其可安，以为标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议，以此为长，则定以为梁律。[3](P69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到：“此为当时流行之合本子句方法。”[4](P113)“合本子句”即“合本子注”。《梁律》的修订是针对当时“律令不一，实难去弊”的困境，梁代律令多承袭晋律，所依据的底本为南齐王植旧本，其“载一家为本，用众家以附，丙丁俱有，则去丁以存丙”的编撰方式与“合本”的体例相符。

二、“草本”小字注中“合本”样态的呈现

《文镜秘府论》传世版本众多，据卢盛江先生在小西甚一以及月本雅幸的统计基础上得出共有二十七种版本，其中抄本二十六种，版刻本一种，例如宫内厅本、成篑堂本、三宝院本、醍醐寺本、高山寺本、仁和寺本、宝寿院本、宝龟院本、正智院本、天海藏本等等；这些传世版本中保存了“草本”的某些痕迹。草本亦可称为“初稿本”，是未存传本。卢盛江先生在《文镜秘府论研究》中对“草本”作了详细的考证，认为：“一些‘草本’痕迹可以肯定下来。如成篑堂本地卷卷首，三宝院本地卷里页保存的地卷又一卷首、地卷《十四例》、《十体》、《八阶》等篇，醍醐寺乙本等本保存的题下注、东卷《二十九种对》篇目的夹注，还有一些原典出处的注和原典内容的引用，都是‘草本’的痕迹。”[5](P37)在传世版本中某些正文旁标有小注，有些小注表明出自于“草本”，譬如：“三宝院本等传本中一些标有‘御草本’、‘御笔’、‘草案本’的地方，保留的当是空海自笔‘草本’的痕迹，一些未标明‘御草本’等的地方，也可能有‘草本’印迹在。”[5](P36)《文镜秘府论》成书过程复杂，经过多次修订，作为初稿本的草本虽未传世，但其在各本中残留的痕迹。这些草本痕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草本”中遗留的小注，对于辨析《文镜秘府论》的文献来源以及《文镜秘府论》的编撰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

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谓《声谱》，《调声》，《八种韵》，《四声论》，《十七势》，《十四例》，《六义》，《十体》，《八阶》，《六志》，《二十九种对》，《文三十种病累》，《十种疾》，《论文意》，《论对属》等是也。[6](P22)

《文镜秘府论》有着显著的“合本”拼缀特征，其抄合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块状拼凑的方式。《文镜秘府论》地卷“论体势等”下有小字注：“十七势、十四例、十体、六义、八阶、六志、九意。”[8](P327)一些版本中保留了草本的信息，例如三宝院本封面里页、成篑堂本、三宝院本正文和天海藏本地卷卷首所保留为草本痕迹。‘十七势’下注‘王’，‘十四例’下注‘皎’，‘十体’下注‘崔’，‘七种言句例’及‘六对’下注‘札’，为草稿本文。由此可知地卷“论体势”中的“十七势”取自于王昌龄，“十四例”取自于皎然，“十体”取自于崔融，将不同诗格著作中的章节完整裁出，置于一卷之下，各个部分之间论述方式、语言风格有着较大差异，便于辨识。第二，同题整合的方式。譬如《二十九种对》中第十六声对：“或曰：声对者，若晓路、秋霜；‘路’是道路，与‘霜’非对，以其与‘露’同声故。或曰：声对者，谓字义俱别，声作对是。诗曰：‘彤驺初惊路，白简未含霜。’”[8](P738)第一个“或曰”应为元兢之说，第二个“或曰”旁注宝龟本作“崔氏曰”，三宝、天海本左旁注“崔氏证本如此”，应为崔融之说，两者皆为“声对”的解释。空海对于概念相同，表述相近的内容常用这种方式抄合。第三，打乱重编的方式。《文二十八种病》即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没有采取“论体势”中那种块状拼凑的方式，而是删汰繁芜，重新剪裁排序整合，糅为一体，较难窥见原书的面貌，唯有依据草本中的小注得以判断其文献来源。

八体、十病、六犯、三疾应为“人谈疾累”的产物，八体今已不详，十病亦有众说，六犯所据为佚名《诗式》，三疾则从《四声指归》而来。空海在整理六朝以来的诗歌体病论时，不仅需要梳理纷繁复杂的文献材料，更需要解决由“家制格式”而造成的问题，即众多诗格著作所造成概念的纷杂错乱，体病称谓之间能指与所指相混淆。正如序中所言“名异义同，繁秽尤甚”、“文异义同，名通理隔”，没有固定统一的概念，故取决无由。这与佛经中“同经异译”的情况恰有相似之处，《出三藏记集》新集条解异出经录第二：

元兢《诗髓脑》亦有着合本的特征：“元氏云兢于八病之外，别为八病，自昔及今，无能尽知之者，近上官仪识其三，河间公义府思其余事矣。八者何？一曰龃龉，二曰丛聚，三曰忌讳，四曰形迹、五曰傍突、六曰翻语、七曰长撷腰、八曰长解镫。”[6](P1071)这段文字见于三宝本、天海本旁注，是元兢《诗髓脑》中的内容，由此可知，此八病是元兢对传统八病说的补充，是初唐新增的病累说。虽“别为八病”，但仍是抄合上官仪、河间公义府等人的病累说之后，再补充已说。沈约“四声八病”之说虽为初唐文人的诗学常识，但元兢在《诗髓脑》中仍将其录入，以求其全，可见合本是当时诗格著作的通例。诗格作者抄合前人著述并附上自己新增的诗格内容，有继承亦有新创，譬如元兢《诗髓脑》中既有对上官仪、河间公义府等人延承，又有自己见解的补充。诗格著作中多抄合现象或许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从编撰体例来看，诗格著作类似于律令格式，多为规则、条例的总和。在文本编辑时，可抄合衍生，亦可摘录剪裁，无需考虑行文的文理脉络以及次序编排，故便于抄合；从接受方式来看，前人的诗格著作多被当作诗学常识、诗歌技能来传播接受，作者归属观念较弱，后人编撰此类著作务求其全，提供获取知识的便利，故多杂糅抄合于一处。在抄合的过程中，较容易产生同义异名的现象，这成为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中最棘手的问题。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十七品经序》云：

三、《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困境

《文镜秘府论》序及《论病》、《论对属》等篇章中谈到其编撰成书的过程。将这些序言与具有“合本子注”体例的佛经序言相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在编撰过程中面临着相同的难题，对这一难题的处理方式亦有着相似之处，即对“合本子注”这种编撰体例的积极使用。空海《文镜秘府论序》曰：

“又诸经三十七品文辞不同。余因闲戏，寻省诸经，撮採事备辞巧便者，差次条贯，伏其位，使经体不毁，而事有异同者，得显于义。又以诸经之异者，注于句末也。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后六行八十字不在计中。”[8](P371)

空海在编编撰《文镜秘府论》的过程中常用小字标明文献来源以及诸家相同、相似之处。例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地卷“八阶”下有注文“《文笔式》略同。”宝龟本双行小字“文笔式略同诗格转变为八体后采八阶。”醍乙本“文笔式略同又诗格转反为八体后采八阶御草本有此而以朱销之。”[6](P452)“八阶”分别为咏物阶、赠物阶、述志阶、写心阶、返詶阶、赞毁阶、援寡阶、和诗阶，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八种题材内容，最早见于上官仪《笔札华梁》。由小注可知《文笔式》、佚名《诗格》与此相似略同，《诗格》名为“八体”。略同虽不等同于完全相同，但按照空海的编撰体例，这三者之间命名、引诗大致相同，相异之处不应太多。与此类似，地卷 “六志”下注有“《笔札》略同”。“六志”分别为直言志、比附志、寄怀志、起赋志、贬毁志、赞誉志。“六志”征引文献不详，卢盛江认为“此篇很有可能引自《文笔式》，而《笔札》有与此略同之内容。”[6](P485)可知“六志”可能既载于《文笔式》，又见于《笔札华梁》。张伯伟认为：“考今本《文笔式》内容，出于其自创者并不多见，大多雷同于刘善经《四声指归》及上官仪《笔札华梁》，故在辑考中往往不易作十分确切之厘清。”[7](P69)文本的相似略同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抄合两者中较早出现的文献，譬如《文笔式》延承《笔札华梁》；其二，无论《笔札华梁》还是《文笔式》，两者所祖之本相同，故延承相同的内容。

9月27日上午，水利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过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举行揭牌仪式。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出席并讲话，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共同为实验室揭牌。

其西卷《论病》卷首序所言：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企业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增强发展后劲、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3］。鼓励企业创建市级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科技研发平台，创建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增加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辞有质文，意或详略，故令本一末二，新旧参差。若国言讹转，则音字楚夏。译辞格碍，则事义胡越。岂西传之踳駮，乃东写之乖谬耳。是以《泥洹》《楞严》重出至七。《般若》之经，别本乃八。傍及众典，往往如茲。今并条目列入，以表同异。其异出杂经失译名者，皆附失源之录。[8](P65)

莱茵哈德·根策尔成长于德国黑森林里的小城市弗莱堡。年轻的时候，他是德国最好的标枪运动员之一，甚至能与国家队一起备战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现在，他的“标枪”掷向了更远的地方。

颙、约已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徒竞文华，空事拘检；灵感沈秘，雕弊实繁。窃疑正声之已失，为当时运之使然。洎八体、十病、六犯、三疾，或文异义同，或名通理隔，卷轴满机，乍阅难辨，遂使披卷者怀疑，搜写者多倦。予今载刀之繁，载笔之简，总有二十八种病，列之如左。其名异意同者，各注目下。后之览者，一披总达。[6](P843)

根据前期已完成的地形地势图，可以推算出桥梁的平面图和纵断面立体图，以此为依据，对确定好的桥梁架构线进行实际调查，重新确定沿线的地形地势，将原本的地势图数据补充完整。同时，按照重新测定出的横断面地面线和纵断面地面线，对桥梁所在地进行分段勘察，确定桥梁的墩台位置、具体跨径和净空界限。

第四、表1中学生座谈会所反映的问题以及教师在平常工作中一些消极行为表现，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常常会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即行政领导不好拿捏处理的分寸，这种现象在教育活动和教育生活中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教育本身是必须讲感情的，没有感情而教育，则毫无效果可言。但若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情况被不了了之，就会让群体的影响走向负面。因此，建议此项实行隐性处理，比如减分并记次数制等。

又如支愍度《合维摩诘经序》：

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批其三，则文烦难究。[8](P310)

中古佛经存在着大量“同经异译”的情况，可谓译经重出，版本复杂。同一经文，在译经方式有着音译与义译的不同；译者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所采用的句式、语法、词汇皆有不同，故存在“译辞格碍”或者“文辞不同”的障碍。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所面临“文异义同”的难题与这些佛经相似，都是整合文本时遇到文义混杂的困境，即概念的相似性与命名的多样性之间的冲突，若不加分辨的抄合，容易给读者造成“乍阅难辨”的阅读困境。两者采取解决的方式亦有相近之处。佛经采取“合本子注”的方式给予解决。陈寅恪曰：“释道安有合放光光讃略解，支遁有大小品对比要钞。出三藏记集卷七及卷八载其序文，可以推知其书之概略。支敏度曾合首楞严经及维摩诘经，盖其人著传译经录，必多见异本，综合对比，乃其所长也。”[1](P183)“合本子注”被用于佛教译经，既能裁合众家，又能存录佛经翻译中的异文。空海作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创始人，对于佛教典籍十分熟稔，用佛经“合本子注”的体例来解决《文镜秘府论》编撰中所遇到的难题，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四、空海对“合本子注”体例的运用

作为编撰体例的“合本子注”，其处理文本的方式体现为：先确定何者为“本”、何者为“子”，从而抄合“本”“子”之间相异的内容，最后将“子”中名异义同的内容以小注的形式列于大字正文之下。“合本子注”此类编撰特征在《文镜秘府论》中亦有体现：

本届展览入选作品形式多样，有平面绘画、立体雕塑、还有含声光电及行为表演艺术的作品，艺术手法有具象、意象、抽象和行为装置等。展出作品大的有十多米长，小的约四五十公分，均以鲜明特点表现了各自国家的民族情怀和艺术风格。在开幕酒会上三国艺术家欢聚一堂，进行了友好沟通与交流。

其一、对于“本”与“子”的选择中透露出的“合本”色彩。东卷《论对》曰：“余览沈、陆、王、元等诗格式等，出没不同。今弃其同者，撰其异者，都有二十九种对，具出如后。”弃同存异的方式与合本类似，经过抄合之后广泛的搜集占有诗格中有关“对属论”的文献。在《二十九种对》的卷首目录下有四条小字注，这些小字注提供了文献来源以及编撰方式。譬如“十一曰意对”下注有“右十一种古人同出斯对”；“十七曰侧对”下注有“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脑”；“廿五曰假对”下注有“右八种对出皎公诗议”；“廿八曰叠韵侧对”下注有“右三种出崔氏唐朝新定诗格”[6](P642)。在三宝、天海本中这些小字注被朱笔划掉并用朱笔注明“御笔”，保留了草本修改痕迹[6](P643)。现存敦煌本佚名《诗格》(斯三〇一一号背面)录有七种对：“第一的名对、第二隔句对、第三双拟对、第四连绵对、第五互成对、第六异类对、第七赋体对。”写卷的抄写年代应为公元八五八年[9]。其名目、顺序与《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中前七种相同，写卷虽晚出于空海《文镜秘府论》四十余年，但其内容应依据初盛唐时期的诗格，即空海所言“古人同出斯对”，从中亦可知这十一种对在初盛唐已成为诗学常识，空海依据某一定本进行抄合。《隋书·刑法志略》中提到的“合本子注”：“载一家为本，用众家以附。”空海将“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作为“本”，并将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崔融《新定诗格》中独有的对属论附于“古人同出”之后。

其二、空海以“子注”的形式处理众家之说。陈寅恪在评价《出三藏记集》中的《三十七品经序略》：“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 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六朝诂经之著作，有‘子注’之名，当与此有关。”[1](P183)在《文二十八种病》中，空海的编撰方式与此相近：“名异意同者，各注目下。”这与《出三藏记集》“新集条解异出经录”中提到的“今并条目列入，以表同异”与“三十七品经序略”中提到的“以诸经之异者，注于句末”相近，是“子注”的具体操作手段。《文二十八种病》的卷首目录中共有十六条子注，譬如 “一曰平头”下有双行小字注“或一六之犯名水浑病，二七之犯名火灭病”；“七曰傍纽”下注有“亦名大纽，或名爽切病”；“十二曰繁说”下注有“或名疣赘，崔名相类”，注中所言“水浑病”、“火灭病”“大纽”“爽切病”等皆为不同诗格著作中的义同文异者，空海将这些同义异名的病累说，以双行小字的形式，作为子注，以子母相从的方式，列于大字正文之下。正如陈寅恪所言：“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1]用子注的形式存录另一家相似的概念，有着瞻上视下、读彼按此的效果。在《二十九种对》的卷首目录中亦有此类情况，“一曰的名对”下有小字注：“有名正名对，又名正对，又名切对。”[6](P642)其中“正对”为元兢之说，“切对”为崔融之说。[10]又如“第十七，侧对。”下有小字注为：“崔名‘字侧对’。”可知“字侧对”为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之说。“合本子注”的编撰方式，便于初学者学习使用，从而巧妙地解决了“名异义同”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体例并不是完全贯彻于《二十九种对》，即使同样存在“义同文异”的现象，空海并未全部使用“子注”，部分对属论中采取了附于文末的方式。譬如“第六，异类对”末尾有“元氏云：异对者，若来禽、去兽，残月、初霞。此来与去，初与残，其类不同，名为异对。异对胜于同对。”无论正文还是卷首目录下面均没有诸如“又名异对”之类的小字注。从中可知，在编撰东卷时，空海对于“合本子注”只是部分的使用，尚未形成统一的体例。其东卷《论对》提到带有“合本”性质的弃同存异，但未提及“子注”，不似西卷“论病”中带有“子注”性质，即“其名异意同者，各注目下”。相较而言，西卷编撰体例中“合本子注”的色彩要远远浓于东卷，这或许与西卷的编撰时间晚于东卷相关。另一方面，病累说其源起时间较早，齐梁以来，病累之说盛行，钟嵘《诗品序》中提到：“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诗病之说广为接受，普及程度非常高。《文镜秘府论》序中亦提到：“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6](P13)而对属论则兴于初唐，各家之说较为清晰。病累说较对属论更为复杂，同义异名的现象更多，不便于整章整节的方式拼接编排，故采用打乱重编的形式。从整理者的角度来看，其抄合的难度更大，故空海在编撰《文二十八种病》时采用了佛经中常用的“合本子注”体例。可以说“合本子注”是空海在编撰东卷时逐渐形成一个想法，在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得以落实。

五、余论

综上所述，《文镜秘府论》中有着“合本子注”的色彩，这种编撰体例主要集中于东卷《二十九种对》与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空海搜集了众多诗格著作，材料丰富但却造成“名异义同，繁秽尤甚”的编撰困境。佛经中的“合本子注”体例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便利。由于合本，《文镜秘府论》有着开放式、衍生性的文本结构，便于不断的增补续广。例如《文镜秘府论》中的“二十九种对”从“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属论扩展到二十九种，“二十八种病”从沈约的“八病”说增补到二十八种。合本的优点在于最大程度地占有同类文献，而“子注”又便于交待文献来源以及其他相似文献。此外，“合本子注”容易形成一种文本现象，即拼接缀合容易改变原有著作的编撰体例，从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譬如旧题李峤《评诗格》中“诗有九对”的排序为：切对、切侧对、字对、字侧对、声对、双声对、双声侧对、叠韵对、叠韵侧对。而《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所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关于“对属论”的排序则为：切对、双声对、叠韵对、字对、声对、字侧对、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两者比较，旧题李峤《评诗格》中的排序应该更接近崔融当时的旧貌。《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所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中的排序则是依照《文镜秘府论》，而《文镜秘府论》则是空海依据某一定本 将“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属论放置在前面，打乱了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中的原有排序。从对属论的内在关系来看，《评诗格》亦更为合理。对与侧对之间的有序排列，次序井然；声对之后皆为声韵，对与对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出于拼缀的需要，空海难免需要改变所引文献的文本结构，这亦是“合本子注”对诗格著作的另一种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M].金明馆丛稿初编[C].三联书店，2001.

[2]赵宏祥.自注与子注[M].文学遗产,2016(2).

[3]魏征.隋书[M].中华书局,1973.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M].三联书店,2001.

[5]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6]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中华书局,2015.

[7]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凤凰出版社,2002.

[8]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中华书局,1995.

[9]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依据写卷正面题有“戊寅年十一月六日”.

[10]传李峤.评诗格[M].“切对一。谓象物切正不偏枯。”《评诗格》中的内容多杂抄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故“切对”应为崔融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