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絜矩之道”的思想内涵

如所周知，《大学》位居“四书”之首，是儒家关于修身治世的纲领性经典文献。在解释“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时，针对身居权位的执政者(君子)，《大学》提出了“絜矩之道”的重要论断：“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上下”、“前后”、“左右”，描绘了现实世界中执政者之间的政治关系，“絜矩之道”是对以上六种政治关系的伦理化设定，规定了执政者妥善处理彼此关系的伦理指导原则，即：自己厌恶的言语行为方式和待人接物原则，切勿施加于“上下”、“前后”、“左右”的其他执政者身上。一言以蔽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实际上，《大学》“絜矩之道”是从孔子“恕道”演变而来。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其弟子，都极为重视忠恕问题。孔子认为个人应当终身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论语·卫灵公》云：“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子将“忠恕”视为孔子的“一贯之道”，《论语·里仁》云：“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按照通常的理解，“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如若这一理解无误，那么“絜矩之道”和“恕道”的逻辑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殊相”和“共相”的关系。换句话说，“絜矩之道”是“恕道”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规定和具体拓展，是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的政治伦理原理。后来，荀子进一步丰富了“絜矩之道”的政治内涵，将之与君道建立了某种逻辑关联，认为君上与臣下之间构成上行下效的政治伦理关系，前者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后者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者，所以为平也；上好覆倾，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斗、斛、敦、概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

二、“絜矩之道”的运行机制

按照《大学》的理解，“絜矩之道”是执政者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的政治伦理原理，它的践行落实是执政者开展“治国平天下”政治实践的重要环节。不过，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絜矩之道”在现实世界中何以必要？“絜矩之道”在现实世界中何以能行？

可以看出，对高校部门决算数据应用于管理的措施认识比较一致，但区外高校强调全方位提供数据源，而区内高校则认为有针对性地提供数据更有成本优势和效果，这也是是否落实全员预算，全员执行原则的一个反映。

人生不能无群，是“絜矩之道”何以必要的存在论前提。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荀子·富国》)。每一人类个体在现实世界中必定遭遇“我”与“你”、“我”与“他”的多种社会关系，与他人共在，过和谐有序的群居生活，成为人类难以逃脱的“悲怆情愫”；“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人生在世，就是要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朱子语类》)，协调处理形式多样的人伦关系(家庭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官民关系等)，鉴于此，人应当而且必须深谙日常生活交往实践的相与之道，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这是人生在世的必修课，否则难以立足于人世间。在中国古代社会，合理调控君民、君臣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领域的头等大事，《大学》尤为重视君民、君臣关系，规定了妥善处理彼此关系的伦理指导原则，即上文所论及的“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虽然诞生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在儒家经典文献《大学》中被首次提出，具有“平天下之要道”的特殊政治内涵，但是，这一论断本身蕴涵超越特定时空限制的普遍性价值，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朱熹根据《大学》“絜矩之道”提出了以“我”为中心的三者关系范式：“若絜矩，上之所以待己，己又所以待人，是三折说”(《朱子语类》)，“这种三层次结构关系模式，可以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适用于处于任何一个层次中的个人”[13]；另一方面，“絜矩之道”是恕道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形态，具有恕道的一般特征，按照景怀斌的理解，忠恕是基于“己”的价值性意义认知过程，即个体根据自己的心理感受判断他人的心理过程[14]，因此，“絜矩之道”同样应当是个体根据自己的心理感受判断他人的心理过程，它以人际和谐为自身的根本指向，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营造温情和睦的人际关系。鉴于此，我们应当借鉴冯友兰先生关于思想遗产的抽象继承方法，创造性继承“絜矩之道”的精神实质，将之熔铸于大学生群体的日常交往实践中，用于规范、调控他们的言行方式，使之养成相对固定的行为习惯。

其中，|Cj|为与第j个UAV通信的移动IoT设备的数量，这些设备作为一簇，当第j个UAV移动到簇中心时，能保证最小.对于K个UAV，当都移动到各自的簇中心时，就能得到上述问题的最优解.因此，需要将L个地面移动IoT设备分为K簇，进而得到K个UAV的最优布署坐标.同时，由于IoT设备是可运动的，此时变网络中的簇也将实时变化，K个UAV的坐标需要实时更新以保证通信的动态节能.

三、“絜矩之道”的现代转化：大学生交往实践的相与之道

首先，“人贵在自知”。“絜矩之道”的践行落实立足于以己之心推度人之心的类推过程，而类推过程的有效展开以“知己”为它的必要前提和逻辑起点：“知己而后知人，知人而后知礼，知礼而后知行。”[15]承认他人和自己拥有相通之处(共通感或共情)，既是儒家学派的基本共识，也是“知己”的基本内涵。“圣人何以不可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荀子·非相》)“知己不仅是指向个体自我的认识，而且是一种对行为具有根源性的人文道德意识”[16]，因此，大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实践中必须理性地反思、认识自己，视己之心犹人之心，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学生都会遇到并且必须处理三种伦理关系：家庭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一旦他们走进这些关系，首先应当认真反思自己与他人相同或相通的族类特征，杜绝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促使自己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以对方为重”的必要性。

移情能力或共通感，是“絜矩之道”何以可行的主观心理机制。承认人类拥有移情能力(共通感)，是儒家学派的基本共识。朱熹解释“絜矩之道”时说：“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方，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10]“君子必当因其所同”之“同”，无疑昭示了人心存在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人类个体虽然形态殊异不一，但是作为“类”的人必定有相同或相通的族类特征。于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形态各异的人类个体他们相同或相通的族类特征是什么？朱熹说：“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诚心正，故有以胜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间，则一膜之外，便为胡越，虽欲絜矩，亦将有所隔碍而不能通矣。”(《四书或问》)按照朱熹的理解，人心便是人类相同或相通的族类特征，正因为人类个体拥有相同的人心，所以才能够将己之心作为权衡他人之心的尺度。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人心”不是人类个体的感性私意，而是经由道德过滤所形成的“公心”，称之为“共通感”。这一“共通感”包括“本然之性”和“当然之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明代儒者丘浚说：“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尽我本然之性使之观感兴起，而莫不尽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则所谓化之也。夫我有此当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当然之理，我以当然之理推之以量度处置，使彼各得其当然之理，皆如我理之当然者焉，是则所谓处之也。”(《大学衍义补》)人类个体拥有相同的“本然之性”和“当然之理”，因此，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也就是，以自己的“本然之性”和“当然之理”度量他人的“本然之性”和“当然之理”，这是“絜矩之道”落实于现实世界的主观心理机制。按照儒家的看法，在以交往实践为主要事务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根据自己的立场推度他人的立场，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正是践行仁道应当秉持的基本方法，孔子称此为“近取譬”。在现实世界中，“絜矩之道”的落地生根奠基在人们拥有的“共通感”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絜矩之道”有效施行的必要前提在于：必须承认人类个体拥有相同或相通的族类特征(“本然之性”和“当然之理”)。从实质内涵来看，儒家学者所论及的“共通感”类似于米尔顿·梅洛夫的“共情”(empathy)概念，所谓“共情”，就是“关怀一个人，必须能够了解他及他的世界，就好像我就是他，我必须能够好像用他的眼看他的世界及他自己一样，而不能把他看成物品一样从外面去审核、观察，必须能与他同在他的世界里，并进入他的世界，从内部去体认他的生活方式，及他的目标与方向”[11]。

就其基本内涵而言，作为现代大学生交往实践的相与之道，“絜矩之道”至少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大学生群体是青年的中坚力量，他们既要努力增强专业本领，又要持续锤炼道德情操，但是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共情能力有着显著差异。从大一到大四，大学生的共情反应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大一和大二、大四之间存在差异显著，大二和大三、大四之间无显著差异，大三和大四之间差异比较显著。”[12]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一结论，原因在于：大学生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存在线性关系，大学生共情能力高，人际交往能力就强，大学生共情能力低，人际交往能力就弱。

其次，“心中有人，目中有他”。“知己”旨在“知人”。人生在世必定遭遇形形色色之人，这些人的价值观念、兴趣偏好、行为习惯不尽相同，因此，“絜矩之道”的践行落实必须正视人类个体之间的各种差异性，不仅应当“以己度人”，而且必须“以人度人”，关注包容他人的特殊之处，“‘絜矩之道’并非仅指人己间心理上的位置对换或换位思考，而是‘不以义望人’，而‘以人望人’；不一般地‘以己度人’，而且要‘以人度人’；不是以人之所不能‘愧人’、‘病人’，而是‘议道自己，置法以民’的‘双重标准’”[16]，避免将私人的想法和意愿强制性施加于他人之身，杜绝道德绝对主义的发生。因此，现代大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实践过程中不仅应当重视自己与父母、老师、朋友之间的相同或相通的族类特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而且也必须关注自己与父母、老师、朋友之间的差异之处，力求以对方为重，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做到我之所欲便是他人之所欲，我之所不欲切勿强加于他人，实现“心中有人，目中有他”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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