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首先提出的，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中，哈斯金斯教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12世纪文艺复兴”几乎涵盖了这个时间段内，欧洲所经历的所有变化，其范围“太宽泛、太模糊”以至于难以说明任何问题。就文化史的角度而言，“12世纪文艺复兴”它是指开始于“主教座堂兴旺时期”，结束于“第一批大学在萨莱诺(Salerno)、博洛尼亚(Bologna)、巴黎、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牛津充分建立”的西欧社会、文化蓬勃发展时期[1]。“它开始的时候仅有空洞的自由七艺，而在结束的时候已拥有了罗马法和教会法、新亚里士多德、新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希腊和阿拉伯医生……它目睹了拉丁古典著作、拉丁散文、伊尔德贝(Hildebert)古代风格的和歌利亚德(the Goliardi)新韵律的拉丁韵文的复兴。”[1]和著名的“文艺复兴”一样，“12世纪文艺复兴”同样是建立在丰厚的古典文化基础上的，而古典文化在这段时间内也得到了丰富和传承。

“古典”或“古典学”(classics)一词源于拉丁文classicus，是指罗马公民等级中的最高一级，公元2世纪的时候，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些优秀的、高质量作品的作者；到了6世纪，这个词获得了另外一种含义，指在学院里学习的学生[2]。中世纪，这个词与教育(education)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拉丁语成为主要的学术文化语言，尽管在这段时期，西欧的拉丁语与拉丁语之间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大[2]。14世纪以后，classicus用来统称古代希腊、罗马作家。1613年，英文classics首次出现，被翻译为“第一流”的[3]。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许多著名文人、学者、政治家，如歌德、尼采、洪堡(Alexander Humboldt)、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等都具有着深厚的古典学修养。1777年，18岁的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进入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并要求注册为古典学学科(studiosus philologiae)的学生，以此为标志，现代古典学学科正式确立。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典文化，越来越被西方学者重视，遗迹、遗物的发掘，相关文献的整理、专著的发表几乎从未间断。事实上，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古典文化不但没有被完全堙没，而且得到了传承甚至是丰富、发展，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这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古典文本的抄录与保存

文本指“为某一主题提供证据的书面信息或雕刻物，包括手稿、地契、墓石、钱币、图片等；”[4]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客观反映，也是后人重塑历史、理解前人思想的重要资料，古典文本的保存、整理对于古典学研究同样必不可少。公元4-6世纪的日耳曼人大迁徙彻底摧毁了西罗马帝国，许多古典文献、遗物、遗迹随之灰飞烟灭，接踵而至的就是“黑暗的中世纪”。即使如此，许多古典文本仍旧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中世纪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认为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其原因与教会对思想、文化的垄断密不可分。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标志着基督教在帝国境内取得了合法地位，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其为罗马帝国国教，至少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已经开始在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进行读写，而教士集团就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修道院、教会、主教座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世纪重要的知识中心。中世纪早期的主要文化中心是修道院。据说在公元4世纪初期，基督徒帕科米乌斯(Pachomius)在埃及南部修建了一座修道院，这是最早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6世纪，意大利努西亚的本尼狄克制定了著名的“本尼狄克法规”，影响修道人员的生活长达数个世纪[5]。哈斯金斯将修道院比作“处于愚昧和野蛮海洋中的岛屿，使学术在西欧免遭灭绝。”[1]可见修道院在保护西欧学术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对古典文本的抄录与保存。

和本尼狄克同时代的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是第一个在修道院内设抄写室的人，其他修道院纷纷效仿。“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抄写员使许多古代作家的作品幸存于世，克吕尼修道院也为手抄本的抄录、复制提供了便利。然而过去的抄录运动，不论在范围上还是规模上都远不及12世纪。11世纪的一位修道院长这样描绘书籍抄录工作的情形：“倘若进入修道院走廊，就会见到十来个修士坐在椅上，在制作精巧的桌上伏案眷写。”[6]12世纪科尔比(Corbie)的图书馆管理员有一笔用于补旧添新的捐助；在圣阿尔邦(St. Albans)的修道院雇佣了固定的抄写员，以一种特别的什一税为薪酬；在阿宾顿(Abingdon)有抄写书籍工作收入的记录[1]。怀揣着这样的热情，修道院图书馆中新添了许多抄录仔细、装订精美的图书，其中不乏古典文本。

视角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单一。在“碑帖之争”的视觉冲击下，对立变成了研究的中心，相融成了点缀，看似理所应当，却反映了视角的单一性。历史是连贯的历史，书法家的书学思想也是前后相继的，而不是突兀跳跃的。不过，研究者喜欢把所研究的人物标本化、模式化。尽管有学者如何炳武[25]在对康有为的研究中提出了康有为在书理上高举碑学大旗而在书法实践上并不排斥帖学及其他的观点，但是纵观学界对于书法家的研究，碑、帖的隔断性趋向依然浓重。

相比于抄录，书籍的保存可能更为重要，个人收藏或是图书馆之外的手抄本书籍很容易被损毁，修道院则收藏和保护了数目可观的书籍、文献。12世纪时修道院的图书馆不仅规模扩大而且数量增多，早期各种作品可能都有流传，拉丁古典著作则有更多更佳的版本[7]，12世纪克吕尼修道院的570册藏书的目录中有许多古典作家的著作[1]。在“12世纪文艺复兴”初期，盛极一时的蒙特卡斯诺修道院，就收藏有西塞罗的《论神的本性》(De natura deorum)、奥维德的《费斯提》(Fasti)、维吉尔的《田园诗》(Eclogues)以及贺拉斯、塞涅卡的一些著作[1]。弗勒里(Fleury)修道院有238卷藏书，圣瑞奎尔(St. Riquier)修道院有258卷；法国的科尔比(Corbie)和皮卡第(Picardy)提供的书单中，有39本奥古斯丁的、16本杰姆罗的、15本波伊提乌(Boethius)的、5本西塞罗的，还有关于李维、普林尼、特伦斯(Terence)和塞涅卡(Seneca)等古典作家作品的手抄本；在达勒姆(Durham)的图书里有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斯塔提乌斯(Statius)、塞勒斯特(Sallust)、苏维托尼亚斯(Suetonius)、昆提利安(Quintilian)等拉丁文作家作品的手抄本[8]。除了组织修士或雇用专门的人员进行抄写，外修道院长们还有许多方式来充实自己的图书馆。由于印刷术还未引进西欧，手抄书显得尤为珍贵，伟尔茅斯(Wearmouth)修道院院长比斯科普(Biscop)曾为了取得一些手抄本先后前往意大利五次[8]。圣埃米兰(St.Emmeram)的奥特洛(Otloh)则会在工作空闲之余抄一些起到教化作用的书籍送给他的朋友[1]。

随着修道院的衰落，主教座堂(cathedral)兴起，成为一个知识中心。通常设置在城区的主教座堂有图书馆、学校、档案馆等诸多机构。哈斯金斯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连串这一时期伟大著作家的名单，其中包括：勒芒(以及图尔)主教伊尔德贝、普瓦提埃(Poitiers)主教拉波里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la Porree)、巴黎的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沙特尔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拉昂的安塞姆校长、沙特尔的伯尔纳、巴黎的普瓦提埃的彼得……[1]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更是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为博学的人、文学学者的完美典范。”而且“他阅读拉丁名著的广度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9]这些著作家常常会编辑一些著作汇编，这些汇编往往是由许多引用语拼接而成的，其中包括了大量古代哲学家的作品。约翰就曾经高度评价贺拉斯的许多警句，认为其中充满着世俗的智慧。修道院诗人的墓志铭常常模仿马提亚尔(Martial)；里尔的阿兰(Alain de Lille)的《反克劳狄亚努斯》(Anticlaudianus)的灵感源自克劳狄安(Claudian)；内卡听说过塞涅卡(Seneca)的悲剧；人们通过二手资料了解到普劳图斯(Plautus)，特伦斯的诗文则是从普里西安(Priscian)那里挑选出来的；在散文作家中西塞罗被尊为“雄辩术之王”“七艺”之一的修辞学的首要代表人物……对于他们而言，“罗马史不远的过去的伟大存在……并且流传下来统一、普世、秩序和权威这样一些拉丁欧洲无法逃避的概念。”[1]

实际上，除了修道院、主教座堂等宗教场所很好地保存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古典文本，还有一些被妥善地保管在其他地方。随着日耳曼人的南迁，古代罗马的开放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几乎化为灰烬，但并不能说全部消失，中世纪西欧仍旧存着一些私人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更多的是指一些有权势的教俗贵族、国王宫廷的私人收藏。

12世纪时巴约(Bayeux)的主教菲力普曾将所藏书的一百卷捐赠给贝克(Bec)大教堂；萨里斯堡(Salisbury)人约翰在1180年的遗嘱中将其图书馆捐赠于沙特尔城大教堂；圣阿尔班(St. Albans)大修道院长西蒙(Simon)在1180年去世时遗留下书籍三柜；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提本(J. Tibbon)将藏书遗留给自己的儿子，并指出“书籍排列有序，用时不难觅取……每一列书箱内所装之书籍，应将书名分别登录于目录之中，列于每列之端……书籍借给他人，应先登记书名，归还时划去。”[7]大约在1155年，萨马坎德(Samarcand)的尼扎米(Nizami)宣称，一个合理建立起来的宫廷应当具备四种受过教育的人：国务秘书、诗人、占星师和医生[10]。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中管理档案、负责书写的秘书(chancellor)多了起来，再小的贵族也会有至少一位负责忏悔的神父(chaplain)，一些王公贵族甚至雇用了家庭教师。在这些私人收藏以及受雇的秘书、诗人、神父的记录中不难发现古典文本的影子，也有许多模仿古典作品的佳作涌现。

二、古典作品的翻译

数量众多的古典文本在修道院、主教座堂以及一些私人收藏中得以妥善保存乃至重新校对抄录，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日耳曼人的南下使大量的古典文本、遗物毁于一旦，“12世纪文艺复兴”以及之前“加洛林文艺复兴”所拯救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说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两者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未融为一体。通过之前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西欧所保存下来的古典本绝大多数是罗马帝国时期以及共和国末期的作品，很难觅得太多古代希腊作家的名字。12世纪的有识之士同样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受日耳曼人南迁影响较小的地方，通过“翻译运动”，一些保存良好的古典作品从拜占庭、西班牙、西西里、叙利亚和北非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西方。

开端于11世纪，在12和13世纪达到高潮的翻译运动使得希腊的学术成果被系统地译回西欧。在拜占庭，希腊语是法律和政府的官方语言，同时也是东正教、学术和文学语言，虽然没有给人们的知识和文学增加太多的东西，但是，人们虔诚地研究它们、抄写它们。正是由于一遍一遍的抄写，古代著作保留了下来[1]。希腊语和拉丁语汇合的最重要的地点在意大利的南部和西西里，因为这里不久之前还是拜占庭的领土，不仅居住着大量会说希腊语、坚持着希腊传统的学者，而且保持着和拜占庭的联系。11世纪卡塔尼亚(Catania)副主教亨里克斯·阿里斯蒂皮斯(Henricus Aristippus)在贝内文托(Benevento)战役之前还在军中翻译柏拉图的作品，还曾以使者的身份前往拜占庭面见皇帝曼努尔一世(Manuel I Comnenus)，并从那里抄回了托勒密(Ptolemy)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11]。在法国南部的各个翻译中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修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被翻译为拉丁语，其中最重要的翻译家有一位无名氏和意大利的冈萨里斯与克雷默那(Cremona)的杰勒德(Gerard)还有威尼斯的詹姆斯，到了13世纪，除了《正位篇》(又译《论题篇》)，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已经被翻译为了拉丁文，有的甚至被重新翻译[12]。在君士坦丁堡也有许多拉丁侨民进行着翻译工作，1136年当着拜占庭皇帝的面举行的一次神学争论中有许多拉丁人出席，包括“威尼斯人詹姆斯(James a Venetian)、比萨人伯贡迪奥(Burgundio a Pisan)，第三名叫摩西(Moses)，是来自贝加莫城的意大利人，由于精通两种文字，他在希腊人和拉丁人中名气最大，所有人都选择他为双方的口头翻译。”威尼斯的詹姆斯是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的翻译者，伯贡迪奥则翻译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词》(Aphorisms)和盖伦的十部作品。1167年，一位老家在普罗旺斯大峡谷的威廉医生将一些希腊文的经典抄本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巴黎的圣但尼修道院，威廉成为这里的院长后还曾经访问过东方的约翰·萨拉津(John Sarrazin)并翻译了一些著作[1]。

除了拜占庭，东方的阿拉伯人及其占领的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突尼斯、开罗和西班牙等地，同样保存着数量可观的古典著作。我们知道，阿拉伯语世界经历了从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的，历时两百余年的“百年翻译运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大力倡导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这时的阿拉伯语世界堪称“中世纪文化的中心，”琐罗亚斯德教“无疑是希腊文化的修正形式，古典时期后希腊文化存在的继续。”[13]在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Toledo)，大主教萨维塔的雷蒙德(Raymond)创建了一所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使其成为一度与巴黎齐名的文化中心。托莱多培养的学者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其中杰勒德(Gerard)，不仅参与了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翻译工作，而且翻译了盖伦、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希腊哲学家、科学家的70余部作品，甚至可以说他“单独一个人的成果就可能完全改变西方科学的进程。”[14]除了杰勒德，还有英国人艾尔弗雷德(Alferd the Englishman)、迈克尔·斯格特(Michael Scot)和德国人赫曼(Hermann the German)等来自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阿拉伯文翻译家载入史册[1]。“在重要性上仅次于西班牙的是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15]柏拉图的《美诺篇》《斐多篇》在这里首次被译为拉丁文，11世纪下半叶时，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非洲籍修士康斯坦丁，开始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16]。

需要明确的是，12世纪前后的“翻译运动”不仅仅是拉丁文、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的互动。有些来自比利牛斯山脉之外的翻译家，来到西班牙时不懂阿拉伯语，离开时懂得也不太多。翻译期间，他们得到了大量改信基督教的犹太学者的帮助，比如：莫扎勒布(Mozarab)的加利比斯(Galippus)、帕伦西亚(Palencia)教士团的安德鲁(Andrew)、彼特卢斯·埃尔冯西、塞维利亚的约翰、亚伯拉罕·本·埃兹拉等等，他们把阿拉伯文翻译为西班牙方言或是希伯来语，再翻译为拉丁文[1]。正是在这些翻译者的努力下，西方“丢失”的一些古典作品正在一点一点地“回归”。

[11]Donald Matthew,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18.

在小组合作教学模式中，不是教师给学生布置了合作探究任务以后就算完成教学任务，而是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合作指导，让学生之间可以互相配合、知识互补，通过小组成员的密切配合让学生发现知识，体验到合作学习的乐趣.因此，教师要在掌握学生性格、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基础上，根据“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合理的划分小组，并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担任合适的组内角色，从而提高学生的合作效率.

三、大学的兴起与古典文化的传播

大学的诞生是欧洲文明发展历程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也是“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学术复兴的重要成果之一。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s，最早出现在西塞罗的《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之中，主要用于表明“总体、全部”之意，在中世纪增加了“同一行业从业人员组成的社团、行会”的意思。到了12世纪中晚期，聚集在巴黎、博洛尼亚以及牛津等地的教师和学生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而自发结社，这种行为得到了王权、教权的认可[17]。大学，一种“学人共同体”由此诞生。德国著名学者卡尔·雅思贝尔斯在他的《大学之理念》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说到：“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的事业共同体……学术自由是它的一项特权，它使得传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18]可以说，大学缘起于古典文化之中，其寻求真理、传授真理的使命感也会促使这些学者、学生以不完全相同于宗教的态度去审视古典文化。

(2)现状开采量。评价区现有昆龙伟业、小灶火村、中石化加油站和中石油热泵站开采水源地，现状开采量为0.208 4×104 m3/d。

除了法学，在不同的学校，教学或多或少侧重这个或那个领域。11世纪已经全面建立的萨莱诺(Salerno)学校以医学教授为主。创建萨莱诺医学院的四个医生分别是希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一个当地基督教徒[20]，他们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当做教学的基本内容，并且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评议进行医学实践，甚至从事解剖研究。12世纪中期，医学中心转移到了蒙彼利埃，这里的医学者不仅指导健康、治病救人，也讲授教义、训诫；几乎所有的学校，语法都是基础课，奥尔良学校就曾因其解读古典作品，特别是古诗而获殊誉[21]；12世纪初的神学和教会法学中心沙特尔学校，虽然未能发展成为大学，但其文学研究名声在外，被认为是“高卢文学最丰富的源泉”，柏拉图主义的中心[1]；在巴黎，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声名远播，他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能激发学生灵感的老师，对古代权威的著作了如指掌并能敏锐地洞察其前后矛盾”的教师，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也曾在他的课堂上听讲。在他的时代，巴黎成为辩证法研究的中心，成为了“中世纪世界最早的教师之城”[19]；1220年牛津的一位学生向父亲乞求生活费的信件中巧妙地利用了古代诸神的名字，“因为您肯定知道，没有克瑞斯(Ceres)和巴克科斯(Bacchus)，阿波罗(Apollo)也会感到寒冷……”[1]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

临泽县制种玉米膜下滴灌与常规大水漫灌对比试验中，膜下滴灌处理的株高和穗位高均低于常规处理，穗长为14.5 cm，较常规处理增加0.6 cm；秃尖长为0.8 cm，较常规处理减少0.3 cm；穗行数和行粒数分别为14.49行和19.1粒，分别较常规处理增加0.29行和0.9粒；千粒重为335.9 g，较常规处理增加10.8 g。膜下滴灌折合产量（鲜穗）为14 502 kg/hm2，较常规处理增加1 395 kg/hm2，增产率为10.64%。

小结

[4]Barry Smith,“Document Acts”in Anita Konzelmann- Ziv,Hans Bernhard Schmid,eds.,Institutions,Emotionsand Group Agents.Contributions to Social Ontology(Philosophical Studies Series)[M].Dordrecht: Springer,2013:20.

事实上，古典文本、作品仅仅是古典文化中的一部分，大致来说，“始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希腊、罗马文明及其影响所及的历史皆可以纳入西方古典文化的范畴。”[3]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许多实物遗迹(包括自然遗迹和建筑遗迹)、图像雕刻资料等等，12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诗人伊尔德贝(Hildebert)就曾在他满怀伤感的诗中叹道“时光的流逝模糊了人们的记忆，凯撒的营栏和神明们的神殿也躺在泥沼里……今天尚存这么多文物，但毁灭的更多，以至于现存的无法与之相比，毁灭的无法恢复。”[1]“12世纪文艺复兴”期间，对古典文化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的也不仅仅只有修道院、主教座堂、贵族宫廷和私人图书馆以及大学，至少，12世纪意大利城市初等教育的普及、公证人制度的发展、口若悬河的政治演说、制作精巧的古典风格雕塑绘画在古典文化传承中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6]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M].任宝祥,任中印,主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88.

【参 考 文 献】

[1]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M].夏继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3，57，30，26，56，34，84-90，227，237-239，232，232，159，180，302，317，131.

基于AutoCAD对煤矿矿井巷道在进行三维建模时，以测量控制点数据和断面参数为基准点，可以实现对巷道中心线的绘制和巷道断面的定位。然后利用AutoCAD中常见的特征命令，煤矿矿井巷道进行拉伸，可以最终绘制煤矿井下巷道的三维立体图。

[2]Jan M.Ziolkowski, Middle Ages, In Craig W.Kallendorf,A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al Tradition[M].Malden;Oxford;Carlton:Blackwell,2007:17，19-21.

杨译：...who pass on the truth and dispel ignorance.[5]151

[3]解光云.古典传承与文艺复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2):121-128.

古典文化并没有随着日耳曼人的南迁和罗马帝国的瓦解而消亡，“12世纪文艺复兴”期间，许多古典文本在修道院、主教座堂、贵族宫廷和一些私人图书馆中得到了细致的抄录和妥善的保管，“翻译运动”则促使保存在东方的古典作品通过种种途径被翻译成拉丁文，重新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在12世纪学术复兴基础上诞生的大学里，法学学者们发现了罗马法的价值，并将之付诸实践，成为西方法治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古代医学、科学、文学、哲学在大学的教学里获得新生，并因为融入了阿拉伯人、希腊人、犹太人等各个民族的知识、经验而愈加丰富。

[5]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68-75.

概括言之，朱熹与石刻的关系，可以从“朱熹的石刻”与“石刻的朱熹”这两个密切关联的视角来观察。所谓“朱熹的石刻”，指的是朱熹所撰书的石刻文、所收藏的石刻拓本以及所获得的石刻研究成果；所谓“石刻的朱熹”，指的是从石刻中体现出来的朱熹的学术、志趣及其文化形象。前者关注的是石刻如何从朱熹身上获益，或者说朱熹如何成就了石刻；而后者关注的是朱熹如何得益于石刻，或者说石刻如何成就了朱熹。

[7]E.D.约翰逊.西洋图书馆史[M].尹定国,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101-102，116-118.

[8]P.Schaff,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Volume V: the Middle Ages.A.D.1049-1294[M].Michigan:Grand Rapids,1989:420，421.

(1)政策引导和措施落实，大大推动了动力煤入洗的发展。自“十一五”实行的所有新建大中型煤矿，必须配套建设选煤厂，所有在役大中型煤矿必须补套建设选煤厂的政策措施，大大推动了选煤厂的建设，特别是动力煤选煤厂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

[10]E.G.Browne,Arabian Medicine[M].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2:79.

罗马对12世纪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语言、文学和哲学的领域，罗马法的影响可能更加广泛而深刻，哈斯金斯认为“罗马法的复兴是所有罗马文化复兴的核心部分。”[1]而罗马法的复兴与大学的兴起关系密切。一般认为，早在公元9世纪，“传统法学”在佩波(Pepo)等学者的推动下诞生于帕维亚(Pavia)。11世纪下半叶，博洛尼亚(Bologna)人伊尔内里乌斯(Irnerius)在托斯卡纳(Tuscany)开始了他的法学研究，回到博洛尼亚后在当地建立了法律学校。在那里伊尔内里乌斯最终将法学与修辞学区别开来，使法学成为一门以《民法大全》原文为基础的独立学科，由于他热衷于将评注写在法典原文的字里行间以及书页留白处，他本人及其弟子被冠以了“注释法学派”(the Glossators)的称号。“在许多方面，博洛尼亚学校的工作代表着中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成就……法学家接受查士丁尼为权威，正如神学家接受早期教父的著作、哲学家接受亚里士多德一样……对于罗马法，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理解、注释、发展和运用。”[19]从12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都是罗马法在整个欧洲传播的中心，四处奔波的教授们把罗马法从一所大学带到另外一所，即使是在国王明确宣布反对罗马法、禁止罗马法教学的英国，牛津大学对罗马法的学术研究也未曾中断；王室也聚集了一批法学家来论证专制君权的合法性，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就曾雇用伊尔内里乌斯的四个杰出弟子作为法律顾问，大名鼎鼎的博洛尼亚“四博士”(Quattuor Doctores)：布尔加利斯(B. de Bulgarus)、马丁努斯·高塞(Martinus Gosia)、雅各布斯(Jacobus)和胡果·德·拉维纳特(Hugo de Ravennate)；法学还被更多地运用在城市法和发展中的商业、海事法中，律师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因素，并且已经在社会上立足[1]。

[9]克雷顿·罗伯茨等著.英国史(上册):史前-1714年[M].潘兴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8-119.

推荐理由：全书以精彩的插图、简练的说明，带着小朋友们走向森林、原野和海滨，去发现、辨认花草菇莓，贝螺鱼虾。于是，孩子们发现、认识了一个美丽、多彩、真实的大自然，又交上了大自然这个好朋友。

[12]徐善伟.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85-90.

自大航海时代后，世界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由资本主义列强掌握。西方列强的交往思路是“零和博弈”，文明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东西处于对立状态，这是传统国际交往的巨大弊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智慧的产物集中释放，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对外事务的独特方式，是中国智慧的产物，也是对整个人类的重要贡献”[18]。它是在摒弃传统“帝国”体制和极端“国族”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文明观[19]；是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20]。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国家意识觉醒、逆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应对现实，打破国家交往对抗模式的新产物，是对五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国际交往观进行矫正。

[13]林太,张毛毛编译.犹太人与世界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1993:171.

[14]爱德华·格兰特.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M].郝刘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8.

[15]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2.

[16]刘建军.阿拉伯文化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影响[J].北方论丛,2004(4):98-102.

[17]张弢.大学之名的中世纪起源与考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86-98.

[18]卡尔·雅思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

[19]H.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in the Middle Ages,Volume 1:Salerno,Bologna,Par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5:254，289.

毛细支气管炎是婴幼儿常见的疾病，由于婴幼儿气道尚处于发育阶段，发病时会导致细支气管炎出现黏膜肿胀、炎症细胞浸润、分泌物增多等表现，出现喘息、咳嗽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呼吸衰竭，严重影响着患儿生命安全。目前毛细支气管炎尚无特效药无治疗，一般采用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吸痰、吸氧等综合治疗，积极有效地促进痰液排出对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有着重要意义[10]。

[20]Vern.L.Bullough,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s a Profess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to Modern Medicine[M].Basel: S.Karger,1966:41.

[21]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M].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