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位于甘肃省最东部，习称“陇东”。庆阳历史悠久，传说中轩辕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即在庆阳一带。庆阳是中华民族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诗经》之《豳风·七月》《豳风·东山》《大雅·公刘》《小雅·采薇》等篇都描述了周人在此地的生活情景。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庆阳方言保存有很多古语词，由此决定了庆阳方言有重要研究价值。然而，在甘肃方言的研究中，研究兰州方言者居多，而关注庆阳方言的学者却很少。方言的重要价值是存古，从存古的角度看，庆阳方言的研究价值并不亚于兰州方言。令人欣慰的是，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3月出版刘瑞明、周奉真先生合著的《庆阳方言词典》[1](后文简称《词典》)。正如该词典“序”所言：这是庆阳方言研究的第一部词典，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深入研读《词典》，笔者认为：填补空白，仅是该词典的表层意义；该词典更重要的意义，则在其方言研究理念、方法及作者的学术追求对后来跟进者的启迪。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为了深入认识该词典的特色及价值，本文的讨论，从汉语方言研究的两种学术背景入手。

一、汉语方言研究的两种学术背景

学界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受两种学术背景的影响：一是以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理念和方法为背景，重视方言的源流考察与词义研究；一是以西方语言学的理念和方法为背景，重视方言的语音调查和语法研究。两种方言研究的理念和方法都有其合理性。然而，近现代以来，受西方语言学的强势影响，汉语方言研究的重心转向语音、语法，而对方言词语源流及词义理据的研究，则非常薄弱。

(一)以语法为本的汉语方言研究

西方语言学中的语法学很早就非常成熟，而我国传统语言学一直以语义研究为核心。双方语言研究重心的不同，由各自的语言性质决定。上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词和词之间的语音区别手段有限，这就导致汉语单音节词的词义内涵大多非常复杂，例如很常见的“生”，《汉语大词典》下竟有55个义项。相对而言，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词大多是多音节的组合，音和音的组合，会产生很多区别手段，这就导致西方语言的词的词义内涵比较简单。例如，汉语“生”可与英语“born(出生)”“grow(生长)”“unfamiliar(陌生)”“student(学生)”等词对应。比较以上诸英语词与汉语单音节词的词义内涵，则会发现英语的词义内涵非常简单。*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一定程度解决了上古汉语单音节词词义内涵过于复杂的问题。但直到现代汉语，单音节词仍然是汉语基础词。万业馨《应用汉字学概要》[12]：从词的数量看，常用程度最高的词中，以单音词为主；从词的使用频率、词次看，则无论单、双音词的数量对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单音词的词次都远高于双音词。过于复杂的语言注定要死亡；而过于简单的语言，又难以表达其复杂的记录对象。因此，简单的东西，必然会有复杂的东西与之配套；复杂的东西，必然会有简单的东西与之配套。英语词义内涵简单，与之配套的语法就需要复杂；而汉语词义内涵复杂，与之配套的语法就需要简单。汉语的词义内涵复杂，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重心就会落在词义上面；英语的语法形式复杂，英语的研究重心自然会落在语法上面。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语法的研究很薄弱，这其实是由汉语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近代以来，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也逐渐以语法研究为中心。这种语言研究重心的转向，其中得失需要我们反思。

反观汉语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语言学史，反思汉语与英语的不同，我们不难发现过于西化的汉语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的弊端。就汉语方言的研究而言，我们应注意到不同方言间的语法差异，如甘肃有些地区把“喝茶”“吃饭”说为“茶喝”“饭吃”等。但是，相对于这些语法的差异，方言之所以为方言，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方言中大量方言词的存在。这一点，恐怕对方言没有任何研究的普通人都能感受到。因此，如果一味把汉语方言研究的重心放在语法上面，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二)以语音为本的汉语方言研究

很多人对方言的感受可能主要在两方面：1.方言词的特殊性；2.方音的特殊性。目前汉语方言的研究，对方音的调查和描写很重视，这有其合理性。追溯这种研究法的源头，我们也能从中看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子。西方文字对语言的记录着眼于语言中的语音要素。语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语音变了，记录语言的表音文字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就导致某一种文字分裂为几种文字。文字的分裂，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国家的分裂。曾经大一统的欧洲分化为很多国家，这与文字的分裂有很大关系。有了分裂，就需要探求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关联，而要完成这一工作，语音研究是基础，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对语音的研究也非常重视。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信猴”一词都是异写纷乱，这说明“信猴”的构词理据过于隐深，人们只能用同音字来记录该词。“信猴”的构词理据，慧琳认为是“以所鸣声为名也”，但对此慧琳也不敢确定，故又言“未详其定”。《词典》认为，“信猴”等异写的本字当作“衅候”。“衅”为祸乱义，“候”为征候、先兆义，“衅候”即祸乱的征候。为什么说猫头鹰是祸乱的征候呢？《词典》引当地传说“猫头鹰前半夜叫死老汉，后半夜叫死娃娃”，说明民间认为猫头鹰鸣叫有死亡的兆候。以猫头鹰为凶兆，自古有之。《诗经·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鸱鸮即猫头鹰，它带来的是家破人亡。鸱鸮又叫鸮，《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楳，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止。”“鸮”在诗中比喻坏人，郑玄注：“鸮，恶声之鸟也。”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相互印证，让我们对“衅候”的构词理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然，学术需要在争鸣中前进，慧琳“以所鸣声为名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因此，《词典》观点是否正确，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至少，《词典》的观点让我们耳目一新，也启发我们对相关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2]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基于ANP方法确定超矩阵RI=(riny)4×4，具体过程见2.3节中的步骤4，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中间过程与数据，结果如表6所示。

研究目的的不同，决定了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语音研究法完全不同于西方语言学的语音研究法。但是，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长期以来，汉语方言语音的研究，重共时的调查描写而轻历时的音变解释。目前，学界对方言语音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贡献有目共睹。但是，笔者认为，从方言的深入研究看，有必要由共时的语音描写走向历时的音变解释。例如，甘肃陇西地区称“渭河”为“[yu4]河”，为何如此，有人说该河象一条玉带，所以叫“玉河”；更有人说该河与大禹治水有关联，所以叫“禹河”。其实，“渭”读为[yu4]是古音的保留*“渭”在陇西方言中发[yu4]音主要是由喉音和唇音通转现象所致。“渭”的古音是喉音(声母)和u(韵母)组成的音节。喉音在合口韵前，容易变为唇音，即：由u发音特点决定(双唇)，喉音发音位置逐渐前移，进而变成唇音。声母发音位置前移，使韵母u的舌位降低，逐渐变成ei。声母和韵母相互影响而演变，形成“渭”的今音“wei4”。。方言中保留古音的情况很多，如果研究者仅着眼于语音现状的描写而不重视方音演变的解释，自然会为很多牵强附会的解释留下很大空间。而且，不重视方言古音的追溯，也很难在深层认识某方音的特性和系统。

(三)以探源溯流、词义理据为本的汉语方言研究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收益分配，还涉及到公平竞赛问题。首先，当强队与弱队之间的收入出现过大差异时，就容易妨害到体育赛事的公平性——造成强队畸强，弱队畸弱的局面。如西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沦为皇马和巴萨两家俱乐部二人转的“西超”，背后的原因便是上述两队有权独享体育赛事转播权收益，从而拥有其他球队无法媲美的财政实力。这就要求赛事组织者设置合理的分配规则，避免此类强弱悬殊的局面出现。其次，为了推动体育赛事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年轻参赛者和业余体育活动进行支持，这部分投入由赛事组织者出面进行分配显然也最为合适。

二、《庆阳方言词典》的特色及其价值

《词典》“前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目前方言辞书存在的三个普遍性问题：1.方言词的滥收；2.重描写而轻解释；3.不重视本字考察和源流梳理。为什么汉语方言辞书会存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有无解决的必要？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只有了解了汉语方言研究的两种学术背景，我们才会对以上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词典》以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理念和方法为背景，通过对其“前言”所指出的三个问题的解决而体现其研究特色及学术价值。

(一)宁缺毋滥，仅收有研究价值的方言词

《词典》“前言”指出：“许多方言词典混杂了大量普通话词语。方言词典的首要问题是确定什么样的词才是方言词，并由此决定收录与否。方言词典应该是纯粹的方言词典，而一些方言词典却混杂大量的非方言词。”

不同性质的方言词典有不同的任务，兼收普通话的方言词典，目的在对方言的全面调查和描写。例如调查某地区对父亲的称谓，如该方言区有人说“大”(常音变为“达”)、有人说“爸”(受普通话影响大的地域或家庭，不再说方言词“达”，而是用方音说“爸”)，那“达”“爸”都会进入该地区的方言词典。这样做，有利于对该地区语言使用情况的全面介绍，但全面介绍又会在某种程度上掩盖该地区的方言特色。另外，方言与普通话同出一源，因此方言中的大多数词和普通话一致，如果方言词典采取兼收普通话词语的原则，则词典中一定会出现大量没必要收录的词条。大量词条的出现，反而不利于对需要研究的方言词的深入讨论。

当然，即便某方言区的“爸”和普通话的“爸”在语义和语用方面完全相同，但语音上会有区别。从语音角度看，考察方言中的“爸”有助于方言语音的研究，因此，西方语言学中方音的研究往往立足于对语言的全面调查。但是，汉字的表意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语音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以方言语音研究为目的而以方言词义研究为目的的方言词典，有无必要收入诸如“爸”“妈”这样一些通语词，值得我们反思。

传统语言文字学对汉语的关注重心一直在语义上面，这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影响，则是关注有方言特色且值得研究的词。立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背景，《词典》的收词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收有研究价值的方言词。正如《词典》“前言”所言：“汉语方言词典应该注重研究性”，“高质量的汉语方言词典应该是研究性的”。《词典》也正是在方言词的选取、研究方面体现其特色和价值。例如，该词典“亲属”部分收“达达”“爸爸”(181-182页)，简单和普通话对应，好像方言中的“达达”即普通话的“爸爸”。《词典》收“爸爸”，似乎自乱其例。但详读词典，则知“达达”指父亲，而“爸爸”指表叔。这一现象，在甘肃别的方言区也存在。有趣的是，甘肃陇西有些地区，“爸爸”甚至可以指姑姑。“爸爸”不指父亲，而指表叔、姑姑，这便是方言的特殊性。这样的词，方言词典当然应该重点收录。为什么“爸爸”不指父亲而指表叔、姑姑，当然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爸爸”指姑姑，可能受满语的影响，老北京旗人称姑姑为“姑爸爸”，“满族人常将家中长辈女子称呼男性化，以示尊重，正如光绪称慈禧为‘亲爸爸’一样。”[7]《词典》尽管没有细究“爸爸”指表叔的原因，但由其收词原则(收有研究价值的方言词)决定，《词典》为后人的跟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言资料。

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水文地质结构条件及几何形状，将研究区在平面上剖分成300×500 的矩形网格单元，厂区进行了加密处理，垂向上为2 层，模型顶部高程为地表标高，底部至潜水底板。有效计算单元为103 118个，无效计算单元为46 882个，共计150 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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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词义理据的阐释与源流的梳理

当前关于英语教学的教材质量参差不齐，不少教材让学生挑花了眼[4]。为了跨文化教学的实际成果，教师必须为学生们挑选一本好的英语教材，帮助学生们在课堂学习中掌握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5]。教材不仅要让学生们有兴趣主动学习，还要让学生们对语言的应用能力得到提高。作为一线英语教师，必须精挑细选，征求多方意见，深入研究教材内容是否安排得科学，是否能够让学生们学得下去，学得深入[6-7]。除此之外，教材的文化内容是否丰富也是挑选的重要标准，要知道高水平的英语教材能够让学生们在学习中事半功倍，激发自身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由语言性质与文字性质决定，西方语言学非常重视语音、语法的调查、描写、分析，而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则非常重视源流梳理与词义解释。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核心，“训诂”二字，简单地理解，即为解释。正是以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理念为背景，《词典》高度重视词义理据的解释，并由此彰显其特色与价值。例如：

笔者所熟悉的甘肃陇西地区，把猫头鹰称作“恨候”(直音)。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称呼？这个称呼是否古已有之？这个称呼是否在别的方言区存在？读《词典》，笔者长期的困惑得以解决。《词典》以《庆阳县志》《合水县志》《正宁县志》《宁县志》《镇原县志》为据，在21-22页收录“信猴”“杏猴”“鴴猴”“鸻鶘”“鴴翭”等词条。从词的角度看，上诸词条只是一词的异写，似乎没必要分为多条。但从学术继承的角度看，以词条的形式交代异写的不同出处，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再说，辨误才能知正、溯流才能探源，以异写为词条，也有助于《词典》进行辨析错误、探源溯流的工作。

陇西方言中的“恨候”，与《词典》中的“信猴”等相同。中古声母之见组字，在普通话中分化为“g、k、h”“j、q、x”两组声母，而在甘肃方言中很多见组字尚未分化，如陇西方言“杏”的读音与普通话“heng4”音对应。庆阳方言中的“信猴”，即陇西方言“恨候”的音变。《西安方言词典》收“幸猴”，“幸猴”即“信猴”。由此可见猫头鹰的异名“信猴”在很多方言中存在。

“信猴”一词在很多方言中存在，接下来我们自然会关注该词是不是古已有之。《词典》告诉我们：

《词典》前言指出：“几乎所有方言词典都是描写性的，即只解释词义是什么而不解释为什么。”“解释理据，是词典最高的要求，也是最普遍的要求。”

猫头鹰的异名，从唐代起就多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羽篇》：“训胡，恶鸟也，鸣则后窍应之。”或作“训狐”。韩愈《射训狐》：“有鸟夜飞名训狐，矜凶挟狡夸自呼。”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7：“关西呼为训侯，山东名训狐。昼伏夜行，鸣有怪。经文作薰胡，非体也。”或作“薰胡、衅侯、獯狐、信狐”。慧琳对于这些异写言：“以所鸣声为名也”,“方言讹转，本无定名……音异义同，共是一鸟。未详其定，今并出之也。”

读到这些材料，相信大家会由衷地佩服《词典》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力。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功力，才保证了《词典》探源溯流、理据阐释的深度和可信度。

评点式阅读教学要求学生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为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培养学生的发现和创造能力、表达能力、评价判断能力、合作能力和自学能力。通过“评点”，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语言感受力，而且灵活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阅读的有效性。由于评点式阅读教学的基本形式是自学，对教师而言，“教”的重点由教学生知识到教学生学会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教学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既有经验观照文本，提出观点，又可通过品评、鉴赏来实现自身主体意识的层次化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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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方言本字的探求

《词典》“前言”指出：“不研究理据，也就不知道本字，就简单地标同音代替号。”

当然，问题是难免的，《词典》对某些词本字的考求及相关材料的辅证，还有继续讨论和继续扩充的必要。例如：

《词典》在“信猴”等词条之后，又收录猫头鹰的异名“鸱雀子”等。“雀”之庆阳方音和普通话的“qiāo”对应。《词典》指出：“雀”是“鸮(xiāo)”之变，庆阳方言中的“鸱雀子”即“鸱鸮”。《词典》这一结论，可为确论！由此亦可见庆阳方言的存古价值。大多数方言词典，可能对类似“鸱雀子”这样的词，只是用同音字记录后解释“指猫头鹰”。为什么“鸱雀子”指猫头鹰？这恐怕才是读者真正关注的问题。《词典》通过对本字的探求，指出“鸱雀子”即“鸱鸮”(名词后多加“子”尾，是庆阳方言的特色)，则让读者豁然开朗。本字对古今的沟通，方言对古语的保留，也跃然纸上。

《词典》在“鸱雀子”后又收录与该词相关的“出叫子”“鸱怪子”，并指出其中的音变、义转。从源头上找到“鸱鸮”，从流变中类聚“鸱雀子”“出叫子”“鸱怪子”等，这种探源溯流、通幽洞微的工作，对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一种方言有重要的价值。

方言本字的考辨，在汉语方言研究中有重要的意义，这应该是每一个方言研究者都能意识到的问题，可为什么很多方言辞书及研究论著回避方言本字的考求？这里面可能有方言研究者害怕出错、回避难题的原因。很多方言本字的考求非常难。对方言本字的考求，出错很正常，观点分歧也很正常。《词典》迎难而上，重视本字的考求及理据的阐释，这不仅体现作者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更体现作者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勇气。

目前，汉语方言词典或研究著作大多不重视方言本字的探求，这可能是受到了西方语言学方言研究理念、方法的影响。西方语言的多音节性及其文字的表音性，决定了西方语言学对语音调查与描写十分重视。这一方法与理念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影响，则是重语音调查而轻本字探求。但是，方言词典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释义，正如《词典》所言“方言词并非多是有音无字，不以方言词典的字作为探求义源的依据，那又另以什么为依据呢？”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密切，如果仅仅把汉字作为记音符号，则会因放弃汉字形体线索而对方言词的释义停留在浅层。而且，汉字能起到沟通古今、沟通方言的作用，这种沟通，对维护文化凝聚力、国家统一都有重要作用。鉴于此，《词典》发扬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精神，以方言本字的探求作为基本任务。例如：

《词典》124页“断”下释二义：“①追赶人；②赶走。”通过《词典》所举例证，可知陕北、山西、内蒙古等地方言中都有表示追赶义的“断”*“断”表示“追赶人”很少见，惜《词典》未就此详细说明。。

从例证看，还可从以下角度丰富《词典》：1.古今沟通：《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回：“又没叫俺进去，给了俺四五十个钱，立断出来了。”“立断出来了”即当下被赶出来了。2.辨析误解：《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自从县中打断出来，我妈不久着了惊唬，得病死了。”白维国《金瓶梅词典》[8]、陶慕宁校注本《金瓶梅词话》[9]皆释“打断”为“判决”。以方言义解之，“打断”当指殴打驱赶。“断”在《金瓶梅词话》中即有驱赶义，如第九十三回：“他把娘喝过来断过去，不看一眼儿。”《醒世姻缘传》第十一回：“那珍哥就如没了王的蜜蜂一般，在家里喝神断鬼，骂家人媳妇，打丫头。”《汉语大词典》释“喝神断鬼”为“喝神骂鬼”。以方言义解之，“断鬼”不是骂鬼而是驱赶鬼。3.异写类聚：甘肃陇西地区“断”或音变作“蹨”(读如“捻”)。《集韵·上铣》：“蹨，逐也。”《中国谚语资料》：“话是酒蹨的，兔是狗蹨的。”原注：“蹨，陕西方言，即赶的意思。”“蹨”字生僻，通常又写作“捻”“撵”等。《古今小说·葛令公生遣弄珠儿》：“众妾为平时珠娘有专房之宠，满肚子恨他，巴不得捻他出去。”《醒世姻缘传》第七六回：“狄希陈又故意的与调羹合气，捻他起身。”《金瓶梅词话》第二一回：“趁早与我出去，我不着丫头撵你。”

从理据解释看，《词典》认为“断”指通过追赶把路截断，引申则“断”有追赶义。《词典》以“短路”一词为辅证：“短路”指拦路抢劫，“短”即“断”的别字，指把路截断。我们认为，由“断”自身词义特点决定，“断”很难引申出追赶义。“断”之追赶义，应该由假借所致，因此有必要为方言“断”求本字。笔者在研读敦煌文献时多次看到“趁”“趁出”，例如《敦煌变文集·孝子传》：“父母怒，复更趁之。”敦煌契约文书P.4075背《养男契样文》：“不听者当日空手趁出门外，针草莫与。”“趁”可能为表示驱赶义的“断、蹨”诸字的本字。《说文》：“趁，也。”《徐注》：“自后及之也。”《段注》：“今人趁逐字作此。”明·无名氏《勘金环》头折：“不自由呼幺喝六，拨万轮千，追朋趁友，恁般风尘，他直等的踢腾了使尽俺这家私罢。”此句中“趁”“追”同位互训，即可看出“趁”之追赶义。从语音演变角度看，《广韵》：“趁，尼展切，音蹍，趁逐。”《集韵》：“趁，乃殄切，音捻，逐也。”据《广韵》《集韵》切音，“趁”古音当读“nian”，“nian”和“duan”读音接近，容易相互间音转。由于“趁”今音演变作“chèn”，*“趁”今音演变作“chèn”，声母“n”演变为“ch”为古无舌上音现象，韵母an演变为en为旁转现象。方言中遂借用“断”“蹨”等字表“趁”之驱赶义。

汉语某些方言间的语音差距，不见得比英语、德语、法语的语音差距小。为什么中国没有因方言的分歧而分裂？这里头，我们能看到汉字的巨大功绩。不同于表音文字，汉字对汉语的记录，着眼于语言中的语义要素，因此，语音的分歧，不会在根本上改变汉字的形体，例如广东方言和甘肃方言语音差别很大，但这两种方言反映在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上，并不会有太大差别。汉字，不仅沟通了历史的古今隔阂，也沟通了方言的地域隔阂，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统一、文化的凝聚。当然，由于古今和地域的变化，原本在通语中的一个词，可能会在不同方言中产生多种书写形式。由此，决定了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求本字、求理据。通过溯本清源，让汉字重新沟通方言与通语的历史隔阂、地域隔阂，这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凝聚文化、维护统一的作用。这种汉语方言研究的理念，我们从章太炎等先生的论述中即能看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章太炎先生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先生所认为的“国粹”，第一项便是“语言文字学”。(《演说录》，《民报》第六号)而章太炎先生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新方言》[3]，其目的即在“用汉字来统一方言，使不同地区的人在书面语上取得一致”[4]。章太炎先生之后，其弟子黄侃先生作《蕲春语》[5]、李恭先生作《陇右方言发微》[6]，这些方言研究的主要工作即是：求本字、求理据。

以上笔者对表示追赶义“断”的本字的考求有很多牵强的地方。很多问题，在相互辩驳、讨论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清晰。对《词典》的一些结论，笔者不完全同意，也有进一步讨论的愿望。我想，在《词典》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问题、补充材料，并因此激发更多人对关注、研究庆阳方言的兴趣，应该是《词典》作者的学术愿望之一。

三、《庆阳方言词典》编著者

《词典》编著者为刘瑞明、周奉真先生。

笔者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听说过刘瑞明先生。北京师大的老师告诉笔者：“甘肃的刘瑞明老师很厉害！有机会你要多向刘老师学习。”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拜见刘老师。2012年，笔者有幸看到先生文集《刘瑞明文史述林》[10]，才真正见识到先生的博大精深。该文集共八卷，370多万字，收录论文300多篇。不看质量，单从数量看，刘先生的成果已令人震撼！从具体文章看，刘先生对很多问题的讨论，不故作高深也不空洞说理，而是从具体、有趣的现象切入，以小见大。以大见小的空洞文章很多，而以小见大，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和高超的文学技艺。刘先生的文章生动有趣、功力深厚，避免了大多学术论文的枯燥机械和空洞无物。这种文风、这份功力，正是笔者向往的。因此，在学习刘瑞明先生文章的过程中，在笔者心中，先生的学术地位愈来愈高。

刘瑞明先生与其得意门生周奉真先生长期研究甘肃庆阳地区的方言，而笔者对甘肃陇西地区方言比较关注，并与家人合作完成《陇西方言词语研究》[11]。因为学术兴趣相投，笔者有缘和周奉真先生结识。也许在很多人眼里，周先生是官员；而在笔者眼里，周先生更是一位学者。周先生擅长写作古典诗词，而笔者在这方面却一窍不通。当下用诗词装点自己的官员多着去了，起初与周先生认识，笔者并未因周先生是一位会写诗词的官员而对周先生有太多敬佩。直到有一次笔者去省图书馆，正好听到周先生讲中外文化，才对周先生由衷佩服。周先生口才好！功力深！此后，微信到处转一篇批余秋雨在兰州讲学的文章，指出余秋雨的很多硬伤，当时笔者还想：不知是哪位大仙，功力如此了得！后来才知道，竟然是周奉真先生！高手原来就在身边！笔者尽管是一个才智平平的人，但喜欢与高手交往，再加上周先生和笔者都爱喝酒，时间一长，两个原不搭界的人，却有了越来越深的交情。

刘瑞明先生年逾八旬，《词典》的后期工作，主要由周奉真先生负责。周先生经常与笔者分享并讨论《词典》中的一些观点，这让笔者很早就对《词典》有一定了解。《词典》以传统语言文字学为学术背景，重视方言的本字考求和理据阐释。笔者推崇这种方言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今读《词典》，更是激起笔者内心对刘先生的敬佩之情。刘先生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完成多部著作。可是，在《词典》即将出版之际，刘先生却与世长辞。尽管笔者未能见到先生一面，可笔者在读《词典》时却经常在头脑中能看到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形象：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夙兴夜寐、不知疲倦……先生尽管走了，可他的精神生命留在了人间！

学术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2004年，路虎发现迎来了自面世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换代。第三代路虎发现拥有了全新的车身整合式底盘结构、全新的动力总成、全新的驱动系统，而一切都让这个已经诞生十余年的中型SUV得到了全面的进化与升级。

根据《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9]的标准，TG水平以空腹（禁食12 h以上）＜1.7 mmol/L为合适水平，TG≥2.3 mmol/L为升高。根据空腹TG水平的不同，对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严重程度进行分层（表1）。血清TG＞2.3 mmol/L的患者ASCVD风险增加。

【参 考 文 献】

[1]刘瑞明，周奉真.庆阳方言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对语音的研究也非常重视，例如清代小学大师王念孙就提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广雅疏证序》)[2]。但是，我们传统语言文字学之所以对语音重视，是因为可以以语音为工具探求语义。归根结底，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语音还是为了研究语义，这与西方语言学研究语音的目的完全不同。

where Ktis the torque coefficient of the motor;Jmis the total rotational inertia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motor;Bm is the total damp coefficient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motor;Tpis the load torque of the brushless DC motor by which the pump is driven to work,and Tp=DpPl.

[3]章太炎.新方言·章太炎全集(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332.

[5]黄侃.蕲春语·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李恭.陇右方言发微[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7]叶广芩.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293.

[8]白维国.金瓶梅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1.

[9]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0]刘瑞明.刘瑞明文史述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

[11]陈晓强，陈晓春，陈晋.陇西方言词语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

[12]万业馨.应用汉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9-160.

以 “吉非替尼”、“间质性肺病”、“间质性肺炎”为关键词进行检索CNKI、VIP及万方数据库，以“gefitinib”、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nterstitial pneumonia”为英文关键词检索PubMed数据库。检索时间为2002年7月～2018年5月。

在约会之外的时间，她从不与他们联系。没有短信、电话，只是约定俗成的见面，秘密沉默地推进。这重新回复的渴求，使她明白内心有一处陷落并未被填补。有时她觉得走在哪里都是一样。在这个地球上，走东走西，生活在哪一个角落，耳边响起的是哪一种语言，身边走过的是哪一种肤色的人群。贞谅从小给予她四海为家的生活，使她突破对空间概念性的界限。唯一相续的，只是孤独。

“此外，有了这种高速电动机，我们会希望这么好的技术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如果要让氢燃料电池实现高效的表现，并有很好的使用寿命，就需要非常高效的电动空气压缩机。”芮博廉先生谈及盖瑞特燃料电池电动空压机的开发初衷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