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其英译本分为节译本和全译本。节译本有很多，诸如汤姆斯的《丞相董卓之死》(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X. Z. 翻译的《三国演义》第一回至第九回(San Kuo Chih)等。其中较著名的两个节译本都是翻译该书的第43回至第54回：一是1981年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三部古典小说节选》；二是1972年由香港文心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译者张亦文所译的《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的英文全译本目前有三个：(1)邓罗(C. H. Brewitt-Taylor)翻译的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以下简称邓译)，1925年由上海别发印书馆出版；(2)罗慕士(Moss Roberts)翻译的 Three Kingdoms：A Historical Novel(以下简称罗译)，1991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联合在美国出版，1995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在中国首次出版；(3)中国的虞苏美教授翻译的The Three Kingdoms，2017年9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文军、李培甲(2011)对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的研究(统计截止日期为2011年1月23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从7个方面论述了研究的状况：总体性介绍、译者研究、翻译策略、译文对比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性研究和语言学视角，并对《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建议[1]。本文尝试根据两位学者的研究思路对近七年的《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进行整理归纳。

黄骅，这座渤海岸边的明珠一样的城市，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沃土上，美丽乡村建设使这里天蓝、地绿、路洁、水清……如今，目光企及的地方，那些童年的歌谣依旧在田野深处交响，希望的果实在阳光下四季的变迁中静静地酿造成醇美的酒，从最南端的小堤柳庄村到最北端的东聚馆村，那些美丽的乡村建设得如一首田园诗，如一幅多彩的风情画，如一串绝美的歌谣。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检索，2011年1月24日至2017年11月24日期间《三国演义》英译相关论文共153篇，其中有6篇不符合本研究要求，因此有效论文为147篇，是2011年初文军教授检索的论文数量(68篇)的两倍多。这147篇论文包括：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37篇，会议论文5篇，期刊论文102篇。

一、《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现状

根据论文研究内容和文军、李培甲的分类，笔者将这些论文分成8类：总体性介绍、译者研究、译介史、翻译策略、译文对比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性、语言学视角研究。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一)总括性介绍

本类别包括了对《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总体介绍的论文。

在民宿民俗旅游营销的过程中，环境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向消费者展现出独特的环境设计，才能够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因此，在进行民宿民俗旅游环境设计的过程中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展现出当地独特的地域特色。同时要注重可持续发展，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本着历史传承的原则，深度挖掘当地的历史人文以及民族风情。

陈甜(2013)针对国内学者褒罗贬邓的势头，向读者再现了邓罗在中国的汉学生涯，并通过实例证明邓罗的译本在当时如何受欢迎，进一步剖析了邓译受到冷落的原因，并重新评价邓译本的价值：适合读者；推介中国文化；先行作用[2]。

表1 《三国演义》近七年英译研究状况统计

分析角度期刊论文数量硕士论文数量博士论文数量会议论文数量论文总数量总括性介绍10111译者研究516译介史44翻译策略17421文化1362324文学性11112语言学7815翻译学理论35171154

董琇(2016)以邓罗译本为参照对象，从词语、句子、篇章和文外四个层面考察罗译本的风格特点。研究发现：罗译较忠实于原文，通过模仿汉语的形式，传递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传统、习俗风尚、审美心理和精神气质；同时，通过文外注释等手段，照顾了普通英语者的接受能力，克服了“异域化和本土化的对立”[3]。

(二)译者研究

王燕(2016)以英语世界里对《三国演义》的第一次系统解读的书评《三国志评论》为研究对象，考订出作者是郭实腊，结合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与认识，分析出该书评四方面的问题：情节译介、人物重构、译介者对《三国演义》的总体评价和译介缘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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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甜在《中国古典小说先驱翻译家：〈三国演义〉译者邓罗》中花了不少篇幅介绍邓罗的生平、翻译《三国演义》的原因、翻译效果及译本的文学地位[6]。

骆海辉(2011)从译者素质的角度对罗慕士的英译本进行研究，认为译者罗慕士具有丰富的汉语知识、扎实的译语能力及娴熟的翻译技艺，才使得其译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7]。

针对学术界《三国演义》英译本研究“褒罗贬邓”的现象，王文强、汪田田(2017)提出应当还原两个译本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并指出两位译者体现出的翻译倾向与历史文化语境影响下的不同翻译目的、不同出版社、译者的语言能力及工作模式密切相关[8]。

载抗肿瘤药物的壳聚糖纳米粒氨基化靶向修饰物的研究进展 ……………………………………………… 陈雨晴等（13）：1850

(三)译介史

从译介史的角度研究《三国演义》英译本的论文非常稀少，只有四篇。

郑锦怀(2012)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1890—1921年间问世的《三国演义》英文译文及译本，对王丽娜在《〈三国演义〉在国外》一文中对《三国演义》早期英译情况的考录介绍加以订正补遗，以便准确全面地介绍《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路线图[9]。

张焰明(2012)以《三国演义》罗译本里宗教词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发现宗教词语的翻译以归化为主，与人们公认其是异化版本的看法不同。罗译本宗教词的翻译给人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张焰明提出在当前的典籍英译中，译者不可一味地追求原汁原味[14]。

郭昱(2014)从翻译史的角度对邓罗版《三国演义》的译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指出邓罗从1888—1925年期间，做了一系列译介《三国演义》的工作，包括一篇书评、四篇节译和《三国演义》历史上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并结合当时及邓罗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对译介情况、译文接受状况及其影响做了系统研究[4]。郭昱(2015)结合翻译史从学术性的角度探讨了罗慕士译本的诞生与接受，并系统研究罗慕士英译活动的学术动机、发生的理想学术环境和译本在学术圈的接受情况[5]。罗慕士的英译本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四)翻译策略

戈马军(2011)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罗译本进行了研究[12]。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Moss Roberts 主要采用了异化。由于具有文化负载的两种语言之间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针对“文化缺省”的情况，罗慕士采用了相应的优化补偿手段。这些补偿手段包括：零补偿、文中补偿、注释补偿、积极转换补偿。

汪毅(2014)对《三国演义》四字格概念隐喻的英译进行了分析，指出体现儒家文化、历史典故、宗教思想、物质文化、特殊体验的概念隐喻是译者面临的挑战，并尝试总结了罗慕士在处理四字格概念隐喻时使用的策略：对应翻译、直译、释译、注释和意译[13]。

按照江南景观一级目录进行统计整理，乾隆帝南巡期间赋诗的景观共130处，其中西湖、惠山、栖霞山、寒山、金山、孤山、云栖、大明寺、虎丘和灵岩山等居于前列;题联赐匾的景观共101处，其中金山、孤山、天宁寺、栖霞山、焦山、高旻寺、寒山、龙井、灵岩山和杭州织造府行宫等居于前列。综合上述统计数据，排名前十的景观为惠山、栖霞山、金山、寒山、西湖、孤山、大明寺、云栖、灵岩山和焦山。

(五)文化研究

刘丽霞、刘同赛(2012)以《中国丛报》上刊载的有关《三国演义》译介的三篇文章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包括郭实腊、美魏茶等在内的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有关内容的译介、译介特点及译介意义[10]。

为便于研究，笔者做了一个与文军、李培甲(2011)的统计相对比的表格。

郭昱(2016)以有关占星描写的翻译为例，对比邓罗和罗慕士的两个译本，系统研究两位译者在处理翻译难点时的技巧，并发现邓罗和罗慕士分别选择归化和异化、简化和繁华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郭昱认为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由各自的翻译目的、所处时代、专业背景以及工作模式所决定的[16]。

(六)文学性

赵彦博(2011)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对罗慕士的译本进行了研究，以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中的美学主体、美学客体、美学再现和美学标准为基础，从音系学、词法、句法角度分析译者如何再现原著的形式美，并从意象美和文化美的角度分析译者如何再现原著的非形式美[17]。

吴鸿俊(2014)从移情的视角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版的诗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二者在诗词翻译中都存在移情现象，且应用了不同的移情法。邓罗主要移情于译文和译文读者，而罗慕士主要移情于原文和原文作者。论文主要从审美移情、文化移情和移情障碍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性不是主观臆造，而是翻译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方式，是翻译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表现。”[18]

(1) 长江汉口地区为一级阶地地层，土质条件差，当位于软土地区的基坑工程进行逆作法施工作业时，考虑到土体流变的影响，支护结构墙体变形和立柱沉降与开挖时间成正相关。因此，为了将施工中支护结构墙体变形、立柱/桩与墙间的沉降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减小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尽可能缩短深基坑逆作法暗挖土方的开挖时间，以及在每层土体开挖到相应标高时及时浇筑梁板结构。

(七)语言学

张宇(2012)从语用标记价值等效这个角度出发，以《三国演义》的第43～50回的两个较为著名的英译本(加拿大译者张亦文的译本和美国译者罗慕士的译文)为语料进行对比分析，从文化负载词和认知接受两个大方面、文化及修辞等五个小方面对比两个英译本同原文的标记价值，分析译本在不同参数评定项目上的优劣[19]。

建筑质量中的二类建筑：以90年代～2005年期间建设的土木结构建筑，虽然材质属于易损结构，但是质地较好。

(八)翻译学理论

陈晓莉、张志全(2011)以目的论为视角，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文本的预期功能作了对比分析。对比后发现，罗译全部用直译的方法，而泰译本则用了省译、改写等灵活的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目标读者、文本创作或接受的动机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21]。

陈德用、张瑞娥(2012)用量化的方法统计了《三国演义》中“丈夫”和“妇人”出现的次数，探讨了性别称谓体系中的性别歧视，分析了泰勒在翻译中对这一体系的解构与重构，即通过对原文性别话语体系的积极干预和介入，淡化、规避了原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重构了性别形象和性别关系，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先锋意识[22]。

董琇(2016)通过列举罗慕士、赛珍珠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译本的译例，展示两位译者翻译审美的差异，并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概念(董在其论文中用“消费者”代替“读者”)，对比分析了三个参与者(协助者、赞助者、消费者)对译者的作用[23]。

二、近七年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状况分析

汪世蓉(2013)根据描述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客观、开放、多元的翻译批评框架和模式，对《三国演义》中典型文化专有项英译进行批评研究，在量化研究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旨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不同类型文化专有项的英译模式。其研究的典型文化主要包括《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文化、民俗文化和中国成语，并认真对比了英文全译本的译者邓罗和罗慕士的选择[15]。

表2 2011年1月24日前后国内英译研究状况对比

统计时间期刊论文数量会议论文数量硕士论文数量博士论文数量论文总数量2011年1月24日前394241682011年1月24日至今1025373147

注: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11月24日。

不难发现，国内近七年《三国演义》英译研究更加深入，且呈现出如下特点：

社会救助工作量大面广，乡镇经办人员少，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社会救助政策名目多，对象标准各不相同，各部门独立运作，部分基层人员不能准确理解执行政策。部分群众还存在“等、靠、要、懒、讹”等现象，甚至出现“越穷越光荣”“争不到低保没本事”等消极思想。

张盼盼(2015)根据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从大量实例出发，在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个层面对《三国演义》及其英译本中的人物对话作了对比分析，并发现省略在汉语中出现的频率大于英语。英汉衔接的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们对词语搭配的使用上，汉语更侧重意合，经常会借助衔接手段来实现句子的连贯与完整。因此，翻译人员会根据不同的语境适当调整衔接手段，比如在汉译英过程中，当原文中出现搭配手段时，译文经常借用照应、替代或同义词实现相同的衔接和连贯效果[20]。

(1)一些学者如郭昱、董琇、张焰明、陈甜、王燕等发表了多篇《三国演义》英译相关的论文，为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树立了榜样。

(2)随着我国翻译学学科的发展，从翻译学理论角度研究《三国演义》英译的论文较多。研究的视角包括翻译美学、目的论、阐释学、“纯语言”、互文性、“显化”、译者主体性、接受理论等。

(3)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2011年以前的《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论文共68篇，其中硕士论文24篇，博士论文1篇，而近六年的英译论文数量就达到两倍多，其中硕士论文37篇，博士论文3篇。

本次高峰论坛由主题分享与圆桌论坛两部分组成。作为餐桌派的代表，亚洲大厨、屈浩烹饪学校校长屈浩先生做了主题分享：“中国菜：原产地食材需经典烹饪技法加持”。他谈道：“原产地食材的品质固然重要，但也需厨师合理的搭配、选材，因材施法。几千年积淀迭代经典的烹饪技法是成就中国菜博大精深的灵魂。好食材也需要好的厨师，才能体现其价值。”

(4)分析的角度有了新的突破，如《三国演义》的占星文化英译、隐士文化英译、中国古代科技英译、古代军事文化英译等视角。

(5)《三国演义》会议论文数量相对不多，以加强国内外《三国演义》英译学术交流为目的的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议平台仍没有搭建起来。

Bois女士：我们为内燃机的减排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从康宁的相关产品问世40年以来，已经在全球累计减排40亿t的碳氢化合物、40亿t氮氧化合物和400亿t一氧化碳，每年预防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超过150万人。

三、国外《三国演义》研究状况及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笔者在Taylor &Francis Online 数据库和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上分别通过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San Guo Yan Yi 和Three Kingdoms 搜索，能搜到《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论文寥寥几篇，与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如火如荼的状况形成强烈对比。邓罗和罗慕士均为外籍译者，且自邓罗译本诞生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这充分说明《三国演义》的研究在英语世界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三国演义》在英美国家的接受度做深入细致的调查。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用实践证明了西方汉学家承担中国文学翻译的可行性，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

黄友义认为：“在我看来，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是文学作品，我建议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目前的问题是，能从事中译外的外国人不多，满足不了世界需求。” [24]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总会存在多多少少的偏差，葛浩文也不例外，因此中外译者合作是较好的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式。

据罗慕士的1991年全译本“致谢”部分所述，翻译项目是中国外文出版社于1982年发起的，他在外文出版社作外文专家期间(1983—1984)正式启动该项目。他还提到作外国专家期间很多同事的建议使其受益匪浅[25]。此外，外文出版社还安排著名翻译家任家桢、郑僧一(C. N. Tay)担任审稿人，他们的建议都被融入译作中[25]。即使是这样一部中外合作的译著，国外学者对罗译本似乎也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

众所周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的作品是很成功的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案例。笔者以为，文学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应认真吸取葛浩文的经验，并对外译作品的接受度做及时有效的跟踪调查，再有的放矢，加以改进，或许可以有效地加快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

参 考 文 献

[1] 文军，李培甲.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评述与建议[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3(8):25-30.

[2] 陈甜.《三国演义》邓罗英译本的再评价[J].中州学刊,2013(9):162-165.

[3] 董琇.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风格之探析：以邓罗译本为对比参照[J].中国翻译,2016,37(4):93-99.

[4] 郭昱.邓罗对《三国演义》的译介[J].中国翻译,2014,35(1):49-52.

[5] 郭昱,罗选民.学术性翻译的典范：《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的诞生与接受[J].外语学刊,2015(1):101-104.

[6] 陈甜.中国古典小说先驱翻译家:《三国演义》译者邓罗[J].湘潮(下半月),2013(11):84-86.

[7] 骆海辉.论典籍英译的译者素质：罗慕士个案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28(1):70-75.

[8] 王文强,汪田田.译者翻译倾向研究：以邓罗和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为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8(2):54-59.

[9] 郑锦怀.《三国演义》早期英译百年(1820—1921)：《〈三国演义〉在国外》订正补遗[J].明清小说研究,2012(3):86-95.

[10] 刘丽霞,刘同赛.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译介：以《中国丛报》为例[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3):7-10.

[11] 王燕.十九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三国演义》：以郭实腊的《三国志评论》为中心[J].中国文化研究,2016(4):155-166.

[12] 戈马军.文化资本视角下《三国演义》罗译本翻译策略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11.

[13] 汪毅.《三国演义》四字格概念隐喻英译策略分析[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13.

[14] 张焰明.《三国演义》邓罗英译本:情景语境改写的功能与大众接受[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27(4):97-104.

[15] 汪世蓉.《三国演义》文化专有项的描述性英译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3.

[16] 郭昱.《三国演义》中占星文化的英译[J].外语学刊,2016(5):113-117.

[17] 赵彦博.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罗慕士《三国演义》英译本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18] 吴鸿俊. 移情视角下《三国演义》的诗词对比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4.

[19] 张宇. 语用标记价值等效原则视角下的《三国演义》英译本之对比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2.

[20] 张盼盼. 《三国演义》英汉文本中衔接手段的对比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6.

[21] 陈晓莉,张志全.《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4):164-168.

[22] 陈德用,张瑞娥.泰勒对《三国演义》性别称谓体系的解构与重构[J].天津外国语大学报,2012,19(6):33-38.

[23] 董琇.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翻译审美再现研究：以罗慕士、赛珍珠的汉语典籍英译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7(4):107-116.

[24] 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34(5):62-65.

[25] Roberts M. 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 Complete and Unabridge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