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的“认识论”哲学的转向，再到现代“语言论”哲学的转向，即语言转向。语言转向被称为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其经典表述为“哲学问题就是语言问题”[1]。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前几十年的“第一哲学”[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哲学不仅是“第一哲学”，而且全部哲学的确都具有语言哲学的形式[3]。

根据车辆在会车过程中的响应曲线可知，在几项安全性指标中，轮轨垂向力与轮重减载率在会车过程中有较大的安全余量；而轮轴横向力和脱轨系数在450 km/h工况下会在短暂的时间中超过安全限值。这是由于会车气动流场对车体的横向作用力较大，主要影响与轮轨横向力有关的安全性指标。通过观察轮轴横向力和脱轨系数超过安全限值的峰值点可知，运行安全性指标的危险点一般出现在交会列车前部鼻端通过观测点的时刻，故应在高速列车的鼻端设计中设法降低会车时的初始压力波幅度，以提高动车组在高速会车时的运行安全性。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哲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

（3）阶段三。桥梁完成左幅施工后，将右幅桥梁封闭，左幅实现双向通车，设置合理的通行时速，桥梁中间设置隔离墩，在该阶段进行施工过程中，需对右幅桥梁进行拼接，同时对桥面进行铺装施工。完成右幅桥梁施工后，将左幅桥梁开设，实现双向桥梁通行。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转向”，即人们意识到语言问题与传统上人们对真理和知识的问题的哲学探索是不可分割的[5]。也有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6]。但是，长期以来，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分属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二者没有可比性[7]。其中，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断章取义和误读是造成两位哲学大师对立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并不存在实质性、根本性的对立。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近来受到很多人的重视[4]，对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理论的互读能获得更多的启发[8]。二者的比较研究仍可能带给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新的视角。

一、对二者本质对立的驳斥

笔者认为这些研究还不够全面，还应该对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作更全面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样会促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也是沿着互释的线条探讨后期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语言观的异同。

所有入选病例均给予卧床休养，24 h心电监护，对于呼吸困难或发绀患者要予以吸氧，常规内科治疗包括应用小剂量阿司匹林、β-受体阻滞剂、他汀类、硝酸酯类、钙通道阻滞剂。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加用疏血通6 mL（牡丹江友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准号H20053430，2 ml/支）和复方丹参注射液（海口奇力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号14060921，10 ml/支）20 mL入液静滴，1次/d，14 d为1个疗程。分别观察两组患者用药前后临床症状、心电图、血流变指标及肝肾功能变化。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通过“解释”使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合理化，他们是在消极保守地顺应世界。而他倡导的哲学是积极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哲学，不是仅仅解释和顺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正确理解现实，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不合理的现存的东西。他们强调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即把哲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结合起来。这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特点，他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也秉承规则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语言实践性是语言习得的实践性，而马克思所认为的语言实践性是语言进化的实践性。

二、中外学者对二者的比较

从20世纪80年代始，西方便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比较二者的异同。鲁宾斯坦(Rubinstein)于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社会实践与社会阐释》是比较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在这本书的第十章，作者比较了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在认识论方面的相似性[13]。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的认识论观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二者均认为，主体的特性是认识世界的重要中介；实践活动构成了我们对于现实的体验，而不是冥思理性；主体的社会训练和社会生活形式以及感官特性，决定着客观实在的构成；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体的特性，而且还反映了外部实在的特性；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产生于社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

1999年春，首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国际研讨会”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举行。基钦(Kitching)和普莱曾茨(Pleasants)将会议论文结集，于2002年出版，题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知识、道德和政治》[14]。在论文集的前言部分，基钦指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诚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的哲学思想可以“相得益彰”(mutually enriching)，二者的比较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新思路[9]3。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把人类实践作为构建人类生活理论的核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普莱曾茨在第九章指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相比较的三条路径[15]：(1)从历史和传记中寻找马克思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如里斯(Rhees)；(2)从本体论、认识论、哲学或者社会学的视角比较二者曾被忽略的共同之处，如吉登斯(Giddens)；(3)用源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用马克思的方法与观点构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或者用二者的观点去解释社会和政治批判，如基钦。

2014年，著名的哲学杂志《泰劳斯》(Telos)发表了加吉斯(Gakis)的《物化、语言和公共性——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的比较》[16]。加吉斯认为，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哲学观最基本的相同点是对物化的批判。马克思反对拜物教，而维特根斯坦后期对意义的探讨也体现了意义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实践，“语词即行为”，“实践赋予语词意义”[12]。二者在语言观和公共性思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最后，加吉斯指出，尽管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有一些共性，但是二者也有很多差异。例如：二者的哲学研究转向的目的不同，马克思意在实现共产主义；而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要不断改变方向，他的研究转向意在达到对人类生活形式的完全明晰。

加吉斯在2015年发表了《维特根斯坦、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联系》一文[17]。文中指出，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Sraffa)是维特根斯坦的挚友，而前者又与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军人物葛兰西(Gramsci)关系密切。斯拉法于20世纪30到40年代中期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相识、相交，并对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前言中写道，自己多年以来一直受斯拉法的启发，这些启发促成了书中最富有成果的见识[12]4。维特根斯坦后来曾说，斯拉法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用人类学的视角看待哲学问题[6]，而人类学的视角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基本前提。除此之外，在剑桥，维特根斯坦也结交了许多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如巴赫金(Bakhtin)、汤姆森(Thomson)和帕斯卡尔夫妇(Pascals)。因此，通过葛兰西的挚友斯拉法以及其他朋友的中介，马克思主义可能间接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

中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进行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比较研究，主要分为两类：比较以发现不同点[18-19]；比较以发现相同点[20-21]。对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价值论进行考察后，李包庚[18-19]认为，维特根斯坦仅仅诉诸逻辑与语言分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哲学，他的哲学是“哲学的革命”，但不是“革命的哲学”；而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阶级基础，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他的哲学既是“哲学的革命”，又是“革命的哲学”。

徐涓和徐弢比较了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自然史”的思想，认为二者都看到人的存在的自然性或动物性层面，以及人区别于动物的一面[21]。黄玮杰指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的三条线索：互释、互斥、互通[20]。其中互斥是比较传统的观点，即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排斥。互释和互通则与上文普莱曾茨的观点相类似。

持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相对立观点的学者认为二者的区别“随处可见”，最“明显”的例证是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1]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让一切事物都顺其自然”相对立[9]2。实际上，这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断章取义和误读。在《哲学研究》的第124节，维特根斯坦说道：“哲学不能干预语言的实际运用，哲学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实际运用。因为哲学不能为语言的实际运用提供任何基础，哲学让一切事物都顺其自然。”[12]55然后，他接着说道：“哲学只是把一切事物摆在我们的面前，既不做解释也不做推论。因为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们对那些隐藏的东西不感兴趣”[12]55。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目标是“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12]110，“哲学就是一场战斗，它以语言为手段来抵抗我们理解上的困惑”[12]52。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实践。这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违背。

马克思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关于语言和数学的哲学。他们分属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分别是各自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9]1，他们是“相距最远的两个哲学家”[10]。

综上所述，在核心素质的背景下，教师应该在小学语文课堂中重视对学生的教育。通过不断探索与研究，完善课堂教学，创新教学形式，积极培养学生的人文内涵和精神素养，达到语文学科教化育人的效果。

三、二者语言哲学观的比较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强调人类语言不能“私有”。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语言公共性是遵守规则的公共性，而马克思所认为的语言公共性是语言作为“公有财产”的公共性。

(2)麻石黄棕壤：分布在双溪村—风形村，母岩主要是片麻岩，土壤由残积、坡积发育而成；土壤中砂粒含量较适中，物理性质良好，该粘粒部分的硅、铝、铁成分破坏，分离不明显，有粘化特征。

(一)语言的实践性

他们即将结婚。我们还听说艾米丽小姐去过首饰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着‘荷·伯’。两天之后人家又告诉我们她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因此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1]281-282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的理解并不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而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实践。“理解一个句子就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了一门技术。”[12]87“掌握一门技术”实际上就是强调语言使用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实践性。语言游戏的规则就是语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法，遵守语言规则本质上是人类行为和实践的一部分。通过参与到语言游戏之中，通过自身实践活动，人们理解了什么是遵守了语言规则，也就习得了语言。游戏规则是在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不断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是在游戏中自然生成的，是在游戏中被习得和遵守的。具有意义的语词的使用规则就如同游戏规则一样，都是从语言游戏中生成的。这就好像“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服从规则中掌握规则”。语言规则不在于解释和说明，而在于参与和应用。这是日常生活形式中的一种习惯，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自然进程，也是建立互动双方公共性的必由之路[2]132。掌握一门语言不是依靠解释和说明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训练过程和实践活动才能实现。

语言游戏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指与相关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语言运用、语言活动和语言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在语言中用词语玩游戏。这种语言游戏观源于足球赛，足球意义体现在球员按照规则进行传球和踢射活动，语词的意义也只能存在于语言活动之中，体现于具体的使用语境。说话就是一种活动，一种实践，而且就像游戏活动一样，是一种复杂的现实活动或实践[2]128。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语言。马克思提到：“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3]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24]553。

对于马克思来说，语言不仅仅是实践活动的表达，而且参与了实践活动，语言是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或者关键形式。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5]145。这是语言进化论的观点。

(二)语言的公共性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两人的语言哲学观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非常强调人类行为和实践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生活实践、生活形式出发理解语言和思想[22]。

如：“虍”部件楚简帛文字通常作，《語丛》三組作，与齐国叔夷镈“虔”作之部件相同。又如：“性”在郭店楚简中作“眚”(其它简作“生”)，部件“生”中间均作横划，作。《语丛》三组“生”中间横划写作点画，作与西周金文及齐、鲁、中山王诸器等写法相同。楚简中“信”都是“言”在左，“千”在右，而《忠信之道》则恰好相反。郭店楚简中字形的方位互换现象比较常见，更为突出的特点是齐系文字“信”所从的“言”部件上面无横笔，作。而楚系简帛中“言”部件均作。《忠信之道》中“信”作，与齐鲁系文字相同。

规则以及规则的遵守问题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语言哲学思想。遵守规则必须以一定的人类群体的存在为前提。“一个人能独自计算吗？一个人能独自地遵守规则吗？一个人能独自经商吗？” [26]88答案是否定的。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活动，绝不是私人活动。“自以为在遵守规则并不就是遵守规则。因此，不可能‘私下地’遵守规则”[12]87。

遵守规则活动是特定的生活形式中的特定的技术、制度、习惯、习俗、实践。这里的技术、制度、习惯、习俗、实践可以指个体的，但更多的指共同体(或社会)的技术、制度、习惯、习俗、实践，后者是前者的存在基础和前提。“遵守规则、做报告、下达命令、下棋，是习俗”[12]87。如果要使游戏进行下去，社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得遵守共享的规则；语言规则也是这样，语言使用需遵循共享的规则，否则就不能进行正常交际，语符也就失去了意义；语言规则是约定俗成的，以能发挥语言正常交际效用为最终目的。

马克思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27]91，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他的，而且他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语言是社会现象，不是个人现象。把语言看作个别人的产物是荒谬的，语言本身是某一集体的产物[28]。或者说，语言本身一定是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25]140。语言是共同体的“财产”。

四、结语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语言的著作，但他对语言问题还是极为关注的。马克思对语言问题的相关讨论散见于他的著作中。近来，有学者系统地、完整地整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语言或语言学的相关论述[29]。“五个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而第一个规律就是自然、社会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和思维的发展都离不开语言。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作品反映的是最为复杂的人类体验和观念，没有人否认他在语言哲学领域的重大贡献。他对语言和语境的关注，对遵守规则的阐释，对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独到见解，至今还散发着魅力。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近来受到很多人的重视，二者面临的哲学问题可能是一致的[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离不开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探讨。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将可能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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