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语言学家郭锡良，我们多会想到他主编的高校教材《古代汉语》，这部教材也确是郭锡良先生的一大学术成果。然而郭锡良潜心治学，成就远不止于此，在汉语史研究方面，他也是成就斐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史论集》即为他多年汉语史研究成果的合集，全书共收录了他关于汉语史方面的论文四十余篇，涉及语法、词汇、音韵、文字、训诂及文学语言等各个方面，勾勒了郭锡良先生在汉语史方面的诸多观点。

通读《汉语史论集》(简称《论集》)，几十篇文章虽涉及面较广，但却不显杂乱；细细思考发现，《论集》诸篇文章中始终贯穿着一种重要的治学原则——历史发展观。正如郭锡良先生在序言中写到，“贯串各篇论文的共同思想是：要特别重视语言的系统性和历时变异性，不孤立地观察问题，不以今律古。”[1]历史发展观这一治学原则完美地串连起了郭锡良的众多学术观点，也给了读者以学术研究上的提示指导。

孙思邈断喝变阵，诸圣次递发动诸境，演化诸艺，或断或续，或行或止，宇宙无穷，人生无穷，艺术无穷，一时人间诸色，纷陈流转，以招式与内力演化出来，其宏伟精妙，直令人心旷神怡，乐生乐死。

一、历史发展观治学原则提出的背景

“语言文字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具有发展与稳定两重属性：第一，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第二，它的发展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重视继承性和稳定性。在这两重属性中，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2]41语言同其他事物一样，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的，我们研究语言，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始终牢记历史发展观。这样才能把语言研究搞活，而不是把语言当作死物来僵硬对待，以致走错路、弯路。关于这一点，学界是公认的。然而，“虽然没有人否认语言会发展，但是对待语言发展的态度却有所不同，由此就造成了语言发展观的不同。”[3]32目前学界中就有一部分研究者存在轻视甚至忽视语言发展的倾向，对此，郭锡良先生在《汉语史论集》中多次强调历史发展观，并不厌其烦地写道：“绝不能以今律古”，警示我们一定要有历史发展观。

读郭锡良先生的《汉语史论集》，我们能够以小见大，从汉语史研究中存在的缺乏历史发展观的问题管窥汉语史研究中的不良现象。具体来说，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今律古”和“缺乏发展观”两方面。

首先是“以今律古”，在学界的汉语史研究中经常出现从今译出发，以今附古，用现代汉语规律作为依据、参照标准等“以今律古”的现象。受我们所处的现代汉语语言环境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古代汉语时习惯拿现代汉语进行对译，认为现汉的词语、句子成分一定能与古汉进行一一对译，完全忽略了古代汉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词义、词类、句子成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郭锡良先生从历史发展观出发，认识到了这种强行对译的不良影响，从而纠正了许多错误观点。如在《说“斃”》一文中，他指出“斃”字的古义是“倒下”，而今义已变为“死”，“一般人不了解这一点，常常用今义去理解先秦古籍中的‘斃’字。”在《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中，他通过指出“用作宾语的‘之’能否看作人称代词，情况很复杂，不少人往往是拿现代汉语去对译，把它理解成第三人称代词”的不妥当行为，说明了“之”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第三人称代词。仍是受现代汉语的既有印象影响，不少学者经常强行把古代汉语中的语言现象同现代汉语进行对应，用现代汉语进行比附。如关于第三人称代词，“现代汉语的‘他’，有时用于委婉的说法，既可以是自称，也可以是指对话人；但我们绝不能用现代汉语中的‘他’来比附上古汉语的‘之’。因为现代汉语的‘他’是确定无疑的第三人称代词，而上古汉语的‘之’本质上是一个泛指代词。”还有一些学者，更是严重，完全无视古今变化，直接用现代汉语的语言规律作为依据，作为研究的参照标准，来考察古代汉语。如“在讨论系词‘是’的起源时，不少文章利用‘是’字前用不用副词修饰作为鉴定它是否为系词的准则。例如：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常被用来论证先秦‘是’作系词的一个例句，理由是‘是’字前有副词‘钧’(均)，而副词一般只修饰动词(包括系词)、形容词，不能修饰名词、代词。殊不知这条规律只适用于现代汉语(也有例外)，而对古代汉语却是没有约束力的。在古代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性的谓语却比比皆是。”对于这种现象，郭锡良明确指出“不同时代的语法系统一定有所不同，表面上完全相同的语法形式在不同系统中很可能是不同性质的，我们绝不能把一个时代的语法规律硬套在另一时代的语法结构上，这是研究历史语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郭锡良先生的历史发展观是科学的，它认识到发展是由量变和质变共同组成的，语言的发展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研究语言发展，必须重视发展过程，承认语言是渐变的，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观察，必要时加上定量分析，在对过程的细致观察分析中逐渐理出头绪。

观察分析语言发展过程，第一是要承认渐变。正如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经过逐渐的、长期的语言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4]94语言是逐渐生长的，是由某种现象的量变逐渐积累成质变而不断发展的。“在任何一个时期，每一种活的语文必有一部分是新生的，也有一部分是旧有的。”[5]87郭锡良的历史发展观是承认并强调渐变的，“我们认为，‘他’字正式作为人称代词是始于唐代，但六朝是‘他’字从指示代词转变为人称代词的一个重要的变化阶段。这时‘他’通常的用法，既不同于上古的‘他’，也不同于唐以后第三人称代词的‘他’。”关于“他”字转变成第三人称代词的这一论述，十分中肯客观，既看到了质变，又看到了过渡时期的量变。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问世于1877年，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皆饱满鲜活，栩栩如生，加之每位读者的人生阅历、价值观、世界观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人们对这部传世经典褒贬不一，但作为一部描绘社会种种现象以期达到讽刺目的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讲，这部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本文尝试从不同角度简要分析作品女主人公安娜形象,并解读这一形象存在的矛盾性。

针对上述多种缺乏历史发展观的现象，郭锡良先生在《汉语史论集》中一一进行了批驳，从而明晰了他的学术立场，提出了汉语史研究要有历史发展观的治学原则。

二、郭锡良治学原则的具体表现

郭锡良先生的历史发展观是在批驳学界存在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提出形成的，关于他的这种学术观点的表现，首先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反对以今律古、忽视发展观等错误行为。此外，在郭锡良充满历史观、发展观的行文论证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提炼出该治学原则的五种具体表现。

(一)追根溯源

在《汉语史论集》的序言中，郭锡良先生提到，“总的来看，这些文章大都是讨论先秦汉语的各种问题的，这是因为我认为研究汉语史应该先把源头弄清楚。”总览《论集》这本书，关于先秦汉语的论文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先秦语气词新探》《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先秦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先秦称数法的发展》《殷商时代音系初探》《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几篇，不难看出郭锡良在进行汉语史研究时追根溯源的决心。他试图通过追根溯源来从源头上搞清楚汉语史的各种问题，而这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统领、基础作用。除了从时代的横向角度，郭锡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也进行了纵向的追根溯源，如《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等几篇文章，就把眼光放到了历史尽头，对这些现象、问题产生的历史源头进行了追溯分析，接着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了梳理，追根溯源，从源头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二)强调时代观点

人类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不断更替的时代发展形成的，人类语言则是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发展的，时代观点是历史发展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进行语言研究，必须强调时代观点。郭锡良先生的时代观点主要是通过提倡断代研究、分析时代特色、强调时代变换与延续关系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首先，提倡断代研究。在谈及古汉语语法研究时，郭锡良明确提出从断代研究出发来进行汉语史研究的观点：“三千多年来的汉语语法史必须建立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而断代研究又需要从专书的语法研究开始。从先秦到清代，每个时期都应该选择几部有代表性的接近口语的著作……一一写出专书的描写语法。每部书的各种语法成分和各种句式都应力求作穷尽的描写，既作出定性分析，又作出定量分析。有了专书语法研究的基础，再作同时代的综合归纳，一部断代语法就出来了。几部断代语法进行历史的联系、比较，就成了一部材料丰富的汉语语法史。”他不仅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先秦语气词新探》《也谈上古韵尾的构拟问题》等文章，就是断代研究的具体实践。

2.5.3 网关。Zig bee模块接收传感器发送来的数据，通过串口透传将数据包再发送 给Wi-Fi模块，从而连接外网。

其次，分析时代特色。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不同时代的时代背景、时代特色深深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在研究历史语法时，一定要把所研究的语法现象摆在它特有的历史时期的系统中去进行考察。”在谈到复音化和复音构词法时，郭锡良先生就把这种语言现象放在周代这一社会大变动的特定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找出了汉语复音化和复音构词法发展的内部动因，即突破单音格局、变革构词方式。在探求第三人称代词起源过晚的原因时，他也是在考虑了汉族祖先时代生产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之后，分析出了这种现象的造成缘由。

最后，强调时代变换与延续关系。语言在不同时代受各种因素影响会产生变化，对于某个语言问题，不同时代应该不同对待。词汇是发展变化最快的，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影响的，不同的词在不同时代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就如“有的词在古代并不是同义词，而是到了后代才变成同义的。例如‘快’和‘疾’、‘慢’和‘徐’。‘快’、‘慢’的义符都是‘心’(忄)，本是表述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的……‘快’到魏晋以后才产生行动迅速的意义，与‘疾’才同义，‘慢’在先秦也很少用于行动迟缓的意义。”语法是发展较缓慢的，即使时代变换了，它也有可能延续上代，保持稳定。在谈及从单位名词到量词的发展时，郭锡良先生就强调了语法现象在时代上的延续，“到了魏晋以后，名词变得不能直接同数词结合了，中间必须加上一个单位词；而单位词却总是直接同数词结合成数量结构，用作句子中的一个成分。这时单位词和一般名词的语法功能、语法作用有了明显的区别，才能说单位词已经从名词中分化出来，成了独立的一类词——量词”，强调这种变化是经历了数个时代的延续、渐变之后，才彻底达成的。

在进行评价时，既要求教师对学生所讲述的时事新闻有全面的了解，掌握最新动态，又要求教师能够客观准确地进行分析评价，能够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开展时事新闻评论活动，要求教师平时要关注国内外新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深入思考，这样教师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教与学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是相长，即相互促进。”[3]时事新闻评论是促进教学相长的助推器。这一教学环节使得课堂教学双向互动过程更加积极有效。学生能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能够分享所见、所感、所思，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知识水平，而且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三)注重发展过程

其次，问题还表现在“缺乏发展观”上。“古汉语是一个历时的概念，‘五四’以前(或者鸦片战争以前)汉族祖先所使用的语言都应该是古汉语。”古汉语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必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可能就有不同的面貌，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语言变化，思维固化、僵化，或者缺乏时代观，将不同时代的语言材料混用，将很难对古汉语作出正确的研究描写。前文论述的“以今律古”的各种现象皆是由于忽视语言变化，思想僵化造成的。而关于缺乏时代观，除了上文举的“斃”字的词义具有时代性的例子，在《反训不可信》一文中，郭锡良先生还举了“臭”“乱”“贾、沽、酤”“售”“徂、故、曩”等所谓的“反训词”的词义随时代变化的例子，来批驳因缺乏时代观而盲目提倡反训观点的人。缺乏时代观，还会间接影响到语料的使用，导致将不同时代的语言材料混用，进而造成古今杂糅，引出错误观点。《马氏文通》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正因其“前无古人”，书中难免疏漏，郭锡良先生就指出了它选材上不分时代、古今杂糅的不足。“马建忠写《马氏文通》，引例上自《诗》《书》，下至韩文；杨树达先生写《高等国文法》，引例也上自‘诸经诸子’，下采‘唐人之作’。更有甚者，有的文言语法，引更上起先秦，下讫清末。这样把几千年的材料揉在一起，必然会混淆不同时代的语法结构，作出错误的分析论断。”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古汉语语法是有一个跟随时代发展变化的过程的，如果笼统地将“文言”作为研究对象，把几千年来的语料当作一个平面系统来处理，将会完全掩盖语法的历史发展，难以将它彻底弄清楚。

2）由于日常注水水质监测只在注水增压泵出口一个取样点进行，导致注水系统每个设备的处理效果不能及时有效监测，给问题的排查带来了极大困难。注水系统恢复正常后，在固定用水量的前提下，对注水系统各个关键节点进行V30及粒子中值加密取样监测，建立注水水质更换填料后的原始数据，方便日后注水系统水质问题的对比分析排查[7]。

第二是要按时间顺序叙述分析。语言是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在研究过程时，必然要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不能打乱时间顺序，或者古今杂糅，这样才能避免因果倒置、本末颠倒。前文提到《马氏文通》的语言材料古今杂糅，造成了许多本末倒置的结论。如马建忠讲被动句，提出了七种形式，将不同时代的被动句式都混为一谈，完全掩盖了被动句的发展过程。而郭锡良按照时代发展顺序，逐一分析了被动用法在不同朝代的形式，才算真正理清了被动句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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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要适时定量分析。语言是一门科学，科学讲究严谨，不仅要用证据说话，还要用数据说话，仅仅靠举几个例子的简单证明，显然说服力不够。如果能够全面搜集相关语言材料，采用统计的科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语言的发展过程将会更加明晰，得出的结论也将会更加可信。郭锡良先生在研究语言发展时，就充满科学态度，十分先进地采取了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如进行上古韵尾构拟时就列表分析了各部通押的具体情况，明白地展示了上古韵尾的情况，使读者对于构拟结果更为信服。

(四)强调系统性

“语言是人类社会集团为了进行思维、交际而创造的一种符号系统。它既然是一种符号系统就具有极强的系统性，任何一种语言现象如果不考虑它是属于哪个系统的，那就不可能真正被理解。”即使这个系统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它内部的各个要素也会在发展的同时相互协调，维持着系统的相对稳定。在对古汉语虚词研究现状进行评议的时候，郭锡良就明确指出：“要特别重视语言的系统性，把每个虚词都摆在一定时期的语言系统中去考察，一个虚词的各个语法意义、语法功能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自身形成一个系统，不要孤立地看问题，随文释义，把一个虚词的语法意义系统搞得支离破碎，强给它设立一些非固有的义项。”我们不仅在进行虚词研究时要关注语言的系统性，更要拓展开来，在整个语法研究，以及词汇、语音等研究中也要看重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

(五)辩证发展

语言研究，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郭锡良先生的历史发展观可以称之为方法论了。但是他相当明智，在这个观点之上还有方法论指导，既指导着他的研究工作，也指导了他的历史发展观。这一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即辩证法，他研究中的语言发展都是辩证的发展，有时代对比，有一般与特殊的对比，也有语系、方言的横向类比，还有纵横结合的互促研究。

一是发展的时代对比。不同时代对比是为了突出时代特点，进行比较研究，更好地研究其发展过程。在进行殷商、西周时代音系探索的时候，郭锡良“以周秦音系作为出发点来考察甲骨文(包括少数商代的金文)的字音分布情况”，以探索殷周、西周时代音系的面貌。这不仅是因为殷商至周秦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其音系的变化演进必有轨迹可寻，也是因为通过时代的对比能够更好地了解发展状况。

二是发展中的一般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对比。在语言历史的研究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正确处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全面、系统、历史地考察问题，是方法论上的优势，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郭锡良先生在研究系词“是”产生时代的时候，对于先秦存在的个别系词“是”的例子，即对少数特殊现象进行了正确看待，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使用的工具，一种重要的句法结构在语言运用中必然具有普遍性，几百年只出现一两次是难以想象的”，从而推断先秦时期系词“是”还未产生。

三是发展中与同一语系、不同方言的类比。同一语系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可以适当拿来类比；而方言是共同语形成的基础，共同语演变的印迹也会留在方言中，拿方言来类比语言的发展，也是很可靠的。关于这一点，在《汉语史论集》中表现在《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一文中：“从汉藏语系的苗语和越南语的指示代词体系来看，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体系很有可能比现代汉语复杂，而苏州话、上海话、常州话、洞口话、龙南话指示代词的三分法可能就是上古汉语指示代词体系的某些残迹的反映。”

四是发展的纵横结合相互促进。“横断面的描写是一种研究方式，纵向的历史探索是另一种方式。”发展不仅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不仅表现在历时的变化，还表现在共时的系统协调，研究语言，既要关注历史变化，又要重视各个时期语言系统内部的相互制约发展。“纵向的各种语法结构的历史探索和横断面的专书语法、断代语法研究相结合，古汉语语法研究必将开创一个新局面，结出丰硕的成果，从而对整个汉语的研究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为我国语言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素材。”郭锡良的这段话，也使读者对我国语言研究前景充满希望。

三、结语

就我国目前的语言研究现状来说，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历史发展的原则是十分必要的，朱德熙先生在为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译本作序时曾这样描述：“德·索绪尔区分共时的和历时的语言研究方法的学说，给本世纪的语言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指的是由这种学说导致的把对语言的历史研究和断代描写截然分开，看成是毫不相干的东西的倾向……汉语研究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来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6]21要想摆脱目前学界不重视历史，不关心发展的现状，坚持历史发展观的治学原则是十分必要的。郭锡良先生在认识到这种不良风气后，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坚持历史发展的治学原则，提倡追溯历史、重视发展，为当前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种学术原则的指导，树立了一面方法论的旗帜，将推动我国语言研究不断发展前进。

参 考 文 献

[1] 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苏培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语言文字工作[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41-45.

[3] 刁彦斌．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发展观[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32-35.

[4] 王小莘．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在语言研究上的历史观点[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94-100.

[5] 朱光潜．谈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6] 沈怀兴．再论研究现代汉语也需要有点历史观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