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一般指的是建国后至“文革”前这一时期内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同当时政治形势、政治运动紧密相连，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反映在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尤其突出。土地改革胜利之后，随着封建经济制度的被推翻，新政权的建立，我国农村迅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此同时，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较大，且多以长篇为主。在众多“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三里湾》可以说是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也涵盖了几乎赵树理创作的所有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之前，赵树理作为解放区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内容因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在1947年被称为“赵树理方向”，被认定是解放区发展方向，但是建国后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有着明显的改变。1951年后赵树理回到太行山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深入农村生活，根据这一时期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农村工作开展过程的思考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于1955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小说一经发表就在当时引起诸多研究者的讨论，其中不乏批评的声音。但是研究者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作品的主题内容、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艺术形式方面，对小说中的民间话语以及“隐性”的知识分子话语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所研究的“话语”是指“‘话语’介于共时性的‘语言’和历时性的‘言语’之间，它是一定社会的语言文化规则系统与特定生命个体的言语欲望共同作用的产物，即多重主体的演说实践。”[1]“十七年”文学作品多以政治话语为主体，间或有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出现，由于不同作家的审美、经验、能力不同，这三种话语在作品中的形态也有所不同。在《三里湾》中尽管政治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民间话语所占的比重相较同时期其他作品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同时赵树理还兼顾到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尽管这一类型的话语处于“夹缝”之中，仍可以看到作家本人为平衡三者所做的努力。

一、以旗杆院为代表的政治话语空间

“十七年”时期文学有一个总的特征，即“政治话语”占据小说的主要位置。“政治话语”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环境背景下有其不同的指向，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政治话语”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阶段的农村政策，也就是大力倡导合作化、推进合作化的政治诉求。表现在文学中，就是通过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形象，通过典型与范例，营造一种氛围，用文学的手段全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让文学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补充与示范。”[2]政治话语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占据着绝对权威地位，它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政权刚刚建立需要作家创作大量作品来证明、宣传其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状态，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对新政权有着充沛的热情，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而作家本人的经历与感受使得他们将这种感情诉诸笔端。但是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主要倾向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与表达，影响了作品中人物的本身的声音，基于此，“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明显的政治倾向，也成为后人诟病之处。《三里湾》作为这一时期的产物，不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

《三里湾》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社在三里湾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以及如何解决，描述了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旗杆院”作为村公所，作为国家政策推行的场所，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中对新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旧势力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旗杆院中。《三里湾》的开头就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旗杆院说起”，在小说正式开始讲述之前交代了旗杆院的历史以及旗杆院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用途。小说中旗杆院从汉奸地主刘老五的私人住宅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住宅再到如今成为村里的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包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3]64，旗杆院用途的变换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同步，由最初的封建地主私人宅邸到日军侵略者的住房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三里湾的公用房，房屋的最后归属体现革命最终取得成功，房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用途表明新政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从而为共产党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合法性获得有力说明，也为三里湾“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最后取得胜利的叙述自然展开打下基础。

旗杆院作为公用的房子首先体现在三里湾的干部多且集中在旗杆院出现。在《三里湾》的“导言”部分交代了三里湾是个模范村，常常有很多外来干部前来学习经验，而第一次让读者感到三里湾干部之多是在小说第一章王满喜来扫盲班上课请假，此时旗杆院后院用来招待干部的住所已经住满了人，第一章的最后则有了一个村里干部的初次亮相：“当头走的是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王金生，接着便是副村长张永清、生产委员魏占魁、社长张乐意、女副社长秦小凤，连一个学员也没有，尽是些村里、社里的重要干部。”[3]68第五章中，王玉生去旗杆院调解婚姻问题，作者介绍了当时旗杆院村公所办公室里的人：“除了党支书王金生、村长范登高、副村长兼社内小组长张永清、村生产委员兼社内小组长魏占奎、社长张乐意、女副社长秦小凤这几个本村干部之外，还有县委会刘副书记、专署农业科何科长和本区副区长张信同志三个人参加。”[3]86在分配合作社的干部时，有的说“比一个排”都大，有的说“每两户就得出一个干部”，支部书记王金生在参考从专署拿来的别的大社的组织章程，以及三里湾的实际情况后，估算出在不算兼职的情况下至少也需要六十多个干部。不过，王金生认为：“这样也好：一个社员大小负一点特殊责任，一来容易对社务关心，二来也容易锻炼自己的做事能力。”[3]260-261干部的选举及工作分配一方面表明新政权领导下努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另一方面也隐约显示作家本人对干部过多能否有效执行党的政策方针的担忧。

Furthermore, patients with VDd had an OR that was 2.7 times higher for gastric adenocarcinoma compared to the normal vitamin D population (95%CI: 1.4-5, P value 0.002), while patients with VDd had a 1.4 OR. However,endpoints did not achieve statistical signi fi cance (P value 0.1) (Figure 2).

其次是三里湾的会非常多且主要开会地点就在旗杆院，旗杆院作为会议的主要场所，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村里的工作场景。“开会的顺序一般都是先开预备会，再开正式会；先开干部会，再开群众会；先开小组会，再开扩大会，有时一开就是一整天。由于三里湾组织和事务的庞杂，不同系统的会常常要同时召开，这些同时召开的会当然需要不只一个会场；又由于不少干部是身兼数职，他们常常要奔走于几个会场之间，会场之间的距离如果太远，既耽误时间，又不便联络。于是具有地理位置优势以及活动空间优势的旗杆院自然成为三里湾的会场。”[4]除此之外，旗杆院常常作为招待前来学习三里湾经验的干部们的住房。通过对干部形象的整体刻画以及大小会议的描写，旗杆院成为小说中展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场所，代表主流政治话语空间。

小说无法脱离时代，时代政治氛围不仅左右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也势必影响他们笔下所描写的生活。但是社会政治环境对小说的影响不能够完全取代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位置，作家的审美、民间立场、知识分子身份以及写作才能都对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在政治权力话语之外，还潜藏着一条与其相对应的以弱势形态出现的民间话语线索，表现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就是作家对民间话语的描写与表达，以及对农村现状中农民思想方面落后性的不避讳，体现了作家创作的能动性和独立性。

这些针对“帮助检查”的会议，实际上是让他们向大家作检讨的会议，充分显示了权力对个人选择的全面介入，旗杆院、会场与合作化之间的关系，显示了由会场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取得成功，实现人民富足的生活目标。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旗杆院作为三里湾党员以及村干部的重要活动场所，一些关于党的文件和方针的解读、实施大多发生在旗杆院内。旗杆院作为三里湾合作化运动发生发展的会场，始终以强烈的政治话语参与和占据整个过程。最典型的是针对范登高、袁天成不愿意入社的批评会。范登高为自己辩护“我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当私有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反对我个人生产，一旦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可以把我的财产缴出来！”[3]194随后受到了张永清和王金生的反驳：“这是党领导群众还是群众领导党？”“就是群众，也是接受了党的领导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等到别人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好了以后再缴出财产来，大家都发展资本主义，还等谁先来建设社会主义呢？”而后会场内有人直接向范登高发问“干脆一句话：你愿不愿马上走社会主义道路？”[3]195在轮番逼问下，范登高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并搬出了“自愿原则”，但立马被强力地反驳回去：“自愿的原则是说明‘要等待群众的觉悟’”，在面对开除党籍的严重后果面前，范登高不得不屈服。然而即便如此，范登高还是因为态度与神气问题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而对另一位留了很多自留地的农民袁天成来说，在袁天成自己农活做不完的时候，会有其他社员用带有调侃和嘲讽的意味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在批评教育大会上，袁天成见大家都很认真，不便抵赖，便把错误推到自己老婆身上，也立刻受到反驳并且要他表明以后究竟要受党的领导还是受他老婆领导。从对范登高和袁天成的批评教育中，干部们更多的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对范、袁二人的利己行为加以批判，简单武断地通过道德以及政权方面的强制达到最终令其“改过”的目的。

从200名消费者中筛选招募57名年龄为20～55周岁的汉族女性，平均年龄为32周岁，其中干性肌肤和中性肌肤消费者29名，混合性和油性肌肤消费者28名。主要排除条件为：有严重系统疾病或近2年内发生过化妆品过敏现象；正处于孕期、哺乳期或者备孕期；正在参与其他临床研究项目；日晒时间较长的户外工作者；近3个月内接受过其他美容护理或其他影响测试的因素。

二、以马家院为代表的民间话语空间

提出了一种基于激光测径仪和激光二维扫描的光滑极限量规快速测量系统，系统地阐述了测量原理、测量流程、数据处理算法以及软硬件结构。其非接触式、无损式的测量方法，可以保证快速高效地完成塞规尺寸和形状误差项目的综合检定。通过不确定度分析可知，本系统满足给定尺寸范围内塞规检定的不确定度要求。本文所搭建的测量系统，为塞规一体化快速检定奠定了基础。

与旗杆院相对立的马家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间话语空间，旗杆院是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力量之源，马家院则是合作化进程的阻碍。这并不意味着民间话语就是封建落后的象征，而是围绕马家院发生的故事情节更加突出小说语言以及人物的民间性。在《三里湾》中，关于马家院的叙述占据了文本的大量篇幅，马家院的溃散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小说中的“糊涂涂”“常有理”等人顽强抵抗合作化，一心想要保住家庭财产，生动地揭示了另一部分拒绝参加合作化运动的农民的真实心理与现实顾虑。由此与以王金生为代表的推进合作化运动共同构成小说的主题——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展过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即便是一组对比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赵树理并没有把范灵芝塑造成完美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马有翼写成一无是处。范灵芝的主要缺点体现在她的择偶观中，范灵芝在婚姻问题上曾一度摇摆于王玉生和马有翼之间，最终使她选择王玉生的关键是两个院子的“阶级性”与“革命性”不同，范灵芝“为了证明她自己的决定正确，她睡到被子里又把玉生和有翼的家庭也比了一下：玉生家里是能干的爹、慈祥的妈、共产党员的哥哥、任劳任怨的嫂嫂；有翼家里是糊涂涂爹、常有理妈、铁算盘哥哥、惹不起嫂嫂……玉生家的院子里，常来往的人是党、团、行政、群众团体的干部、同事，常做的事是谈村社大计、开会、试验；有翼家的院子里，常来往的人是他的能不够姨姨、老牙行舅舅，做的事是关大门、圈黄狗、吊红布、抵抗进步、斗小心眼、虐待媳妇、禁闭小孩……”[3]216之后小说写到灵芝丢掉了自己过去那点虚骄之气，着实考虑丢开有翼转向玉生的问题来。

尽管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侵占了私人生活领域并对日常生活话语有同化的倾向，但同时小说中的乡村气息又可以理解为政治话语的民间化。民间话语“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作家对包括在‘民间’的范畴中生成的各种现象的描述与反映。”[5]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方言俚语的使用以及从农民角度来理解的官方政策，简单粗俗却也更生动地表现农民性格中粗犷、热情的同时也有顽固狭隘的一面。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古代的“知识分子”——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责任和道义。这一传统在建国初期的作家身上依然有所传承，在主流意识形态充斥作品的同时依然能够看到作品中夹杂着的“隐性”的知识分子话语。这里的“知识分子话语”主要是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夹在作品中作家个人的声音，在小说中体现为马有翼和范灵芝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以及作家对二人的态度，隐性的知识分子话语表明作家本人对农村工作开展的认识，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与担当。

其次，糊涂涂在看清楚四个儿子中三个都不听他的话，和常有理商量分家后和哪个儿子生活，怎么能够和有翼生活在一起而不得罪大儿子的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节真实鲜活，充分点明了以他们为代表的部分农民的精打细算，糊涂涂“我说我愿意跟老大，你说你愿意跟老四——你偏爱有翼老大也是知道的，不会引起什么麻烦——最后我装作惹不起你，只好同意你的意见。这样一来，有翼和玉梅要是不同意，自然有秦小凤会去说服他们，又可以不得罪老大。”[3]259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于农民意识中精于打算的一面，作者不单单是将他们落后的一面加以描写，即使是作为落后的形象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糊涂涂、常有理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扁平化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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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马家院和旗杆院所代表的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对菊英分家的态度上，当菊英和常有理、惹不起到村公所评定后，各人心事不一，秦小凤“在他们家里，进步的势力小，落后的势力大，要是仍然给他们当奴隶、靠他们吃饭，事情还是不会比现在少的。让一个能独立生活的青年妇女去受落后势力的折磨，是不应该的。”[3]157范登高主张糊涂事糊涂了，因为“他知道菊英要分出来一定入社，保不定也会影响得糊涂涂入社，所以才找些理由来让他们维持现状。”[3]157-158糊涂涂因为菊英要分家，心理十分复杂：“他想到万一闹出人命来自己也有点吃不消。这么一想，他心里有点活动，只是一分家要分走自己一部分土地，他便有点不舒服。”[3]159确定分家之后，铁算盘骂惹不起，糊涂涂骂常有理，责备她们把十几亩地抖擞出去了，常有理这回找不到什么理只能骂马有翼和青年团。由这一件事情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鲜明地指出了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作为干部的秦小凤代表的是主流政治话语，在她的话语中有着明显的阶级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而在范登高等人代表的民间话语中，表现出的是小生产者内心的固守个人财产的小农观念。

在政治话语占据小说很大比重的情况下，民间话语的描写一方面避免了作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宣传语，另一方面将人物刻画得更加形象真实，方言俚语乃至人物外号的使用增添了小说的生活气，符合赵树理本人坚持的创作观念——“写文艺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是在每一种不同的语言习惯下的共同要求，而我只是想在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违背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习惯”[6]，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三、“夹缝”中的知识分子话语

小说正式介绍马家院是在第六章，置于革命语境中的马家院一出场便被刻画成了封建和落后的形象。首先体现在马家院对于锁门这件事情的看重：“只有马多寿家把关锁门户看得特别重要——只要天一黑，不论有几口人还没有回来，总得先把门搭子扣上，然后回来一个开一次，等到最后的一个回来以后，负责开门的人须得把上下两道栓关好，再上上碗口粗的门杈。”[3]89-90对“锁门”的看重表明马家院对私有财产的格外重视，符合“糊涂涂”等人对合作化顽固抵抗的心理动机。另外，马家院养的大黄狗除了互助组和袁天成家的人不咬之外见谁咬谁，以及“挂红布”等则鲜明地表现出马家院的封闭性与落后性。赵树理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向读者交代了马家院的封闭与落后，对于这一部分人的语言描写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生动刻画了人物形象。三里湾的村民大多都有外号，如王金生的父亲王宝全因什么活都会干外号“万宝全”，老中农王申活做得好不愿与人合伙，别人干的活他要再修理修理因此得名“使不得”，王满喜行事作风比较冲动直接外号“一阵风”。再看看马家院里的人和相关人物的外号：马多寿叫“糊涂涂”，他老婆“常有理”，大儿子“铁算盘”，大儿媳妇“惹不起”以及常有理的妹妹“能不够”。“起外号”这一事件将农村的生活气息一下子调动起来，通过起外号的方式也将人物的主要性格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里湾》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是马有翼和范灵芝。同旗杆院和马家院作为一组对比形象出现类似，作为三里湾知识分子的范灵芝和马有翼也是一组有着鲜明对比的形象。这种对比首先体现在对待父母不愿加入合作社的态度上，马有翼对于父母不愿加入合作社的事情“敢怒不敢言”，有着明显的懦弱，而范灵芝则勇于和父亲进行斗争，直接与自己父亲争执。其次是对合作社的态度，范灵芝积极参与社里的事务并且对于父亲不肯入社提出批评，要求父母尽快加入合作社，而马有翼对于入社的事情并不积极，也不敢与自己的父母兄嫂辩驳，小说中的马有翼似乎一直关心着的只有自己的终身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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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载荷作用下顶管顶力计算优化分析………………………………………王晓凡，张玉廷，白延杰（6.37）

马有翼在小说中最大的缺点是软弱、做事瞻前顾后易妥协、斗争性不彻底等。马有翼写检讨是为给灵芝看的，下功夫在考虑如何能够既不丢人又叫灵芝相信。小说共三十四章，在接近结尾的第二十八章写到了有翼革命，在结构安排上足够展现有翼作为知识分子性格上的不足，体现有翼懦弱、不彻底。在写到“有翼革命”这一章中，马有翼终于有所成长，敢于同家庭斗争，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马有翼最终的反抗走上合作社之路表明了赵树理对知识分子能够克服自身缺陷积极参与农村建设的希望。

马有翼与范灵芝形象塑造的背后体现了赵树理本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在赵树理眼中知识分子一方面能够有效促进农村政策的推行与发展，如范灵芝帮助玉生算场磙时的精确快速以及帮助社里算账提高了合作社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身上的易于妥协、懦弱、骄傲自满等缺点会妨碍知识分子在农村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如马有翼明知家庭的落后思想却不敢反抗更不用说帮助他们进步，范灵芝一开始因知识分子身份对王玉生、满喜的高傲等。对于知识分子，赵树理采取的是批判的眼光，小说在描写范灵芝和马有翼的心理活动时常常出现作者的声音：“其实满喜除了文化不如有翼，在别的地方不止比有翼强得多，有些地方连灵芝自己也不见得赶得上”[3]166，“本来就不像人做的事还偏想说得像人做的事，那就难了”[3]168。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优缺点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并没有一味地加以批判或赞扬。

四、结语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参与“十七年”意识形态规范下叙事系统、话语体系和意义秩序的建构，我们能够看到赵树理在创作小说时的明显缺陷，就《三里湾》而言，二元对立的创作思想使得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简单化，情节得不到充分展开。“在他作品中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7]“也许正是自己也感觉到了在协调政治使命与内心情感之间的矛盾上有些力不从心，赵树理最终决定用一个圆满但却明显仓促的‘大团圆’结局匆匆结束了整部小说。” [8]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作家为平衡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甚至知识分子话语所作出的努力，“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对于当代小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叙事方式，以及对它的批评，都或多或少对以后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写作产生影响。它们成为影响50年代到70 年代长篇小说叙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9]

“赵树理的创作成绩是与深入生活分不开的……这是作家对他所信仰的理论和原则在丰富的感性生活时间上的检验和印证。”[10]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农村且有一定农村生活经验的作家，赵树理的创作一直以“问题”为中心，密切关注着农村生活发生的变化。在响应主流政治形态的同时不忘其民间立场，关注到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又能将笔触兼及被忽视的知识分子群体。《三里湾》不仅呈现了另一种文学形态，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社会与文学制度的契机，重读这部作品有助于读者对“个人”与“文学”、“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思考，仔细体会藏于文本之下隐性的民间话语和处于“夹缝”之中的知识分子话语，挖掘作家在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权衡取舍所作的努力和作家的独立性体现。

参 考 文 献

[1] 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2] 张卫中.《山乡巨变》的话语分层与配置[J].理论与创作，2007(2): 60-63.

[3] 赵树理.三里湾[M]//董大中.赵树理全集：第二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4] 赵卫东.《三里湾》隐性文本的意义阐释[J]. 学术月刊，2005(1)：83-89.

[5] 首作帝，张卫中.“十七年”农村小说话语的分层配置：以《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中心的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08(2)：99-106.

[6]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G]//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107.

[7] 周扬.论《三里湾》[G]//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423.

[8] 刘骏.合作化小说的话语策略[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4.

[9] 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1(3)：117-24.

[10]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