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曼帝国处于全盛时，素丹有无敌军队做后盾，通常以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帝国的外交关系。但到17世纪晚期，帝国日渐衰落，国内问题严峻，国外环境极为不利。地方势力不断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加之势力强大的加尼沙里军已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与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屡屡失利。从1789年9月15日开始，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将近五年，最后以《雅西和约》为标志帝国被迫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并承认其宗主权。因此，素丹们不论是阻止帝国的衰落或是敌人的强大都没有成功，在类似的事件中他们被迫进行谈判。然而，奥斯曼帝国以前的外交机构显然无法承担日渐增加的责任，随着欧洲的进攻不断削弱帝国的力量，内部改革对帝国的生存变得至关重要。1789年8月，谢里姆三世上台执政，生在皇宫却一度被软禁的经历其并不阻碍他拥有改革意识。对帝国内外交困的状况有了清楚的判断后，他不仅是想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想要恢复帝国往日雄风。像同一时期的东方所有改革者一样，改革涉及到军事、经济、社会等，而且谢里姆三世主要精力在军事改革，大多数论著都叙述了这一层面。但是这一时期，外交已然成为奥斯曼政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谢里姆三世进行的外交改革格外吸引人，它不仅让欧洲思想的传入成为可能，同样地，也构成了对19世纪奥斯曼帝国外交体系研究的新起点。奥斯曼帝国外交是如何实践的？它的技巧和理论、独有的穆斯林或奥斯曼特性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谢里姆三世外交改革失败了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他们最后全部失败了吗？这些都是本文要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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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奥斯曼帝国外交理论合理的解释是探讨这一主题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有助于去了解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态度。外交上的帝国思维深深根植于伊斯兰教法，政府的所有事务处理都源于穆斯林国家概念。传统上认为土耳其对与欧洲的关系不感兴趣来源于其对世界根深蒂固的看法，所以对现代欧洲(常驻)外交呈现一种消极的态度。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一、奥斯曼土耳其有一种伊斯兰教的绝对优越感并因此蔑视欧洲基督教；二、伊斯兰教要求帝国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它的对外关系，即境内伊斯兰教(生活在伊斯兰教下的大多数穆斯林)与领土战争(生活在伊斯兰教外的异教徒)，这种二元对立设想使两国之间保持着永久战争状态[1]；三、奥斯曼政府因此拒绝欧洲常驻外交，原因涉及到某种平等、世俗关系等。从以上三点看来，穆斯林对非穆斯林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因此不可能期望这二者之间有正常的、和平的(外交)关系。类似的观点在很多著作中可以看到。比如，修芮威兹认为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之间的单边主义让素丹带有一种对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蔑视之感，欧洲接受单边主义让帝国认为这是“对其优势的一种承认”[2]。路易斯曾说这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和传统伊斯兰教的结合，导致奥斯曼土耳其人有一种“对自己生活不可估量和不可改变的优越感”，所以几乎没有常规外交。安德森也重复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奥斯曼帝国为什么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管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不仅是因为它控制了一大片领土和最强劲的军事资源，而且有它“无法撼动的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优越感”[3]。

很明显，这些观点的必然结果就是奥斯曼帝国对外交的消极态度，因为其世界观规定了永久战争状态。但历史事实是二者并非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也有积极互动，彼此的态度并不总是对立。而且，奥斯曼帝国虽奉行“单边主义”，即只接受外国使团却不对外派遣，但“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4]。尽管历史上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偏见以及部分奥斯曼土耳其人自命不凡的优越感，我们也无法否认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宗教)给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互动带来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并非对欧洲外交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尽管单方面与欧洲有外交接触，奥斯曼帝国领导人很少有经验、技巧，或者必要的眼界去处理欧洲外交或是去理解背后的深意。所以在谢里姆三世尝试改革时，这种穆斯林理论的持续存在阻碍了他们的努力，延缓了他们的进步。

一、谢里姆三世改革之前帝国的外交通信系统

这一时期帝国外交事务没有真正的部门去处理，素丹根据个人偏好命令大维齐或是赖斯艾芬迪去执行政策。帝国也经常通过中间人“Dragoman”也称译员与欧洲国家进行谈判，但他们还未达到专业化，对国际事务的分析与理解远远不正确，错误频出。加之帝国获取对外信息的路线经常受阻，导致素丹与欧洲使节缺乏真正的交流。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帝国依然奉行“单边主义”，外交人员经验不足且对欧洲外交惯例与技巧不熟悉甚至一窍不通等导致帝国的外交通信体系漏洞百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赖斯艾芬迪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外交关系管理是由赖斯艾芬迪监督管理的。当外国大使要住在伊斯坦布尔时，这中间的协商是由大维齐主持的，赖斯艾芬迪只负责记录。帝国外交事务变得繁杂并逐渐占据重要性时，大维齐才在外交事务上下放给赖斯艾芬迪更大的责任。到了18世纪末期，外交事务已经成为赖斯艾芬迪主要的关注点，尽管他的职能在理论和实践上依然是大维齐的附属。为了不使穆斯林情绪被冒犯，关于大维齐办公室的性质以及圣法的适用程度都被保留在苏丹改革计划中。所以，大维齐有时不只是首相，而赖斯艾芬迪有时还不如外交部长，这种差异在当时帝国很普遍。因此当谢里姆三世试图使奥斯曼帝国外交与欧洲保持一致时，面对的难题就已经很棘手了。除了地位附属于大维齐，还要依靠译员翻译外，赖斯艾芬迪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还被毒害整个奥斯曼帝国行政管理机构所妨碍——阴谋、政治竞争、渎职等。18世纪的赖斯艾芬迪很少能在直接针对他们的阴谋中保住职位，而且无法理解一般的政治事务，对复杂的外交关系更是插不上一句话。此外，《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后，法国已经将势力扩张至帝国边界，攻击埃及或摩里亚半岛都是有可能的。面对国内外困境，赖斯艾芬迪逐渐在外交掌握更多话语权，在向素丹的汇总中可以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途径去收集和评估信息，素丹很难及时得知事件发展进程，所以在很多报告上的批注都是比较模糊的。

(二)译员

欧洲常驻使节无论何时需要交流时必须通过翻译，这一事实反映出帝国单边外交的性质。因为穆斯林偏见，奥斯曼土耳其人拒绝雇佣异教徒。而且，赖斯艾芬迪对欧洲政治几乎不闻不问，他们不得不依靠译员与西方打交道。早些年间译员不得已任何方式参与到讨论中，但到18世纪这一规矩不再适用了，译员经常代表特使进行交流或是访问。但在交流的过程中部分奥斯曼土耳其人经常会出现延误情况，而且采取迂回方式处理业务。派遣而来的欧洲特使对此满腹抱怨，一位特使曾说土耳其的官员训练和工作了多年还不能自己做决定，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屏蔽外界的批评，去指责对手的不是[5]。

一开始，帝国政府的译员地位既不受尊重也无多大意义，但慢慢地，当帝国外交事务变得复杂时，译员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已变得不可或缺。他们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收获荣誉、头衔、权威、影响和财富。通常，由于译员要给不同使馆翻译，因此大多数外交往来都在帝国政府进行。但是，尽管译员大多认真工作且忠贞不贰，还是有人通过外国代表泄露国家机密从中敛财，这一问题在改革时代依然存在。

(三)信息来源

在奥斯曼帝国常驻使馆建立之前，奥斯曼政府主要依靠两个信息源头获悉欧洲发生的事件。一是多瑙河公国的地方长官，二是译员。公国在中东欧均有代理人，他们向地方长官提供未经筛选且往往是不准确的报告，再由地方长官依次传递到伊斯坦布尔。然而在哈米德一世和谢里姆三世统治期间，由于中央政权式微、土匪抢劫等秩序紊乱，公国和奥斯曼政府之间的通信往往是不可靠的，有时甚至没有回音。帝国只有依靠译员和次要来源——欧洲使节来获取信息，这些使节为了迎合自身的政治目标自愿提供信息。

事实上，只要奥斯曼帝国对欧洲还没有什么恐惧，这些外交通信的渠道足以让帝国官员了解所有他们想知道的西方发生何种情况。但是，1789年后帝国危机重重，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最大隐患，甚至在谢里姆三世上台之前，这一体系的缺点就暴露无遗。

二、谢里姆三世外交改革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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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驻使馆的建立

谢里姆三世意识到跟上欧洲事态的发展步调对帝国的安全非常重要，他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打破“单边主义”。1792年，他开始对外交通讯和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革，将第一批常驻使团派往欧洲主要首都。大使每三年一任，他们被给予厚望去了解自己任职的国家机构以及获取对帝国公务人员有用的“语言、知识、科学”。按理说帝国常年与法国交好，第一个常驻使馆应建在巴黎。然而，当时法国正面临一场大革命，这样做恐会得罪当时与法作战的其他欧洲国家，担心自己的使团在这些国家吃闭门羹，思虑再三，英国当时与奥斯曼政府也维持着友好关系，于是成为帝国对外设立常驻使馆的首选。但是，在欧洲建立大使馆所涉及到的手续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是未知的。于是在1793年7月10日的会议上，英国使馆方面向帝国提供了包括介绍、仪式、旅行、费用、等级优先等相关问题的信息与建议。至于级别差异，英国方面建议大维齐应该处理与国王、首相的谈话内容，赖斯艾芬迪只负责外交部长，土耳其人最后确实采用了这一方法。这次会议后不久，素丹任命尤素福·阿加·艾芬迪作为驻英大使，工资为每年5000库鲁*库鲁：土耳其货币单位外加15000库鲁的外出津贴，尤素福·阿加的大使馆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使团设定了模式。

在17、18世纪，欧洲国家的军事优势和外交风格让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感到震惊。他们开始正视帝国的颓势，并在屡次战争失败中清醒认识到处理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对维系帝国的统治至关重要。他们开始遵循欧洲的外交惯例与均势原则，借助常驻外交机制与大国博弈，从而维持自己现有的地位。改革计划刚开始，谢里姆三世就针对之前帝国的外交弊病着手翻新外交机制。

[5]Thomas Naff.Reform and the Conduct of Ottoman Diplomacy in the Reign of Selim III,1789-1809[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3,No.3(Aug.-Sep.1963):299.

在派遣使团这件事上，苏丹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就是没有大使馆被授权设立在俄国。1792年因雅西和约最后一位前往圣彼得堡的奥斯曼帝国大使是拉西艾芬迪。奥斯曼政府决定扔给俄国人一个烟雾弹，让俄国人认为帝国的使团是如何显赫，出手如何阔绰。而这恰好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参考例子，即不顾已被压垮的财政状况，打肿脸充胖子。拉西在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俄国俘虏问题上遭到了无礼对待，结果他缩减了任务进程提前离开，并拒绝与俄联盟的任何提议、更亲密的合作。这一事实给谢里姆三世刚开始的外交改革以及在国外大规模设立使馆当头一棒，这说明他从来没有将俄国纳入自己的计划中。此外，俄国是奥斯曼帝国的宿敌，是被帝国忌惮和厌恶的。谢里姆三世发誓要收回克里米亚，很明显奥斯曼政府认为雅西和约仅仅是个停战协议。所有这些因素让奥斯曼土耳其人深信在那样的时刻下在俄国设立常驻使馆是不明智的做法。

[4]王黎.奥斯曼帝国加入欧洲外交体系的历史探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34.

(二)外交补贴

因为奥斯曼帝国急于想让它的第一个常驻使团获得好印象，给尤素福·阿加的使馆拨了近103000库鲁的经费。事实证明，这是谢里姆三世统治时期唯一一次经费充足的使团。谢里姆三世派到欧洲的所有使团的报告证实了帝国长期的财政困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使团造成了不利影响。比如，1802年加利布艾芬迪就和平条约与法国交涉后在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在维也纳滞留，他不得不向一个放债者借钱继续赶路，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使馆已无力向他提供资金。

但是，除了失败，也不能全盘否定谢里姆三世的努力。欧洲的新思想、新技术的渗透等并没有随着谢里姆三世的统治而停止，它们在衰退的帝国里找到了最终扎根的一方沃土，这次的外交改革其实是一次推波助澜，对输入外来文明是有利的。在欧洲设立永久使馆确实让一小部分年轻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学到了欧洲语言并能够获悉发生在欧洲的一些革命思想，他们回国后，一些人“成为帝国政府的官员，在官僚阶层中形成了一个放眼看世界的小团体”[11]。尽管一些暂时放弃，但很多的细节改革仍保持不变，尤其在外交改革上确实是这样。我们更该关注的是由谢里姆三世发起的对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改革有了新的发展，他主张的原则即在这一时期良好的联盟对帝国取得实力和安全至关重要，而这对后继者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当马哈茂德二世重新开始帝国改革时，他成功地采纳了很多谢里姆三世的外交改革经验，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永久驻外使团帝国展开了持续外交。总之谢里姆三世能洞察帝国的忧患，富有政治远见并具有实践精神，他在位期间，孕育出变革力量，开创了重要先例，甚至是一些必要的失败。

(三)公众舆论

在帝国统治期间，这一点显然具有现代化特征，即使它经常作为帝国处理与欧洲国家事务的借口。的确，舆论在19世纪还不算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还处在初级阶段尚未成形。在奥斯曼帝国的部长们开始考虑并采纳一些大众意见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1804年素丹拒绝承认波拿巴的皇帝身份，奥斯曼政府担心法国会因此发动战争，素丹却说：“如果帝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帝国能做的也只有诉诸战争。政府要怎么向民众解释就为了皇帝这两个字不得不进行一场战争？”[7]这里真正要说明的是早年间只有素丹、加尼沙里军、乌莱玛能发表言论，现在舆论在帝国外交中作为一个重要变化的指标出现，这证明帝国的改革之风真地要来了。

三、对谢里姆三世外交改革的评价

谢里姆三世的外交改革是值得赞扬的，也是勇敢的[8]，但很难说改革达到了发起者的目标。首先帝国外交并没有变得更强大，外交政策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弥补其固有的弱点，军队依然腐败，外交变革采取的方法充满漏洞。到了18世纪末期，欧洲的外交已经演变成为一项非常复杂和技术性的业务，要求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完善的通信系统以及一个高效的中央办事处。即使在谢里姆三世改革后，帝国政府还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改革中局限太多，过时的思想、机构、外交，这让我们找到他失败的根源所在：尽管他很乐意尝试西式改革，但他却不愿意重塑帝国的伊斯兰模式。他的改革保留了帝国外交的传统基础，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谢里姆三世从来不会大刀阔斧地改革，他也不打算将帝国变成一个欧式国家。认为有必要使穆斯林思想适应引进的欧洲思想和技术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其次，外交机构的组织原理与非互惠性惯例构成了帝国外交的特征，这些特征对于评价谢里姆三世的改革试验很重要。因此，没有改革理论，政府的组织、流程、人员就不会有明显的变动，由传统意识的官僚组成的政府机构阻碍了改革计划的实施。治国的那一套旧思想让谢里姆三世无法彻底抛弃非互惠性惯例。在外交机构中，几乎没有采取措施提高赖斯艾芬迪的办公安全或效率。与欧洲方面相比，没有高效的外交部、专业的外交使团、良好的通信系统。他们面临的困难不断增加，因为不熟悉新体系的技巧，信件堆积如山，苦于缺乏组织和知识完成这些任务。“所以根本不可能理解委托事项、谈判和情报。确切地说以前就不存在这么多，所以才会乱成一团”[9]。事实上，当时帝国外交并非真地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因为控制外交的中央部门漏洞百出，改革不可避免会有令人失望的结果。

最后，外交机构效率低，帝国内部混乱，最重要的是没有持续的军事力量支撑，使得帝国外交政策因欧洲大国的竞争掷地无声而深陷困境无法摆脱。由于欧洲大国之间互相竞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对其朋友、敌人感到害怕，这种情况下，帝国不可能在长时段里依靠联盟体系保证帝国的外部安全[10]。但帝国的软弱让中立这个避难所都保不住。虽然中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帝国的衰落，但也说明再回到单边主义是不可能了。此外，改革的反对者在外交上施加影响，他们批判改革的某些方面，比如学习欧洲的语言、采用欧洲外交术语、强烈反对与俄国结盟等，这些内部纠纷让原本就脆弱的帝国外交问题变得更加令人绝望。如果推行政策失败，政府很可能面临极大的外部危险以及严重的内部混乱，谢里姆三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无法彻底与传统脱离。毕竟是一个对异教有着偏见的虔诚的穆斯林，这不仅解释了他之前一系列行为的前提，还有他改革的自相矛盾：目标是穆斯林，方法是西式的。他在位期间，这两部分是不可调和的。作为帝国缔造者加兹的后代，他的目标是恢复帝国往日雄风，他引进新思想、新技术，但却没有完全理解他将要对抗的势力之强大或者肩负的任务之庞大，他的乐观、激情、雄伟壮志并不能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谢里姆三世能力有限，对引进思想、技术等缺乏判断力，虽然每次实验他总是很积极；加之其统治被各种问题困扰，没有强大的后援支持，谢里姆三世往往是步步为营。

在改革之前，驻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使者都享有一些特殊的福利，奥斯曼帝国政府实际上支付了这些使团的所有开支。这一惯例一开始只是帝国非互惠性外交的一方面，旨在强调帝国的优势，但这也只能在帝国全盛时期站得住脚。而且，欧洲统治者不愿在外交上投入过多，使得外国大使们沉迷于滥用外交特权为自己敛财。为什么帝国已经处于衰落趋势，无力负担这样的支出，却继续承担欧洲使馆大部分费用？在那时，欧洲自恃军事优势，处处留心这一惯例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坚持要保留几乎达到了敲诈勒索的程度。然而，固有的伊斯兰优越性的妄想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影响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他们而言，给予补贴这一习惯已部分程度上成为一种心理支撑[6]；但对欧洲而言，这却是帝国屈从的信号。谢里姆三世决定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打破这一惯例，而一位赖斯艾芬迪在英国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彻底放弃这一外交惯例的理由。1794年6月11日，谢里姆三世通过帝国诏令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这一举动让欧洲使节懊恼不已。到1796年欧洲使节不断向帝国施压要求恢复这一惯例，素丹坚决重申新政策，唯一的例外就是财政部只能拨给表现突出的使者。遗憾的是，谢里姆三世并没有坚持多久就再度批准向友好国家的使者们支付各种差旅费和生活费。

【参 考 文 献】

[6]Thomas Naff.Reform and the Conduct of Ottoman Diplomacy in the Reign of Selim III,1789-1809[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3,No.3(Aug.-Sep.1963):305.

[2]J. C. Hurewitz.Ottoman Diplomacy and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J].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15(Spring 1961):145.

[3]M.S.Anderson.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M].London:Longman,1993:9.

对《鲁迅先生石膏面型》《鲁迅先生塑像》这两件鲁迅主题雕塑的诞生及其传播语境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两点新认识：其一，鲁迅主题雕塑传统从诞生开始，就不单是雕塑家个人的审美创造，更是回应时代制像要求的产物，具有特定的思想寓意和文化指向。其二，最早两件以纪念鲁迅为主题的雕塑而言，虽然其作为雕塑的语言特性和审美风格已初露峥嵘，但是它们还需与其他艺术媒介亲密合作，还未能从整个鲁迅图像的传播体系中分离出来，其自身独立的叙事功能和文化价值还未得以充分彰显。但是，无论此后鲁迅雕塑的主题观念、风格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可以往前一直追溯到这里并从中找到一些征兆。

建构主义教学使学习在与现实情境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避免抽象地谈概念，学习者则在这种情境中主动构建知识的意义。传统教学往往去情境而重抽象。

[1]Bernard Lewis.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4:31.

1.9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s)表示，多样本比较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对比则用LSD法，若方差不齐则使用Dunnett’s T3检验。P<0.05则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Thomas Naff.Reform and the Conduct of Ottoman Diplomacy in the Reign of Selim III,1789-1809[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3,No.3(Aug.-Sep.1963):306.

[8]王三义.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6.

[9]王黎.奥斯曼帝国加入欧洲外交体系的历史探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35.

[10]郑锋.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外交选择与政策转变[D].太原：山西大学，2008：12.

[11]Thomas Naff.Reform and the Conduct of Ottoman Diplomacy in the Reign of Selim III,1789-1809[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3,No.3(Aug.-Sep.1963):314.

族长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终究是没有再说什么。在与神的沟通方面，天葬师有着绝对的权威，他做出的决定，没人能够阻止，族长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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