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1]由于底层群体与边缘群体有着相同的生态制约性、利益敏感性、特别是心理脆弱性等因素，且在风险高发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底层社会涵盖的范围有增无减，越来越多游走在生活边缘的人，诸如失业者、基层工作者等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并构成新型的流动的“底层”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青年群体由于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更加具有脆弱性，相应的其文化价值上也有着一定的流动性。

而在一个媒介化的社会里，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参与传播活动变得更容易、更直接，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介质日益成为底层青年群体情感表达和利益诉求的工具。然而，传统媒介资源的分配不均和传播地位的不平等严重削弱了其参与“常规”信息传播活动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现实的瓶颈也往往将其推向信息无助的境地。笔者在此背景下，尝试较为系统地分析当前底层青年群体身份的变迁、情绪的累积以及话语的表达。

交通运输部JTG D20—2017《公路路线设计规范》第二节规定了各级道路等级及其所允许的行驶速度，见表1，可见低速下坡并不代表安全，只有维持一定的车速，减少制动次数，才能更好地兼顾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一、廓清与厘定：高媒介化下社会底层青年群体的界定

以政治、文化上远离权力和主流文化圈，地域上隶属或接近经济不发达的乡镇地区，以及伴随新媒体的发展而成长，构成了社会底层青年群体的基础衡量标准，同时更是在社会地位、身份、心理上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和挤压的这样一群处在不断流动变化中的群体，诠释了这一群体的全新内涵。而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群体现状，对新型底层社会的特质——成员的组成及他们心理状态的描摹和透视十分关键：一方面，这一群体的主体构成早已超越了单纯地以经济因素进行划分的框限，而将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都纳入考量；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的类似“拆迁心理”、“政治弱势心理”等不同程度地成为了当下底层青年群体心理弱势效应泛化的典型表征，而新生代农民工、新型外出务工人员、疾病携带人群等也成为此类群体心理的拥有者。针对底层社会的这一变化，有学者提出，他们“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失范预备群体”[2]。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成员间存在内群(我群)偏好和外群(他群)偏见。与认同理论相悖的是，由于长期受到社会的排挤和诟病，社会底层青年群体的自卑与不安情绪一直郁郁而不得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守望相助的坚定“情感”，群体内部弥散的消极和否定情绪迅速离散了成员之间的身份和心理认同，并由此生发出了强烈的外群体偏好。在高媒介化时代到来后，新媒体在公共事件中经常以扶危救困的名义发声，在聚合底层力量的同时增强了人们对自我以及群体的信心。宜黄拆迁案中钟家姐妹以及相关人员利用微博对事件进行的实时直播，瞬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本身对事件相关方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利益的守卫使得底层社会内部开始形成一股凝聚力，同时对处在同一环境中的群体其他成员产生了更坚定的认同，这不可谓不是对群体价值观中情感逻辑的一次重塑。

“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普通人无法脱离媒介来理解什么是‘真实’，因为正是媒介将‘真实’带至‘在场’和‘当前’，同样，普通人也无法脱离媒介来认识什么是‘风险’，因为正是媒介设定了议题，使风险从不可见变得可见。”[3]笔者以为，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一定程度上描摹了底层青年群体的群体轮廓，助力其在风险社会的发声。因为底层社会是一个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的群体，单单借由群体本身的力量根本无法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并发出自己的呐喊，而在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中他们的存在感又极弱，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转而与新媒体“绑定”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新媒体更是通过公共事件中的不凡表现影响着底层青年群体，即对原本固化的弱势生存、行动逻辑乃至整个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建构。

二、社会底层青年群体情绪背景的审视

一般而言，“决定新闻事件过滤器的认知范畴肯定要包括诸如公众、公众兴趣、差异性、非常规性、规模的大小、负面后果等类似的因素。”[4]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具有商品属性，媒介是否报道及持续报道某一事件不仅要考虑报道所要的人力、财力投入，经济回报及可能的经济损失，而且在中国当前的传播生态下，主流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常常与政治、经济的“合谋”进而产生张力。传统媒介在“介入”底层社会时往往处于习惯性的“缺位”、“失语”状态。2009年唐福珍自焚事件自“发生的11月13日到25日，内地传媒完全失声。26日，由相关新闻工作者自办的网站‘新湘报’发表特约记者刘立民的报道《成都一女企业家因拆迁楼顶自焚》，但这篇报道却石沉大海”[5]。“广东乌坎‘9·21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沉默和低调，能够见到的报道只有南方网转载市委宣传部的官方通稿或广东省官媒南方日报的消息，且相关报道的数量十分有限”[6]。

如前所述，长期的媒体机制使得底层群体在新闻话语中因不同社会环境需要而被塑造为不同形象。有人以《人民日报》农民工话语为研究对象，从农民工作为“人”的不同向面、农民工与城市、农民工与管制力量三个维度出发，认为农民工在《人民日报》中经历了从抽象的“经济因子”到全面的“人”、从“清退对象”到“新市民”、从“清退”到“庇护”的变化[11]。在党报或政府报道中，底层群体尤其是底层青年群体虽然改变了以往的不文明的形象，却又演变成另一种“救济符号”，他们成了政策、领导甚或市民的关怀对象，底层青年群体真实的状态依旧被掩盖。

“破窗效应”强调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扇窗户，而它又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护，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破窗户会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频发[7]。这是一个群众书写和全民发声的时代，杜尔凯姆认为：“贫穷实际上是培养自我抑制的最佳教练。它迫使人们不断自我约束，也就能够坦然地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财富则使人忘乎所以，激起对抗心理，从而走向邪恶。”财富的日渐累积、生活质量的逐步提升在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失范的根源之一。鉴于“穷人造反，不是靠组织资源，而是靠体制外的抗议活动”[8]，即便底层青年群体对媒介的认知、接触是浅层的、偶然的，但却丝毫不能成为制约他们在面临困境时选用的维权方式，确切地说是情绪背景的被唤醒。

“一帮一、一对一”的活动，帮助学困生尽快赶上来，这时候，可以充分发挥尖子生的优势，每一个优等生负责一个学困生，这样，不但减轻老师的负担，也同时给学生搭建了互相交流的他们逐渐可以进行优势互补，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帮助了学困生，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在这期间，增加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之。

正如福柯所言，话语意味着团体确立其社会地位的过程。相反，底层新闻话语的“他者”述说、“他者”建构，开始消解底层群体的自我认同，底层青年群体作为整体存在而日渐破散。以“农民工”群体为例，在媒介报道中就曾出现过“盲流”、“产业工人”、“弱势群体”、“新市民”等称谓，这些称谓是制度性的角色安排，是不同意识形态运作与协商的结果。总的来说，当代话语表达中的农民形象是异常丰富的，其形象特征、传播效果与当时的社会运动、时代变迁和创作者的观念等复杂因素紧密相连[14]。这种不断转变的社会角色，使底层青年群体迷失了自我，也使底层社会呈现游离化状态。不可否认，底层青年群体的话语角色变迁与整个社会“去集体化”、“分层化”有关，但更多是话语的被表达与遮蔽所致。

三、新媒体时代社会底层青年群体话语表达的检省

[5] 李春雷，马俐.政府信任构建与大众传媒对拆迁心理的引导机制研究：基于唐福珍自焚事件的实证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3(5)：62-73.

大众媒介准确及时的报道是消释矛盾、化解风险的重要保证。然而传统媒介长期以来在民众利益诉求和情绪表达上的缺位，不仅造成其自身公信力的下降，也使底层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纾解。当底层青年群体信息表达和情绪表达机制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矛盾要么激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导火索”，要么被转移到新的诉求渠道得以某种程度的消解或者继续在新的反映框架下存在，而这种渠道或者反映框架往往是非制度性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结构分化所造成的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问题。这便成为社会底层青年群体情绪累积的主要肇因。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资本运作的媒体对新闻话语权的影响开始变大。但是，以经济目的为驱动的市场化媒体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精英阶层，而忽视了底层群体的信息需求，遮蔽了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有学者对上海某些报纸的新移民(主要为“外来工”等底层群体)报道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报纸的新移民形象主要集中于三类——“负面行为者”、“受难者”与“受爱护者”，他们获得主体表达机会与空间相当有限[12]。同时，市场化媒体还不惜对底层群体进行污名化、荒诞化处理，以期满足市民社会的需要。

他解释“大体框架”包括：首先，岗位评价必须以职业自律、医德医风为基础，“医疗工作是团队作业，相互交叉、需要协同的工作太多，应急处理尤其如此。比如门诊大厅有人突然晕倒，为了最有效率地救人，肯定应该是最先发现且具备急救技能的医务人员施救，职业天性必然是凌驾于岗位设置与岗位评价之上的。”

低收入家庭在获得住房救助方面，主要是获得住房改造补贴，占比18.2%，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获得廉租房/公租房的比例为8.9%，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城乡郊区城乡结合部以及县城和建制镇；仅有0.2%的低收入家庭获得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这跟低收入家庭住房来源密切相关，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主要居住自建房，获取住房改造补贴较多，而中心城市居住租赁房较多，购房比例较少，因此获取廉租房/公租房的较多。值得留意的是，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比例极低，即使房价比市场价更低，但是并没有因房价的降低而缩小低收入家庭自身资本与房价之间的差距。

[1] 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J].战略与管理，2002(1)：18-26.

新媒体时代到来后，低门槛和草根性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底层青年群体抗争的条件，成为他们进行群体维权的最佳武器。换而言之，媒介兼任了底层社会精神家园的损毁者和建设者双重角色，底层成员在懵懂和跨越的状态下认识有关媒介和社会知识，社会公共事件中新媒介助力获归的利益和情绪支配感让人们将借媒抗争视为最便捷的维权行动范本。“社会情境与个体情绪之间的是互相渗透和相互作用的，情绪一旦作为环境的反应，它的功能就工具性地渗透到引发它的社会系统中。”[9]可见，新媒体时代，社会底层青年群体的背景情绪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情绪统系，借助对新媒体的“情感依赖”，它和体制内的情绪表达与利益诉求渐趋成为转型期社会底层青年群体凸显群体情感的主要渠道和方式。

经典计算主义理论的困境在于，主张认知就是计算，而经典计算主义所倡导的那种“计算”主张，也就是图灵计算。这是一种狭义的计算定义。针对这一狭义定义，认知科学学界掀起了前赴后继的“反计算”的浪潮，反对者认为计算之于认知而言并不充分，基于规则的纯粹形式符号操作并不能保证认知的实现。[4]

四、结语

[8] 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7.

在“互联网 +”背景下，还应充分重视如何有效开展服务体系的创新活动，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积极开展对外服务体系的创新活动，完善用户咨询区域的设置。二是进一步有效提升对内服务体系的创新水平。应从服务创新的制度入手，增强馆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实现良好的服务环境以及氛围，保证服务创新奖罚制度的完善，并开展有效的全面综合性评价。

参考文献：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公众的新闻话语权得到极大释放，知识精英走在了话语表达的前列。然而，这些意见领袖为社会提供的知识与精神文化产品都是以主流思想为依据，体现的是具有主导力量群体的需要，底层青年群体的真实需要依然被排除在外，其对主流媒体言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普遍较弱，往往处于被代言的角色[13]。因此，所谓的意见领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言底层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2] 朱力.变迁之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13.

[3] 马凌.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J].中国传媒报告，2008(2)：38-44.

[4] 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17.

底层新闻话语的“主体错位”，即本应作为报道主体的群体由于话语权的缺失，成为与自身利益有密切关联的新闻报道的客体或话语对象[10]。这种主体的错位加剧了底层群体与信息提供机制之间的张力，角色的差异化形塑也使底层社会出现身份认同迷惑，并促使底层社会呈现一种游离状态。

[6] 李春雷，姜红辉.群体性事件中媒体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政治心理影响研究——基于“乌坎事件”的实地调研[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7)：37-42.

[7] 刘京林.传播中的心理效应解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5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游走在生活边缘的底层群体原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然而，新媒体时代到来后，拥有一定媒介素养的底层青年群体开始与新的媒介形式“联姻”。在宜黄拆迁案调研过程中，受访者普遍给出的“微博现在很厉害”以及“我现在每天都会抽空上网看新闻”*课题组2012年11月4日在江西省新建县的访谈记录。的回答显然已经预示着底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景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生活中，底层群体与传统媒体的交往中只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进行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存，利益是他们的底线。然而，新媒体对底层青年群体生存现状的关照，对这一群体情绪的体谅，对底层话语权的赋予让他们原本单一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除了对物质利益的捍卫之外，他们开始注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开始享受新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微妙变化，这不能不视之为新媒体对底层青年群体从界定到情绪积累再到话语表达甚至生存逻辑的塑造。

[9] 孟昭兰.情绪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6.

欧盟在涉外家事诉讼中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特殊适用，不仅打破了欧盟排斥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传统态度，而且赋予该原则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之人权保护功能，是欧盟逐步理性对待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5条不方便法院原则并未上升为欧盟所有涉外家事诉讼的一般管辖权规则，而且也存在着管辖权移送范围、儿童利益最大化之裁量、判断适当的替代法院等诸多困境。

[10] 刘隽.大众传媒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现状——以重庆传媒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为例[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114-121.

[11] 罗真.农民工媒体话语的历史变迁——以1980-2009年“人民日报”的农民工报道为例[D].上海：复旦大学，2010.

[12] 周葆华，吕舒宁.城市新移民的媒体形象、表达与标签：上海报纸中的“新上海人”报道内容分析(下)[J].新闻记者，2011(5)：82-87.

[13] 刘学义.话语权转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06.

[14] 于德山.角色差异与认同迷惑：网络话语中的农民形象分析：以网络事件“不嫁(娶)农村人”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2(6)：80-89，95.

由此可见，3VT切面上MRAA-LDA-DAO与右弓优势型DAA均表现为“/U”形环时，3VT切面上二者难以区别，但升弓部冠切切面上二者具有较明显差异，故升弓部冠状切面可用于二者鉴别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