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绍徽(1866—1911)，晚清著名女诗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位女翻译家，著有《黛韵楼诗集》，编著《国朝闺秀词踪》，与丈夫陈寿彭合译《八十日环游记》《外国列女传》《格致正轨》等作品。其中，《八十日环游记》开启了中国科幻小说翻译之先河，自1900年由上海经世文社出版以后，在短短数年内经多家书局刊印[1-2]，受到读者欢迎。翻译作为一项社会交际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规范的制约。文章拟从规范论的角度分析译本《八十日环游记》，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翻译规范，阐释晚清社会意识形态、观念习俗、主流诗学和赞助人对《八十日环游记》译本面貌的影响，以及译者主体价值选择背后的复杂动因。

一、研究背景

翻译规范研究的兴起源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们不再局限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对等与差异，转而关注翻译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以及译者主体行为的价值。翻译规范研究基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又将视野引入历史、文化、社会这一更宽广的领域，包括图里、切斯特曼在内的多位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硬件基本功能：CPU子系统独立运行，并且模拟产生正常、瞬时失效、永久失效等工作状态，能产生表征控制输出的信号或状态；FPGA仲裁子系统检测CPU子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正常或异常的提示，对异常进行报警，并且进行异常备份自动切换，支持手动切换，能产生表征仲裁后控制输出的信号或状态。

图里最早对翻译规范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三类规范的制约：预备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预备规范包括翻译政策、翻译的直接性方面的考虑因素；起始规范决定译者的文化依附，即译者是选择依附源语文化(即“充分性”)，还是依附目的语文化(即“可接受性”)；操作规范则是指影响具体翻译过程抉择的规范[3]。

从物资采购实际情况来看，其物资风险基本存在于物资采购的各个环节之中，从物资采购计划制订到材料验收入库到材料使用整个过程。物资采购风险会影响企业的生产，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一定要加强物资采购风险的防范力度，正确认识各种风险产生的原因，从而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加强企业物资采购风险的防范对策，具体如下：

切斯特曼在总结图里研究的基础上将翻译规范归为两类：期待规范(亦称产品规范)和专业规范。期待规范指目的语读者对译文可接受性和风格等方面的期待；专业规范指由权威专业译者制定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具体可细分为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4]。

此外，以勒菲维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致力于探究翻译策略背后的动因，提出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理论是翻译规范研究的另一种变体。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须考虑社会历史因素才能有成效。最重要的不在于考虑字词如何翻译，而应该研究为什么那么翻译，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学、意识形态因素使得译者那样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达到了目的，原因何在[5]。

(1)原文：Fix,left alone,was more impatient than ever,having a presentiment that the robber was on board the ″Mongolia″.If he had indeed left London intending to reach the New World,he would naturally take the route via India,which was less watched and more difficult to watch than that of the Atlantic.[10]21

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译本忠实

译文虽不甚忠实，但薛绍徽用工整的对句翻译，行文朗朗上口，视觉上错落有致，丝毫没有读外国小说的滞涩感，单以文风论，确实迎合了读者口味。

《八十日环游记》出版于1900年，根据陈寿彭与薛绍徽子女编写的《先妣年谱》，《八十日环游记》译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家严(陈寿彭)译《江海图志》，夜则与先妣(薛绍徽)谈外国列女事略并《八十日环游记》，先妣以笔记之”[6]156-157。彼时，中国正处在晚清国门大开、民族救亡的重要历史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主权沦丧，尤其是甲午海战中清廷惨败，促使知识精英们迫切求索强国之路，“中国之效西法三十年矣，谓其不知也，则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谓其知也，则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也”[7]65，继而发出“今日之天下，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7]66的倡议。这种译书强国的实用主义思想贯穿了晚清各类翻译活动，《八十日环游记》的问世也概莫能外。

各国的政治利益冲突与管控程度直接干预了会计模式与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进行较多干预，那么与经济息息相关的会计准则也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反之则亦然。

陈寿彭在《八十日环游记》序中提到：“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著者自标，此书罗有专门学问字二万……他国亦有译之者，愈传愈广，殆因其中实学，足以涵盖一切欤。”[8]5因而，当薛绍徽离开幽闭的故土，惊叹车船电灯等新事物，想要读西书以穷其奥秘时，陈寿彭选择为其讲述“浅近、足以感发”[8]5的《八十日环游记》。可见，《八十日环游记》得以问世，实在与介绍西学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分不开。薛绍徽曾感慨：“今而知天地之大，学力各有所精，我向者硁硁自信，失之固矣。”[8]5破“固”革新的翻译目的也暗合了晚清士大夫和知识精英“开启民智”的期待。

7月初，继任者Michel Loris-Melikoff刚刚上任。他说已经想了一些办法挽留斯沃琪集团，事到如今只能表示遗憾。

这种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直接影响了《八十日环游记》译者的策略选择：译本在介绍西方“实学”时，译者倾向于选择“充分性”的翻译策略，译名均采用直译方法，大量使用文内注，在叙事结构上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作。埃文-佐哈尔指出，当一个文学仍然“幼嫩”，或者处于边缘或弱势位置，或者出现危机或真空，翻译文学就会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译者就会采用倾向于“充分性”的翻译策略[9]46-51，反之，译者则会采取可接受性的翻译策略。本着介绍西方“专门学问”的宗旨，对《八十日环游记》英语文本中读者可能感到陌生的地名人名(少数译例除外)、宗教风俗、政治制度、航海军事、交通运输、新闻报纸等，译者均采用直译(含音译)的方式，难明之处采用文内注的形式详尽解说。例如：

之所以规范对特定文化系统中的翻译活动有很强的解释力，是因为规范具有社会整体性特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等社会历史文化因素都以规范的形式作用于译者的个体行为，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选择。文章以图里描写翻译学的规范理论为基础，并借鉴了勒菲维尔有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的研究成果，探究薛绍徽译《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规范。

译文：非克士孑然独立，不胜着急，意劫贼必在蒙古利亚船上。既转思曰：“若彼果有意从伦敦以往新世界(南北黑洲之称)，亦必取道于印度，因印度之防范较少而较难于亚得连剔(乃英海西畔之大海，分隔欧非与南北墨洲。或译为大西洋是也)也。[8]25-26

译者将“the New World”直译为“新世界”，并在括号内注明具体地理位置；将“the Atlantic”音译为“亚得连剔”，并详细标明其地理位置以及其常用译名。这反映了译者小心谨慎的翻译态度，意在原原本本地呈现原文的地理知识。例如：

(2)原文：The conversation fell again.During the night the train left the mountains behind,and passed Nassik,and the next day proceeded over the flat,well-cultivated country of the Khandeish,with its straggling villages,above which rose the minarets of the pagodas.[10]36-37

CHAPTER VIII In which Passepartout talks rather more,perhaps,than is prudent [10]v-vi

翌晨至一郡，曰庆泽许(大部落也)。一片坦途，种植特盛，村庄甚众，无不奇异，皆竖有回教高塔。[8]39-40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一般资料比较 治疗结束时，托伐普坦组有30例患者托伐普坦服用剂量为15 mg，17例患者服用剂量为30 mg。结果(表1、表2)显示：两组患者年龄、性别、NYHA分级和抗心衰药物治疗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译者不仅以文内注的形式注明“Nassik”和“Khandeish”的地理属性，更加了按语，指出作者写作中的错误，足可见译者对待“实学”客观求实的态度。此类译例，不甚枚举。研究发现，译者不仅在结构上保留了原文的章节布局，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上也做到了较高程度的对译。这种偏向“充分性”的翻译策略充分印证了晚清知识精英寄望于传播西学来“启蒙民智”的普遍心理。

再者，薛绍徽不通西文，陈寿彭口授原文，由薛绍徽执笔，这种口授笔译的“对译”模式在清末民初颇为常见，林纾正是以这种方式翻译了百部小说。在历史上，这种翻译模式是有其文化基因的。早在东汉、西晋佛经翻译伊始，传译经文的方式就是依赖于外来僧人的口授，并无佛经原本供参考，晋代佛经翻译名家道安曾言：“外国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13]53。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翻译也大致采用“西士亲自执笔著述，或西士口授，而华人笔之，或由西士起稿而华人润色之”的翻译方式[13]103。利马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等著作亦属此类。这对《八十日环游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口授者的理解、表达到笔录者的再理解、再表达，其间的信息损失难以避免，译文的质量也相应受到影响。第二，合译模式下，薛绍徽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译本的最终面貌能否为读者所接受直接取决于译者文笔的优劣。在行文遣词的过程中，薛绍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诗学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对原文进行加工。

三、主流诗学与译本偏离

谈到译文的偏离，须先从“间接翻译”和“对译”谈起。《八十日环游记》体现了晚清文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即对转译的高度认可(或容忍)[11]91。《八十日环游记》就是这样一部间接翻译的译本。“本法人朱力士(名)房(姓)所著……英人舆地家桃尔，邓浮士二人，又合译之，他国亦有译之者，愈传愈广。”[8]5这就交待了译本不是从法语原文直接翻译，而是选择流传较广的英译本转译而来。有研究发现，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中，英美小说占大多数[12]69-70。究其原因，间接翻译反映了目的语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晚清的社会语境下，经由英语转译法语原本《八十日环游记》显然暗示着向英语文化学习与借鉴。间接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策略选择。薛绍徽在《八十日环游记》序言中称“烦重译之苦，勾元索要”[8]7，即选取达旨的翻译策略，这不免使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

[1]向洪金：《建立ECFA对海峡两岸农产品生产与贸易的影响——基于局部均衡COMPAS模型的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1期。

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说过：“数学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尽管数学知识千差万别，我们仍然清楚地意识到：在作为整体的数学中，使用着相同的逻辑工具，存在着概念的亲缘关系，同时在它的不同部分之间也有大量的相似之处．”这说明，数学事实与数学概念(原理)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相似性．在数学中，全息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相似形”“方程同解”“周期函数”“一一映射”“同构”“公理体系是演绎和建构知识体系的基础”等都是一些具体的全息现象．数学中的所有分支，都可找到自己相应的全息元，如一个图形是与它相似的所有图形的全息元，函数—个周期是整个函数的全息元．

此外，薛绍徽之所以选择以文言文翻译，与其个人的文学追求和审美价值观不无关系。据薛绍徽子女所编《先妣年谱》记载，薛绍徽生于闽中士大夫家庭，八岁习诗，十四岁才女之名远播乡里，十六岁，开始自删诗集，二十岁开始习古文，“治《史》、《汉》、《文选》”，二十四岁开始习作骈体文，“择其名集读之,变为骈体文”，1897年在沪“以文问世，读者咸叹敬”[6]151-156。甚至连陈寿彭也感叹：“乙酉，余游泰西，恭人始治《史》、《汉》、《文选》。己丑，余归应乡试，虽侥幸忝列副车，自视所作古文字弗若恭人远甚。”[14]足可见薛绍徽对古文的热情。这一点在其二姐薛姒徽的记述中亦可找到印证：“丁酉后，妹随逸儒居沪，缄寄书札，诗词外附以新作骈文刊印于报章者，余览而异焉。”[6]114薛绍徽敏而好学，对古文极具热情，从乙酉到丁酉，历时十数年，勤习不辍，故而译《八十日环游记》，文言当为首选。薛绍徽的译笔典雅，增强了译作的美感。例如：

(3)原文：Some took sides with Phileas Fogg,but the large majority shook their heads and declared against him; it was absurd,impossible,they declared,that the tour of the world could be made,except theoretically and on paper,in this minimum of time,and with the existing means of travelling.[10]16

译文：有羡其环游之是者；有訾其环游之非者；有代福格危者，谓此游定难如约；有为福格计者，祝此游切勿滞时。[8]21-22

翻译活动最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规范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处于同一时期的译者总会有意无意地迎合这个时代目的语的意识形态，做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选择，即选择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态度、习俗及信仰。

肥厚性硬脑膜炎19例临床分析 … …………………………………………… 范道丰，陈银娟，李洵桦，等 372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56个民族有56个民族情，各民族都有各民族的歌曲，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交融，在歌曲中，民族情感鲜明而又充沛。因此歌唱家在演唱中，也注意充分表达民族情感，并以此打动听众，获得成功。

其次，在文体的选择上，薛绍徽移植了部分章回体小说的文体特征。《八十日环游记》英语原文共三十七章，每章均有一句标题，用于交待章节内主要事件的线索。薛绍徽在翻译时套用了章回体小说“回目”的形式。所谓回目，一般指章回体小说每回或每节的标题，以概括本回的故事内容。回目经历了早期单句、参差不齐的双句、工整的对句三个发展阶段。薛绍徽巧妙地彻底或部分弃用原题，根据章节情节拟定回目。译文对偶工整，相比原标题，内容更加引人入胜，使读者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例如：

(4)原文：CHAPTER VI In which Fix,the detective,betrays a very natural impatience

CHAPTER VII Which once more demonstrates the uselessness of passports as aids to detectives

译文：语次，已夜。火车绕越诸山之后，过聂儿克(乃一大邑。按：孟买赴恰老加打火车大路，系由颠那直上西北至庆那毋拉过山至聂士克，并不取径迂道走波毋厄尔转至庆打拉也。前云至波毋厄尔望见山色者似有误。因原书之旧，姑存之。)

译文：第十一回 得良友顺道同游 购驯象解金偿价

首先，薛绍徽采用文言文来翻译，以雅驯见长。晚清小说翻译之初，多以文言入文，是因为汉语有“言文分离”的传统，即作为书面语的文学语言和当时流行的日常语言不同。知识分子阶层从蒙学开始所受的教育便是阅读和书写文言文，文言已然成为多数知识阶层的书写本能。梁启超曾在《十五小豪杰》(1902年)的译后语中这样写道：“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能文俗并用。”[13]131

第十二回 趁行程草率投宿 窥殉死恻隐生情

第十三回 救焚身福格定计 劫尸场阿荣立功[8]8

薛绍徽摈弃了章回体小说每回开头以“话说”“且说”等起叙，每回末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等收束语这种表达方式，开场收场多“以诗为证”的文体特征，保留了英语原文的行文方式，可以说是晚清小说形式上的创新。

最后，薛绍徽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改写和重构，使之更符合当时社会的大众审美情趣。例如：

(5)原文：He was,in short,the least communicative of men.He talked very little,and seemed all the more mysterious for his taciturn manner.His daily habits were quite open to observation; but whatever he did was s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at he had always done before,that the wits of the curious were fairly puzzled.[10]2

译文：举凡赋税一切，又能默计盈绌，预先筹划，才智过人如此，故世人无测其高深焉。[8]10

一般情况下，企业在进行物资采购的过程中，供应商通常会对招标环境进行协调与控制。也就是说，企业在实施物资招标的过程中，供应商预先会对企业产品所需要的材料、基础生产工具与设备等等相关信息，并结合当前市场价格进行分析。而各个供应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可能会存在相互串通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将价格恶意提高，而且企业在完成物资采购之后，市场价格还可能会出现持续降低的情况，从而直接引发原材料采购风险等等问题，这样会导致企业在具体采购时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该问题来讲，企业自身需要对所要采购物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并制订合理的限制模式。

参考译文：总之，没有比这位绅士更不愿与人交往的了。他言语甚少，沉默寡言的性子让他看起来更加神秘莫测。虽说他的生活习惯经得起评说，但无论他做什么事总是那么一板一眼，一成不变，因此那些好奇的人就更加迷惑不解了。

例(5)选自第一回的开头，主人公福格出场。原文将福格塑造成一个沉默寡言、生活刻板、一成不变，在众人眼中神秘莫测的人物形象，为后文福格精确地把握时间完成八十日环游地球的任务作了铺垫。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冷静到沉闷、精确到刻板的英国绅士，薛绍徽在译文中将其塑造成“善于筹划、才智过人、高深莫测”的形象，为其踏上险象环生的环球之旅作铺垫。此外，薛绍徽对女主人公阿黛、仆人阿荣、包探非克士等人物形象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写。埃文-佐哈尔和勒菲维尔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或者说在目的语文化处在稳定状态时，译者往往要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15]。虽然当时的晚清社会正处在维新变革的交困时期，但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仍然强势，如何使译文更好地为国人所接受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译者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呈现一个典型特征，即在译介西方“实学”时，译者倾向于“充分性”，而在涉及人物事件的叙述时，译者又偏向于选择可接受性的翻译策略。这一特征折射出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译者独有的文化矛盾心理：一方面护持中国传统，另一方面批判吸收西域新知，以审慎的态度，将西方价值汇入中国系统中[16]。

通过对译本的细读，再现《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过程，揭示译者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个人价值观念所起的作用，有助于客观审慎地对译者和译本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地位进行评价。《八十日环游记》是中国传统知识女性介绍西学的早期尝试，更是积极探索、调和中西文化，探明翻译路径的完美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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