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作为一个华侨华人双重身份①的作家，其作品在海外传播的情况尤其特殊。不同于大陆文学译介传播，或通过官方投资为增强文化软实力而向外推广②，或通过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的渠道。白先勇小说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多与海外华人学者包括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欧阳子、王德威等人分不开，他们先后从台大外文系毕业，以其在海外中文学科的权威地位直接影响了海外汉学家对包括白先勇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的认识。更为特殊的一点是，白先勇并非单向地倚重这群海外学者的推介，他同时身兼创作者、翻译者③、中国语文老师(以及后来的导演)等数职，对自己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白先勇与海外台湾华人学者群的“文学因缘”

一切都要从“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说起，白先勇于此时结识了教授英国文学史的夏济安，他不仅是白先勇这批年轻学生的精神导师，日后白先勇等人赴美也一直得其荫庇。1960年白先勇召集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平时集会常去“明星咖啡馆”谈文论史。“以文会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同人群体，其中包括夏济安的大弟子刘绍铭，同学欧阳子、李欧梵，文友许世旭等，他们后来在海外无一例外地都参与了白先勇小说的翻译与研究工作。

白先勇1963年④前往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学习小说理论与研究，1965年获硕士学位。为了继续从事创作，他打消了继续攻读博士的考虑，申请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方语文系任教，对此夏志清的“推荐函有很大的影响”⑤。白先勇及其外文系的同学文友们因夏济安恩师对夏志清也格外亲切，来往从密，关系甚笃。1965年，夏济安突发脑溢血去世，夏志清遂成为先兄门下学生中的核心人物⑥。这一年在白先勇主办的《现代文学》上刊发了夏志清论白先勇小说的论文，他从白先勇小说中“男性美和女性丑”的强烈对比中发掘出他早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原型——阿宕尼斯。对于此番论述，白先勇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夏氏兄弟的文学观一脉相承，夏志清早先跟随夏济安于1946年9月底到北大当西方语文系的助教，后申请到留美奖学金并带着燕卜荪的推荐信来到了欧柏林学院。因为不满“小大学”，夏志清前往垦吟学院谒见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兰荪教授⑦，“请求他托人给自己机会去进研究院”。兰荪不负夏志清所望，接连为夏志清联系了爱荷华大学的华伦，哈佛大学的麦西生，耶鲁大学的勃罗克斯。最后新批评派的又一健将勃罗克思为夏志清提供了去耶鲁深造的机会，离开垦吟时兰荪曾亲自开车送夏志清去火车站⑧。夏志清本是学英美文学出身，但自嘲为了现实工作的需要而投身中国文学研究⑨，也因此成为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执牛耳之人⑩，他后来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成为海外汉学研究重镇之一。

二、白先勇小说的翻译概况

1961年白先勇的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美国新闻处资助Heritage Press英译台湾的小说和新诗，殷张兰熙翻译了《金大奶奶》并将译文收入她主编的《新声》中。次年，同样在Heritage Press 的支持下，《玉卿嫂》被殷张兰熙翻译并被选进吴鲁芹主编的New Chinese Writing。

白先勇出国后进入创作高峰期，译作也接连不断地问世。1965年白先勇自译的《香港1960》发表在Literature：East & West，这一年他完成的毕业作品Six Stories至今仍储存在爱荷华大学图书馆内供师生、研究者查阅参考。1971年夏志清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所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选入了白先勇自译、夏志清参与润改的《谪仙记》。1975年《译丛》No.5 Autumn小说专栏一连推出两篇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由余国藩教授和学生Katherine Carlitz合译；《岁除》译者为Diana Granat。同年，《花桥荣记》《冬夜》由朱立民译成英文，载于齐邦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此书1977年在台湾再版，1989年Andre Nouge与齐邦媛合作出了法语版。1976年刘绍铭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主编了美国第一本台湾当代小说选集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960—1970，夏志清为其作序。其中选了白先勇的《冬夜》，译者是John Kwan-Terry和Stephen Lacey。这本书2010年由原出版社再版。白先勇作品的单行本出版之前，外国读者主要是通过选集来认识他，因此编者的介绍性文字就起着导向性作用。

1978年《台北人》的韩文版由昔日《现代文学》文友许世旭译为韩文，收入《世界文学全集》第79集，三省出版社出版。1980年《游园惊梦》由白先勇与同事犹太人叶佩霞合译，登于《译丛》No.14小说栏第一篇。杂志开篇即是翻译顾问乔志高(高克毅)介绍白先勇这篇小说的文章《方言的普适性——当“台北人”说起了英语》。1981年《安乐乡的一日》由编译者Vivian Hsu 和Julia Fitzgerald选入《本是同根生：现代中国女性故事》。1982年，殷张兰熙主编的《寒梅：当代中国小说》再次收录了《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英译被选入Rice bowl women :writings by and about the women of China and Japan一书，主编Dorothy Blair Shimer详细注释并附上介绍。同年，《台北人》英译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只印行了一版)，由白先勇本人、叶佩霞以及乔志高组成翻译团队共同完成。

1986年出版的著作有葛浩文英译的《孽子》(1993年再版)，同年12月《孽子》再由Prentice Hall出版。1994年《满天亮晶晶的星星》被选入《森林的另一边：同性恋短篇小说选》，白先勇的这篇小说与英美文学大师E.M福斯特、海明威、威廉·田纳西、D.H 劳伦斯等人的作品并列其中。1995年《花桥荣记》被选进《众声喧哗：非西方世界的当代文学》。刘绍铭和葛浩文为哥伦比亚大学编的《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也在这一年出版，白先勇的《冬夜》入选，这本选集2007年再版。

2000年在乔志高的引荐下，香港中文大学重新出版了《台北人》中英对照本，此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版在发行了十来年后已绝版。2003年齐邦媛与王德威合编的《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收录了白先勇的《国葬》，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3)车轮旋转的上述效应更多来自轮轨力相对车轮的旋转，在陀螺效应也是很明显的，如图8所示。图8中示出了3条曲线，实线是车轮不旋转时的动柔度，虚线是车轮以400 km/h旋转时的动柔度，而点线是令陀螺矩阵G=0所得到的动柔度。可以看出，当陀螺矩阵G=0时，频率分解有的加宽有的变窄了，但峰值的高度改变不是特别大。

综合来看，白先勇的翻译作品主要由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受众主要是海外师生及相关研究者，目的是为了教学与科研，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白先勇力图忠实于原著的翻译策略。

《孽子》在白先勇的小说翻译中较为特殊。首先，白先勇少见地将英译工作完全假于他手——葛浩文，其次，《孽子》的译本最丰富且出版社不局限于校园科研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翻译频率达8次以上。这主要端赖于《孽子》涉及的同性恋题材以及葛浩文游刃有余的翻译策略与来往中西文学之间丰富的翻译经验。

三、白先勇小说的海外研究与影响

白先勇小说在海外研究界最受关注的是《台北人》系列及长篇小说《孽子》。以夏志清为首的海外华人学者经常将白先勇作为“现代文学作家群”的代表向西方读者推介，从即时性书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型研究均显示了他们对白先勇小说中所展示的美学浓度与历史深度的关切。夏志清论白先勇小说时所下的断语，也经由刘绍铭、欧阳子等不断复制传播，从而影响了海外汉学界对白先勇的评价。学界活动涵盖了华人学者与汉学家的交叉互动，包括研讨会、指导学生论文等等，这些既为白先勇作品在海外传播提供了场域空间，同时也有利于白先勇本人亲自参与讨论。

1973年，刘绍铭在介绍台湾新崛起的本土作家时，认为“白先勇在第二代迁台作家中是最有天赋的”，而判断的依据就是夏志清评白先勇的那句“难得一见的当代天才短篇小说家”。

(一)学术会议及选集研究

台大外文系毕业赴美，后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

Constantine Tung在谈到夏志清的编选理念时感喟，他遴选小说的原则是作品内在的文学性，而不涉及外部的政治、社会意义。Constantine Tung将《谪仙记》解读为以一位女士的自殒作为象征来悲悼“无根的一代”，可以说深受夏志清、白先勇的影响。在Constantine Tung看来，这部选集已经完全实现了夏志清想要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力量与重要性的初衷，并且拓宽了西方读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视野，白先勇等人的作品不仅代表着高质量的文学，同时也让人注意到台湾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部分同样值得观照。夏志清对台湾文学的关注也促成了刘绍铭主编的《台湾当代小说集》的出版。在夏志清这本选集出版前，美国已经有了一些台湾小说与诗歌的选集，但在英语世界几乎毫无影响。Constantine Tung最后总结，夏志清的这部选集全方位地超越了以往的类似选集，提供给读者的内容不仅更丰富同时也更加多层次。在任何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课堂上，这部选集都应被纳入必读教材。

1975年，也就是刘绍铭主编的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出版的前一年，刘绍铭和欧阳子分别发表长文专论白先勇的小说。刘绍铭的《重温纷繁旧事：〈台北人〉中对过去的召唤》开宗明义，直接道出《台北人》所表现的今昔、长幼的反差使得《台北人》可以被当成关于古老文化衰颓的挽歌来读。针对Wei T′ien-ts′ung对《台北人》中人物在生活发生剧变时，内心仍然没有任何对于变化的认知，心理上也没有发展的批评，刘绍铭以《国葬》中的“刘行奇”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吴喜奎”(两人都皈依佛门)为例说明这些少数经历蜕变的次要小说人物更像是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刘绍铭援引了两类性格类型——发展型、顺序型，这种批评方法很明显继承了新批评的遗产。刘绍铭通过转述夏志清评价白先勇为1919年以来现代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天才的断语，竭力褒扬了白先勇强烈的历史关怀。

建设精神文明的相关机制就是将精神文明中无形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等通过一种载体具象化，在学生接受高校教育过程中，学校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将精神文明中无形的思想观念给实质化〔8〕。

欧阳子的《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与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岁除》英文版登载于同一期《译丛》上，这篇文章选译自1974年《中国时报》的文学副刊。欧阳子褒扬白先勇的小说形式是一流的范例，其作品观照人性的众多侧面，开拓了叙事的边界。编者在欧阳子这篇文章后面再次附上了夏志清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关于白先勇小说成就的赞誉，同时也为《永远的尹雪艳》《岁除》的英译本向刘绍铭表示感谢，另外也向读者推荐了前面提到的刘绍铭撰写的长篇批评文章。

1979年2月23—24日在美国南部的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召开了以“台湾当代小说”为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这次讨论会第一次聚集了散布在美国各州约20位汉学学者，他们多半是大学教授，会议期间同室研讨，会后各家论文也结集成书出版(主编为Jeannette L.Faurot)。这次研讨会是其时汉学界的盛事之一，发表论文的学者与作家，包括李欧梵、葛浩文、刘绍铭、欧阳子等人，夏志清是闭幕式发言人。欧阳子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即是《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1992年黄维樑在第六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宣读了论文《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之用：刘勰“六观”法析评白先勇〈骨灰〉》，以刘勰的理论观点来一一对应白先勇的小说架构，新颖独到，开启了白先勇小说解读的另一面向。

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的英美系博士生简政珍在1982年凭《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获得博士论文奖，第三章专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叙述者与流放者。简政珍认为白先勇小说中那些将军、高官夫人们等拥有辉煌过去的一群影像并不是绝望地去追寻过去，而是过去本身积极地回过头来找他们。他们对过去的追忆甚至都是无意识的，逝去日子的幽灵不断在对话中、冥思中、一处场景、一张脸上显现自己的身影。简政珍还联想到，“台北人”的怀旧情结就如同田纳西·威廉斯《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一样，而不像John Saly笔下的流放者所感受的那种依然躁动不安、积极有为的“过去”的力量。简文还提到，亨利·米勒在读完《永远的尹雪艳》与《岁除》后也为白先勇刻画人物性格的高超技巧所震撼。1983年，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Jeannette L.Faurot教授就《本是同根生：现代中国女性故事》作了简略评论，这个选集收录了白先勇的《安乐乡的一日》。Jeannette L.Faurot与其他汉学家的关注焦点有些类似，将目光集中于小说的翻译质量以及小说的入选依据上。他认为这本由学者参与翻译的选集比较忠实于原著，而且附注翔实。针对《安乐乡的一日》这篇小说，Jeannette L.Faurot认为白先勇展现了一个人进退两难的处境——拥有了自己想要的物质享受，但在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功能意义的能指。

1984年，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ichael S.Duke同时评论了殷张兰熙主编的《寒梅：当代中国小说》和刘绍铭主编的《坚不可摧之链：1926年以来的台湾小说选集》两本书。他断定台湾文学是1949年之后最好的现代中国文学，而选集中所呈现的正是五四以来最好的短篇小说。他对白先勇尤其推崇，认为他是现代中国最好的作家候选人之一，并且因为白先勇笔耕不辍所以仍有无限的潜力。白先勇的小说在他看来超越了一国的社会现实，直抵普遍的人类关切——而这是同时期图解政策、政治倾向性浓厚的大陆作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样的观点无疑与台湾“现文”同人的观点十分类似，Michael S.Duke在结尾时对刘绍铭恰如其分的批评文字与殷张兰熙分门别类的导读都予以了肯定。同年，伦敦大学的Sen Ma也为《寒梅》写了介绍性书评。

同年，刘绍铭也发表了专论白先勇的长文《仙人与平民：白先勇小说中的流放者》，就前期关于白先勇小说的观点进行了一次完整的论述。

运用SPM8与REST软件对各个分组的ReHo统计图进行随机效应分析，包括单样本t检验与两独立样本t检验（以年龄、教育程度、头动、性别为协变量），FDR校正后取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Qi Bangyuan，Wang Dewei.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stories of Chinese diaspo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State Funeral见第97页)

美国大学的外国文学选集通常将东亚视为一个大单元，以刘绍铭与葛浩文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为例，这套选集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民间与大众文学、中国现代戏剧等，还涵盖了日本和韩国的古、现代文学。因此被选入其中的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后的典范，入选其中本身就是经典化的重要一步。这本选集深受美国汉学界青睐，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Martin W.Huang认为这套选集突破了之前选集地域、年代、体裁的限制，拓展了读者的视野。虽然出现了因为翻译假于多人之手而导致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但总体上可读性较强，可以信赖。

1996年，著名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 )也对这套选集发表了评论文章。她对《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不吝赞赏，认为由于著名出版社和经验丰富的两位编者的共同作用，这套选集俨然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资源，不仅在课堂上适用，课后也可当作参考书。杜博妮特意指出《冬夜》的翻译十分精准，尤其是在对汉语的语法把握上，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阅读效果。

(二)《台北人》研究

1984年还有两位学者(D.E.Pollard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Robinson Lewis S.)评论了白先勇1982年出版的英译《台北人》的单行本(“考虑到要适合英美读者的需求，并表示此书写的不是台北本地人，因此采用书中的名篇《游园惊梦》为书名：Wandering in the Garden，Waking from a Dream，副题：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中英对照版，回到原书所定的名称——《台北人》，英文直译为Taipei People，以便存真，同时保留一点原文的反讽意味”)。

汉学家兼中国文学翻译者D.E.Pollard显然超出了乔志高对于一般西方读者的预估，他所谈包含中文版《台北人》的来龙去脉，兼及白先勇的个人生平，大陆与台湾的历史等等。D.E.Pollard认为白先勇自译至少能保证原作不会遭到扭曲。至于乔志高与白先勇一致觉得《思旧赋》中美国南方方言的使用生动贴切，别有妙趣，D.E.Pollard分析道，除了美国本土南方人外，可能会有读者对这种翻译方式的真实性与一致性提出质疑。然而，D.E.Pollard还是十分认同译者为了匹配高水平的原文而做的努力，认为他们的成就和志向都值得敬佩。

Robinson Lewis S.也从乔志高的翻译说起，他以为《台北人》复杂混合的叙述方式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白先勇与叶佩霞的合作完全实现了翻译的目标，即使有些小错误也可以在后来的版本中改正。而美国俚语的使用，也是为更好地传达原作的精神。他还引用了哈佛大学教授韩南的话，“白先勇很幸运地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多舛的命途——视政治目的高于人性真实与人类的重要命题”。尽管刘绍铭等批评家都同意“白先勇是一个有高度社会意识的作家”，但Robinson Lewis S.觉得这个观点仍需要再三商榷，因为何以《台北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台北人呢？可以说，Robinson Lewis S.的看法是建基于刘绍铭等华人学者的阐释之上的，形成了一种对话的格局。

2000年后《台北人》的研究多见于学位论文，如2001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Steven L.Riep的博士论文《书写过去：对当代台湾文学史的重读，恢复及再思考》。2007年，Michael S.Duke的学生WAI LAM CHEUNG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玉花园：白先勇与田纳西·威廉斯笔下怀旧女性的跨文化比较》，将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谪仙记》与田纳西的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2013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Liu Jing的学位论文《〈台北人〉中大陆客的主体形构》，再次将目光转向《台北人》中的历史重负，认为20世纪60年代台北人的挣扎与焦虑是70年代自我意识觉醒前的阵痛，进一步丰富了白先勇关于自己创作动机的论述。

(三)《孽子》研究

1989年12月31日的《洛杉矶时报》在《孽子》行将付梓之际，刊出了一则短小的推介文章，该文称《孽子》是中国第一部关注“玻璃圈”或同性恋亚文化的小说，并简略介绍了主人公及故事梗概。为了更好地让西方读者理解《孽子》里的青年反文化现象，作者将John Rechy在《夜之城》中所描写的地下同性恋世界与《孽子》并举，使得那些“阿凤”“夔龙”等人物形象能获得西方读者的共情。撰稿者认为白先勇通过描述这些人物的历险过程深入发掘了渴望西方物质与保留传统道德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最后作者表示，尽管白先勇的作品在美国几乎籍籍无名，但在台湾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已经赢得了高度赞誉。

学者Michael S.Duke认为《孽子》中呈现的四位主人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无论是对亲人与老者的孝道、朋友之间的忠诚、兄弟之间的义气、施予他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堪称典范。但是就因为同性恋身份，他们遭到了主流社会的放逐与抛弃，被迫住在没有白天的“黑暗王国”。而李青所叙述的故事也反映了不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外人熟知的悲剧而又隐秘的台湾同性恋历史。最后，他表示葛浩文的翻译无与伦比，完全捕捉了原作那种甘苦相杂的叙述语调，诗性话语与散文话语的不均衡分布也保留了原作的想象空间。而根据英美社会中依然持续的恐同现象，Michael S.Duke认为这样的英译本正是需要热烈欢迎的。

Ruru L.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评论《孽子》的文章首先说明这是第一篇关于同性恋主题的当代中国小说，其次介绍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人物。作者认为白先勇是当代台湾文坛最有希望和备受尊敬的作家之一，而他作品中备受瞩目的一点就是恣意的激情，而这在《孽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作者最后提出葛浩文的翻译乃上乘之作，尽管有些双关语和生动的拟声词没能很好地传达，但是这是翻译任何东方文学都会存在的核心艺术问题。整体看来，葛浩文的翻译保留了原作的文体风格，他本人也因为将这部开拓性的小说带入更广泛的读者群而受到赞誉。

除《住房公积金条例》规定的各类城镇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必须依法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外，与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聘用、劳务派遣等从业人员和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将被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

其后，关于《孽子》的研究多是将其纳入性别、文化、历史创伤等主题下加以考量。例如Liang-Ya Liou在《后殖民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在世界与本土的交叉处：白先勇、李昂、朱天文、纪大伟小说中的男同性恋代表》、Jens Damm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1970—1987：台湾的同性欲望与社会群体》、Guo Jie的《当过去与现实交汇：白先勇小说〈孽子〉中同性恋身份的浮现》等等。

小学作文在语文考试当中大约占30%，对于小学生日常学习而言，应当尤其注意平常的写作学习。虽然目前小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相对之前有一定的提升，然而仍然有一大部分的小学生没有扎实的书面表达能力，很多小学生对写作文非常抵触，当提到写作文的时候，他们脑海中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写出来的作文往往也拿不到高分。所以，在老师讲课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写作的能力成了非常重要的一节。老师在上作文课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都会感到学习非常吃力，老师们通过教研讨论，总结出原因为学生对写作文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写作文。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学生的写作水平自然就上不去。现在，这个问题也成了家长和教研组共同关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洛杉矶时报》到后来的几位西方学者都言之凿凿《孽子》是中国现当代第一部关于同性恋题材的小说，这其实是就他们接触到的海外中国文学翻译而言。在台湾，纪大伟曾经指出：“比白先勇更早撰写同性恋小说的至少有两名文坛前辈，其一是姜贵的《重阳》，还有郭良蕙撰写的《心锁》。”从这也可看出，海外汉学界由于资源的本体性匮乏而导致的评论界的风向性，从而更加凸出了选集的重要性。

(四)海外影响

通过对白先勇小说出版、评论、读者群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白先勇的影响主要在学界，尤其是从台湾赴美的学者所专注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圈，主要传播方式包括编辑选集、作品研究、学术会议等。如杜博妮1992年对葛浩文1986年编纂的会议论文集的批评，那次与会者有刘绍铭、李欧梵、王德威、 Michael S.Duke等，其中重要的华人学者几乎都来自台湾大学外文系。他们对白先勇的关注与考察视角，一方面开了海外研究台湾文学的风气，另一方面奠定了像白先勇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经典地位，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华人学者与更年轻一代的汉学家。美国汉学界更是由于其学术话语权，对其他国家学者阐释白先勇往往起着规范与引导的作用。

2009年出版的《跨世纪的流离——白先勇的文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依然在白先勇、刘绍铭先前所论述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年轻一代的汉学家及翻译家、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白睿文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移民、爱国、自杀——白先勇与白景瑞作品中的感时忧国与美国梦想》，很明显受到夏志清理论的启发。2016年白睿文、蔡建鑫主编的《重返现代——白先勇、〈现代文学〉与现代主义》在台湾出版，这本书主要源于2008年5月初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举行的“重返现代：白先勇、《现代文学》与现代主义国际研讨会”。张诵圣、王德威、白睿文、蔡建鑫等人均汇聚一堂，这场不同代际间的国际研讨会更是加深了新生代华人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对白先勇作品经典地位的认同。

别具意味的是，华人学者经历了一个从重视白先勇小说的叙述手法、人物视角、性格特征等新批评式解读到后期的后殖民分析、民族身份与宗教、性格差异等等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话语的转型。前者以夏志清为核心，后者则以王德威为典范，实际上王德威还承担了连接两种批评范式的枢纽作用。夏志清将美国学界悠久的新批评传统运用到了白先勇的小说评论中，王德威在继承的基础上同时努力创新理论话语，白先勇的小说也因此解除了过度解读的焦虑与困境，在去中心意识的华语语系方法论的倡议中，白先勇小说的双边身份在特定的时代话语下再次焕发生机。

膨润土开发利用水平MEL值中具有较高数值项的是膨润土综合利用率，对膨润土资源而言，按对所含主矿物蒙脱石外的其他组分分别进行开发利用的综合利用路线，因膨润土原矿中所含蒙脱石≥30%外的其他矿物合计约最大占到70%，对综合利用70%组分的作用显著高于30%的组分，因而其膨润土综合利用率权重值应高于采矿回采率、选矿回收率权重值，其实际权重值=100-采矿回采率权重值-选矿回收率权重值，我国目前膨润土加工企业实际综合利用率一般也≥90%。根据2.2.1、2.2.2节讨论，膨润土综合利用率权重值为35～45，不同情况综合利用率权重值取值如表1。

注释：

①白先勇1963年持留学生签证赴美留学，1965年硕士毕业留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直到1973年升副教授并获终身教职。根据美国移民法，拥有永久居民权(即绿卡)五年后同时满足相关条件就可申请入籍。白先勇已加入美国国籍，但具体入籍时间不明。台湾侨务委员会官方网站2016年发布的新闻中称白先勇为“台湾作家”，故其并未放弃台湾籍，白先勇同时兼具华侨与华人的身份。早期中国学者编撰的作品集或论文集中白先勇的作品常在台湾文学与美华文学中游移不定。如1983年由王晋民、邝白曼编著的《台湾与海外华人作家小传》中将白先勇定义为台湾作家，黄万华主编的《美国华文文学论》在美华文学的大框架中将白先勇纳在“台湾文群”一类，则较为明晰。

②如《熊猫丛书》等系统性大工程。台湾的官方译介，与台湾的国际地位相关，参见《台湾文学在法国》。

木兰出生在一个富有之家，她的父亲姚思安是一个道家信徒，主张无为而治，不刻意约束儿女。受父亲的影响，木兰逐渐形成了豪迈豁达、诙谐幽默的个性，她向往美好的事物，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一颗童心，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木兰曾经深爱立夫，但她也坦然地接受了与荪亚成婚的命运，也体现出她性格中“顺乎自然”的道家思想。在嫁入曾家之后，她天真无邪、洒脱自然的本性丝毫没有改变。她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吹口哨、看电影、进馆子、放风筝……这些在别人看来“不正经”的行为，木兰却乐在其中，她也因此成了公婆眼中的“疯儿媳妇”，丈夫口中的“妙想夫人”。

③白先勇的翻译生涯始于美国求学阶段，起初更多是一种改写的心态，如他的爱荷华大学硕士论文，后来才与专业翻译者合作进行规范的翻译工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地域比较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同的区域对于电力资源的需求也有着加大的不同。例如我国东南沿海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电能需求较大，电力前期投资也比较高，但因为输变电工程建设也比较密集，容易形成区域效应，受边际递减规律影响在后期中投入就会减少，由于工业用电较多电价较高收回成本的过程也比较快。输变电工程建设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尽管地域面积辽阔，然而人员居住较为分散，地广人稀，再加上地形环境比较复杂，输变电工程施工难度大大提升，因此该地区输变电工程架设成本较高且回笼资金困难，队国家财政支持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这本书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推出的一套比较研究书系，刘绍铭也参与编纂。当时被很多美国大学当作教材使用，分别于1989年、199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和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再版。

⑤在白先勇后来长期的教书生涯中，“每逢升等的关键时刻，夏先生都会大力推荐，呵护备至”。白先勇“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升等十分不容易，夏先生一封封强而有力的推荐信的确帮助渡过了不少难关”。(《亦侠亦狂一书生——夏志清先生纪念文集》，台湾商务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

⑥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王德威等人对夏志清的一致结论是他“在西方汉学界，尤其是中国小说史述方面有巨大贡献。他的两本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两座里程碑，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夏先生在哥大教书数十年，作育一大群洋弟子，散布在美国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夏氏门生影响颇大”。(《亦侠亦狂一书生——夏志清先生纪念文集》，台湾商务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1972年由殷张兰熙创办的在台北编辑印行的季刊Chinese Pen是长年来最有贡献的英译文学刊物，后来由齐邦媛教授接棒。“源源提供美国汉学界，各大学东亚系较新的英译台湾当代文学作品，给教学或作这门研究的师生提供很大的方便。”见应凤凰：《台湾文学研究在美国》，《汉学研究通讯》，1997年总第64期。

⑧夏志清:《谈文艺忆师友》，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第27-29页。

⑨可以对照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余教授”请“吴柱国”推荐他去美国大学教书，吴柱国回道：“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教教中文什么的。’”东亚语言文学系虽然在海外大学中处于边缘位置，但是也是华人学者通过精英阶层向外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再次是建立预算管理过程的信息化控制。设计合同、预算、资金三个维度的控制要素，将协同办公平台与其他系统对接，设定多节点审批流程。以预算和合同管理作为第一层控制策略，以预算审批流程作为第二层控制策略，使费用报销符合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两个层面的控制策略相结合，使整个预算管理体系建立在内控制度下。

（在坎坷的道路上，越是历经艰辛挫折，就越会在与困难的抗争中磨炼心志与体力，从而使我们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本文适用于成长方面的作文。）

⑩夏志清在业界同行的权威性有目共睹，包括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华裔学者黄宗泰等数人在内的海外学者都认同这一点。耶鲁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Chloe Starr在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也引用哈佛大学教授韩南的话肯定夏志清的地位，“毫无疑问，夏志清是1960年以来最有影响的中国小说批评家”。其他国家的汉学家对夏志清褒贬不一：如意大利汉学家Lionello Lanciotti 1961年在《小说史》甫出之际即对夏志清的开创性，丰富的西方文学、美学批评知识以及详尽注释表示肯定；翌年普实克发长文指出《小说史》的基本问题，引发著名的夏志清、普实克之争。这些也从侧面反映了夏志清在海外汉学界的影响力。

⑦新批评派重视的文本分析也作为一项传统见诸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研究著作。

曾与夏济安合办《文学杂志》。

④当年即同欧阳子等人去纽约拜访夏志清夫妇，受到夏志清的热情接待。

在此持续改进模式建立基础上，恩泽集团以卓越运营模型“授权-培养-共识-结果”为改善操作框架，进行精益医疗战略部署。

1973年由乔志高(高克毅)与宋淇创办。

此项目由台湾“国立编译馆”推出，外销供美国人阅读。

Nancy Ing.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Taipei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82.

纽约 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发行。

也是刘绍铭、葛浩文等人的母校，重要的汉学研究基地之一。

Pai Hsien-yung.Crystal boys:a noveli.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oward Goldblatt.San Francisco:Gay Sunshine Press，1990.

Alberto Manguel，Craig Stephenson.In another part of the forest :an anthology of gay short fiction.New York :Crown Trade Paperbacks，1994.

Arthur W Biddle，Gloria Bien.Global voices: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rom the non-Western world，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1995.

Joseph S M Lau，Howard Goldblatt.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1993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亚洲研究学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张诵圣教授出版了《现代主义与本土的抗争：当代台湾文学》，将白先勇等作家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与讲求本土台湾性的作家进行辨析与比较。这部著作出版后也得到了学界的一些反响，Edward Gunn1994年就写了关于此书的评论，其中提到白先勇等现代主义作家们从普遍的人类历史出发，以一种人性的角度去寻求参与建构“文化中国”，因而摆脱了夏志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定义的“感时忧国”的本质特征。文章其余大部分内容几乎都与张诵圣书中观点一致。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季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书的评论，作者Tao Tao Liu重述了张诵圣对于以白先勇为代表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看法，即台湾的现代文学远远没有西方的现代主义那样重视先锋实验，白先勇的风格更酷似现实主义，因此将《台北人》与《都柏林人》相提并论比较合适。作者还提到《现代文学》发刊词中强调台湾“现代主义”是一种严肃的文学观，拒绝陈词滥调与伤感滥情，这其实回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Tao Tao Liu完全吸取了张诵圣对于台湾现代文学的分析，只是附加了一点意见，即如果将大陆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参数并置其中，研究会更全面客观。同为台湾赴美学者，张诵圣和刘绍铭等人对台湾文学不遗余力的研究与介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于台湾文学的认识，华人学者在西方的著作也成为汉学家们进一步研究时所参考的重要乃至权威文本。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1976年的《爱荷华评论》上，见Pai Hsien-yung.The wandering Chinese:the theme of exile in Taiwan fiction.The Iowa Review，1976，7(2/3):205-212.

2001年起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研究中心《译丛》杂志工作人员，现任《译丛》编辑顾问。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硕士，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所博士。

针对不合理信念的调查，本研究采用王玉（2009）[6]编制的大学生不合理信念问卷，共包括4个因子：绝对化要求、糟糕至极、概括化评价和低挫折忍耐；针对专业满意度的调查，本研究采用柳会（2014）[7]编制的专业满意度调查问卷，均采用Likert五级尺度。

Pollard D E.Twentieth-tenlury Chinese stories by C.T.Hsia.Modern Asian Studies，1975，9(2):272-274.

Tung Constantin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5，34(3):819-821.

“过程控制”课程是自动化专业重要的必修课，尤其对于以电厂为背景的热工自动化学校，课程既需要大量的理论知识，也需要一定高度的实践性[1]。在过程控制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把握很难做到通透理解；对于火电厂热工系统方面则很难将系统、机组、控制三者放在一起记忆；对过程控制策略方面的知识抽象程度很高，因而学习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对于课程的掌握也大都不尽如人意[2]。

Lau Joseph S M.″Crowded Hours″ revisited:the evocation of the past in Taipei je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5，35(1):31-47.

李欧梵也认为白先勇受了《都柏林人》启发后开始构思《台北人》，这种对比视点后来不断被中美研究者加以论证。

Jeannette L Faurot.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此书1991又发行了第二版，Ann Arbor，Mich: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91.

应凤凰：《台湾文学研究在美国》，《汉学研究通讯》，1997年总第64期。

曾先后获台湾大学外文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英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也曾接受邀请，前往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交流创作。

亨利·米勒看到的这两篇正是载于《译丛》上的翻译版本，之后亨利·米勒还亲自写信给白先勇表示欣赏。见简政珍论文尾注。

Faurot Jeannette L.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3，42(2):391-392.

Sen Ma.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84，47(3):584-585.

Lau Joseph S M.Celestials and commoners:exiles in Pai Hsien-yung’s stories.Monumenta Serica，1984(36):409-423.

1974年，亚洲研究协会在波士顿开年会，白先勇与会是“因为是夏志清当主持人，而且许多朋友(李欧梵、刘绍铭)都参加了”。白先勇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中的流放主题》。1975年伦敦大学教授D.E.Pollard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助理教授Constantine Tung分别撰写了关于1971年夏志清、刘绍铭所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的评论。D.E.Pollard提出汉语是一门难懂的语言，大部分外国读者在面对被翻译过来的中国文学时的第一反应是，书里究竟有多少讹误。而夏志清编选的这一部选集中有三位都是作家自译的，白先勇也名列其中。另外，夏志清统稿时又细心校勘修正，因此这版选集错误极少。另外，在D.E.Pollard看来，英文中也找不到能完全对应一致的单词，为了传达背后的意义，硬译则往往能给西方读者带来一种陌生新奇的感受。尽管存在翻译上的困难，D.E.Pollard依然认为这部选集的翻译质量属于上乘。他还重点谈到夏志清为什么会选像白先勇这样的作家，据他分析，一切都要归功于夏志清的品位。夏志清所反对的那种文学促进社会进步的宣传功用得到了D.E.Pollard认同，D.E.Pollard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皆是被中国批评家先入为主的教条所误导。相比聂华苓成熟、伤感的反讽之作，D.E.Pollard对白先勇的《谪仙记》(以及另一位台湾作家水晶的小说)颇感失望，认为他们确实具备文学修养，但是他们并没能说服读者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广的内容，尽管文本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

Gunn Edward.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1994(16):178-180.

《中国季刊》是一份领先的研究当代中国及台湾的严肃学术杂志，供学院和亚非研究人士参考。

Tao Tao Liu.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1):229-231.

Huang Martin 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5，54(4):1089-1090.

2007年起任《译丛》杂志翻译顾问。

McDougall Bonnie S.The China Quarterly，1996(146):654-556.

许钧：《文字的转换与文化的播迁——与白先勇等谈〈台北人〉的英译》，《中国翻译》，2001，22(6)：58-60.

Pollard D 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84，47(1):179-180.

Robinson Lewis S.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CLEAR)，1984，6(1/2):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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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西班牙语的亚非研究杂志也刊发了专论《孽子》的书评，见Haro Francisco.Estudios de Asia Y Africa，1991，26(1):187-189.

Jens Damm.Same sex desire and society in Taiwan，1970-1987，The China Quarterly，2005(81)：67-81.

Guo Jie.Where past meets present:the emergence of gay Identity in Pai Hsien-yung′s Niezi，MLN，2011，126(5):1049-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