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比黎庶昌年长四岁，步入仕途的时间相近，少年时代的家世与遭际也相似，为官的历程略有差异：一在京师，一在江南；一在各省典试以甄拔人才，一则出使东西洋折衷尊俎。但二人都有深切的爱国热忱，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抱负，力求强国富民之术，期望改革弊政，走变法维新之路；二人变法维新思想有不少契合之处，虽然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心有灵犀，隐然默会。

一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苾园，出生于贵筑(今贵阳市)，自幼失父，由母亲何氏抚育，先受业于舅父何中宪(字湘雪)，后随侍步入李朝仪(字藻舟)于京师。何中宪为咸丰进士，入庶常，散馆出任四川知县。他曾说：“苾园忠孝之忱根于性生，异日必能为国家尽萃。”[1]2(何麟书《李苾园先生遗诗序》)

陈留是个搞笑高手，只要有他的地方，就有欢声笑语。他和易非是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当时K歌，她正独自霸着麦克风，他主动跟她合唱了一首，他说他也喜欢周董的歌，后来就聊上了，却发现除了歌曲，他们还有更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他也喜欢曹操。

李朝仪是道光进士，历官知县、知府、盐运使、按察使，终官顺天府尹。廉洁奉公，所到之处均有治声。他对端棻督促甚严，勉之以圣贤之教。端棻晚年对诸昆弟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1]2(何麟书《李苾园先生遗诗序》)

黎庶昌(1837—1898年)，字莼斋，六岁丧父，兄弟四人靠生母及庶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得杨开秀先生赏识免费入学读书。伯父黎恂(字雪楼)从云南辞官返里，庶昌即从伯父受业，熟读《史记》《汉书》和《通鉴》等巨著，赋诗属文，已犂然可诵。其表兄郑珍(字子尹)是位经学大师，也是诗文大家。庶昌不时上门求教。但他没有去研治朴学，而是留意经世致用的文章。他选抄了历代各家散文作品数十卷，朝夕诵读揣摩，有意向子尹表兄攻习古文作法。

庶昌少年时代便立志学习古圣先贤，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在《答李勉林观察书》中写道：“庶昌方十七八岁时，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为，思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2]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庶昌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留意观察社会，考核时务，追求修身、治国之道与法。

当时贵州各地爆发农民起事，社会动荡，科举考试停止。亲友们鼓励庶昌先去武昌求堂兄黎兆勋(字伯庸)资助，再赴京应顺天乡试。1861年(咸丰十一年)秋，庶昌应顺天乡试落榜，暂住师兄萧润宇(字庭滋)家。庶昌之父黎恺(字子元)曾任开州儒学训导，萧润宇是开州生员，师从黎训导。现在京任刑部司官员，对师弟多方关照。

同治元年(1862年)，全国多处地方发生异常天象和洪水、蝗虫、时疫等灾害，上天“示警”。朝廷于是“下诏求言”。一个多月以后，全国大小臣工无一人上只字片语。黎庶昌花了几天工夫，写成一封“万言书”，请萧师兄过目指正后，斗胆向都察院投递，以廪贡生的身份向皇帝进言，指陈时弊，要求改革吏治。此书得到清廷重视，要黎庶昌将所陈事件，条分缕析，详细具陈。黎庶昌于是写第二封“万言书”，详细论列当革当行的具体措施，共二十五款之多。内容广泛，包括荐举贤才、裁减冗官、停止捐官、增大守令职权、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全面发行钞票、改革军事制度，安置旗民等。每一项都讲得很具体。如科举取士问题，主张废八比、小楷，扩大考试内容，另外增设“绝学”，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属，各设为科，以附乡试、会试之后，不定额。

有针对性的教学语言同样是有效教学语言的直观体现。很多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对于教学语言的选择缺乏针对性，无论什么文体，无论文章要表达怎样的感情色彩，都一成不变，采取相同的教学语言进行讲学。这不仅容易让学生觉得课堂教学枯燥乏味，也无法凸显每篇课文的特色与精华，对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无疑会构成阻碍。因此，教师要深化对教学文本的研究，在透彻分析教学文本的特点上选取更为适宜的课堂教学语言，使课堂教学收获更大。

两封上皇帝书，得到清廷的嘉奖，黎庶昌以知县衔被派往曾国藩大营差遣委用，并要曾氏“悉心查看”，“据实甄核”。从此，黎庶昌步入仕途，于同治二年(1863年)春到达曾氏江南大营，成为曾氏幕僚，年仅二十六岁。

李端棻在京师，参加同治元年(1862年)秋天的“恩科”顺天乡试，得中举人。次年春闱联捷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

黎庶昌也参加“恩科”顺天乡试，又落榜。他同李端棻同场应试，自然在贵州会馆等处有接触。庶昌上“万言书”，引起全国轰动，传抄诵读者比比皆是。李端棻对同乡这篇“奇文”，自然也是见过的，且为家乡有如此人才而自豪。

二

早知素习尽空虚，志积维新日有功。

甲午之战后，有识之士把变革教育视为变法的根本大计，要求废除八股，兴办学校。1896年6月，时任刑部侍郎的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全称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等一整套教育改革的主张。具体办法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省会设立中学堂，府州县设小学堂；各级学堂的学制、教学内容、专业设置，学生年龄都有具体规定。对毕业后待遇：“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于以出身，一如常官。”为配合学堂教育活动的开展，还提出几项辅助设施，即建藏书楼、仪器馆，设译书局、报馆，并派学生出洋留学。如果照此施行，“至十年以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5]如此切实可行而完备的教改方案，却被冷落闲置，直至两年后“戊戌维新”才开始施行。

②多数居民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相关内涝灾害知识，还有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方式获取这方面的知识，少有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说明居民获取内涝灾害信息的渠道单一，对政府的依赖度很低。

先驻伦敦、柏林各数月，驻巴黎两年，代替公使曾纪泽主持巴黎驻法使馆工作。又任驻西班牙使馆二等参赞，全面主持馆务。两年后任满，升道员，出使驻日本国钦差大臣。

驻欧期间，游历西欧十国，深入考察各国政教与风俗民情，参观各大都会风光名胜，参加国会、民间节日及茶会、舞会多种活动，进入工厂、矿山观摩生产流程，写成一篇篇生动优美的纪游散文，汇编为《西洋杂志》八卷，人们称之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

通过五年的实地观光和考察，黎庶昌确认西欧诸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绝不是中国某些人认定的“夷狄”；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气、自来水等，对民生国计是有很大裨益的，落后的中国应该加以学习和引进。他大胆地设想：“使孔子而生今世也者，其于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亦必择善而从矣。至如孟子，其言尤合于时宜……向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务，吾知并西人茶会、音乐、舞蹈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4]223-224

出使日本期间，对日本“明治维新”活动作了详细考察。他给顾少逸《日本新政考》写《序》，盛称明治维新废旧法、用西法的成功。如云：“明治改元，遂举唐制而废之，一尚西法，不可谓非善变。”[4]160

外交生涯十来年，黎庶昌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废除旧制，改用西法。由此确立了变法维新的思想。经过深思熟虑，他制订了一整套富国强军的治国方略，向皇帝上《敬陈管见折》。折中明确指出“整饬内政，酌用西法”的方针，提出治国方略六大端：一曰水师宜急大支，要求练足百只战船，保卫南北海疆；二曰火车宜早兴办，要求修建铁路，发展交通；三曰京师宜修治街道，彻底改变首都面貌，用西法管理城市；四曰公使宜优赐召见，改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五曰商务宜重加保护，要求开办各种实业，加强商务活动，与外商争利；六曰度支宜预筹出入，要求国家开支有预算和决算，避免盲目花销。此外，要求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便于取法他邦之长。

此折于1884年递交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衙门没有上呈皇帝，直接退回原折，理由是“其情事不合，且有涉忌讳处”。庶昌多年追求的“强国梦”，至此化为泡影，心情苦闷到极点。

三

李端棻主要在翰林院任职，曾数次出任乡试主考官。光绪己丑(1889年)科，以内阁学士典广东试(此科取中少年举人梁启超)，辛卯(1891年)典四川乡试；甲午(1894年)典山东试，壬辰科(1892年)春闱，任会试副总裁。肩负的都是科举取士选拔贤者的重任。贤才是国家元气所钟，国家命脉所系。科举制度在中国实施千几百年，明清以来已经程式化、刻板化，主要以八股文取士，内容僵化，难以识拔真才实学之才。此时洋务运动兴起，急须大批有科学知识和开办实业且懂得洋务的人才，而科举试题却与之大相径庭。有识之士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要求，而且呼声日益高涨。

端棻深知科举制的流弊，不断寻求培育新式人才，探索选拔贤士的良方。他广泛阅读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涉及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科学技术诸多方面，并接触从外洋归来的人士，向他们探访西方和东瀛的社会实情。他深信，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变法维新之路，首先要进行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

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有对车型相关系统比较熟悉及具备较强的诊断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的。一般的诊断流程是：发现问题、验证分析、资源整合、解决方案制定、实施排查。在这诊断过程中，如果遇到新问题，则要继续验证分析、整合资源、重新设计维修方案、实施排查进行循环，直到问题解决。

他对科举制度的危害，感受越来越深切，发出“帖括词章误此生”的感叹。曾写有《学术思想》一诗：

李端棻在翰林庶常馆，勤奋好学，受到大学士倭仁和尚书罗敦衍的器重。端棻则注重考察社会实情，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广泛接触东西方学术著作，寻求强国富民的救亡之路。庶常散馆，端棻任翰林院编修。同治六年(1867年)充山西乡试主考，九年(1870年)分校顺天乡试。十一年(1872年)出任云南学政。当时云南各族起事方才平定，民生凋敝、社会依旧动荡。他一一按临各府州，认真校士，恢复各府州县儒学。正值选贡之年，所甄选上百名拔贡生，大都是寒士，无力上京应廷试。李端棻便同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联名上疏，奏请援滇黔两省举人会试先例，给火牌驰驿至京，得到朝廷批准。从此滇黔优贡、拔贡赴京应试，均享受驰驿待遇。母亲辞世，返乡丁忧。光绪四年(1878年)服阕回京，次年迁监察史。因其叔朝仪任顺天府尹，依例回避，重回翰林院任内阁学士。

2.2.1 每周腹痛发作天数 疗后第2周、第1周，腹痛发作天数的组间比较，经t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疗后第2周，经考虑基线、中心、组别交互作用的协方差分析，试验组、对照组校正均数分别为1.817 9、1.294 7，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AS、PPS分析结论一致。FAS数据集结果见表3。

目的胡为犹惝恍，心思毋乃欠昭融。

素王学术无今古，黄种灵明胜白棕。

生活中，磁场无处不在，无论是手机，还是手提包上的磁扣都会产生磁场。磁场会对机械表的运作产生干扰，因此，保持机械腕表走时精准稳定，一枚防磁机心是必需的。那么，15,000高斯强磁场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宗旨看清须取法，何妨时势造英雄。[1]7

由此见出其变法维新的坚定信念。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黎庶昌丁内艰期满赴京，从古历三月至七月，由川陕晋冀到天津，再转北京。历时三月余，写有日记《丁亥入都纪程》。从《纪程》中透露，庶昌和李端棻见面。二人此前是否见过面，无资料可考，这次相见却有据可查。

《丁亥入都纪程》记述六月下旬到达天津，拜谒李傅相鸿章，时任北洋大臣，并参加李鸿章宴请法国公使及夫人的宴会，会间遇见外交界的多位官员，都是西洋的旧识。七月初由水道走通州，多阻碍。“七月初五日，行。十四里通州，换单套车登陆，经通州城。二十里三间房，尖。二十里东便门，李苾园端棻宫詹已遣人在彼照料，入城得免阻滞。住西河沿斌魁店。是日晴”[4]354。短短几句，却透露出较多信息。一是“宫詹”的称呼。指李端棻任官为詹事府詹事(正三品)，现存的李端棻传记、墓志铭，都未提此官称，足补其任官之缺。二是李苾园派人去照顾庶昌进城，是怎么得知消息的？可见苾园早知庶昌行程，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是庶昌必然会去李府拜访，李也会去回访，二人自然谈及国内外情形，特别是东西洋教育制度与设施等。

此时，黎庶昌《西洋杂志》八卷书稿已完成。其中有《马得利农务学堂》[4]499一文。学堂相当于西班牙国家农业大学，开学时国王、王后和学部尚书都去参加典礼，邀各国使节观礼。庶昌与同僚又去详细参观，对学堂规模、设施、教学规程、实验器物，都有详细记述。实验大楼有许多室，设有植物模型，有化学分验物质处，有各式农业机械、种子标本室等。对每一种机械的形制、运转方式、功效，都记得一清二楚，令人大开眼界。这都是当时国内闻所未闻的，李端棻对此自然感兴趣，他后来在《推广学校折》中，要求各级学堂设仪器馆，或与此有关。

黎庶昌参观过巴黎官学的颁奖典礼，参观过舞剑学校的考试，也参观过盲童学校的颁奖礼。仪式隆重，足见政府重教之风。二人自然会谈及政治活动。庶昌去各国议会旁听。议员常分两派，会堂中经常争论，以多数赞同者为决议，交总统或国王“画诺”施行。如多数派反对总统，总统则自动退位，老百姓若无其事。对西方民主政治，二人都有向往之情。李端棻还研读过西欧政治理论家培根、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及日本教育制度，自然也是谈论的话题。

在江淮间浮沉十几年，未得升迁。丁宝桢向清廷密荐，把黎庶昌和薛福成视为外交人才，其保举片中称：“江苏候补直隶知州黎庶昌，志节坚毅，抱负甚伟。以上二员，均拟请饬下总理衙门存记，遇事酌量奏请简用。”[3]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首次特派郭嵩焘出任驻英、法两国使臣出使西洋。从此，黎氏开始外交生涯，历时十几年。

英国有“喀来司阿司布达洛学馆”，有小学生七百人，进岁秩序井然，教士宣讲，鼓琴作歌以应之。其学分天文、数学、兵法诸事。十五岁入大学馆。有三百五十年历史，衣服礼制相沿未改。有乐队百数十人，常唱歌以导心志。可谓“三代礼乐，尽在是矣！”[4]455

作为实例，笔者将正五边形剪拼成正方形时，用以上两种不同的方法做了比较.在原来的方法中，正五边形被剪成了30块，在新的方法中，正五边形只被剪成了17块.而且原图形的边越多，新方法的效果越好.可见，在面积已知的情况下，新剪裁法更能保证原多边形的完整性.

黎庶昌再度被派往日本任钦差大臣。陛见太后和皇帝后，即南下上海，乘船赴日。此后，二人无缘再次相晤，但彼此信息依然相通。

四

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李端棻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发现一份考卷文笔犀利，“熔经铸史”，以为考生是位饱学宿儒，发榜后，才知是十七岁的少年梁启超。他很赏识其才华，便做主把堂妹李蕙仙(其叔朝仪之女，时朝仪已病故)许配梁启超。两人由师生之谊进而为郎舅之亲。梁启超赴京，常出入端棻之家。

做好单体建筑的通风设计，要尽可能考虑穿堂风。同时建筑物窗户面积在满足日照等卫生要求的前提下要适当，但又不宜过大，室内进风口和出风口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窗户通风面积的大小是决定室内风速的关键，既可降低建筑物的成本又起到节能的作用，减少建筑物的二次耗能。实验表明,增大房屋建筑通风换气次数对降低夏季空调能耗效果明显。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攻习今文经学，接受其维新变法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布“洋务运动”的破产。次年春，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集结于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们群情激愤，在康有为等的倡导下，发起“公车上书”，要朝廷拒签条约，主张改弦更张、迁都、练兵、变法，以求抵御外侮。李端棻支持“公车上书”活动，在他影响下，贵州举人在《上皇帝书》上签名者达95人之多，居各省举人第二位。

“公车上书”表达了全国举人们的政治要求，可以说是维新派变法纲领，所议三策，其根本在“变法”，即必须改变“祖宗之法”，以适应天下大变的形势。上书虽然没有上达，而变法维新思潮由此而蓬勃兴起，有不可阻遏之势。康有为、梁启超在这一活动中崭露头角，受全国举人们拥戴，声誉日隆。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习今文经学，曾赴香港考察西人治法。在广州建万木草堂讲学，陈千秋、梁启超均出其门下。经八年磨砺，写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阐发其政治改革思想，为其变法主张奠定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中提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主张君主立宪。梁启超进而提出“君民共主”的主张，使世人为之震惊。

黎庶昌到江南大营后，最初未引起曾国藩注意。得知他是郑珍的学生，便调来身边掌文案。两次举荐为直隶州知州。曾氏又收为门生，习桐城派古文，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是近代著名散文家。随侍曾氏六年之久，一度出任地方州县官。曾氏死后，黎庶昌写成《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又同李瀚章一起编纂《曾文正公全集》刊行。

黎庶昌也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任驻日公使三年后归国，于1891年夏初出任四川省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川东道辖地相当于今天的重庆市，工业商贸素称繁荣。他大力扶持工商业，鼓励实业家购买外洋机器进行生产，保护商务活动。出资建造云贵会馆，与其他各省会馆并驾齐驱。又出资改建五福宫，仿西洋规制，成为公众游憩场所(公园)，即今枇杷山公园。对人才的培养尤为关切。

庶昌延聘巴蜀著名学者兼诗人赵熙(号香宋，曾任翰林院编修)出任川东书院山长，历时三年，培养一批英才，如著名学者向楚、江庸、冉慈、龚秉权等。为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庶昌用自己的薪俸设奖学金，每次月考，童生第一名奖给白银上百两。全省乡试，川东生员中举者占半榜。

他还有个惊人之举，用薪俸设洋学堂(也称洋务学堂)，选择20名蜀中俊彦入学攻读，设课三门：中文、英语、数学。聘李镇(郑子尹门生兼侄女婿)为中文教习，聘外籍教师授英语。三年学成，考选12名优秀者赴英国留学。此学校曾在总理衙门和四川总督署备过案，所考选人员由公费赴西洋留学。

对于法律人士或者有常识的公众而言，白水村大水山组通路不能立项总是觉得很多地方令人费解。按照常理，精准扶贫扶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什么反过来会出现人少的村组更贫穷的村组看着更富裕人更多力量更大的村组享受扶贫政策争当贫困村组贫困户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李端棻《推广学校折》中“派员出洋留学”的要求，其友人黎庶昌早在蜀中就实地施行了。

据悉，中国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于1994年，现有27个成员，是以“政治、安全”为主题的政府间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是本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最具包容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之一。2017年8月东盟地区论坛外交部长会议上正式通过举行东盟地区论坛渡运安全研讨会。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渡运安全研讨，中国为亚太地区渡运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进一步密切与东盟以及亚太地区水上交通安全合作，促进渡运的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梁宗盛）

五

在倡建学堂的同时，请求废科举、开特科的议题被提上日程。

天津人严修(字范孙)于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894—1897年)间出任贵州学政，首先对学古书院教学内容进行改革，除经史外，增开数学、外语和时务课程，又组织黔学会开展讲学活动，讲中学以通经史，讲西学以强国富民。此外，请求朝廷对科举进行改革，以“经济专科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也就是开“经济特科”。此议得到皇帝重视，下诏总理衙门议行。

国际工程是国际经济合作、技术交易、劳务合作的一种方式，其项目的各个环节都是由不同的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管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际项目工程。由于国际工程一般都是一些大型工程，具有建设周期长，技术要求较高，施工难度相对较大，参与主体来自多个国家等特点。加之在国外施工过程中，承包商不能完全了解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相关的要求，并在语言上也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国际工程项目可能会面临在试样国内工程从未遇到过的风险。承包商在承包国际项目工程的时候只有做好风险识别与分析，才能进行针对性的风险管理，以求降低企业的损失获取更多的利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总理衙门采纳此议，拟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奏请开经济特科，别为经济岁科，附乡会试并行。

梁启超对举行特科也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实行新政的起点，算是由此而过渡到学校的缓冲之策。李端棻遵照皇帝的诏令，推荐一批“洞达时务”的人才，参加经济特科的考试。所举荐者，有翰林院编修严修，庶吉士熊希龄、寿富、唐才常，工部主事曾习经，知县狄贤保、夏曾佑、汤寿潜，教习欧榘甲、韩文学，助教崔朝庆，举人宋梦槐、陈先甲，附生徐勤，监生罗普、学生戴修礼等十六人。因守旧派的竭力阻挠，特科考试未能举行。但李端棻所荐的人才，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都大有作为。

维新派对特科，策论并不满足，要求彻底废除科举，大兴学校。只有全国普遍推广学校，才能从根本上废除科举，兴学育才，才是维新变法的根本。监察御史宋伯虏上《请废制艺疏》(由康有为代笔)，要求废科举，兴学校，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却遭到守旧朝臣如奕新、刚毅等的反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虽奉明诏兴办，却长期束之高阁。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经皇帝一再催促，才由梁启超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又下诏改书院为学堂，省会为高等学堂，府厅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肄业者依次递升。学堂课本，全由梁启超编译。至此，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得以实施。他兴奋不已，于是又奏请特派绅士督办各省学堂，以求完善，期其必成。皇帝批准此议，诏谕施行。

当李端棻上《推广学校折》之时(1896年夏)，其好友黎庶昌已因病卸职回家，次年腊月(1898年元月)与世长辞。庶昌曾被上海强学会作为“邀致”“遥相唱和”者，却无力参加活动，挂名而已。

庶昌之侄黎汝谦(字受生)却是维新变法活动的积极支持者。汝谦随黎庶昌、李经方两次赴日本，先后出任神户和横滨总领事，对日本国情颇为了解，通过日文翻译了《乔治·华盛顿传》。和叔父一样，希望整饬内政，酌用西法以求国强民富。回国后以“从三品”知府衔去广州任职。当《明定国是诏》下达之后，新法推行受到阻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干将却官卑言微，毫无实权。汝谦见到邸报上有康、梁所上奏稿，确认他们是当代第一流人物，应加以重用。他曾写信给两湖总督张之洞，希望他向皇帝“连章论荐”，又写《上仓场侍郎李苾园书》，极力称赞康、梁的才具，书中说：“口君学有渊源，言无虚泛。汝谦虽未见其人，而观其所作，绝非时俗梦梦之流。尝以不得大用为惜。”又说：“窃以斯人一出，天下大局必焕然一新……夫某君之为人，天下望若祥麟威凤。方谓斯人不出，如苍生何！”[6]

李端棻以“滥举匪人”被流放新疆，三年之后才赦归故里。可敬的是，李端棻虽遭严惩，却坚守维新信念，而且对国家、政治、民权等有新的理解。如其在《政治思想》诗中写道：

可惜皇帝无实权，维新变法只推行了百来天，便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武力绞杀。皇帝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外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史称“百日维新”。

4.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优势展现得越充分、越鲜明，就越富有生命力和活力。

张之洞最初支持维新活动，因反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说和鼓吹“民权”说与维新派决裂。李端棻不仅向皇帝大力举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骨干人物，自己也向皇帝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其中“请开懋勤殿，选通人入直，议定新法”一款，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即如西方议会，由推选的“通人”去议定维新大法。

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

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

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

同胞当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1]2

从诗中透露出，李氏已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政治。他受聘为经世学堂主讲，以开通风气自任，定期阐发民权自由真理，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

六

综观李、黎两位先贤，他们青少年时代便满怀壮志，欲为国家民族做一番“震襮一世”的大事业。面对外侮日亟、内政腐败的局势，他们都想着对社会进行改革，革除敝政，改变成法，荐举贤才，让有才识的人主持各级政务，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

黎庶昌二十六岁时向皇帝上“万言书”，提出除敝兴利的条款二十五项，初露社会改革家的锋芒。可惜政府敷衍搪塞，未进行实际改革。他出使西洋、东瀛十几年，专心寻求强国富民的良方，制订出一套强国方案，被总理衙门退还，使黎氏“强国之梦”破灭。

李端棻二十九岁中进士入翰苑，先后赴各省主持乡试，一度任会试副总裁，又一度出任云南学政，手携“玉尺”以甄拔人才。他深知科举考试的流弊，所试的八比、小楷，与社会脱节，难以识拔有益于国家社会的真正贤才。他留心考察欧美各国及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结合中国实情，制订出一套完备的教育改革方案，于1896年向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彻底否定书院制和科举制，建立各级新型的学堂，兼取中学与西学，培养于社会有用的新式人才。这一改革举措，“至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雪！”终会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

表1为笔者从事过工程项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地震区划的概况，总体而言，一些较小的国家由于国家面积有限，未进行相关地震区划的工作，一般参考欧洲或美国的相关地震区划，一些地域面积相对较大的国家进行了地震区划的工作，但有些也与中国略有差异。

1898年“戊戌维新”活动兴起。李端棻的学校改革方案得以实施，京师大学堂终于建立。通过维新变法，他依稀见到一线“强国”的微光。为此，他全力支持变法，向皇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并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提出开懋勤殿，改定六部则例及御门誓群臣等重大措施。并临危受命，接任礼部尚书，成为济难瑰伟之才。不幸遭遇晴天霹雳，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以武力镇压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李氏“强国之梦”彻底破灭。万幸的是，学校改革已成定局，顽固派无法废除，学校的推广活动照常进行。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维新思想从此深入人心。立场坚定的士大夫不改维新素志。如黎汝谦于1901年在广州刻印《夷牢溪庐文钞》，把上张之洞、李端棻等的四封推荐康、梁书札收入《文钞》，只用黑钉盖了康、梁的姓名。又写了《畏垒国游记》一篇寓言式的长文，影射维新变法活动，揭露太后及顽固大臣杀戮维新派的罪行。这篇长文也收入《文钞》。

李端棻接到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新民丛报》，提倡“新民说”。李端棻看后非常欣慰，看到国家未来的希望。他在《有感》诗中写道：“伏枥惊残梦，攀鞍愧伏波。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1]7他给梁启超去信，表白自己的心迹：“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7]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拳拳爱国之心，强国之梦，老而弥笃。

两位社会改革家的“强国之梦”虽然破灭，但他们改革的坚定意志和爱国精神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参考文献：

[1]贵阳五家诗钞[M].贵阳市志办,编.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2]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3]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Z].贵阳：贵州省文史研究馆，2000：373.

[4]黎庶昌全集[M].黎铎，龙先绪，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钟家鼎.李端棻评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67.

[6]黎汝谦.夷牢溪庐文钞[M].刻本.羊城:[出版者不详],1901(光绪辛丑年).

[7]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M]//秋阳.李端棻传.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