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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章回小说时空艺术漫谈

更新时间:2009-03-28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时间,表明物质运动的持续性;空间,表明物质运动的广延性。小说中的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和艺术改造。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同样具有现实世界的某些特性,成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小说创作却有其一定的时空自由度,作者可以通过特定的叙述方式,超越自然时空的某些限制,创造出虚拟的艺术时空。小说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这种艺术时空的不断构建。

历史演义小说是章回小说创作初期发端最早、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小说流派。讲史的特点,决定了其故事时间较长、空间延伸较广的时空艺术特色。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列国志传》等书,写的往往是一个或者几个朝代的兴衰。《三国志通俗演义》[1]中的故事时间,起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结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4年),历时一百余年。其中,首回和末回的时间跨度最大,两回故事演义了三十余年的历史时间;其余八十余年的历史在一百一十八回书中叙出。余邵鱼《列国志传》[2]则始于商纣王即位,结于秦将统一全国之际,历时数百年。有些作品在回目之首即标出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书中也常常出现历史纪年。据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中《三国演义》部分标出历史纪年的有60余处,《唐书志传演义》有40余处,《西汉通俗演义》有24处,《东西晋演义》中标出历史纪年的竟有450余处。[3]可知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历史时序是结构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历史时间,成为这些历史演义小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作为古代章回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创作流派,英雄传奇的故事时间相对较短。一些历史演义小说,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在这一点上颇似英雄传奇,时间跨度也不是很大。作者在叙述时,逐渐脱离史传的束缚,进行了较多的艺术创造,小说中的艺术空间得到一定扩展。但总体上说,此类小说还是较为重视情节的纵向发展,书中突出的是时间的线索和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其艺术空间的拓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可以说,以《三国演义》为开端的历史演义小说,和以《水浒传》为发端的英雄传奇小说,基本上找到了适于表达自己主题的时空模式。对于历史演义小说来说,纵向的延伸可以突出历史演进和王朝兴亡的壮阔气势,有利于总结历史的成败得失。而英雄传奇小说将人物的活动空间,集中于英雄人物的传奇世界,也更易于展示传奇英雄的超凡脱俗。然而,这样的时空模式却不利于小说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揭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往往缺乏生活的真实感。

历史发展的坐标,是由无数的现实生活之点组成的。将这些点放大,近距离观照时,会发现现实生活的时空背景远比历史发展的纵向延伸复杂。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均非偏向于情节发展的史传模式所能表现。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一些小说家已不再满足于按鉴演义的创作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时空模式发生转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总体上说,小说中故事时间出现缩短的趋向;空间,则由历史时空的纵向延伸,转向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述。这种时空模式,在短篇的话本小说和文言小说中早已出现,但其篇幅较短,艺术上给章回小说可资借鉴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因此,在章回小说创作中实现这一转型,对小说艺术的发展影响尤大。

在章回小说创作中,首先实现对现实生活时空进行模拟的,是笑笑生的《金瓶梅》[4]。《金瓶梅》中的叙事顺序依然是时间的纵向延伸。但在作品中,时间延续的历史线索已经相当模糊。书中时序的延伸,有其自己的内部系统,历史演义小说由朝代、年代更替构成的时间线索,为日、月、时之类的细密时间所代替,并在书中形成自己的时间叙述系统。《金瓶梅》中时间的延续,往往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时间逐渐退居小说的幕后。正如张竹坡所评:“《史记》中有年表,《金瓶梅》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云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月某日请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捱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帐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5]

这种变化,在《金瓶梅词话》的修改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词话本的第一回主要源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但在武松出场的描写中,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历史时间。书中写道:

在歌声中,高潮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想,在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中,又有一颗璀璨的星星升了起来,装饰着所有打工者的梦想。而同样怀揣梦想而来的自己,是不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脱颖而出,成为打工者心目中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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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明后期的章回小说创作中,这种趋向还只是体现在少数作品之中,并不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普遍现象。万历年间,大致有章回小说四十六种,其中,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和公案小说占有近四十种;泰昌、天启年间,大致有九部章回小说,其中无一部世情小说。小说中的故事时间虽然有缩短的趋向,但从总体上说,史传的时空模式在小说创作中依然占据优势。

明清之际,作家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章回小说的创作中,对历史的远距离寄托为对现实的近距离观照所取代,时空模式的转化,成为小说艺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倾向。在讲史小说的创作领域,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为时事小说所代替。这一时期共产生讲史小说二十三部,其中时事小说有十四部。九部历史演义小说中,《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岳武穆精忠报国传》《孙庞斗志演义》等书偏向于人物描写,与英雄传奇小说较为接近。较之历史演义小说,时事小说截取的历史横断面较窄,书中的故事时间也相应较短。这些小说虽然保持着历史演义小说以史事入小说,以历史时间为线索结构全篇的创作模式,但较短的故事时间和近距离的创作视点,使得小说创作的艺术空间有了拓展的可能。小说艺术时空的结构模式,也由偏向纵向延伸,转向对生活的横向和立体展示。讲史小说中的史传模式,出现了对现实人生时空模拟的趋势,人物,成为小说描写的重点。单从时空模式的角度看,时事小说已开始偏离讲史小说的叙事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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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章回小说中的故事时间,也出现缩短的倾向。明清之际的三部英雄传奇小说均与《水浒传》有关,从某种角度看,它们都偏离了《水浒传》[8]的时空模式。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对百二十回本、百回本《水浒传》故事时间的一种收缩。冗长的故事情节,从故事的角度看,虽然趋于完整,但从小说结构和艺术空间的构建看,却近似于拖沓。经过金圣叹“腰斩”后的《水浒传》,艺术空间具有一种和谐匀称的美感。《水浒后传》[9]是由《水浒传》中未死的英雄人物派生出的新故事,故事时间较《水浒传》明显地缩短了。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开辟了水浒英雄人物活动的新空间。创作中加入了对传奇英雄世俗生活的描写,“荐故观灯同宴乐,赋诗演戏大团圆”(第四十回),写英雄人物均得到如意的配偶,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得到幸福。与《水浒传》中不近女色的传奇英雄相比,《水浒后传》中的英雄人物虽然也带有传奇色彩,但世俗生活的味道却更浓了一些。《后水浒传》[10]则借转世投胎之说,描写了杨幺、王摩等人的起义斗争。在故事时间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收缩。这两部小说虽为《水浒传》的续书,实则是作家的独立创作。小说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叙写了传奇英雄抗暴除恶的新篇章。小说中的时空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金瓶梅》之后,故事时间的收缩、历史时间的消隐和小说艺术空间向现实人生的扩展,成为章回小说创作中时空模式转变的一种趋势。以方汝浩的两部书《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为例,两书的成书年代大致为天启、崇祯年间。从成书时间看,《后史》当在《逸史》之后。《禅真逸史》[6]还有一些历史演义小说的色彩,故事起自梁武帝即位,终于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历时一百余年,在情节的演进中,历史的线索非常明晰。《禅真后史》[7]则不同,书中从隋末写至唐贞观年间,不过数十年,小说中的艺术空间并没有倾向于纵向的延伸,而是尽力向现实人生靠拢,更多的社会生活内容被纳入其间。这种变化,正是章回小说创作中时空模式演进的体现。

西门庆出场时二十六七岁,死时是三十三岁,可知前八十回的故事时间仅为六七年。书中很少出现时间的历史线索,艺术空间以世俗生活为主。同时,作者将故事发生的地域集中于清河县,空间描摹比较集中,描写也愈加细腻。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四处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皆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那时山东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其人身长七尺,膀阔三停,自幼有膂力,学得一手好枪棒。[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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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故事时间普遍缩短的同时,小说家处理时空的能力也较前一时期明显加强。在时间的处理方面,作家往往能够选取人物活动的特定时间段。故事情节被压缩于人物活动的主要时间段中,叙事干净利落,也使小说的主题得到很好生发。对特定时间段的截取,在早期的章回小说中已经存在,但其立足点往往是故事情节;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中对时间段的截取,立足点则是小说中的人物。描写魏忠贤事件的几部时事小说,故事大多集中于魏忠贤当权之时。虽然有些作品对魏忠贤青年时的无赖行为也进行了描写,但较之铺演朝代兴衰的历史演义小说,故事时间无疑短了许多。《辽海丹忠录》[15]中的故事时间虽然将近四十年,但书的前五回,便占据了近三十年,成为主人公毛文龙在小说中出场的一个铺垫。其余的三十五回,则重点描写了毛文龙的奇功伟绩。《醒世姻缘传》中选取的故事时间,则是两个主人公晁源和狄希陈成年后的一段时间。《隋炀帝艳史》[16]将故事时间集中于杨广夺得江山之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故事时间集中于才子与佳人的恋爱之时,作者对时间段的选取,都最能集中表达作品的主题。对特定时间段的选取,其实也是对小说故事时间的一种收缩,它使得作者能够以更多的篇幅构筑艺术的空间。同以往小说中以事件为轴心的时间选取相比,这样的时间段对人物塑造更为有力。故事的主人公,成为小说的主角。由于书中人物是世俗生活中的人,因而由人物牵涉起的生活面也相当广泛。章回小说的描写空间也随之得到了拓展。

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槐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11]

这段话奠定了全书故事时间的基调,历史时间在这里只是一个背景式的概念,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完全从《水浒传》中脱离,清河县中的西门庆率先出场。

此时期新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时空模式方面也有所创新。虽然作品往往要简单叙述才子与佳人的成长过程和最终的结局,但书中重点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是非常小的。世情小说创作则延续了《金瓶梅》的创作道路,在时空模式上尽量实现对现实人生的多维展示。《醒世姻缘传》[12]中的故事时间虽然较长,但作者叙述的重点是两世人物的婚姻与家庭。以此为轴心,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续金瓶梅》[13]中的故事时间也相对较短,书以北宋灭亡为背景,展示了乱世之中的人生百态。神怪小说《西游补》[14]中的故事时间几乎只是人生一瞬,作者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营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构思奇妙,别有洞天。可以说,故事时间的收缩和小说艺术空间的拓展,成为这一时期章回小说创作的一个总体倾向。

在叙述中有意识地延续了《水浒传》的历史时间和时空背景。而至崇祯本中,则改为:

在小说艺术空间扩展、小说对社会生活全方位表现增强的同时,小说中的地域空间却出现收缩的倾向。早期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中,描写英雄人物攻城略地,小说中的地域空间非常广阔,并每每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三国演义》中,三国争雄,故事发生的地点遍及大江南北。“头30回情节的中心活动场所在中原京畿地区;接下去30回中的多数章回里,舞台移至长江流域;之后,在与此相当的篇幅里,情节围绕着西蜀一带,直至蜀魏最后决战,地点再往东移,大多数鏖战都是在两国之间的山区进行”。《水浒传》“从偏僻一隅的梁山泊沼泽写起,逐渐向四面八方辐射,直至活动范围遍及全国”[17]。水泊梁山“山寨虽小,但地理辐射范围广大,东至青州,北达沧州,西抵延安府,南到江州”[18] 。特别是英雄豪杰上梁山之前,地域空间更是变换频繁。不断延伸与扩张的地域空间,并不意味着小说艺术空间的扩展,相反,它使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地点的转换和场景安排,对社会空间的拓展受到限制,小说中的艺术空间反而呈现出收缩的趋向。当小说创作中的地域空间集中于一定的范围之后,作者可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场面的展开。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充分展示,小说的艺术空间也相应得到扩张。自《金瓶梅》起,章回小说创作中的地域空间已开始出现收缩的趋势。主人公西门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清河县内,而他的家庭则是小说人物的活动中心。作家借此一隅,反映了人生万象,揭示出在旧有价值观念裂变之时,人们对物欲的追求与最终毁灭。通俗小说对空间的处理能力得到了提升。

至明清之际,大部分章回小说中的地域空间都呈现出收缩的态势。《隋炀帝艳史》中,地域空间集中于隋炀帝的皇宫之中;《辽海丹忠录》将小说的地域空间集中于辽东,并进而集中于皮岛;描写魏忠贤事件的几部时事小说,则将朝堂内外作为描写的重点;《醒世姻缘传》中故事的地域空间集中于武城县的晁家、明水镇的狄家和北京城的童奶奶家;金本《水浒传》将小说截止于梁山事业的高潮之时,也正是对小说地域空间的一种收缩。地域空间收缩之后,小说的场面描写更为集中,而对社会空间的开掘,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所加强,小说中人物性格形成与演进的时空背景得到很好地挖掘,人物形象也丰满起来。

由单纯时间的艺术向空间艺术的过渡,即由单纯的时间演进向场面描写的过渡,是小说艺术的一种发展。在一定篇幅内,收缩故事的时间,必然使小说创作向空间艺术拓展。在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创作中,故事时间的缩短,使得一定篇幅内对生活的描写密度有所增加。如一些讲史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除了描写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之外,还描写了许多小的生活画面。《梼杌闲评》[19]以明末魏忠贤事件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魏忠贤与客印月私通,结党乱政,权倾一时,最终毁灭的故事。作品兼具“讲史”与“言情”两类小说的特点,故而又名《明珠缘》。在历史演义小说《隋炀帝艳史》与《隋史遗文》中,历史横断面小了,作者发挥的余地却大了,小说的描写自然由正史的记载转向帝王私生活和史所不载的“奇情侠气”。在神魔小说中,故事时间的缩短和特定时间段的选取,使得作者摆脱了单纯的情节延伸,以奇特的艺术空间表现了自己的思想,充实了形象的塑造。在世情小说中,则出现了更细微的场面描写和对世态人情的关注。

当然,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创作,故事时间的收缩和小说空间的拓展,并非是普遍性的。如《有

夏志传》《有商志传》《盘古至唐虞传》等书中的故事时间都非常漫长。这些作品,大多创作或刊刻于崇祯初年,走的是朝代补缺的创作道路。清初《历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时间,也横跨了几个朝代。但从多数作品的创作实践来看,其时空模式的转化趋向,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倾向,对其后的章回小说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清代的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品已没有了朝代、年代延续的线索,小说艺术空间的拓展也成为古典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趋势。《红楼梦》中,并无朝代纪年可考,书中的时间线索相当模糊。《儒林外史》托写明朝,但在故事的情节演进中,几乎看不到时间演进的线索。小说家们将更多的笔墨倾注于对现实人生的艺术描写,古典小说的写实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时空模式,与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作家的艺术探索有一脉相通之处。

我们跑进厨屋,见水缸里倒插着两只小脚,僵直地指向低矮的黑暗的天空!大梁哎呀大叫一声,冲了过去。我也跟着跑上前,见她奶奶半个身子都栽进缸里,水漫得满地都是。大梁把油灯放到灶台上,伸手去水缸里捞人。缸里的水猛地涨出来,响亮地砸在地上,流水不停漫过我的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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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日娜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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