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时的鲜衣骏马、奴婢上百的贵胄公子，到晚年过着“婢仆无一人，担粪固其分”[1]36(《担粪》)的老农生活，反差何其大也！在恶劣环境下，张岱依旧著述不缀，实因有一种精神在支撑他，那就是他所笃信的心学，那就是与心学有关的“狂者进取”“学贵自得”这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张。笔者对张岱不作全面论述，只对他与心学的关系作些梳理。如果这能对张岱的研究有所深入的话，即为莫大的欣慰。

一、“认得本心”

“认得本心，一生更无余事”[2]540，这是张岱引明代进士张侗初的话。侗初是张鼐的号，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天启时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为阉党所劾，削籍归。崇祯初平反，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是晩明著名的小品文作家。从张岱所引的话来看，张侗初是心学的信奉者，是毫无疑问的。从张岱的诗文看，几乎不涉及张侗初，然以《四书遇》而言，共引了张侗初的语录48条，是《四书遇》引用最多的一个。*有人认为杨复所是最多的，实未曾好好通读全书。见李燕.张岱与心学人物[J].科教文汇，2008(7).此书张岱引他人语录，凡不作驳斥的，均是他赞同的，亦可视为张岱本人的思想。《四书遇》是张岱以大半生精力写成的一本著作。自先秦到宋明，关于儒、道、释的议论，无不旁征博引，引用语录所涉及的人物有267人之多。

张岱说：“圣人论人，必论其心”[2]177，“大抵圣贤为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边讨求”[2]265。很明显，这是从陆王心学一系承接下来的路数。陆九渊说：“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王阳明说：“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王畿说：“夫圣人所以为圣，精神命脉全体内向。”(《王畿集》卷一，《与梅纯甫问答》)张岱“只认本心”的主张，与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几乎没有区别。张岱以“圣贤”只在“心上做工夫”，与陆九渊、王阳明、王畿“精神向内”的观点并无二致。

张岱为何把自家观点托付于圣人呢？因为圣人崇拜是中国哲学精神所在。圣人崇拜作为中国哲学中的本根性观念与情结，之所以能持久两千余年，有帝王出于“弘我王化”的“治统”与“道统”合一的因素，还有作为知识阶层中社会精英的持久性的自觉认同。前者是以行政命令、权力支配下推行的外在强制，后者出自内在的自觉，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不是奉天承运的帝王成为圣人，而是生前未曾走运的孔子，死后却被奉为仪范百世、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知识阶层的社会精英，具体来说是各个时代不同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如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刘勰、诗人李白等。[3]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他们的理论与圣人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或借孔子来论证自己学说的权威性(如康有为)，或通过注释孔圣人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独创性的思想(如王弼、朱熹)，或以孔圣人之学为学问的正宗所在，以此区别正邪的标准(如张载、王夫之)，或以孔子的学说作为真理的标准(如吕坤、黄宗羲)。陆九渊与王阳明，也没有越出上述藩篱。他们心目中的圣人，要叫人精神全部集注于方寸之际，不能向外在的事物中去用力。张岱上承圣人崇拜，下继陆王心学，那是毫无疑义的。总体来看，张岱对阳明心学的评价最高：“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张岱《石匮书·王守仁列传》)

张岱明言陆九渊心学要比程朱来得高明：“颜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遂有卓尔之见，全重‘我’字。此但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则仅‘可以弗畔’而已。此陆象山入微之见，朱程皆不及。”[2]165《四书遇》中引用语录的人物，以王阳明与王门后学居多。我初步检索了一下全书，心学一系达5条以上的有：王阳明(13条)、王畿(11条)、杨复所(39条)、张元忭(5条)、周海门(7条)、管志道(8条)、焦竑(5条)，而最多的是张侗初，计48条。少的只有一条，如钱绪山、陶石篑、尤西川。对照《明儒学案》，涉及王门后学的学派相当广泛，不仅有学术界关注的浙中王门、江右王门与泰州学派，更有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北方王门，只有一条的尤西川，是北方王门学者中的中坚人物。尤西川有《拟学小记》与《拟学小记续录》，《明儒学案》作了摘录。从这些引语中，大体上以受张侗初、王畿、杨复所等人的影响最大。

二、“总见心学不可少有间断”

“总见心学不可少有间断”[2]565，这是张岱对心学绵延不绝的盼望，也是一个家族世代笃信心学的真实写照。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字子荩，号阳和。隆庆五年(1517年)状元，授修撰，升翰林院侍读。《明儒学案》把他归入浙中王门，他与王畿的关系非同一般。王畿是山阴人，为王阳明学生中声名卓著的一位。晚年王阳明因学生众多，便让王龙溪与钱绪山代授门人。王阳明的“四句教”，王畿以为未可执定，并提出“四无”说，影响极大，又主“良知现成说”，援禅宗“顿悟”入儒。*张岱以禅宗治儒经，其渊源就是来自王畿，详见后文。 后半生以讲学为主，在吴、楚、闽、越、江、浙等地，专心传播王学，历四十余年。张元忭与王畿同乡，黄宗羲言 “先生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张元忭没有机会拜王阳明为师，其心学却是在王畿那里入门的。尽管中年以后张元忭批评王龙溪浑同儒释，声称“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明儒学案》卷十五，《浙中王门学案二》)。但毕竟只是心学内部的争论，二人的关系还是很亲密，经常切磋学问。在《张阳和先生不二斋稿》中，有《复王龙溪翁》(卷五)、《祭王龙溪文》(卷十三)、《寿王龙溪翁八十序》(卷十六)等文。《王畿集》中有两篇文章，一为《书同心册卷》，一为《与阳和张子问答》。前者是王畿为张元忭的《同心册》写的序言，后者是张元忭发问，王畿作答的实录。在《王畿集》卷十一里，有王畿给张元忭的书信五封，三封为《与张阳和》，两封为《答张阳和》。张元忭把王畿比作王阳明门下的“颜子”：“四方之士，望其风采，咸以为孔之颜……余生也晩，不及抠侍于文成，而犹幸窃其绪余于先生之旁；或联舟于镜水，或信宿于禅房，每获闻所未闻，以自在破其迷荒”(《王畿集》附录四，张元忭《祭王龙溪先生文》)。张元忭主张“万事万物皆起于心”(《张阳和集》卷一，《又答田文学》)，虽然“仁之难言也，然仁，人心也”(《张阳和集》卷二，《复查毅斋》)。张岱相对应的话为：“人心本伸于万物之上”[2]516，“仁，人心也；心之所安，便是仁”[2]176。张岱的心学思想有直承张元忭处。

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字肃之，号雨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清江令，迁兵部主事。王畿门人丁宾出资，欲刊刻《龙溪王先生全集》，找到了张汝霖。丁宾的刻本得以面世，是同张汝霖操作具体事宜之力分不开的。张岱的父亲张耀芳，一生专注于帖括四十余年，屡试不中。后到山东任鲁王长史。张岱自幼跟从祖父一起生活的时间很长，受祖父影响极深。无论是《四书遇》中，还是《张岱诗文集》中，谈及祖父张汝霖的内容，要比父亲张耀芳多得多。他在《四书遇·自序》中说：“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朱注”当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于此倾注了大半辈心血，“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子，学者将注处年宜仔细看”(《朱子语类》卷七十九)。据《明史·选举志》记载“科举定式”时说：“初场试四书义，经义四道。”但考生对《四书》的理解，必须遵循朱熹对《四书》的注疏，即《四书章句集注》。祖父张汝霖令张岱“不读朱注”，一是出于对阳明心学的笃信，二是怕年幼的张岱被朱熹牵着鼻子走，三是晩明王学学风的体现。张岱是继承了家传的：“家大父曰：心体中打叠得干浄，圣贤学问工夫，自一了百当。”[2]540

三、“狂者进取”

工业用地是重要的用地类型，它是工业生产的客观基础条件，也是城市土地出让转让与利用的一种基础性类型。对工业用地量进行准确的预测，有助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也能对土地利用和工业经济发展起到科学宏观调节作用。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域，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山东省工业用地量进行预测，以期得到相应的结果，为土地更加集约高效利用提供决策参考。

“翻倒窠臼”是要推翻束缚人们思想的老套子。如同医生开的药方、打仗时的战术，只是“依傍人”，就不能取得奇效一样。“从旧纸堆中翻出新意见来”，表明张岱不是同传统割断联系，而是从传统中汲取养料形成自己的新见解。纵观张岱对不同学派的态度，他是采取辩证的分析方法。有吸收，有摒弃，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摒弃一切。他爱好庄子，但又认为庄子“齐物”论有害于政治；他不满法家的刻薄寡恩，但也肯定它有讲究实效、注重事功之处；他喜欢谈论禅宗，但又以为佛家抛弃人伦；对阳明心学他推崇备至，但又鄙视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6]能够做到这一步，张岱是有治学要诀的：“学海无边，书囊无底，世间书怎读得尽？只要读书之人，眼明手快，心细胆粗，眼明则巧于掇拾，手辣则易于剪裁，心细则精于分别，胆粗则决于去留。”[1]138(《廉书小序》)这是说读书时的思维活动，一定要以我为主，充满自信。先要“心细”，方能“精于分别”，区别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再要“胆粗”，以“决于去留”。“胆”是古人常说的胆识，“粗”不是粗糙之意，是说学术上快速的判断力。至于留下来的东西，张岱以为也不能全盘照接，而是要在眼光敏锐的前提下“巧于掇拾”，在“手辣”的基础上使“易于剪裁”。这就是“活动自得处”。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循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改铸、更新、扬弃传统文化中某些概念，来谋求个性的解放，是常常能够见到的。对张岱自得原则，也可以这样理解。

张岱易王阳明的“狂者胸次”为“狂者进取”，意义更为明白清晰：

杨复所曰：“其初”两字，最可玩味。人之本来个个是豪杰，个个圣贤，世上多少龌龊下流不长进之事，都是后来增入。今不忘其初，所以能进取也。若一忘其初，便视古人如天上矣，尚敢进而取之乎？若靠几个狂狷，嘐嘐踽踽，适遭乡愿侮慢，济得甚事？救世君子所以思狂思狷，正要与吾党共鼓舞庶民。[2]576

王阳明举孔子对曾点的教诲，作为立论的依据：“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字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以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曾参、冉有、公西华四个学生陪着孔子坐着。孔子要他们“各言志”，即王阳明说的“那三字”。曾参自顾自地“鼓起瑟”，没有理会孔子的问话，在老师面前这是“何等狂态”。孔子称许曾参，可见孔子教育学生更倾向于“狂者”。张岱的诠释，是与王阳明相同的：“点，狂也，本用世大志，知世之不我以也，故为此言。”[2]252“狂者”有一种豪迈进取的气慨，有着“勇往有为”的品性。遇到事情不是畏不前，而是表现出大展宏图的气势，打起精神往前做去，很少考虑后退。张岱以为，自己要成为“狂者”这样经世致用的人才，担荷圣道，转移风气：“以世转我则不可知，以我转世则何不可知？”[2]97

这是张岱对万章与孟子的问答而发的议论，表明了他对狂狷乡愿之辨的态度。对“中行”“狂者”“狷者”“乡愿”这四种人的区别，是《论语》中首先提出的，后世有很多的解释。“狂者”“狷者”，是孔子对仅次于“中行”之士的称呼。狂者，为富有进取心，志气激昂者；狷者，为能谨厚拘守，不失其身者。“乡愿”是孔子所反对的貌似执“中”，实是乱德媚世者。张岱反而对狂者、狷者更为欣赏，“救世君子所以思狂思狷”，这里再次见到王阳明与王畿、杨复所的印痕。

《四书遇》中的“遇”，即“悟”，就是禅宗的“顿悟”。张岱在《自序》中说：“凡看经书……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他人广义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书遇》。”*这样的情况，实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亲身体验。数学家高斯求证数年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在两天以前我成功了……象闪电一样，谜一下解开了”。克鲁泡特金写道：“然后是几个月专注的思考……突然有一天如雷掣电闪，统统变得清晰明白……长时间耐心研究之后突然诞生的概括，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参见贝弗里奇.科学发现的艺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73-75。张岱的“悟”也就是顿悟，但他的“悟”是有个长期酝酿过程的，与禅宗的刹那转变有别。禅宗的“顿悟”是神秘主义，不需要事先任何的工夫；张岱的“悟”涉及认识过程中的飞跃，是在“精思静悟，钻研已久”基础上产生的。顿悟也称之为直觉、灵感，当人们有了灵感时，就会在艺术、科学、工艺与理论等领域，迸发出新创见来。从认识论上来说，顿悟的产生不是偶发的，而是人们对某一对象经历了日积月累求索后的一种报酬。是人们无数次与对象接触后，所形成的一种突如其来的领悟或理解，是一种能使问题得到本质澄清的思想。明清之际大儒陆世仪对此过程有所说明：“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学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其过程是“学”―“思”―“悟”，最后达到“通”。张岱描述这一过程为“思悟”―“钻研”―“灼露”：“盖遇之云者，谓不于其家，不于其寓，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古人见道旁蛇斗而悟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法大进，盖有以遇之也。古人精思静悟，钻研已久，而石光电火，忽然灼露，其机神摄合，政不知从何处想也。”(张岱《四书遇·自序》)此为文学家的笔触，从哲学角度来解读，“悟”的来临要依靠突发的媒介，媒介是人们可以偶然遇到但不能用人力强求的，即“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唐代草书名家张旭，偶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法大进一事，因杜甫作了一首《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诗，得以留传千古。其实张旭笔法得以大进之前，就是一位名家了，颜真卿向张旭讨教过笔法，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后书艺剧进，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交汇的结果。这也适用于张岱。他对四书的关注与研究将近四十年，如果说“石光电火，忽然灼露”那是偶然性的话，那么“精思静悟，钻研已久”就是必然性了。《四书遇》这部名著的面世，同样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张岱在“精思静悟，钻研已久”后提出的“悟”，我认为应当用理性的直觉来概括更好一些。

张岱引杨复所的话，认为“其初”二字最值得“玩味”。万章在发问时，有“不忘其初”之词。万章引孔子在陈国时说的话，说我的那些学生志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其初”就是本来的样子，为人的自然、原始的性情。*“其初”又见于《庄子·缮性》：“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朱熹将它纳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轨道中，说人的灵明的心本然地具备有天理，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又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如同明镜蒙上了尘垢，变得昏暗起来。需要一番“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通过学习与修养使“本体之明”得到恢复与扩展，以达到“复其初”[4]。复所是杨起元的号，他是罗近溪的得力弟子。顾宪成说：“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杨复所以“不尽其传”为“终身之恨”(《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近溪是罗汝芳的号，其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赤子之心”，杨复所是墨守其师的，“其初”就是“赤子之心”。罗汝芳以“赤子之心”是未经世俗影响的，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赤子初生时一声啼叫，表示对母亲怀抱的爱恋，这就是“仁”。人人都有赤子之心，也就是人人都是圣人。[5]杨复所为学的宗旨，就是希冀人们“自识本体”：“明德本体，人人所同，其气禀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无工夫可做，只要自识而已”(《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这与朱熹的理解截然不同，没有程朱理学那一套烦琐的道德修养工夫。张岱同意杨复所的主张，认为根本不需要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今不忘其初，所以能进取也”。显然，这就是“识得本心”的意思。

传说中北京最地道的川菜小馆、传说中永远都在等座的街边小店、传说中美味的鉴赏地、传说中辣味吃货的天堂！这四大“传说”基本就能概括张妈妈川菜馆的江湖地位！

四、“学贵自得”与“旧中翻新”

“自得”的前提是不让前人“注疏横据胸中”。张岱注释《四书遇》有个原则：“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遍过，其意义忽然有省。”(张岱《四书遇自序》)他读《金刚经》时，认为那些“灶外作灶”式的注释，“未免生吞活剥”；至于“楼上造楼”般的注疏，又会“横据已见，未免折桥断路”。这对人们理解经义增添了层层障碍。张岱说，他解读《金刚经》与解读《四书》《五经》，没有差别：“未尝敢以注疏讲章先立成见，必正襟危坐，将白文朗读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1]231-232(《与祁文载》)他引邓定宇的话说：“为学须翻倒窠臼，如医之用方，兵之用法，依傍人不得。必须从旧纸堆中翻出新意见来，方可以为人师。”[2]89《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中列有“文洁邓定宇先生以赞”条，黄宗羲说邓定宇私淑王龙溪与张元忭，邓定宇对王龙溪说：“学问须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也不做他。”张岱认同邓定宇的主张，说明他与阳明后学关系是密切的。此段材料有两层意思：一是“依傍不得”，二是“旧中翻新”。“依傍”也就是“拘板”，迷信前人或他人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载于经典中，或在权威性著作中，或为圣贤之说，而不敢大胆地另立新说。窠臼是旧式门上承受转轴的臼形小坑，比喻旧有的现成格式，老套子。张岱因弟弟张毅儒说他所作的诗，“酷似文长”，便把同徐渭相似的诗作全部烧掉。古人曰：“‘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1]406(《瑯嬛诗集自序》)，这是张岱烧完诗后的感受。

王阳明公然是以“狂者”自居的：“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王阳明的“狂者胸次”，本质上说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张岱注《论语》时说：“王阳明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处，是亦狂者好处，见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揜护也。”[2]576两相对勘，张岱是同意王阳明的观点的。

自得原则源自孟子，发展于王阳明。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君子是儒家对德才兼备之人的通称。在孟子看来，君子依照正确的方法去得到高深的造诣，就要求他自觉地有所体会。王阳明说：“先儒之学，得有深浅，则其为言，亦不能无同异，学者惟当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是而已。”(《王阳明全集》卷八，《书石川卷》)“自得”不是对前人的学说表示一下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而是以自己的“心”去审查“先儒之学”。“心”即“良知”，只要符合“良知”之所“是”，对任何一种学说，就不必强求与“先儒之学“同一；当然，也不必故意去寻求其间的差异。按照“良知”是自家的准则这一判断标准，只有求之于“自得”，才有真理性认识可言：“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王阳明全集》卷七，《别湛甘泉序》)。这从“良知”出发对孟子自得原则作了丰富与深化。张岱说：“苟得于道，何必强求其同？”[2]325这里的“道”是指有自身独特体会的认识，可知对阳明的自得原则，张岱是深悉其中意蕴的。张侗初曰：“须要识个道。道，性灵所自有也。吾自有而吾得之，故曰‘自得’。”[2]467“道”是“性灵”自有的，自身固有就排除了外部的力量，所以说“自得”。张岱是顺着王阳明、张恫初的意思来讲的。

“反应停事件”是讲述ADR的经典事件，学生在前期学习中早已熟知该事件，重讲会让学生觉得是老调重弹，不感兴趣。但是，如果教师能够以提问的形式让学生来讲述该事件，通过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教师加以纠正和补充，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后续讲授内容的认识。

此外，还可以清晰见到王畿与邓定宇的影子。张岱说：“王龙溪曰：学贵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求自得而已。自得之学，居安则功不危，左右逢源，则应不穷。见在流行，随处平满。”[2]467对照今天新排印本《王畿集》，前一句话是邓定宇说的，后一句话是王畿说的。“见在流行，随处平满”是张岱的话。古代书籍没有标点，是极易看误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邓定宇渡江北上，途经钱塘江，顺便到会稽造访王畿，张岱的祖父张元忭也在场。王、张二人半夜里讨论学术，留下了这么一段对话。张岱把二人对话均作为王畿的话。在张岱心目中，自得与自信、自立，是一个意思，即不倚傍他人。对学术的思索当如天马行空一样，才能应付无穷的内容。王畿在回答他人的提问时说：“知者，心之本体，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本明，不须假借，随感而应，莫非自然。王霸诚伪之机，辨于此矣。圣贤之学惟自信得此及，是是非非，不从外来。”(《王畿集》卷四，《答退斋林子问》)王畿对自信、自得是极为执着的。自己不相信的观点，即使得到天下也会不予理睬。张岱的“应不穷”与“随处平满”，就是王畿“随感而应”，不同的是词句略有变动而已。

张岱说：“夫子惓惓教人，只是要人自得，随根付与”[2]173,“凡学问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处，方能上达”[2]70。寥寥数语，概括了他一生读书、治学、著述与思维方式的宗旨，也是他成为大家的一个因子。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对于工程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承建单位需要重视施工技术管理问题，遵循全员管理、全过程管理、目标控制管理及施工技术管理制度为先等原则，应用建立完善的施工技术组织管理工作体系、强化施工运行管理、强化施工技术培训等策略，保证施工技术管理职能的落实，从而促进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的持续发展。

五、“孔子是佛”与“忽于有悟”

以禅理治儒经是张岱的特点所在。“孔子是佛，子贡是箁萨，佛惟清净无为，而箁萨则神通广大”[2]336。明白地把孔佛合而为一，在注释儒家经典中是罕见的，但在张岱心目中却是正常的事儿。“‘何所不至’，良心澌灭殆尽了。一见君子，忽然暴露，掩不善著善，俨然是恶恶臭、好好色的真光景。当下回头，就可立地成佛。正如石沉海底，火性千年不灭，斧声铮然，一角便现。照天耀地，也只是这点”[2]11。这是张岱对《大学》中“诚意章”的理会。“何所不至”是说小人在独处时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见到君子时则装作善良的模样。《大学》本意是强调慎独，但张岱引入禅宗“立地成佛”的主张来解说。“立志成佛”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缩语*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只不迁，不贰过，是甚力量！便见工夫。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过能不贰，直是难。” ，为禅宗“顿悟成佛”的通俗说法。禅宗以前，佛教各宗派把成佛看作遥远的事情，讲究累世修行。禅宗一反传统说法，把成佛从西方的彼岸移到切近的人心中。禅宗的要旨为两条：一是“自心是佛”，二是“顿悟成佛”。“自心是佛，更无狐疑”(惠能《坛经》)，成佛不必舍内求外。佛性就在人心中，成佛就只是一个观念转变的事情。禅宗大师惠能说：“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方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惠能《坛经》)。做了无数罪恶的人，乃至手中沾满了杀人的鲜血，只要认识到“自心是佛”的道理，就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张岱的“立地成佛”是源自王畿的：“王龙溪曰：一部《论语》为未悟者说法……若为明眼人说，即成剩语。”[2]327而此语载于《南游会纪》(《王畿集》卷七)。“未悟者”就是“凡夫”，“明眼人”即“佛”。王畿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援禅宗入儒：“夫迷与悟对，不迷即所以悟也”,“君子之学，贵于得悟，悟门不开，无以征学”(《王畿集》卷十七，《悟说》)。做学问的关键，就在于“悟”。张岱对王畿是心领神会的，贯彻于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上。

在狂狷乡愿之辨上，王畿明确表示，“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狂，又思及于狷。若乡愿则恶绝之，甚则以为德之贼”(《王畿集》卷一，《与梅纯甫问答》)。王畿是借孔圣人的话，说出自己“思狂思狷”的意思。生活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张子志在补天”[1]256(《越山五佚记》)，于“思狂思狷”加上“救世君子”四字，也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张岱以禅理治儒经，在佛家“破执”说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张岱说：“此即佛家破执之说。盖一执，则非独未得者不能进，即已得者亦块磊不化之物矣。”[2]223原文为《论语·述而》中的一章，为孔子与子路的对话。孔子以为，穿着破旧的丝绵袍子和穿狐狢裘的人站在一起，不觉惭愧的只有仲由。《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何不会好呢？”子路听了后，老念这两句诗。孔子知道后说：“仅仅如此，怎会好起来？”张岱以为，子路这种态度就是“执”。有“执”便难以摄入新的知识(“独不能进”)，已有的知识也要凝固僵化(“块磊不化”)，故对儒经的理解一定要“破执”。“执”指束缚、板结、僵化。佛教把各种异端邪说称之为“法执”，自我烦恼困扰称之为“人执”。“执”是佛性被蒙蔽的障碍，必须破除。张岱引用“破执”说，是说治学要破除各种思想束缚与精神禁锢，治学的思想与方法一定要活泼泼的，才能有新见解的出现。“破执”的突破口是拒绝“成见”。张岱说：“凡人胸有成见，不知坏了天下多少事体。”[2]122有“成见”者，总是固守着某个观点，以先入之见作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符合我的“成见”就保留，不合乎我的“成见”就去除。“成见”的特点，就是不让新的见解进入人的脑海中。“破执”说与他的“学贵自得”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破，后者是立。

张岱以禅理治儒经，是明末清初的时代风气的体现。清人陈澧就说过这么一段话：“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陈澧《东塾记》卷四)到明清之际，把儒佛打成一片的学者比比皆是，黄宗羲有如此的慨叹：“夫儒、释之淆乱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于佛，而学佛者亦未必醇于佛。”(黄宗羲《张仁庵酝古本大学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它与中国传统意识主流的儒家格格不入。“任何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要在输入国生存下去，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和该国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找到契合点，这样，佛教便不得不经常变化。”这一变化在禅宗那里有了最终的结果：“禅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把印度佛教教义与中国儒家伦理学说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这是两汉以降佛教中国化的完成阶段和佛教儒学化的最后归宿。”[7]现在，再回到张岱身上，如果说“孔子是佛”还有点生硬的话，那么“忽于有悟”切切实实是从禅宗“顿悟”中脱胎而出的，但从认识论上来说是有合理因素的。张岱的“悟”已经没有了禅宗神秘主义的影子，而是在对某一对象长时期的思索后，在认识上有本质飞跃的一种认识方式，是基于长期理性思索后所产生的灵感，也即前面说的理性的直觉。

夏季结束时，驯鹿又要向南迁徙，回到森林的边缘地带准备过冬。而这个时候正是狼獾出没的时节，为了能够顺利过冬，这些“贪吃的家伙”会紧紧盯着驯鹿群。

1.处理好审与被审的关系。能否处理好与被审计对象工作上的沟通协调问题，直接影响着审计组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审计组长要引导审计组成员树立“监督是手段，服务是目的”的理念，以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不卑不亢，既不以势压人，也不低三下四。比如，在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审计的监督性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既要对服务对象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同时也要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取得被审计单位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构建和谐的审与被审关系。

六、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见到了明代浙江山阴地区，一个四世笃信阳明心学的望族的情况。以往研究阳明心学，很少从家族史来作专门性研究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是黄宗羲从文化地域、万斯同从学术思想分类、嵇文甫从社会政治来论述的。在上个世纪末，以学术思想分类占据了主流。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以著名的现成派、归寂派与修正派三大流派，来剖析阳明心学的流传。国内学者以钱明为翘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虚无、日用、主静、主敬与主事五个流派的分类法，也可说独树一帜。在当下，地域流传成为研究阳明心学传播的新趋势，且有方兴未艾的趋势。笔者于2017年10月底参加了王阳明诞辰545周年研讨会，碰到不少老朋友，也结识许多新朋友。新朋友中来自各个地区的阳明学研究者。原先的分布被打破了，除了浙江、贵州、江苏、江西外，陕西、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也都成立了阳明学研究会。笔者以为不妨增加一个新视野，即从家族世代流传的过程来论述阳明心学的传播，张岱一家四世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曾祖张元忭是浙中王门的中坚人物，有《张阳和先生不二斋稿》传世。《明儒学案》中将他列入《浙中王门学案》，为王学的中坚人物。祖父张汝霖，也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学者。张岱在《四书遇》与《张岱诗文集》中有多处讲到他祖父，差一点的是他的父亲。到了张岱，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鲜明个性与启蒙意识的思想家，这同他心学家学渊源关系匪浅。

调查结果显示，总分与社会支持状况、抑郁情绪和人格特质均有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状况差的学生，抑郁得分更高，显示抑郁情绪会更严重。同时，社会支持状况好的学生在人格特质方面表现得更加冷静理性，情绪相对稳定，遇事比较镇静，较少出现大的情绪波动，即使出现强烈的情绪体验也能较快复原。而社会支持状况差的学生情绪稳定性较差，容易感到紧张，经常为一些事情担忧。遇到事情后反应通常比较强烈，比较容易激动。平时可能情绪波动性比较大，并且难以很快恢复平静。较强烈的情绪反应可能会使他们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社会支持和人格特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影响[3]。

笔者想到了明代一位地理学家、旅行家与游记家，集三者于一身的王士性(1547—1598年)*王士性的游历，参见夏咸淳.明代山水审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6-545.王士性的整体情况介绍，可参见周振鹤.前言[M]//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他在旅游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8]。张岱是在王士性去世前一年出生的。张岱一家心学四代相传与“家孔、孟，而人阳明”，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心学依赖宗法家族的亲缘关系才能得以广为流传的事实。家族的承袭，应当成为研究阳明心学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视野。

参考文献：

[1]张岱诗文集(增订本)[M].夏咸淳,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张岱.四书遇[M].朱宏达,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3]朱义禄.论圣人崇拜——关于中国哲学精神之探索[J].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1).

[4]朱熹.大学章句[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1.

[5]宋明理学史:下卷[M].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61-462.

[6]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89.

[7]朱义禄.从禅宗看佛教的儒学化——论异质文化相遇的规律性[J].中华文化论坛，1994(4).

[8]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广志绎: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