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不久，康梁在流亡日本初期匆匆发表的《戊戌政变记》中有对康党核心成员李端棻的评价，“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此一评价流传甚广，亦被论者引用多次。此处“二品”应当视为高品级官员如尚书、侍郎或督抚以上，非精确衡诸官爵品秩，但显然“戊戌六君子”并非此列。对于变法中的重要角色李端棻来说，这一评价也不为过，是颇为中肯的。不过，毕竟此话是康梁一派所言，不免有为自己人溢美之嫌。只有回溯到变法活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对与变法有关的各方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的认识，进而对戊戌变法本身亦可多一种观察和了解，或许也可减轻一些论者的疑惑：何以被视为“言新政第一人”的李端棻在戊戌变法方兴未艾的研究中似乎并未占据十分显目的位置？如果其位置没有康梁所言之高，那究竟应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才较为公允？笔者尝试作出一些初步的讨论。

一、戊戌年间的“言新政”

戊戌变法并非突兀而起，一般认为，其前期的酝酿当自甲午战争以后所掀起的自强救国浪潮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光绪帝于《马关条约》换约后第三天所发布的朱谕要求：“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1]此后，各地条陈不断上达，一时形成空气。不过从谕旨上看，被视为国家急务的首先是练兵筹饷，然各类政务的推进受制于人才匮乏，此亦成为其时的共识之一，汪大燮便在致汪康年信中言及：“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恐必糟无疑。” [2]故兴学也成了一时风气，而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1876年)五月初二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则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奏折上奏后光绪帝谕令总理衙门议复，王文韶于是年七月十三日记：“总署咨到七月初三日议复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语多中肯”，同时也认为“风会所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物穷则变，苟非倭事之创巨痛深，则此风气之开当尚在数十年以后也。亡羊补牢未为晚”[3]。稍后九月二十六日，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称“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一折，洞见本原，当蒙采择”。亦可见李端棻的奏折恰逢其时，在当时诸多类似的奏折中影响当属最广，此方面已讨论较多，兹不赘述。

但如果我们了解甲午至胶州事件之间朝中和地方官员的大量陈奏，便可知道“言新政”者盈廷，李端棻固然是其中的卓著者，但显然不可径称为“一人而已”。即使是在政变后守旧人士对变法的的责备中，我们也可发现李端棻只是言新政大员之一而已。《戊戌履霜录》中称：“日难初平，德衅旋发于胶，士论嚣，庙谟不定，一二行险侥幸之徒，托名忠爱，鼓煽公卿，于是李端棻言学，荣禄、胡燏棻言兵，翁同龢议设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4]357因属事后责难，固然有诸多不实之言，如把李端棻等人言新政视为“一二行险侥幸之徒”“鼓煽”所致。然胡思敬所言有值得注意之处：守旧派眼中言新政者除了李端棻、胡燏棻和翁同龢外，甚至还包括被大多数人习惯性视为守旧的荣禄，而恰是政变后康梁一派对荣禄的极端诋毁才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我们过去对荣禄的认识。这不得不提示我们戊戌变法的“言新政”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总的来看，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主要是为顺应我国当时的“要素成本洼地”优势，通过保税便利化海关监管与优惠关税政策形成“政策洼地”，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条的制造环节，以此撬动外部资本、技术、市场推动下的经济起步与腾飞。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基于大国经济崛起所形成的发展基础，以对接全球最高开放标准所释放的倒逼改革动力，进行机制体制创新，破除帕累托渐进式改革尚未解决的旧制度壁垒以及长期高速发展累积形成的新发展瓶颈，以此推动和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这也在根本上决定了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核心功能。

甲午以后荣禄、胡燏棻等人颇为“言兵”，不仅“言”，而且实在从事新式军队的创建，声誉卓著。如果将眼光放宽，除了以上数人，地方督抚中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引领新政由来已久，已经成为清季不少大员的共识，此点亦为学界所共悉。正因为如此，政变后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才说：“康有为自称此次变法者为维新党，且自名曰党魁。中外报馆不察，群以变法推之，可谓侥幸得名”，而“各省士民皆不服此议论，诚以中国采用西法，不自今日始，更不自康有为始。我皇太后垂帘听政，先后二十余年，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又派出使各国大臣、出洋学生，南北洋设制造局、招商局，福建设船政局，开平设煤矿局诸大政，皆内外公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太后俞允”。“中国变法之勇之善，无逾我皇太后者。我皇上禀训承志，亲政以来，若铁路、海军、电线、邮政、银元，各省洋操、各省武备学堂、各省制造局、各省矿务局，此我皇上变法之实政，亦皆内外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上俞允”[5]。揆诸史实，虽多有对慈禧的恭维，然大体应当说是成立的。这就提示我们，康梁称赞李端棻为“一人而已”，显非仅从清季举行各类新政的一般情形而言。

二、为何是“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言：“若不是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借势生事，似无可能产生如此激烈的政治振作与波动。”但他同时也指出：“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康有为的举动可以有多种指责，也可以对戊戌政变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表示不满，我个人也以为康氏在政治上也不乏幼稚之处；但是，若没有康有为及其党人，就不可能有戊戌变法。他们是造就形势的人，尽管他们最后也不可能左右形势。”[7]而在这样的情势下，李端棻给予了康梁极大的支持，故康梁称之为“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宜矣哉。不过这样的结论似乎让我们意有不足。以常理论，李端棻久经宦海，以其为宦历程及与诸多朝内外大员的往还，似不能简单归结为康梁一般“新派”，而用与梁启超的姻亲及座师关系来解释其以朝廷大员的身份“孤执”地支持康梁同样显得较为薄弱，至少让人觉得当时的李端棻在政治上的“逆流而行”似乎颇“不成熟”。

事实上，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两广总督谭钟麟意欲对康梁的活动进行打击，梁启超给李端棻写信求援。李回信：“粤中大吏犹是人情，岂有不揆情理，不辨真伪，据无据之词而诬陷善良乎？况例有明文，此等案件，必审实确有证据，毫无罅隙者，方可坐罚。尊事本属莫须有，何必张皇乃尔。”一面正言规劝：“有干吏议者,不可造次。谊虽至戚，势难挡乎，略布胸臆。”百日维新中李端棻又及时警告康梁：“此非康乾盛世，前途难以逆料，须慎之又慎。”[20]除了对康梁的爱惜之情，此处之规劝和警告似未可轻易放过，因李端棻对变法的观察和判断显然比康梁更深，而此处的规劝和警告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李端棻支持变法的态度，即不可“干吏议”，而警告“须慎之又慎”显然是针对其变法的操切，此信为关系亲密者之间的私人信件，李端棻应当是剀切之言。如果康梁当时具有明确的民权或较深刻的立宪这样“干吏议”的思想，颇难想象李端棻会如此支持他们。康梁的变法即便操切，甚至也被张之洞等人责难，但至少在李端棻看来应当没有思想上的“出轨”，且显然李所处角度和张不同，因为张是把康梁等人视为政敌的。所以此处尤当注意，不应将康梁政变出国后的言论视为政变时的思想，康梁特别是梁启超在出国后因能更直接大量阅读西方典籍，故在思想上的突破甚多，包括李端棻在庚子以后的思想也仍旧能不断日新，其对民权等西方思想依旧保持开放态度，而非如张之洞等一味抵斥，这在当时的朝廷大员中实属难得，“一人而已”的评价应当亦与此开明态度有关。但似不能将戊戌中的康梁和李端棻视为对西方民权等思想有着深刻认识的人，他们共同掀起的变法高潮基本上仍旧是在传统的政治轨道上运作，因此虽然从政治的运作上看显得颇为幼稚，但忠君爱国之热忱则令人感佩，因此李端棻仍鼎力支持。

或许有论者认为多此一问，毕竟一般认为李端棻与康梁有“特殊关系”，加之忧心时政，因此对康梁的支持不遗余力。然而如上文所言，这实难让人彻底满足，类似关系在清季并非唯一，而师生睽隔亲人嫌隙者殆不鲜见，政治运作的内涵比这样的关系复杂得多，而且如此看待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似有“倒放电影”般“后见之明”的嫌疑。

四要完善防汛抗旱减灾体系，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继续大力推进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突出抓好防洪薄弱环节建设，确保2012年基本完成2209条中小河流重点河段治理任务，全面完成5400座小（1）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快实施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尽快建立1836个县级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体系，全面实施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十二五”时期基本消除影响防洪安全的突出隐患。抓紧实施全国抗旱规划，加快建设一批重点水源工程、骨干调水工程、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工程，完善防汛抗旱减灾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着力解决部分地区工程性缺水和资源性缺水问题。

事实上，如不少论者所提及，从清季的洋务运动至甲午后的意图革新再至庚子以后的清廷政举，是有着一定连贯性的，然其间的一个突变便是戊戌变法，而李端棻被康梁视为“一人而已”更应从政变的时间节点来看。就李端棻来说，其《请推广学校折》虽然掀起了创办学堂的热议，然上奏以后的实际执行依旧困难重重。戊戌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上谕催促“李端棻奏各省学堂请派绅士督办等语。……着各直省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符众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该处学堂一切事宜，随时禀承督抚，认真经理。该督抚慎选有人，即着奏明派充，以专责成而收实效”[6]817-818。包括其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其他奏议往往也推行困难，如苏继祖所记：“李端棻奏请删改简明则例以杜吏胥任意准驳之弊一折，着照所请，各该衙门迅速办竣具奏”,然“奉旨后，仍是敷衍搪塞，无一堂官实力奉行者”[4]338。这就让我们对戊戌变法前表面上十分热闹的各类新政的实际开展情形又多了一层疑虑。茅海建先生对戊戌年间的保举做了细致考察，称其体会最为深切的是甲午战后的清朝“政情萎靡”。虽然“惨败、割地、赔款，激起了战后改革的热情”，可是“在毫无生气的政治生活中，此一种热情被柔软地消磨殆尽”；虽胶州湾等事件的刺激，“再一次激起亢奋”，然“其前景似无延伸性。清朝的整个保举情形，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官员关心的并不是励精图治，而是个人仕途的畅达。战败与危局，居然成了许多人得保举、获实缺、换顶戴的机会”[7]。正因为如此，不愿因循的光绪帝和亟谋变法的康梁才有可能走到一起，而李端棻恰在此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端棻和康有为显然都是忠君爱国者，梁启超评价李端棻：“不忧一身之阽隍，而忧君父之不即安；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国威之坠落，国权之凌夷。”[17]实为中肯之论，非一般之溢美。康氏则是爱国的“激扬者”，康氏忠君爱国之情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御史文悌于戊戌年五月二十八日所上《严参康有为折》中称其与康有为的交往过程：“闻其议论颇多偏宕，然见其激昂慷慨，以为是盖志士忧时郁悒，激而出此”，“虽即以言规正之，而心亦喜其负气敢任，或可救今委靡伈伣积习，不为无用。于其去后，曾致阎乃竹信，告以康有为不无血性可爱”，“惟其看天下事太易，正恐不足有为”[8]479。除去替自己辩解的成分，亦可见出康氏自有其魅力。而不认同康著《新学伪经考》的皮锡瑞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在《时务报》《知新报》上的言论极其欣赏，思想也趋于“开新”，故康梁一时为各方所重确是事实，李端棻自然是支持这样的康梁的。当时对于康梁的排斥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言康梁有“民权”思想，据张之洞的幕僚陈庆年记：“薄暮，南皮师招赴八旗会馆谈……同人围座。南皮师说：康长素辈主张素王改制，自谓尊孔，适足诬圣。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云云。反复详明。三更始散。” [18]孔祥吉先生认为康有为及其一派时有“民权”的提法，但他们此时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未有充分的了解和准确的认识，且康在戊戌变法期间宣称“放弃”民权思想，曾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八日《国闻报》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以作公开的宣示。戊戌政变后，康又多次有相类似的说法。[19]而黄彰健先生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根本没有提出过君主立宪的建策，主张的是以君权来推行其改革举措。[10]601今天我们对康梁戊戌年间的言论进行阅读应当发现二位先生所言大体不差，康梁其实出国后才开始形成民权、立宪等思想，其对民权的理解更多是附会传统学说以出之，与严复相比尚浅陋得多，急切“得君行道”才应当是其思想的底本。只有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李端棻不至和康梁在思想上生出龃龉。

三、李端棻为何支持康梁

而李端棻也在戊戌变法不断的深入中愈显突出，这其间最重要的便是上折支持康氏开懋勤殿。“开懋勤殿议制度”是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最核心的内容，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将之驳回，光绪帝又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重议。而“康以李端棻出面，再提此策，当属施加压力”。正因为如此，光绪帝未将李端棻奏折交总理衙门、军机处议复，而是另请重臣，当日发下交片谕旨：“李端棻奏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一折，著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切实核议具奏。”黄彰健先生指出：“开制度局，小臣不言，而大臣言之者惟李端棻。”[10]46因为此项变动涉及权力结构的调整，虽然之后戊戌政变发生，并未能实际推行，然而在政变后从当时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Herald Daily)和《虎坊摭闻》中我们依然可见都将李端棻列为懋勤殿第一人。[11]康派除了通过懋勤殿类似的机构来获得掌握变法的实权外，同时在朝中和地方推举能支持自己的官员。故戊戌七月初，两广总督谭钟麟病请开缺折递上之后，康有为随即代宋伯鲁草折，胪陈谭之劣迹，“臣以为粤东富庶严疆，宜有忠正通达、讲求时务，内之若礼部尚书李端棻，外之若湖南抚臣陈宝箴之流者，始足以静萑苻而保海疆，若谭钟麟者，宜立予褫革，以正其阻新酿盗之罪。”试图以李端棻、陈宝箴等倾向维新的大员取而代之。[12]因此,《国闻报》八月初四日仍以《京寮荐劾传闻》为题刊出消息：“又有人力保李苾园尚书才可大用，劾谭文卿制军守旧贪污。”虽或是报纸流言，仍可见作为朝中大员的李端棻与康梁在戊戌变法进程中的关系是互动的。也就是说，李端棻支持康梁，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断将李端棻推向前台。也正因为如此，梁鼎芬后来在罗织康有为罪名时便说：“如尚书李端棻、署侍郎徐致靖、王锡蕃者”，“以康有为势盛而附之，康有为亦以此三人蹈顺糊涂而爱之”[6]1258。指斥身居仓场侍郎的李端棻需要附康有为之势显然太过，对久经宦海的李端棻来说也自然知道所谓“康有为势盛”的底蕴，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了解了康派争取变法领导权的运作手法。

陈寅恪先生曾言及戊戌变法：“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 [16]。这给我们观察戊戌变法中特别是朝廷大员的角色提供了启示。显然李端棻很难被归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一类，他的变法新政取向更多地是其多年在不同职务上实际历练开阔眼界的结果，更多的类似于张之洞、陈宝箴甚至荣禄等我们通常所说“中体西用”一派，即“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而且从甲午以后的历史进程看，这一派一度和康梁等人有过较好的合作，而最后与康梁分道扬镳大抵出自如上文所分析的两个方面原因：思想观念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因此，如果李端棻不能被归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康党一派的话，他至少要在这两个方面和康梁保持基本一致，否则他的一切行为就殊不可解了。

而通过康党敌对方的考察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对李端棻的认识。正是这个给康有为罗织一大堆罪名的梁鼎芬曾经却对康有为推崇备至，黄遵宪称：他之所以认识康有为，是张之洞的大幕僚、康有为同乡梁鼎芬的介绍，“闻梁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13]，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梁鼎芬背后的张之洞也曾经给予康梁不少支持，但不久便撤销了这样的支持，反而进行大肆的压制和打击。这种打击的原因较多，且往往交织在一起。首先是学术之争，本来《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刻以后已引起不少波澜，而戊戌变法前不久刊出的《孔子改制考》更是招致更大的反对之声。军机大臣翁同龢称康氏“居心叵测”，孙家鼐指出“康有为之为人、学术不端”，甚至连颇受光绪帝青睐、在地方推进新政十分得力的大员湖南巡抚陈宝箴亦请旨命康有为“自行销毁”[14]。而孙家鼐更在“议复李端棻所奏说片”时称：“臣见近日臣工愿变法自强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道者不过十之一二，惟新旧党之相争绝少，而邪正党之相争实多。盖变法不难，而行法之人最难，用非其人，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直接指斥康党非可“行法之人”，认为“皇上选择人才在南书房、懋勤殿行走，此亲近贤人之盛意也。惟朝夕侍从之臣，不专选取才华，尤须确知心术。”因此孙氏之意为此中争执并非愿不愿变法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心术”。不过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孙氏对康有为的学术倾向和政治倾向早已知悉，在二者关系尚好且未涉及权力之争时，“所有差异似乎都可忽略不计”，而之后一旦在京师大学堂的掌控权上出现争执，“事情的发展迫使孙家鼐从学术上去封杀康有为” [15]。除了孙家鼐，张之洞对康派的崛起极为关注，其在北京的“坐探”如张权、杨锐等将康派的举动随时电告，而《劝学篇》的出台更是直指康派，以求“正人心”。可见，除却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顽固派”如刚毅等人，一度和康梁走得较近的趋新人士也和康派产生了思想尤其是权力等各种层面的矛盾和争执，甚至十分尖锐。可以说，康梁一派和光绪帝比较“激进”的变法举措都是在“孤军奋战”的状况下进行，优势完全不在他们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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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在戊戌变法时期地位不高，并无直接上奏权，如果不是光绪帝亟图革新，很难想象康党会异军突起。从现在能看到的档案来看，戊戌年间康党策划的保举共有六次：第一次徐致靖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第二次由李端棻保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第三次由李端棻保康有为；第四次是由徐致靖保袁世凯；第五次由徐致靖保懋勤殿人士；第六次是王照保懋勤殿人士。除了张元济、袁世凯外，都是康党的主要成员。[8]539而从对康党领袖康有为的举荐来看，起主要作用的为翁同龢、高燮曾、李端棻、徐致靖等四人。[9]不过翁氏后来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颇大，因此在大力保举康梁一派的朝廷大员中，唯有李端棻一人。然我们要注意到，对康有为一派的保荐和支持是以光绪帝亟图振作为前提的，如徐致靖当时地位并不高，也“非为亲近之臣”，与康有为的交往很可能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却很快成为康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的保折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力”。对此，茅海建先生认为光绪帝在不同背景的诸多保举中“最关注的是徐致靖、李端棻、陈宝箴等人的保举，尽其权力而从之”，“也就是说，光绪帝内心中相当清楚各派系的政治企图，也有亲疏之别。他也打破常规，从保举官员中直接任用小臣，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刘庆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江标、郑孝胥等人。而对于荣禄的保举，他的态度就相当的低调”[7]。因此，李端棻的保奏应当被置于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来看，也就是说他以自己的大员地位鼎力支持康梁，但也是因为康梁此时圣眷正隆，他的支持才能得到光绪帝的认可和赞许，这其间的互动并非是单向的。如李端棻六月初六上折中其中一项是“删改则例”，大多数部门和职员对此都是虚与委蛇，但并不敢明着抵制，因为这样会“与皇上、康氏为难矣”[4]338。

总之，建筑工程建设过程，应该以质量和安全为主，这也给监理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房建监理开展前的预控能力，工作人员应该深入实际，并且要不断总结有效的预控经验，不断加强自我专业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房建工作开展提供保证。

如不少论者所言，戊戌变法绝非仅仅是思想上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权力之争。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李端棻卷入权力之争的程度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戊戌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以翁同龢“荐康”为由将其革职。上谕指责翁氏“授读以来不称职，使皇帝未明经史大义”，甲午时“利用独对之利”“信口侈陈，任意怂恿”，致使“主战误国”，更重要的是翁氏“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已属罪无可逭”[21]。这道谕旨由刚毅所拟，他不仅将康进用的责任归到翁头上，还指责翁在甲午利用“密对”的机会蛊惑皇帝主战导致局势不可收拾，而“这一点最合慈禧心意”[22]。戊戌春，被罢黜的翁氏和康有为宗旨不和，和康梁并非同路人且十分排斥，然戊戌政变后被严诫所用的借口依旧牵扯上康梁，而实际上则是因为与慈禧的“旧恨”。据张謇当时听到的消息，认为翁氏之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之意旨，周纳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23]。可见翁氏遭慈禧忌恨之深。戊戌年七月十九日，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后第二日，光绪帝决定的署理礼部六堂官的名单为：“礼部尚书著裕禄、李端棻署理，礼部左侍郎著寿耆、王锡蕃署理，礼部右侍郎著萨廉、徐致靖署理。”此名单于二十一日光绪帝赴园请示慈禧后在二十二日正式授命：“裕禄、李端棻补授礼部尚书，阔普通武补授礼部左侍郎，萨廉补授礼部右侍郎。”署理名单中礼部左侍郎寿耆、王锡蕃、右侍郎徐致靖，未得到实授。[24]可见，以慈禧在政治上的老练手腕，她认为康党中的徐致靖显然比李端棻更活跃，至少李端棻未有钻研揽权之征才有可能被授予职位更高的礼部尚书。冯祖贻先生认为，政变后陈夔龙在去李端棻府邸之前,“必定反复掂量过李端棻卷入康、梁维新集团的深度，以及慈禧和顽固大臣们对康、梁一案要采取何种惩罚措施的力度，这样，陈才不至于因通风报信、为李出策而遭牵连”，“在陈夔龙看来，李虽在变法中多次上奏言变法，却非慈禧等重点打击对象，慈禧等要打击的首先是康有为，还有在朝政中对光绪产生影响的军机四卿、甚至张荫桓这批人”，“有一点可以肯定，若没有后来康有为等‘围园’策划与败露，镇压的规模与程度不会像后来那么大。”[25]冯先生此言极为有见。从政变后对康党的清算来看，也能发现李端棻似乎并非打击的关键对象。在八月九日发布的上谕名单中七人为：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八月十二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奏中称：“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固结，党羽遍布。”“至陈宝箴、徐仁铸身居高位，皆有风化之责，乃不能维持名教，反为奸人蛊惑，应请严旨立予罢斥。” [26]468此中并未言及李端棻。钟家鼎先生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有关弹劾康党的折片30多件中，发现涉及参劾李端棻的只有八月初七日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折以及之前贻谷之折，此亦可见一斑。而就在这个缪润绂的奏折中尚有“谨厚若李端棻者，亦复受其狂煽，党援胶固，根柢盘深”[26]463之语，此处的“谨厚”二字在弹折中当非随意加上。八月七日叶昌炽记：“日内李尚书扫兴矣，徐年丈更卧不安席矣”[4]531。此处“更”字紧要，亦多少透露出时人对李端棻在变法中角色的一些感受。茅海建先生言及康党核心成员11人中，“其中李端棻、黄遵宪也未必从命”[8]24，惜乎未进一步论证。

故陈夔龙谓戊戌时期“尚书时为仓场侍郎，封奏独夥”，“与平素旧学宗旨大不相符”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如前所论，李端棻的思想应非激进一类，他仍旧是在“忧君父之不即安”的思想状态下鼎力支持康梁，故此八月朔日陈夔龙谒之于李端棻邸第时言及“今日为公贺，恐明日将为公吊耳”时李“愕然”[27]。以此处之“愕然”结合李端棻后来陈折中称对康等“或谬采虚声而以为足膺艰巨，或轻信危言而以为果由忠愤”来看，他认为康“果由忠愤”一语是相当可信的。也就是说李端棻与其他曾经支持过康党的人有不同，他是以康等忠君救国为前提支持其变法的，虽然在思想上未有其时的康梁激进。且在变法中至少以时人的眼光看，他不太有为自己揽权的倾向，否则就不易理解为何“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之人并未成为慈禧和康党反对者首要打击的“众矢之的”了。

所以，李端棻在甲午后言新政者中为卓著者之一员自无问题，其“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的评价时人则未必这么认为，因为张之洞、荣禄、刘坤一等无论是“言”还是“行”新政在当时都令人瞩目，不过荣禄、张之洞等人因为思想、权力等方面与康派的冲突在政变后一直被康派极端诋毁，自然不可能获得康梁的认同。相比于荣禄、张之洞等，李端棻与康梁在思想和变法上就契合得多，以朝廷大员身份鼎力支持，忠君爱国，可谓敦敦纯儒，其虽未如张之洞等人久膺疆寄推行新政，而于变动时代心志开明似略胜之。然其与康梁的思想理路及变法策略等未必尽合，尚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完成6点部位的连弧焊操作后，到达5点和7点位置，为了减少熔池过渡坠瘤，改为断弧焊工艺。由于镍基材料熔池流动性差、冷却速度快等特点，因此断弧打底时的频率要快，再起弧的位置要准，通常在上一熔池冷却到二分之一时，进行下一弧的引燃，并在熔池温度最高的地方再起弧（即熔池最亮的地方）。打底时熔池易往焊缝中间聚集、两侧易夹沟，因此焊条要做左右摆动，使熔池能够到达焊缝坡口的两侧，分散熔池中间的温度，确保背面焊缝两侧熔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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