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德(1497—1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明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据徐阶所述，欧阳德中进士后，始授六安州知州，后迁刑部员外郎，先后任南京国子司业、南京尚宝卿、太仆少卿、南京太常卿、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等职，后召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公自始仕自至宗伯，凡更十一官”[1]846(徐阶《明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文庄欧阳公神道碑铭》)，卒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享年59岁，赠太子少保，谥文庄，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传世，今人陈永革编校整理之《欧阳德集》最称完备。

欧阳德“自少闻阳明之学，即悦而往师之”[1]842(徐南金《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序》)，阳明身后，他致力讲学弘扬乃师良知之学，学者云集，门人无数，后人以为“阳明之学益以大振于时，南野先生之力也”[1]842(徐南金《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序》)。《明史》说欧阳德“器宇温粹，学务实践，不尚空虚”[2]。徐阶亦记述他“比入官，则遂以其学施诸政事”，“公学以心非胶唇，深造实践功力纯”[1]846-847(徐阶《明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文庄欧阳公神道碑铭》)。可知，欧阳德的为学特色在“务实践”，宜乎钱明先生将之列入阳明后学中与钱德洪、邹守益、陈九川并立的“主事派”。他认为,“主事派由心学的道德实践转变为实学的经世致用”[3]，因此,尚能跟上明清之际的时代步伐。关于欧阳德的哲学与伦理思想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他的政治思想却鲜有论及者，这显然与其“主事派”重实践的学术特色不太相称。

检《欧阳德集》，欧阳德言政、论治之材料甚为丰富，所论不乏精警可资鉴者，确如楼守光所言：“夫政随时变，岂容执一？如集中建储、灾异诸疏，显见宜古而不宜今，而惟学识之精，政见胥从此出，前人之掺选政者，命意至深且远。……读是书也，其有裨于实学之用者岂渺哉？”[1]862(楼守光《欧阳南野先生文选后序》)因此，笔者专论欧阳德之政治思想，庶彰其“有裨于实学之用者”，而思考其可资鉴的内容，发掘其当代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一、观念基础：良知致，人之能事毕矣

1．良知二字是圣学命脉

与阳明学派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欧阳德政治思考的起点与核心，依然是“良知”二字。欧阳德认为，为人所盛称的千古圣王治平事业，皆是遵循良知并以良知为标准付之实践的结果。他说：

尧舜之禅受，汤武之放伐；伊尹、孔子之取予久速，非决择于其良知，则将何所取正？非即禅受、放伐、取予、久速之事，而实循其良知而为之，则亦何以致其知耶？阿意曲从、割股以为孝者，果尝精察其心之是非、公私之间，于良知毫发无所欺也耶？故知良知之所以为良知，则知所以致知；知所以致知，则知所以格物；知所以格物，则致知之功切近精实。[1]33(《欧阳德集》卷一,《答欧梦举二》)

在他看来，儒家事业本志在治平，而治平的结果又系于政治主体的“良知”以及“致知”之功。因而，欧阳德不断强调“良知二字是千古精神命脉”[1]46(《欧阳德集》卷二,《答杨方洲》)，“良知二字是圣学命脉。外此，则无可着力处”[1]34(《欧阳德集》卷一,《寄何益之》)。道之不行，首要缘于道之不明，而道之不明，正是由于良知不能认得真切。他说：“君子之于天下，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视吾良知可容已者耳。”[1]5(《欧阳德集》卷一,《答陈盘溪》)又说：“道之不明，正惟学不知心之良知，而伥伥然求之于外。既闻良知之说矣，又或混于见闻知识之真妄错杂者，误认以为良知，而疑其有所未尽。”[1]6(《欧阳德集》卷一,《答陈盘溪》)如上引所云，将治平事业，落实到良知二字上，是因为良知的“致知之功切近精实”，是真正可以著实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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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致知之功

洋葱属于百合科葱属类植物，又被成为圆葱。其糖类、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在我国的南北方都有广泛的种植。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作物的品质要求也随着上升。为了更好的达到提升洋葱品质到无公害标准的目标，对洋葱的无公害种植以及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虽同受王阳明的良知学，又同为江右一脉，欧阳德的主张却与聂豹“主静”“归寂”的良知学颇为不同。欧阳德尽管也认为“夫良知常寂常感，无为而无不为”[1]78(《欧阳德集》卷三,《答季彭山》)，但他不认同聂豹将“寂体”抬高，从而割裂动静的看法。他说：

盖良知妙用有常而本体不息。不息故常动，有常故常静。常静常动，故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故凡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良知，心之神明，妙万物者也。“体用一原，动静无端”者也。[1]4(《欧阳德集》卷一,《答陈盘溪》)

在他看来，良知既“不息”又“有常”，故而，是超越动静的，那么，如果学循良知，则必动静两忘。他进而论说道：“夫良知无动无静，故时动时静，而不倚于动静。君子之学循其良知，故虽疲形饿体而非劳也，精思熟虑而非烦也，问察辩说而非聒也，清净虚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学贵循其良知，而动静两忘，然后为得。”[1]9(《欧阳德集》卷一,《答周陆田》)因而，“动静两忘”了，也就“不自私用智”[1]3(《欧阳德集》卷一，《答陈盘溪》)，如此则为他强调的“致知之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夫心之良知之谓道心，杂以私意之谓人心。知也者，致其良知于人心、道心之间而不自欺也。行也者，致知之功真实恳到，恒久而不已也。[1]8(《欧阳德集》卷一，《答傅石山》)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致知之功”，认为这才是“真切”“恒久”的着力功夫，除此，道之行便没有着力之处，良知之学也便无法在人伦日用乃至治平事业中落到实处。他指明：

论及良知，虽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能行而致之则难，一毫意、必、固、我之私，即是良知之蔽。故致知之功，真是意、必、固、我消磨得尽始为真切。[1]6(《欧阳德集》卷一，《答刘道夫》)

所以，欧阳德沿着王阳明“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的路径，不断申论、强调“独知”：“夫人之学，所以必致其独知，无自欺而求其自慊，紧知行合一，言行相顾，意诚、心正、身修而明明德于天下矣”[1]1(《欧阳德集》卷一，《答章介庵》)。他又解释“独知”说：“独知也者，良知也；慎之也者，不欺其知，以致乎其至也。”[1]46(《欧阳德集》卷二，《答杨方洲》)“故圣人之学要在慎其独知。静亦知，动亦知；静亦慎，动亦慎”[1]117(《欧阳德集》卷三，《寄袁督学》)。他甚至宣称：“天理即是良知，良知即是独知。”[1]170(《欧阳德集》卷五，《答沈思畏侍御》)其重要性在于，作为官员的政治主体会因此使自身的政治实践，获得一个“不自私用智”的、“无私欲之杂”[1]170(《欧阳德集》卷五，《答沈思畏侍御》)的、超越的理想角度与立场，这对政治实践的效率与公平有着非凡的意义。

其核心无疑在一个“致”字，欧阳德在《答胡养斋》这篇信札中说：

来教真切痛快，乃知于吏事倥偬之中，而能实用其力，此格物致知之实学，与臆想谈说者，迥不侔矣。

比来同志但讲良知，而遗却致的意思。是盖臆想谈说，而未尝实用其力者。

夫知识必待学而能，必待虑而知。良知乃本心之真诚恻怛，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

故某尝言，一切应物处事，只要是良知。盖一念不是良知，即不是致真知。此千圣传心之学，先师吃紧之意。[1]28(《欧阳德集》卷一，《答胡养斋》)

所以，欧阳德总结说：“良知致，而天地之道立，人之能事毕矣。”[1]256(《欧阳德集》卷八，《英山县重修儒学记》)

3．艺文宦业，莫匪良知之用

动物试验表明：低镁饮食可导致大鼠冠状动脉内皮细胞损伤、肿胀和增生。用低镁饮食饲养的家兔可使其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加重及血脂升高。家兔摄入较多的天门氨酸镁使得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下降、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减少、动脉壁内膜/中膜比例降低。研究中发现血清镁同血清胆固醇的浓度呈反比关系，从而提示从饮食中摄入镁可能会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因此，饮食和水中镁缺乏与IHD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镁能够减少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心源性休克的发生率。

有学者论曰：“欧阳德的良知观不仅有力地维护了师门尊严，而且系统地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为阳明学渗入现实生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4]在欧阳德那里，纲常伦理、礼乐刑政、艺文宦业，等等，均是“良知致”的发用。他说：

良知即是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无不善，故良知无不中正。故不能依着见成良知，即无过中失正。苟过中失正，是不曾依着见成良知。若谓依着见成良知，而未免过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1]274(《欧阳德集》卷九，《答董兆时问》)

良知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夫自念虑之微，以至于喜怒好恶、视听言动之发，纲常伦理、礼乐刑政之达，天地万物、古今事变之散殊，出是则入非，出非则入是，而人心是是非非之良知有耿然而不可昧者。[1]33(《欧阳德集》卷一，《寄夏东岩》)

艺文宦业，莫匪良知之用，然必根诸心，得乎其实，而不徒习为其说，袭取其故，则未有积而不光者。[1]256(《欧阳德集》卷八，《英山县重修儒学记》)

因为“良知无不中正”，所以，良知为人间事业提供了一个“不可昧”的标准。循着现成良知的标准，“喜怒好恶、视听言动之发，纲常伦理、礼乐刑政之达，天地万物、古今事变之散殊”，当真是“人之能事毕矣”。由是，欧阳德的良知观为他的政治思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他关于政治与行政方面的思想，莫不植根于此。

二、善政与善治：德立政无不达

“无不中正”的良知，其发用于政治与行政实践，则表现为欧阳德所大力鼓倡的“善政”与“善治”。当然，无论是善政还是善治，如儒家一贯的传统一样，其实都要归结为政治与行政主体的“良知致”的自身修养工夫，除此之外，其他皆非根本。因而，他还是要不厌其烦地论证政治与行政实践同主体的修身工夫之间极其重要的关系——“政有本，治有要，身修而百姓安矣”：

闻之善制法者，不辟地而民阜；善作人者，不变法而政成；善兴化者，不易吏而心革。人有天性，好德畏法，其常也，惟慎其所在感之者。是故廉，则墨者畏；帅以仁，则暴者驯；帅以淡泊，则奢者俭；帅以正直，则媚者耻；帅以简静，则烦扰者息。故吏道清，则兴釐之政可举。政理赋节，民安其条，各竭力任职，乐其生计，供其贡赋。虽至愚冥，岂好为奸欺，以冒法禁，必不然也。故曰：政有本，治有要，身修而百姓安矣。[1]558(《欧阳德集》卷二十一，《三峰鲍先生擢江西大参》)(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由表2可知，新菌株在氨基酸态氮、全氮、谷氨酸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达到了蛋白酶、谷氨酰胺酶酶活高的效果。谷氨酸的生成量提升了11.18%。

在这里，相比于政治与行政实践的具体措施，欧阳德强调了政治主体修身的根本性与关键性。因为他知道政治与行政实践并非简单的事情，需要主体的不断修养学习。因而，他说：“政不可以徒成也，其学哉！夫道体事而无不在，君子敬事而无不学。是故政贵威，威生于廉，学廉而民罔不畏矣；贵惠，惠生于恕，而民罔不怀矣；贵达，达生于断，学断上下不任矣。”[1]244(《欧阳德集》卷七，《赠葛子序》)

盖古为大人之学者，心同天地，身体万物，天下休戚，莫不在己。视人之不善，若己驱而纳诸井檴也；视己之不善，若抱石自觉而牵人以胥溺也。志之所存若是，故其为功也，始诸其家，本诸其独。独者，显之微；家者，远之近。近易肆，微不可欺者也。致其不欺，谨其易肆，果确而靡渝，然后能明其明德于天下。故曰：功崇惟志，志其道之本，而学之枢乎。[1]543(《欧阳德集》卷二十一，《柱史方君西川考绩》)

老道看王祥一脸阴郁，隐约猜到了王祥的心思，接口说：“小伙子你也别灰心，卖古董，全凭一张嘴，只要你把这桩生意交给我，保管死的也给你说成活的。”

1．以“赤子之心”治“大人之学”

欧阳德明确指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兹政治之本，教学之实也。”[1]242(《欧阳德集》卷七，《送李子督学山东序》)主体(大人)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并以之为修身为学，是“政治之本”。这无疑与“政有本，治有要，身修则百姓安矣”是同一论调。有赤子之心乃可以言“大人之学”，他说：

在欧阳德看来，这是一切善政善治的根本所在。概而言之，欧阳德关于这方面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天下休戚，莫不在己”，因而政治主体必须要循此路向，不断地修身从学，以便能够更好地投身于政治与行政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独学显然是不行的。欧阳德也认为，必须要同古代的圣贤一样，“亲师取友”，“以适于道”。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论述说：

古之圣贤必亲师取友，好问好察，然后能去其所蔽，以适于道。……仆自问学以来，诚赖朋友讲习切磋，而后此心之是非、义利、公私、邪正、取舍渐明，而克治渐密。故尝自念，人不可一日而不求友。故凡士君子有意于仆者，未尝不相勉以学。[1]2(《欧阳德集》卷一，《答章介庵》)

今世通患大患，无志有志矣。患无师友讲明，安于所习，自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自知违道远矣！[1]99(《欧阳德集》卷三，《答人问学经》)

而学的重点是“礼”，这是为政的纲纪，否则“诚未易语从政也”。他说：“夫孔子岂故欲以揖让救焚溺者，盖尝闻之天率属以礼，由下知自爱。大吏尽心，小吏尽力，上下隆礼，则法简政清，费用有程，征徭有艺，庶政由礼，则民心和一。诚于亲上，勇于敌忾。故礼者，政之纪。根心而达，非学礼而能立即者，诚未易语从政也。”[1]547(《欧阳德集》卷二十一，《石峰李君擢山东大参》)由此来看，这显然是孔子以来“修己以安百姓”儒家传统思路的进一步具体化。这种思路表现在政治与行政实践上，则无比重视“德”，即政德建设。

2．以德为政

《论语·为政》讲“为政以德”，周公更是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德”作为政治与行政主体的基本素质，这遂成为儒家的主流观点。阳明学派诸子，更是在这方面大加阐扬。欧阳德说：“考君之政，实怙之日用饮食，无所不归德者。”[1]596(《欧阳德集》卷二十三，《良牧图记》)特别是基层官员，德不但体现在爱民惠民上，还体现在“兴学造士”培养人才和风气上，他说：“夫兴学以造士者，郡守之德；志学以有造者，诸士之事。承上德而致之，下以正士习者，校官之职。上下交尽，然后人伦明而小民亲。”[1]490(《欧阳德集》卷十九，《祝岣嵝兴学序》)欧阳德还借表彰铅山县令的政绩而提出“以德为政”的观点：“夫政于世可述，而未必益于民，民弗感也。于近有济，而未必被于远，虽感弗深也。惠民有恒，子于其徒三叹治蒲之善，而莞尔弦歌曲之闻，盖喜其能以德为政，而不负所学。则予于黄子之政，亦恶得不喜闻而乐道之也。”[1]737(《欧阳德集》卷二十七，《铅山令黄侯遗爱碑》)

在他看来，理想的局面即“善政”和“善治”的根本都在于“德”，即政德及社会风气的建设与培养。善政在于政宽，即惠民安民的和缓之政，这缘于行政官员一贯的“仁民”念头。欧阳德说：“故人有善政，旧民得所庇也。”[1]76(《欧阳德集》卷二，《答项瓯东》)在与友人陈豹谷的信札中，欧阳德说明了二者的联系，“执事仁民一念，悠久不息，自然政善事理，德博而化，所愿优游宽裕，毋以欲速之心乘之。欲速之心生，则优游宽裕反而为怠缓不振，然精竭神疲，则倏忽之间易流于苟且而不自觉，其妨政害事，视所谓怠缓者，反有甚焉”[1]124(《欧阳德集》卷三，《答陈豹谷三》)。所以，在德主导下，政之所宜，显然在于宽严得宜，而不在于严躁。他说：

往时贵同年诸君问我以为政宽严之宜，仆举成王之诰君陈者告之。其曰：“狃于奸宄败常乱俗者不宥”，则未狃与未至于败乱者犹在所可宥。曰“必有忍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则不容不足以言德，而不忍不足以济事。故辟有必求厥中，而作威以削，必在所戒，此宽严之宜也。[1]148(《欧阳德集》卷四，《答汤懋昭》)

其实，“不容”“不忍”都能体现出政治主体的德之所在。是以有道者最重“德”，遂有“善政”，无道者寡德，于是“世无善治”。欧阳德指出：“学绝道丧，民贼厥衷，乖违欢笑之间，利害较毫末之微，是以士鲜成德，世无善治，非有道者不能识其重，而反之正。”[1]503(《欧阳德集》卷十九，《地官马三湖考绩》)

采用1982-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分别选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和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作为上述生产函数中的农业生产总值(Y)、资本投入量(K)、劳动投入量(L)和农业土地投入量(M)。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以1982年不变价格计算，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所有数据均来自《安徽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统计指标(表1)。

欧阳德还指明，政治与行政主体的政德建设与实践中，廉政是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他深有感触地说：“仕路诚易溺人。”[1]197(《欧阳德集》卷五，《答杨武东》)一旦放松了主体的修治，则就会陷溺其中，走上不归之路。因而，他特别突出地点出来四个字：政以廉成。[1]540(《欧阳德集》卷二十一，《赵益斋文选赴任》)

作为基层行政官员的“德”在行政实践中应体现为：“本之以慎，出之以恕，成之以勤励缜密。其于民为之均徭薄敛，惟恐其财力之或匮也；为之除奸禁暴，惟恐或残蠹糜烂之也；于士劝诱程督，惟恐其业荒而行毁也；于寮开诚布公，惟恐不足以率之。”[1]553(《欧阳德集》卷二十一，《陈公献擢贰守顺德序》)如此，则善政频出，善治可成。

3．明教以达政

从政治学角度，中国传统的教化之道其实就是一种治国方式，因其采用教而化之的怀柔方式而具有强烈的道德化色彩。汉以后，历代儒家出身的统治者无不高度认同且践行之。欧阳德也不例外。如他认为教化是自古以来的圣人之道，而从童蒙时代便对民众予以教化，乃是治平天下的根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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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凡是政治秩序混乱、“礼法不修”的时代，一定是由于“教化不明”的原因。他又说：

基层官员出身的欧阳德，深知财政问题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难题，这对任何一个基层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他说：

后世礼法不修，非惟公卿之族涣而无纪，而庶民亦徒有联属之名，而无复生养亲睦之风。儒先诸君子尝欲以宗法行之天下，盖因时之政，寓古之道，兴其爱敬，易其习俗，亦古人意也。而卒弗之行者，则亦教化不明，人心不厚故耳。[1]597-598(《欧阳德集》卷二十三，《董氏立宗子记》)

政治与行政主体，真正善于行政施治者，一定是会以教化的方式来化俗的。就此而言，教化之道实是政治与行政实践的机窍所在。因而，他明确指出：

民习于故，而否臧淆，政乃弗达。然良知弗可息也，觉之则明。士者，民之耳目；觉民，其自士始矣。故善政者明教以达政，善教者因政而寓教。教哉！政之机也。[1]272(《欧阳德集》卷九，《赠徐远卿》)(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欧阳德看来，善于行政施治与善于教化是相互配合的一回事儿。

那么如何教化呢？一是讲学，使民众尤其是士人向学；二是立师道。欧阳德认为，“顾世之修政者，或不知由其道；而学道者，或不足达于政，则学之不讲之为咎也”[1]583(《欧阳德集》卷二十二，《庆李侯优奖序》)。“夫教者，导士于学，使各尚志惇德，修其仁让、忠信、廉洁之行，行成德立，布诸庶位，以行其道于天下者。夫仁行则民相亲，让行则民相睦，忠信行则民无伪，廉洁行则民不贪。去贪伪之习，兴仁让之风，教其本矣。教得则师道立而天下治，兹岂易言哉！”[1]240(《欧阳德集》卷七，《赠陈司之常熟序》)

如此重视教化手段，用以化民成俗，从根本上说还是基于儒家对法律刚性手段不尽信任的原因。如欧阳德说：“予以为法非足尽赖也，作室底法，千家一揆，梓匠经营异巧，斤锯斧凿异利，执技承指使异材，则美恶坚窳，或相千百而无算。虽有良法，不能自行尚矣，非志存溥济，视民恫瘝，若集于厥躬，而精神智虑流衍于度禁令之外，足以鼓众志而黜群邪，恶足与用法哉？”[1]600-601(《欧阳德集》卷二十三，《永宁县核田记》)显然，从引导人的内心入手来建设政治秩序，相比于用法的单一手段更高明和更根本。对此，欧阳德也很乐观——“是以为政，其将无难乎？”[1]541(《欧阳德集》卷二十一，《刘又洲之承天府》)据聂豹所撰墓志铭的记述，欧阳德在做地方官时，将他这些思想贯彻得相当不错：

授六安知州，至则兴教化，省追呼，绝宴享之供，导原泉之利。宪臣行部至，过境不入，曰：“有贤守在。”岁大饥疫，捐俸倡赈，设糜煮药，全活数万人。[1]848(聂豹《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谥文庄南野欧阳公墓志铭》)

总之，欧阳德认为，无论是善政还是善治，在政治与行政主体禀“赤子之心”，治“大人之学”，“以德为政”，然后“明教以达政”，即全部用“德”(“以德为政”)来贯穿政治与行政实践过程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用欧阳德的话来说，就是“德立而政无不达”[1]458(《欧阳德集》卷十七，《送东塘茅君守平阳序》)。其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可谓强烈。

三、行政举措：平政原则与强本节用

欧阳德除中进士后做过基层的六安州知州外，其他职位都是北京或南京的中枢之官，因而他有较为丰富的行政经验。《欧阳德集》中相关内容亦不可小视。今撮其大要如下：

1．“平政”原则

欧阳德此间所讲“平政”之“平”盖指行政措施平和，注重平衡，使政治秩序井然的意思。阳明学派中人，禀良知之学，又极力主张以德为政，所以他们以“平政”作为行政原则，自属题中应有之义。欧阳德说：

周海珠等研究者针对国内首家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酒店营运阶段碳足迹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绿色酒店较普通酒店碳排放降低了35.63%，客，酒店客人人均碳排放强度为48.76 kgCO2/(p·a)，空调碳排放和照明碳排放是降低酒店能耗与碳排放的关键，为酒店的低能耗与低碳运营提供了量化的参考依据[4]。

人有恒言曰，平天下，是平者平之者也。未有己不平而能平人，心不平而能平政者。……王道荡荡，王道平平，言平政也。[1]286(《欧阳德集》卷九，《平易解》)

社区大学教师来源多元，通常有各领域实务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社区工作者、传统工艺匠人、一般大学退休教师等。各类型的教师所需的专业成长也有所差异，关注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如：专业领域如何前进？如何与学员互动？新进教师如何让课程开得好？如何走入社区？如何与社区合作？社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是什么？如何透过参与的专业发展内容，补足教师的不足，是社区大学开设培训课程的一大考验。近年来，许多社区大学教师也从原来的兼任模式，逐渐转型为专职的社区大学教师，虽然在不同社区大学教学，但工作场所全为社区大学。因而社区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是当前社区教育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1.4 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充分运用30分钟进行体育教学，让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到更多的足球技巧，其中包含着“熟悉球性、传球技巧”等，然后再让学生进行足球比赛。

他进而申述说：“天下之平，而邦治、邦教、邦政皆得与职其事者图可否，绎庶言，赞废兴，且将进而专掌焉。畴昔所谓端本理要，非所得为者，乃今得言之，将得行之。”[1]534(《欧阳德集》卷二十一，《东厓虞公擢廷尉北上》)在他看来，平政是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

他将士人从政治实践与农民种地相比较，认为，士之仕，其犹农乎？受地同，树艺又同，然获有盈约，食人有多寡，盖视其粪与力以为上下。故农与其地广也，宁以力浮？惟仕亦然。任不满其才，谋不尽其智，是故整暇而有条，宽绰而不困。[1]479(《欧阳德集》卷十八，《樊九冈知汉阳府》)

我们岭北周村的人就一直说麻糍，说他这个老来得子的人一下子变了。当然这话是既是带点贬义的又是带着褒义的。褒义的自然不说了，老来得子嘛，高兴啊。贬义的呢，老来得子得什么呢，还不是白给人家养的，说白了就不是自己的孩子嘛，老来得什么子啊。

士人的行政实践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如同农民种地一样，纯任气力是不可以的，必须“视其粪与力以为上下”，即在粪肥与人力两方面求得一个平衡，行政实践也是这个道理。据此，各种行政手段是不能偏废的。他指出：“澄清之政，威而不猛，甚盛甚盛。世季俗薄，吏或诡遇，民或巧持，二者皆足以乱常。”[1]39(《欧阳德集》卷一，《寄徐芝南》)但就是这样，也不能纯以“刑”的手段来处理，他说：“刑所以禁暴者也，而刑淫反以为暴。”[1]495(《欧阳德集》卷十九，《胡西村考绩》)

欧阳德又在给友人郑元健的书信中说：“古之人以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为严之过，至如信赏必罚，虽尧舜舍此，难以致治。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则严与宽皆仁之用，想元健固有得乎此也。”[1]150(《欧阳德集》卷四，《答郑元健》)无论以何种行政手段来实现“平政”的目的，都要归结到行政主体的良知与爱人，所谓“孔子论治，必本诸诚身”[1]470(《欧阳德集》卷十八，《南陵尹张君考绩序》)，这与行政主体是否有“奇能异智”没有关系。他说：

古所谓善于其职者，非必有奇能异智、霆击飚驰者也。人自其心，以左右民视，民无高卑，幽显富强，贫懦柔良桀黠，感若父兄子弟之亲戚。民之戚，而保惠绥辑，若理其身之饥寒，而勤劳琐屑于耕凿蚕绩之务，诚中形外，庶绩用熙，岂有择于赞毁谐忤，若便利之图也？而后之称善宦者异焉。成其名而后动，安其身崦后作。政蠹于国罢之，而弗利于躬，弗罢也。事宜于人举之，而弗利于名，弗举也。可以全躯，则狥俗尚同不为污，违众立异不为乖也。可以延誉，则抗议高明乃为直，震威豪右乃为公也。于是有苟安之政，有矫激之事，有诡随之行，有深刻之法，诚以不忍人为心，而能若是乎哉？[1]493(《欧阳德集》卷十九，《吴云泉知兴化府》)

他还说：“吾未或见从政者有体民为悦，而人为惧者也。吾未或见知所不足而内愧焉者也。”[1]504(《欧阳德集》卷十九，《朱芝山考绩序》)欧阳德甚至明确说出“才智，末也”的话来，他说：“言政者，必曰才智。才智，末也。致其良知，故民一身，天下一家。是故痛思摩，痒思搔，疾思药，饥寒思食衣，劳思逸，忧思释，乐思达，淫思节，田畴思易，垣墙思固，外侮寇让思御，是故才智罔不周。彼以才智而已者多见其为伪，何以亲民？”[1]271(《欧阳德集》卷九，《赠徐远卿》)可见，在欧阳德那里，是否能做到“平政”，根本还是在于行政主体的认知与道德水平。

2．强本节用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故弟子之职，孝弟先于学文。庠序设教，尤必申以斯义。其极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昔孔子大圣也，犹自谓事父事兄有所未能。然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知敬其兄，则又岂有甚高难行者？故圣人者惟不失其孩的之心，而童蒙养正，则作圣之功，治国平天下之本也。[1]296(《欧阳德集》卷十，《宜生桥义塾警语》)

六年级上册语文第三单元辩论以“讲诚信和善意的谎言”为主题，正方提出，我们应该拒绝谎言，坚持诚信，而反方提出了善意的谎言不妨碍诚信。生生之间的对话，经过交流、分享，激烈的争论，同学们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但也会认真听取其他同学的意见，在不同想法之间相互碰撞，通过不同想法的相互融合、吸纳，促进自己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在对话过程中，享受到平等交流的快乐，也会建立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任感。

理剧邑为难，剧而敝，又其难者也。力疲财匮矣，而事有所不可已，用有所不可缺。非夫深仁成与才合，孰能兼济而两得哉？[1]483(《欧阳德集》卷十八，《定远令池南唐君考绩序》)

因而，他特别重视“强本节用”的行政政策，“古之君子视民如伤，故能爱；用财如己出，故能节”[1]59(《欧阳德集》卷二，《答方三河二》)。对在行政实践中忠实履行这一政策的基层官员，也是大加揄扬。如他褒扬定远县令说：

一县如此，令人可喜，若一国如此，则富强可期。关键在于推行节用裕民的政策。欧阳德于是又强调指出：“富强，国之所务。然阜民而取其余，用之有节，斯国以民裕；用民而不问其不足，取之必盈，斯民以国病，此又务富强者之所宜省也。”[1]572(《欧阳德集》卷二十二，《送都谏罗君参政山东》)

至则罢行利病，强本节用。异时，民惰于农，渠堰慢废弗修，择建其长，躬行劝督，而责之成。民有诉讼，或使持其牒往呼，与俱来即剖析而罢遣之，无令废业。邑之百需赋民供办者为之均融，敛散十损其旧七八，已流移四归，生事竞劝，积岁颓废，次第举还复旧观。仓庾储峙，新陈充实，足支凶岁而民莫知财用之所从者。暇日，诲诱诸生以兴文学，开亭馆以待宾客，贤士之游从而款洽之，观德义焉。入其境者，忘其为剧邑，且当大敝之后也。君之于民，能够姁妪而覆育之，阜其财力而用其余，故其政不劳而成如此。于是上官行部先后荐君宜简擢者七人，而君亦当奏续于朝矣。[1]483-484(《欧阳德集》卷十八，《定远令池南唐君考绩序》)

当然，无论何种政策均要最终落实到政治和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官员的实践上，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行政实践就是用人的实践。如欧阳德说：“夫国有政，必作之君；家有教，必宗之长。”[1]512(《欧阳德集》卷二十，《清溪蒋氏重修族谱序》)“夫治知体则不缪，知时则不穷，知人器使委任，而责之成则劝功，慎斯以往可矣”[1]520(《欧阳德集》卷二十，《大中丞虞公巡抚江西》)。用人的关键性，欧阳德说得极为明白：“用人之道，不必人人如己。苟任之当其才，率之以其道，鼓之得其机，所谓灵丹一粒，点铁成金。”[1]24(《欧阳德集》卷一，《寄黄久庵》)行政实践成就如何，端赖于此。

2.2.2 噪音 Kahn［18］等认为，噪声主要来自谈话、监护报警、呼吸机等，这3类噪声分别占噪声总量的26%、20%和8%。噪音超过60分贝就会导致患者烦躁不安、刺激患者的交感神经，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压力感和焦虑感加重，疼痛感加剧，使患者感到抑郁、头痛、幻觉、入睡困难和昼夜睡眠节律倒转［19］。

四、政学本非二事

“政学合一”的观点在阳明学派中属于主流看法，为学派中人所共同持有。此种观点在较早时候，宋代张载便曾谈论过，他深以“道学”“政术”的分裂为忧：“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5]从儒家修齐治平的逻辑出发，道学与政术本就应是一体之事。这种观点自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论大倡以来，遂在阳明后学中被进一步阐发和标举。据《传习录》，王阳明在回答后学者之问时，借“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表达出了他“政学合一”的明确思想倾向。其后，阳明学派中人，虽用语不尽相同，但大都有此论。如邹守益说：“学与政匪异辙也。”[6]罗洪先说：“学问正在事务中，了得此心，更无闲杂念虑扰乱，即学与政总是一件。”[7]王艮说：“学外无政，政外无学，是故尧舜相传授受，允执厥中而已。”[8]王艮弟子林春亦发挥说：“古人即政是学，即学是政，只于自身上反求，自然得力，亦有滋味。”[9]罗汝芳宣称：“仕学原是一事”[10]92(《罗汝芳集》上,《近溪子集》)，“夫学以善政，政乃弗虚，政以宣学，学乃弗滞”[10]493(《罗汝芳集》下，《罗明德公文集》卷二，《送王介石宪副云南序二首》之二)。王畿更是以“政学合一说”为题专文申述“政学合一”思想，多方阐论。

欧阳德对此亦是高度认同。他沿着阳明“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的说法强调说：

今能以真志真知于事事物物，打叠种种向外功利之私，而一意于正义明道，信乎簿书丛委，无非实学。[1]195(《欧阳德集》卷五，《答陈华山》)

他进而又指明说：

政学本非二事。学以求尽其心，故真诚恻怛充周遍满。其临民也，生养安全，非以市恩；惩责督罚，非以示威。其与人也，远而不携，迩而不亵，非以用知；恭而有礼，非以纳交；严而不怒，非以寡怨；毁誉不惊，利害不怵，非以作气，无所不尽其心而已矣。[1]59(《欧阳德集》卷二，《答方三河》)

对此，他又予以进一步解释：“为学为官，本非二事。子夏事文学，故有仕优学优之说。孔门学以求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络始典学，而造次不违此。”[1]73—74(《欧阳德集》卷二，《《答谷龙崖》)他批评了那种将“政”与“学”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那是“未得其道”：

政与学有二乎哉？学也者，尽其亲亲仁民爱物之心者也，行其亲亲仁民爱物之事者也。未有无其心而有其事，亦未有不行政而能尽其心者。而后之言政与学者二之，殆未得其道矣。

人心良知，虚灵明莹，知爱知敬，匪学而能，务自慊而毋自欺，斯爱敬四达，充周不穷，故致良知而明德明于天下，学政人己兼致矣。[1]293(《欧阳德集》卷十，《赠张德卿守雅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他看来，政学一体显然是致良知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亲民是心之本体。本体如此，功夫亦合如此”[1]82(《欧阳德集》卷三，《寄聂双江》)。“自事亲以至治民，皆事变也。爱亲信友，与夫忠君仁民之心，皆良知之发，至善之情也。”[1]175(《欧阳德集》卷五，《答黎本静佥宪》)又说：“夫学，学尽其心也。人心无不恻隐，无不是非。尽其恻隐而无不仁，故民亲；习其是非而无不知，故民治。是谓大学，是谓王政。吾未见典学而政弗臧焉者也。”[1]221(《欧阳德集》卷七，《吕岩野别言》)因而，他大力表彰友人在政学一体实践方面的成就，如他夸季彭山(名本，字明德，1485—1563年，阳明弟子)说：“吾丈临政处事，光明磊落，自是学力所到。”[1]79(《欧阳德集》卷三，《答季彭山》)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还严肃地说：“学之大患在立志不真”[1]56(《欧阳德集》卷二，《寄沈石山》)，“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念之悚然”[1]63(《欧阳德集》卷二，《寄吕泾野》)。所以，他特别强调：“无政非学，无学非政。”[1]81(《欧阳德集》卷三，《答王仁仲》)将所学彻底贯彻到政治与行政实践中，并在这种实践中再次印证所学，因之，“政学本非二事”，一切都是致良知的结果。其论说不可谓不细致入微。毋宁说，欧阳德在这里不断阐明的“政学本非二事”的观点，正是阳明学派的重要共同特征之一。

五、结语

综上所论，欧阳德政治思想是其良知学认知与实践的合逻辑展开。从良知学的知致之功，在实践上展开为善政与善治的倡导，善治与善政的倡导又系于政治与行政主体的修治工夫，是所谓“德立政无不达”。这里既贯穿着阳明学派“政学合一”的学派理念，同时又贯穿着欧阳德“学务实践，不尚

空虚”的个人性格特点。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提出的“平政”的行政原则和“强本节用”的行政政策。不容否认，在明朝中后期政治秩序总体走向衰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欧阳德这方面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主张是有直接针对性的。从他个人的政治实践角度来看，似乎颇有作为。但就总体而言，欧阳德等一班阳明学派士大夫的努力，在实践中很难有大的作为。相反，倒是由阳明后学发展而来的泰州学派平民儒学及“异端”学者(如李贽等)那里生发出来的启蒙因子，在明清、民国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如此，欧阳德政治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平政”的行政原则，“政以廉成”的主张，“强本节用”的政策，“德立政无不达”的看法，以及各种行政政策不可偏废的观点等等，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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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邹守益.虔州申赠[M]//邹守益集:卷三.董平,点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100.

[7]罗洪先.寄李株山姻友其二[M]//罗洪先集:卷九.徐儒宗,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364.

[8]王艮.与林子仁[M]//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袁承业,编校.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氏，1909(宣统三年):14.

[9]林春.答林巽峰[M]//林东城文集:卷下.刻本.海陵:[出版者不详],1920(民国九年).

[10]罗汝芳集[M].方祖猷，李庆龙，罗伽禄,等.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