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经过多次迁徙，现在在世界各地皆有定居。在中国，苗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黔、湘、鄂、川、滇、桂、琼等省区；在国外，苗族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老挝、越南、泰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根据2011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国内苗族人口达到一千万左右。国外苗族人口目前估计约有二三百万。由于苗族迁徙时间跨度很长，不少散居各地的苗族群体已经没有多少共同性了，既无法说清何时迁徙，也无法道明源自何处，但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苗族群体，却仍然保持着一种十分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苗学专家张晓女士在《跨国苗族认同的依据与特点》一文中认为，这是由于散居世界各地的苗族群体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信仰、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使然。笔者却认为，这种认识虽不至错误，也未必完全正确。这种认识仅仅看到表面因素而已，深层原因应该是，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苗族群体都保留着一种强烈的共同的关于社会历史的集体记忆。

一、跨国苗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

苗族现在的分布是苗族长期历史迁徙的结果。根据苗族专家石朝江研究员的研究发现，苗族大约经历了数次规模较大的迁徙。[1]苗族起源于何时何地史无可考，但根据现有资料、俗信、考古证据，苗族应该较早生活在长江、淮河流域，并较早进入了黄河、中原一带。从长江、淮河流域进军中原、黄河流域应该算是苗族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迁徙的原因已无从可知，估计应该是当时居住地各部落之间的冲突或者人口增加的结果。这次迁徙的方向是由东南向北。苗族在进军中原、黄河下游流域之后，由于这些区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苗族先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发达、人多势大”的部族，号称“九黎”。“九黎”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环境，加上不断的辛勤耕拓，生产力得到了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部落联盟。

苗族先民挺进中原形成“九黎”部落联盟后，首先遇到并与之打交道的是炎帝所统领的部落联盟。九黎族从东南面进入中原，炎帝族从西面进入中原。经过短暂的和平相处之后，为争夺中原这块肥沃的土地，两部族之间发生了战争。炎帝族被“九黎”族打败后，向西北面败逃，败逃到阪泉时，遭遇了向东南方扩展的黄帝族。黄帝“三战得其志”，兼并了炎帝部族，形成了炎黄部族。炎黄部族形成之后即向黄河下游拓展，与九黎族发生了战争。战争初期，“九黎族”(以蚩尤为首领)由于人多势众，加之武器比较精良，使得炎黄部族连战连败，史曰：“九战九不胜。”后来，传说炎黄部族在逐鹿一战中擒杀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失去首领的九黎族开始败落。“九黎”族败落之后，苗族先民开始了历史性的南迁。这次南迁，标志着中国历史舞台诸演员完成了大调整，并形成了千百年不再变动的格局。

逐鹿之战，九黎族的主体部分并未受到很大的削弱，迁至长江流域以后，由于占据地盘很大，发展很快，又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即“三苗”族。《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郑玄观点:“苗民即九黎之后。”《礼记·瑙衣正义》引郑注吕刑亦载曰:“苗民，谓九黎之君也……有苗，九黎之后。”三苗领域很广。《尚书地理今释》载:“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记正义》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蠢，今江州、鄂州、岳州也。”

此时，炎黄族经过了尧、舜、禹三个阶段的演进，一直没有停止对三苗族的征伐行动。《汉学堂丛书·六韬》记载：“尧与苗战于丹水之浦。”《淮南子·兵略训》载：“舜伐有苗。”舜死后禹继位，夏禹对三苗发起了灭绝性的征剿。《搜神记》:“三苗将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金匾》曰:“三月不见日。”禹伐“三苗”之后的文献已不再有“三苗”的记载了。

三苗族被剿灭后，经过夏代四五百年的发展，至商、周之际，三苗后裔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籍记载的“荆蛮”“蛮荆”“荆楚”，有时也称为“南蛮”。荆楚在有秦一代的征伐下败落，三苗后裔又逐渐流向武陵、五溪地区，史籍上将他们称为“武陵蛮”“五溪蛮”。

秦汉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对“武陵蛮”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迫使苗族不断流离失所，向五溪深处再度西迁，而后进入到鄂西、湘西、贵州、四川、云南和广西等地。

苗族迁徙境外大约是在明清时期。从史籍资料记载和东南亚苗族自己的传说及西方人的记载来看，苗族迁徙至东南亚诸国，已有700年左右。苗族最早进入的国家是越南和老挝，然后才是缅甸和泰国。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苗族又移居柬埔寨，70年代之后，苗族难民先后迁入美国、法国、圭亚那、德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地。目前，除非洲外，苗族定居在四大洲十多个国家，苗族已经由中国的一个民族变成为世界性的民族。苗族长时期(长达5000多年)、远距离(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迁徙与大流离，是世界民族史上少有的奇迹，在世界上众多民族中是极为罕见的。

除以上几次大的迁徙外，还有很多小的迁徙，但宋代前后，绝大部分苗族人都先后迁徙到现在的居住地域定居。尽管元、明、清各代统治者仍不断“进剿”，但湘西、黔东南等地苗民的迁逃，仍不离湘西、黔东南和川黔滇的地域，只是日益迁逃到“地瘠人耕石”的高山、深谷中。

再者，张晓女士还提出苗族各地古歌内涵的相似或雷同的理由。如东部苗族古歌《开天立地》，中部苗族古歌《杨亚射日》和西部苗族古歌《亚亚射日》都讲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它们一起出来把大地晒焦，因而有英雄出来射掉多余的太阳和月亮，等等。但我们都知道，“射日传说”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显然，这些所谓的理由都不足为据。正如我们不能将具有“洪水故事”“兄妹结婚”“灶王爷”故事的不同群体都归为同一民族一样。

从语言角度来看，苗族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更大。苗族的语言有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和十八种土语，甚至两个村子之间隔两道田埂，语言都略有变异。这种语言的多样性和变异性说明了各支系苗族语言不通的原因极可能是长期的散居造成的。张晓女士认为，尽管苗族各支系的语言差异很大，但实际上苗语的三大方言之间仍还有50%左右的同源词，许多不同方言的词汇其实是一样的，只因语音略有变异而让人听不出来，而那些相同的词汇，往往是最基本的词汇，由此可以推想不同方言的苗族在古代很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尽管“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语言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2]68，但操持同一语言的群体未必就是同一个民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情况比比皆是。瑶族中有一部分人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一部分人讲苗语支的布努语，还有一部分讲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珈语。甘肃省的裕固族，总人口才1万余人，却分别使用三种语言。[2]70可见，以语言的相同、类似或同源作为民族认同的依据理由，说服力显然不足。

二、跨国苗族族群认同原因现有认识及批评

苗族迁徙世界各地已有几百上千年之久。迁徙时间既久，加上地理环境的隔阻，以及人的生命的有限性等因素，各地苗族之间实际上已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但这些散居各地的苗族群体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意识，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专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热烈讨论，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道理，但苗学专家张晓女士的研究却较为典型和全面。[3]根据她的研究，跨越国界苗族群体之间的认同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目前，虽然《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推出已有四年之久，但纵观我国公立医院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情况，只有极少数医院实践了管理会计体系，大部分医院虽然使用了部分管理会计工具，但是没有对其进行体系化建设。很多公立医院管理层和财务人员对公立医院管理会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其发挥不了多大价值，在岗位设置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都是阻碍了公立医院管理会计体系的发展重要因素。

第一个理由是历史。张晓女士认为，散居各地苗族的古歌、古老话、芦笙曲等民俗文化中都有关于蚩尤、战争、分散等的历史记录。如中国西部苗族中流传的《蚩尤的神话》就对蚩尤与黄龙公、赤龙公之间的战争进行了生动描述。这与古文献记载的蚩尤与黄帝、炎帝“逐鹿中原”的征战情形十分吻合。《西部苗族古歌》也有大量具体的关于苗族先民与夏族的一场又一场激烈战争过程的讲述。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供当地苗族供奉。但张晓女士也指出：“苗族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意味着苗族的这些传说中的历史是否是事实还不得而知。如果把传说当成历史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把这些传说当成历史，就如同认为《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事物都是真实的那样荒谬。可见，第一个理由的可信度相当有限。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我们可以借助社会群体的历史记忆或失忆来理解族群的认同问题。如他说：“利用历史记忆来凝聚人群，……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类的关键所在，……在人类社会结群扩大时，他们仍然以模仿同胞手足之情，以及共同‘起源’，来强调族群或民族情感与凝聚。族群与许多人类社会结群，都强调这种想象的共同血缘‘起源’来凝聚成员，这便是族群认同 ‘根基性’的由来。”[4]王明珂先生的认识有几分道理。不同群体之所以认同为一个民族，很大意义上可能正是因为具有共同的社会群体历史记忆的缘故。

尽管散居世界各地，但苗族不同支系之间仍然具有很强的族群认同感、认同意识。国内苗族的群体认同意识自不必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海外苗族也纷纷派人到中国来寻根问祖。20世纪80年代就有迁徙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海外苗族先后到中国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广西、山东等地来问根寻祖，甚至海外苗族的族群认同意识，可能更甚于中国国内的苗族。据苗族专家张晓女士的回忆，她曾经陪同一位来自美国的叫做吴榜众的苗族人到山东逐鹿考察蚩尤泉、蚩尤松、古战场和蚩尤坟等与蚩尤有关的遗址。考察结束返程前，吴榜众提出要独自再去看看蚩尤坟。张晓女士以为他也就是顺路过去看看就走而已，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跪拜在蚩尤坟前忏悔了两个多小时。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内苗族支系之间的认同不强，国内苗族支系之间的认同意识实际上也很强烈。比如《民族学通论》中提道：“解放前，特别是清末苗民起义时，鸡毛信所到之处，千里赴义的苗民常常达几万乃至几十万人。”[2]190“历史上由于不断地流动迁徙，至今除湘西和黔东南是较大的聚居区外，大多居住分散，广布于南方的7省区200多个县。这种分布状况形成了各地苗族语言、文化的差异，但他们在方言、服饰、婚俗、节日、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传统特色乃至民族认同感等，仍然相当强烈，并未因居地不同而消失”，“苗族，散布在以湘西、黔东南为中心的南方7省、区20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各地苗族操着不同方言，居住不相连接，甚至相距千里的村寨，但自认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十分强烈”[2]189-190。如果没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不同苗族支系之间就冒着各种危险去千里赴义。

每一个课间，我都会预约几个孩子，为他们录制视频，请他们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打分，并说出原因。这时，即使是最调皮顽劣的学生也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打10分，不仅因为他们看到了爸爸妈妈对自己、对家庭的付出，更是血浓于水的依赖。足足两天时间，我终于完成了录制，回家进行后期制作，点开后，温暖扑面而来。

此外，从苗族自称来看，也无法证明苗族不同群体一定会形成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苗族”一词是我国政府进行民族识别后对苗族群体的统一称谓。现在的苗族群体在自己的语言中都有不同的称谓，东部方言区的苗族自称为“嘎熊”(gad xongd)，中部方言区的为“慕”(Hmub)，西部方言区的为“蒙”(Hmong)。古书记载为“蛮”“苗”“髦”等。中部方言区的苗族和西部方言区的苗族的自称有些相似，说是变音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东部方言区与其他两个方言区的苗族的自称就差异很大，无论怎么说，以变音来解释显然是无法说明问题的。

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英文是humanity,含义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所谓“人性化”就是在提供服务之前，考虑到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其使用者是人，而人性化服务，就是在服务中把“以人为本”作为服务指导思想，服务活动中体现人性、给予人情味，人的尊严受到重视，人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与发挥，追求的目标达到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文关怀，创造完美与和谐的社会作为服务活动的最终目的。

第三个理由是心理素质和语言。张晓女士认为，各地苗族心理素质都有许多共同性。如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热情好客、热爱和平等等。如果只用一个特征来概括，那就是“厚道”。然而，“厚道”可以说是西南少数民族都具有的特点，而不为苗族所特有，因此，这个理由显然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由此可见，散居世界各地的苗族，尽管已经相互很久无法联系，但仍然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这个问题，现在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说明。

当时家中没有其他人，我在鞋柜旁脱鞋套的时候，袁缺就站在我身边，在帮我提着单肩背包。他突然问我：“廖哥哥是要去北京上大学？”

三、跨国苗族族群认同根由的重新认识

第二个理由是文化和信仰。根据张晓女士的观点，分居各地的苗族各支系，由于居住分散，又为大山所阻，在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文化差异，尽管交往机会极少，但一些可以称之为苗族标志的文化在苗族的各支系之间却仍然保持着类似性和统一性。如各地苗族都有统一的芦笙文化；再如服饰文化、歌舞文化，仅中国贵州境内，苗族服饰的种类就有一两百种；各地的苗族都爱唱歌会唱歌，善于用歌声来叙事，以歌声来表达感情，会唱歌的人受异性爱慕，不会唱歌的人难找配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芦笙文化在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中都很流行，再者，“爱唱歌会唱歌，善于用歌声来叙事，以歌声来表达感情”，也并不为苗族所独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很多少数民族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不认同为苗族呢？更为缺乏说服力的是，苗族的婚配是跟服饰有很大的联系的，服饰类型不同的苗族，没有进行婚配的现象，即不同服饰类型之间是不相互通婚的。既然都具有族群认同，但为什么不同服饰群体之间又互不通婚呢？

有观点认为，具有相同历史的不同群体必然会相互认同。这种观点虽不能说完全错误，也不能说一定正确。我们知道，历史与历史的社会群体记忆是不同的。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事实’”。[5]具有相同历史经历的人未必一定会形成相同的看法、相同的价值观，没有相同历史经历的群体也可能会形成一致的认识。前面的关于瑶族讲不同语言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历史的社会群体记忆与历史不同，它是一种建构。施瓦茨指出：文化记忆“都必须被看作‘一个建构的过程(constructive process)，而不是恢复的过程(retrieval process)’……‘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episodic)的建构’”。[6]53社会群体历史记忆的建构性与历史的记实性不同，它的宗旨是对实事的评判，而对实事的评判也就意味着一种“选择”。“选择”的实质就是对事物或事件的保留和放弃，即保留某些事件而放弃某些事件。当不同群体都选择相同的或类似的实事并作出同样的评判时，这些不同群体就可能会形成较为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逐渐形成一个民族。根据目前历史研究的结论，起源于汉朝的汉族实际上就是由不同群体相互认同而形成的。这些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够摒弃差异而形成一种共同认可的族性，实质上就是对汉朝的某些事件或实事作出共同选择和一致评判的结果。

苗族认为他们是蚩尤部族的后裔，也有观点认为蚩尤部族不仅仅是苗族的先辈部族，同时还是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先辈部族。假如这个观点正确的话，西南部分少数民族不认同为蚩尤部族的后裔，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对历史事件或实事，或是忘记，或是没有形成共同的社会群体记忆，从而分化为不同的民族群体。此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战争和迁徙过程中，苗族也会有部分群体因丧失集体记忆而融入到了主流族群之中。由此可见，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主要是以群体之间对历史事件或实事的共同选择和集体记忆为前提。

问题是，苗族的不同群体彼此之间已经分隔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已经更换了很多代，彼此之间不仅语言互不相同(不能交流)，而且文化、服饰、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那么，他们对历史的社会群体记忆又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呢？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假设存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历史进程中这个群体逐渐分化为三个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群体，群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如下图)。

在减轻税费负担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实质性减税的概念。今年3月30日，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黄志龙就发表文章 《中国将进入实质性减税新时代》，文章中说：“3月28日，在两会刚刚闭幕一周，国务院就开始兑现减税的承诺，一举送出了4000亿元的企业减税大礼包，减税力度空前，加上今年将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出台个税综合抵扣等改革方案。可以预计，在完成营改增之后，新一轮的实质性减税周期或将来临”。因此，“实质性减税”概念的提出是在今年两会之后。

 

在实际生活中经历着一系列事件的原始群体，作为一个相互认同而形成的整体，势必会具有对某些群体事件或实事的社会群体记忆，这种社会群体记忆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族群或民族。假设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始群体逐渐分离为子群体1、子群体2、子群体3。这样，原始群体消失，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只能是分化出来的三个子群体，这时的认同就将存在于三个子群体之间。假设子群体1、子群体2仍然保持着原始群体时的社会群体记忆，而子群体3则忘记了原始群体时的社会群体记忆，并发展出了它自己群体的新的社会群体记忆。那么，当子群体1、子群体2相遇时，无论时间分隔多久，即便语言、服饰、习俗等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异，他们之间也会因为还保持着相同的社会群体记忆而产生认同意识。但当他们与子群体3相遇时，即便分隔时间不久，即便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也没有多大差异，他们之间也会因为各自具有不同的社会群体记忆，而可能互不认同。

市场经济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对于保障各行各业稳步前进有着重要意义。目前，由于医改等各种复杂情况的产生，致使医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此，医院工会需要抓紧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医院职工的思想政治觉悟，保证医院能够正常工作，帮助人们治疗病痛。为此，工会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当然，民族认同要复杂得多，同一原始群体可以分化为不同族群，如蚩尤部族分化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也可以因认同而变成同一个民族，如贵州黔东南某些汉族屯军被同化为苗族。*黔东南村寨名有屯、堡的苗寨，实际上过去就是屯军之地，时间既久屯军被同化为苗族，他们穿苗衣、唱苗歌、行苗礼，甚至比纯正苗族更有苗味，已经完全认同为苗族了。 虽然不同群体可以因认同而形成一个民族，但生物性差异的不同群体是不可能认同为一个民族的。如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之间就不可能因相互认同而成为一个民族，宗教认同是可以发生在不同人种之间的，基督教信徒既有白种人，也有黄种人和黑种人。这意味着，民族认同不仅需要有一个人们都确认的共同起源，而且还需要人们对这个共同起源有确定的认知并保持着不断的记忆。

苗族不同群体之间所共同确认并保持着长久记忆的大体包括两个方面，即都认为是蚩尤部族的后裔，都有关于过去居住地的记忆。关于蚩尤是人名，或是氏族名、酋长名，争论仍然激烈[7]274-276，但苗族群体却把他(它)当作一个英雄爷爷来记忆。这种记忆既不属于祖先崇拜又属于祖先崇拜。说不属于祖先崇拜，是因为祖先崇拜的祭祀通常只限于三四代，这可从逢年过节的祭祀，如清明节(上坟也只追溯三四代而已)等中即可见出。这种小群体的祖先崇拜祭祀活动，只能形成小群体，如家族、宗族的认同意识，不可能形成大群体的、跨越群体的更大范围的群体之间的认同。说蚩尤记忆仍然是祖先崇拜，是说蚩尤记忆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活动才能得到强化、传承和延续。苗族的蚩尤记忆是通过每十三年而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牯脏节(吃鼓节)来强化、传承和延续，也通过苗族成员去世后要把他的灵魂送到东方有海、有平地的好地方和先祖一起居住的丧葬仪式来强化、传承和延续。哈布瓦赫指出：“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明显的空白，事实上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并且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得到纪念，它们使记忆在除此之外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6]44牯脏节祭祖并不是祭祀小群体的祖先，而是祭祀谁也无法说清楚有多少代的，甚至还不知道是人名还是部落名的先祖——蚩尤。虽然牯脏节规模较大，但在交通不便的过去，还是不可能将所有的苗族群体都聚集起来，因此，牯脏节也只能是在苗族相对聚集的地区举行。可见，这种仪式对强化、传承和延续苗族的社会群体记忆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另一个社会集体记忆(过去居住地记忆)主要体现在丧葬习俗中。将仙逝者的灵魂送到遥远的东方，是每个苗族群体、苗族家族都必须举行的活动。这种仪式活动使苗族的不同群体之间不断保持、重构着一种对迁徙、对远古居住地、对远古先祖的集体记忆。这些苗族的不同群体，由于散居各地而互不联系，导致他们之间的语言、服饰、习俗等都有了很大的差异，从而使这个仍然保持在他们意识中的共同的社会集体记忆，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使很多人难以理解苗族群体之间的认同，苗族不同群体之间实际上也存着这样的疑惑。比如，有从美国来的苗族就曾向张晓女士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族语都不相同，凭什么说我们是一个族群呢？”*美国苗族操持苗族西部方言，他们的语言与西部方言也有差异，但仍然能够交流，但苗族的三大方言之间是无法沟通的，张晓女士说中部方言。参见：张晓.跨国苗族认同的依据与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0).这个问题确实难以直接回答，但通过深入交流就可以认识到彼此之间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社会集体记忆——将仙逝者的灵魂送到东方平原、海边，正是这种社会集体记忆才使语言、服饰、习俗都有很大差异的群体形成强烈的认同意识。

涂尔干指出：正是“集体记忆，可以说作为一个中介变量，一方面通过日历上的节日庆典来纪念这些事件，而另一方面也被这些事件所强化。……这些集体记忆以象征的形式显现，或者通过父母和其他长辈向孩子的传承，或者通过男女众生保持着生命力”[6]44-45而使群体保持着认同意识。就此而言，散居世界各地达几百上千年之久的苗族不同群体，虽然语言、服饰、文化、习俗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族群认同，基本、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群体都保持着一种对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实事的共同的社会群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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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3.

[2]林耀华，等.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3]张晓.跨国苗族认同的依据与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0).

[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1.

[5]胡适.人生有何意义[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89.

[6]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王万荣.蚩尤名称考辩[M]//苗族文化.贵州省苗学会，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274-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