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诗文评是涵盖了众多文学批评理论形态的重要概念，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的重要分支，但凡以诗文作家作品为谈论对象的著作，大抵都能划归为诗文评的范畴中。《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类小序》将诗文评著作例举了五类：“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1]可见，诗文评大多包含与诗文论评、诗文做法、诗文作者的记事及其相关的内容，当以诗话为主体。

明代诗学“以古典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2]古典思潮随七子派和复古运动而兴起，又因反复古及个性解放思潮而衰退，形成了明代诗学曲折跌宕的发展轨迹。对复古思潮的研究探讨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内容，其中以对七子派的论评为重点。明代诗学资料相对宋元而言更加丰富，周维德集校《明诗话全编》收录单独成书的诗话著作达一百三十余种，通过对周编本收录的诗话著作进行梳理整合，发现约有四十余部诗话涉及对七子派的论评，我们将以这部分诗话为主，对明代诗话就七子派的接受情况进行考察。

一、明代诗话中的七子派论评

明代诗坛流派林立，诗学家们对七子派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顾起纶、徐师曾、朱孟震等，对七子派多有赞誉；谢肇淛、江盈科等人有较强的批判色彩；方以智、赵士喆等人持论不专主一家，立场较为客观公允，大体上围绕着下列问题：(1)七子派诗学的批评；(2)七子派与茶陵派、公安派及竟陵派的比较关系；(3)关于七子派成员和创作的评价；(4)七子派在明代诗歌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下面分述之：

(一)关于七子派诗学的批评

众所周知，七子派强调“师古”，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3]引领了当时诗文的变革之风，对此，明诗论家论诗或受七子派影响，贬低宋、元和六朝诗歌，主张模拟，或反对只取法盛唐的偏隘诗学观，肯定宋、元和六朝诗歌的成就及地位，对七子派“师古”诗风带来的模拟流弊加以斥责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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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派几乎全盘否定宋诗的论调，遭到了许多诗论家的反驳。如都穆的《南濠诗话》：“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拳石耳。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又云：‘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7]都穆肯定了宋人之诗的成就无愧于唐诗，高于与唐音相仿的元诗，以“漏哉见也”评价贬宋之见，认为宋诗与唐诗相比，“真无愧色”，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过分贬低宋诗的偏颇观念。游潜的《梦蕉诗话》也指出：“宋诗不及于唐，固也；或者矮观声吠，併谓不及于元，是可笑欤！……若刘后村顾谓：‘宋诗岂惟无愧于唐，盖过之。’斯言不免固为溢矣。近又见胡缵宗氏作《重刻杜诗后序》，乃直谓：‘唐有诗，宋、元无诗’。‘无’之一字，是何视苏、黄公之小也！知量者将谓之何？”[8]也不满宋诗低于元诗的论断。

七子派强调复古，奉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圭臬，对宋诗则以“宋无诗”视之，在七子派的带动下明中后期诗坛的崇唐抑宋之风兴起，受此诗学观念影响的诗话著作不在少数，如巴蜀文人安磐的《颐山诗话》，安氏对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中“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4]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诠释：“汉以文盛，唐以诗盛，宋以道学盛，以声律论之，则不能兼焉。汉无骚，唐无选，宋无律。所谓无者，非真无也，或有矣而不纯，或纯矣而不多。虽谓之无，亦可也。”[5]806安磐对唐宋诗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肯定汉代之文、唐代之诗，而对于宋代之诗文，则是全盘否定。再如陈沂早年诗学苏轼，但中年后与复古派多有往来，受其影响，遂转而学唐，其《拘虚诗谈》也带有鲜明的重唐轻宋倾向：“五言古必宗苏、李，近体必宗开元以前，七言长歌必宗太白，七言律必宗少陵，绝句必以太白为师。”对各类诗歌都提出了明确地效法对象。“宋人诗如藏经中律、论，厌唐人多涉于景而无情致。不知诗人所赋，皆隐然于不言之表，若吐露尽，更复何说？宋人无知诗者，惟严沧浪之论极是，但沧浪所自作者，殊不类其所谈。”[6] 陈沂对宋人及宋诗几乎一概抹杀，能入其法眼的严羽也是颇有微词，可见《拘虚诗谈》扬唐贬宋之立场。

杨慎的《升庵诗话》针对七子派“宋无诗”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张南轩《题南城》云：‘坡头望西山，秋意已如许。云影渡江来，霏霏半空雨。’《东渚》云……《丽泽》云……《西屿》云……《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鱼可数。却上采菱舟，乘风过南浦。’五诗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9]918“《刘后村集》中三乐府效李长吉体，人罕知之，今录于此。其一《李夫人招魂歌》云：‘秦王女儿吹凤箫，泪入星河翻鹃桥。素娥刬袜踏玉兔，回望桂宫一点雾。粉红小堞没柳烟，白茅老仙方睡圆。寻愁不见入香髓，露花点衣碧成水。’其二《赵昭仪春浴行》……其三《东阿王纪梦行》：‘月青露紫罗衾白，相思一夜贯地脉。帝遣纤阿控紫鸾，昆仑低下海如席。曲房小幄双杏坡，玉凫吐麝薰锦窠。软香蕙雨衩钗湿，矞云三尺生红鞾。金蟾吞漏不入咽，柔情一点蔷薇血。海山重结千年期，碧桃小核生孙枝，精移神骇屏山知。’三诗皆佳，不可云宋无诗也。”[9]1061-1062为此，杨慎还进行了验证：“张文潜《莲花》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杜衍《雨中荷花》诗：‘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此二诗绝妙。又刘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鸾结，烂学宫妆匀腻雪。风吹凉鬓影萧萧，一抹疏云对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9]1045-1046杨慎采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方法，将张耒等四位宋人的诗送与何景明品鉴，何景明品鉴的结果当然让人啼笑皆非，却也可见杨慎对何景明的观点不以为然。俞弁的《逸老堂诗话》认为：“古今诗人措语工拙不同，岂可以唐、宋轻重论之。余讶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收。如唐张林《池上》云：‘菱叶乍翻人采后，荇花初没舸行时。’宋张子野《溪上》云：‘浮萍断处见山影，小艇移时闻草声。’巨眼必自识之，谁谓诗盛于唐而坏于宋哉？瞿宗吉有‘举世宗唐恐未公’之句，信然！”[10]1225反对以朝代分高下的做法。林希恩的《诗文浪谈》谈及诗歌的更迭时称：“《三百篇》之后有汉、魏，汉、魏之后有六朝，六朝之后有唐，唐之后有宋。虽其美恶不齐，要之耻相袭也。又曰：《骚》之后有赋，赋之后有文，亦耻相袭也。”[11]706 以各朝诗歌“耻相袭”反击七子派的“宋无诗”说。

在七子派和复古运动诞生之前，李东阳和茶陵派就首开风气之变，七子派也是从茶陵派中分离出来，扛起了复古大旗，晚明时期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先后崛起，对七子派及复古诗学发起了针锋相对的挑战，因而诗论家也时常将三者之间进行比较。

何良俊则对七子派带来的拟古之弊态度较为客观公允：“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诗家所宗，莫过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辞句简质。其后或有托讽者，其辞不得不曲而婉。然终始只一事，而首尾照应，血脉连属，何等妥贴。今人但摸仿古人词句，饾饤成篇，血脉不相接续，复不辨有首尾，读之终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于何处？纵学得句句似曹、刘，终是未善。”[19]1423何良俊主张复古之道，并不在于词句上的模拟蹈袭，脱离了古人精神和内在情感就偏离了学古之精髓，是不盲从复古摹拟风气的可贵之论。明诗话对于七子派摹拟流弊的论评，总体上偏向于质疑和批评，而七子派的诗学主张因拟古之弊走向了穷途末路。

明诗话中批判七子派摹拟剽窃之弊者更甚，俞弁转引了唐元荐寄与杨慎的书信中评论本朝诗语曰：“至李空同、何景明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然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雅稍远矣。”[10]1249他转引唐元荐的话，其实是认同其对七子摹拟弊病的批评。林希恩也说：“诗文之声，世鲜知之。而论诗者只曰：‘此诗人也，能作大历以前语；彼非诗人也，不能作大历以前语。’论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语；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语。’斯盖徒求之于篇什章句之末已尔，而非其所先也。” [11]706批评七子派带来的摹拟剽窃之风。邵经邦指出：“今人多被旧题、旧事、旧话所厌，故胸次不高。”[14]1263“国初诗，好者是元(如杨铁崖、解大绅)；成化间，好者是宋(如陈白沙、庄定山)；至弘、德、嘉靖以来，骎骎乎盛唐矣(如何大复、李崆峒)。” [14]1268亦可见邵经邦对七子派取法狭隘和提倡摹拟造成的流弊的反对。王文禄曰：“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不专在诗，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曰诗史。今人专意作诗，则惟求工于言，非真诗也。空同《诗自叙》亦曰：‘予之诗，非真也。’王叔武所谓文人学子之韵言耳。是以诗贵真，乃有神，方可传久。”[15]王文禄引用李梦阳晚年的“非真诗”自述，声讨七子派的拟古弊病。张蔚然亦不满七子派的拟古之作，称“拟古乐府者，向来多借旧题，自出语格，病常在离。历下、瑯邪，酷意追彷，如临摹帖，病复在合。若离若合，形神存焉。戛戛乎难哉！要之自得。”[16]痛陈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临摹之作。公安派成员江盈科提倡“真诗”：“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见。……其诗峻洁者，其人必清修；其诗森整者，其人必谨严。譬如桃、梅、李、杏，望其华便知其树。惟剿袭掇拾者，麋蒙虎皮，莫可方物。假如未老言老，不贫言贫，无病言病，此是杜子美家窃盗也。不饮一盏而言一日三百杯，不舍一文而言一挥数万钱，此是李太白家掏摸也。举其一二，余可类推。如是而曰诗本性情，何啻千里？”[17]2751-2752“善论诗者，问其诗之真不真，不问其诗之唐不唐，盛不盛。盖能为真诗，则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苟非真诗，纵摘取盛唐字句，嵌砌点缀，亦只是诗人中一个窃盗掏摸汉子。”[18]2762江盈科以酣畅淋漓的论述直击七子派 “诗必盛唐”的取向和摹拟流弊要害，代表了公安派在明诗话中的振聋发聩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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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七子派摹拟弊病的批评

七子派带来的摹拟流弊向来备受争议，明诗话中就有深受其影响者，如与李梦阳交厚的陆深，其诗话《俨山诗话》就主张模拟：“古名手诗，有绝类如蹈袭者。鲍明远‘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何行’，与嵇叔夜‘从军有若乐，但问所从谁’；陶靖节‘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与古曲‘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词旨何异？及李太白《白苧》与明远本词，才有移易颠倒耳。他不能尽记，岂古人重相拟与？”[13]712“诗句有相似而非相袭者，然亦各有工拙。杜甫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义云：‘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李义山云：‘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刘希夷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老杜格高。但歌舞于清江旷野之中，固不若竹下荷边之韵，‘池月’‘山云’之句，风情兴致，谒谒政自可人。”[13]713陆深分别例举了历代诗人诗句中的雷同之处，如鲍照与嵇康的雷同、陶渊明与古乐府的雷同等等，认为雷同并非弊病，实则带有提倡模拟剽窃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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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七子派独宗盛唐，虽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但七子派取径的偏隘、对宋元六朝诗歌的一概抹杀忽视了诗歌发展流变的规律，也给诗歌发展带来诸多不良的流弊，多数的诗论家对七子派取法的剑走偏锋表示出否定、批判的态度，公安派、竟陵派等众多反复古阵营为宋诗张目，复古派阵营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开始自我补救，诗坛由宗唐抑宋向着宗唐而不废宋的良性局面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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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子派与茶陵派、公安派及竟陵派的比较关系

在复古派阵营中，对宋诗态度较为折中的是提出“体以代变”的胡应麟，在其诗话著作《诗薮》中，一改七子派前辈宋诗不足观、宋无诗的思维定式：“宋人诗最善入人，而最善误人，故习诗之士，目中无得容易著宋人一字，此不易之论也。然博物君子，一物不知，以为已愧。矧二百年间声名文物，其人才往往有瑰玮绝特者错列其中，今以习诗故，概捐高阁，则诗又学之大病也。矧诸人制作，亦往往有可参六代、三唐者，博观而慎取之，合者足以法，而悖者足以惩，即习诗之士，讵容尽废乎!”[12]胡应麟反对以朝代来区分高下，应该“博观而慎取之，合者足以法”，“博观”意味着博采众家之所长，而尽弃众家之所短，那么取法的对象，自然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一朝代了。胡应麟的对宋诗的评价，意味着复古派在取法问题上开始走向反思与改良。

在大多数明诗话看来，茶陵派与七子派之间，是开风气者与后继者的关系。如徐泰认为：“我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20]1208吴中诗人皇甫汸著《解颐新语》云：“昆仑张山人为余道：先朝弘治、正德间，海内宁谧，学士大夫，彬彬藻蔚。李文正公尤推毂后进，如关中李默吉、大梁何仲默、吴下徐昌谷，起衰振秀，挽唐风而追魏晋之轨。”[21]顾起纶《国雅品》曰：“明兴，自高侍郎以还，七言律流而极弊。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毂后进，而李、何、徐诸公作矣。《巵言》曰：‘长沙之于何、李，其陈涉之起汉高乎？’”[22]1479七子派的兴起离不开茶陵派的庇护和李东阳的提携后进，而随着七子派羽翼丰满，为了掀起范围声势更为宏大的振兴诗文的复古运动，七子派必须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诗文流派，因而从茶陵派分化也不可避免。

在晚明，公安派虽然高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23]，意纠七子派师古之弊，然而因矫枉过正，反而导致师心之偏，对此，闽中诗坛领袖谢肇淛进行了隐晦地批评。谢氏批评诗家有七厄，其中一厄便是“其有隽才逸足不甘为公车所束缚，而门径未得，宗旨茫然，既无指引切磋之功，又无广咨虚受之益，如瞽无相，师心妄行，故或堕于恶道而迷谬不返，或安于坐井而域外未窥，纵有美材竞无成就。”[24]3499暗指公安派“师心妄行”之过：“汉唐以来法度逾密，自长庆作俑，眉山滥觞，脱缚为适，入人较易，上士惮於苦思，下驷藉以藏拙，反古师心，径情矢口，是或一道也谓得艺林正印，不佞未敢云然。”[24]3502由于公安派和竟陵派自身的诗学理论和观点都存在明显的缺陷，给予了复古派在诗学主张上的反击余地，徐学夷也毫不掩饰地在自序中宣称：“仲尼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后进言诗，上述齐、梁，下称晚季，于道为不及；昌谷诸子，首推《郊祀》，次举《铙歌》，于道为过；近袁氏、钟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予《辩体》之作也，实有所惩云。”[25]3159徐学夷还对钟惺和谭元春编选的《诗归》提出了批判：“钟伯敬、谭友夏合选《诗归》，自少昊至隋十五卷，自初唐至晚唐三十六卷，大抵尚偏奇、黜雅正，与昭明选诗一一相反。……钟云：‘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故魏人五言，曹、王仅见一二，而公干不录；晋人五言，潘、陆仅见一二，而景旸不录，正以诸子五言为肤熟，便于口手者耳。’然则《十九首》、苏、李之选，乃古今名篇，不得不存，初非真好也。又凡于生涩、拙朴、隐晦、讹谬之语(讹谬者，如曹子建‘轻裾随风还’，‘裾’讹为‘车’)，往往以新奇有意释之，尤为可笑。大都中郎之论，意在废古师心；而钟、谭之选，在借古人之奇以压服今人耳。” [25]3394-3395驳斥了他们的反复古论说：“古今好奇之士，多不循古法，创为新变，以自取异，然未尝敢以法古为非也。至袁中郎则毅然立论，凡稍近古者掊击殆尽，然其意但欲自立门户以为高，而于古人雅正者未尝敢黜也。至钟伯敬、谭友夏，则凡于古人雅正者靡不尽黜，而偏奇者靡不尽收，不惟欲与一世沉溺，且将与汉、魏、唐人相胥为溺矣。邹彦吉最称好奇，及见《诗归》曰：‘不意世间有此大胆人!’”[25]3395可见七子派虽因偏隘的诗学取向和深陷摹拟泥沼而渐渐步履蹒跚，然而欲取而代之的公安派、竟陵派自身也有着难以克服的诗学弱点，彼此间也是处在相互博弈、相互冲突的局面。

(三)关于七子派成员和创作的评价

明诗话著作对于七子派成员的评价涉及人品、作品和影响力等方面，并以对前后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梦阳、何景明和王世贞、李攀龙的评价为主，对于重要的成员如边贡、谢榛等人的评价也有所提及。

李梦阳诗风雄健古朴，又是七子派的领袖之一，明诗话对李梦阳的诗歌创作评价褒贬不一，其中不乏称道者，如杨慎就对李梦阳的部分诗作有较高的评价，“《集韵》：‘淞，冻洛也。’《三苍解诂》：‘液雨也。其字音送，俗曰雾淞。’……盖寒浅则为雾淞，寒极则为木冰。雾淞召丰，而木冰召凶也。李献吉诗：‘大寒冰雨何纷纷，晓行日临江吐云。’盖咏木冰也。又云：‘今朝走白露，南枝参差开。紫宫散花女，骑龙下瑶陔。’盖咏雾淞也。各极体物之妙云。”[9]975-976茅一相也对李梦阳不吝赞美之词：“献吉才气高雄，风骨遒利，天授既奇，师法复古，手辟草昧，为一代词人之冠。”[26]2137徐泰的评价则褒中带贬：“关中李梦阳，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龙门之派，一泻千里。独其论黄、陈不香色，而时不免自犯其言。”[20]1208对何景明的评价亦如此：“信阳何景明，上追汉、魏，下薄初唐，大匠挥斤，群工敛手。惜其立论甚高，亦未能超出蹊径。”[20]1208谢肇制对李梦阳在复古上的过失的批判毫不留情：“本朝诗，林鸿、高启尚矣。鸿一意盛唐，而启杂出元、白、长吉，此其异也。献吉继之，几于活剥少陵，高处自不可掩，而效颦之过，亦时令人呕秽。”[24]3512何良俊则认为李、何诗歌并不能算诗坛的执牛耳者，而对边贡的诗歌赞誉有加：“世人独推何、李为当代第一。余以为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俊节亮语，出于天性，亦自难到，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亦清圆，故当共推此人。”[19]1440江盈科虽对于李、何两位七子派领袖的创作有所批评，但并不一概否定其功绩：“至于李崆峒文笔古拙，所以七言古风，几于逼真子美。何大复诗文，庶几双美，而挺拔绝特，已逊古人，遂开吴明卿、梁公实等一派，流于平衍。”[18]2765“何景明，号大复，诗与李崆峒齐名。然余读其《乐陵令行》一篇，亦何尝规规模古，盖不过就当日时事，铺叙结构，自具古体。” [17]2757陈懋仁讽刺李梦阳蹈袭色彩浓厚：“李空同《夏口夜泊别友人》云：‘黄鹤楼前日欲低，汉阳江树乱鸟啼。孤舟夜泊东归客，恨杀长江不向西。’此全仿李涉《竹枝词》：‘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舲滩上子规啼。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东风忆建溪。’盖空同才大，虽欲降格为中唐不得也。”[27]4085

1.关于七子派取法的批评

李攀龙是七子派领袖中将复古格调发扬得最彻底的一位，也是明诗话中争议颇多的一位，谢肇制对李攀龙的批判十分尖锐：“李攀龙曰：‘唐无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君子弗取也。’斯言过矣。子昂、太白力欲复古而不逮者也，未达一间耳。惟少陵《玉华宫》、《石壕吏》，刘长卿《龙门咏》等作，可谓以其古诗为古诗，然亦风会之趋也。君子观其世可也。于鳞铙歌，乐府，掇拾汉人唾余，而云日新之谓盛德也，将谁欺乎？”[24]3508-3509茅一相认同王世贞对李攀龙拟古乐府诗的批判：“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26]2140王世贞作为与李攀龙齐名的七子领袖，也是七子派复古理论的集大成者，朱孟震就对王世贞崇拜至极：“王中丞元美，名在海内称七子。又其最称李、王，谓于鳞与公，视弘正间献吉、仲默也。今士大夫交口传诵其诗篇，如灵蛇夜光，洋溢中外。李全集已刻，中丞公有《弇州山人四部集》，刻而不欲传，故人鲜尽识。公生平推李甚至，故名稍抑在下。今观其诗，视于鳞诚伯仲之间。文之高下，虽非小生浅学所能窥，然合而观之，则李云‘拟议以成其变化’者，虽自负稍高，人亦不易及。第论其至拟议之功，李差尽矣。究其变化，似犹局促在绳墨中。若信意所适，随物而施，不失往程，不滞旧迹。滔滔莽莽，愈达而愈神；纷纷纭纭，愈变而愈妙。则公之文，当为明兴独步，即献吉赠送诸篇，尚瞠乎后矣。其诗为于鳞所选，似止一时赠答，亦尚未尽。”[28]茅一相对王世贞亦十分推崇：“近读王子《卮言》，则囊括天地，驱策古今，由屈、宋而下，咸承颜听命于笔札之间。如庖丁解牛，造父御骖，惟其所之而无不中的矣。”[26]2147谢肇制对七子派以批判性言论居多，对李攀龙、王世贞也不例外：“于鳞一变为雄声，天下翕然，从风而靡，亦小白之霸也。元美取材虽广，择焉不精。”[22]3512江盈科对李攀龙的诗文创作也大加批判：“李于鳞之文，初读之令人作苦，久而思索得出，令人欠伸思睡。若其诗，大都以盛气雄词，凌驾傲睨。数十年来，但留‘中原’‘紫气’‘我辈’‘起色’等语，为后生作恶道。若此公者，几乎併文与诗，两失者也。”[17]2751 江盈科作为公安派主将，对李梦阳和李攀龙提倡复古而深陷拟古怪圈亦大为不满：“本朝论诗，若李崆峒、李于鳞，世谓其有复古之力；然二公者，固有复古之力，亦有泥古之病。彼谓文非秦、汉不读，诗非汉、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汉以下者，皆不宜引用，意何其所见之隘，而过于泥古也耶！”[18]2761而相对于批判李攀龙的锋芒，对于王世贞、谢榛、宗臣等成员，江盈科则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七子之中，王元美终当以文冠世。”“求真诗于七子中，则谢茂秦者，所谓人弃我取者也。”“宗子相只是过于玄虚，不着实，而其文笔大有东坡气味，诗句逸迈，御风而行，则本朝铮铮杰出者也。”[18]2765

(四)七子派在明代诗歌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不能否认，前后七子派在引领明代诗文变革风气不可忽视的功绩和影响。明人对七子的地位评价，总体来看，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对七子派尤其是前七子派引领复古运动的贡献加以肯定，即支持派；第二种则对七子派大肆攻击，或是对力纠七子之弊的反复古派给予高度评价，或是早年追随七子派，但后转变立场，对七子派的诗文变革持悲观态度，名曰反对派；第三种观点论诗并不专主一家，因而立场较为公允，可称中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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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第一种观点的诗话不在少数，如安磐曰：“及乎弘治、正德之间，英才继起，各以其能，追配古作，直欲越元嘉而上之，洋洋乎盛矣哉！此非予之侈论也，具眼者当自知之。”[5]813何良俊认为：“至弘治间，李空同出，遂极力振起之。何仲默、边庭实、徐昌谷诸人相与附和，而古人之风几遍域中矣。”[19]1439“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间可谓极盛。李空同、何大复、康浒西、边华泉、徐昌谷一时共相推毂，倡复古道。”[19]1440顾起纶对李梦阳、何景明振兴诗学颇为赞誉：“气象弘阔，词彩精确，力挽颓风，复臻古雅，遴材两汉，嗣响三唐。如航琛越海，辇赆逾峤，琳阙珠房，辉灿朗映，各成一家之言。继而海内翕然景从，为明音中兴之盛，实二公倡之也。”[22]1480又如李攀龙：“《卮言》云：‘五七言律至仲默而畅，献吉而大，于鳞而高。’又云：‘古惟子美，今或于鳞。’余观李、何之为诗，如良畯乂田，辟草艺禾，油然生矣。若夫勃然之机，至观察而始化。今督府张公序其诗文，以左、迁、高、岑辈目之，云：‘代不数而得之明，人不数而得之李。推是言也，则天宝以还，千载之下，仅得观察一人而已。’其为一时学士大夫所推崇如此，不足以厌服群心邪？余尝品其七言，函思英发，襞调豪迈，如八音凤奏，五色龙章，开阖铿锵，纯乎美矣！”[22]1494从上述明诗话的评价可见前后七子派对于引领明代中后期诗文的变革，可谓功不可没。

在第二种持反对派观点的诗话中，有早年追随七子派的，如虞山派中坚“冯舒、冯班”之父冯复京，虽早年论诗承复古诗论，取法汉魏盛唐，但冯复京在晚年改变了对七子派的看法：“呜呼！诗之生于人心者，未尝息也；溢于才情者，未尝减也。然唐之后无诗矣。予尝曰：诗至晚唐，而气骨尽矣，故变而之苏、黄。至苏、黄，膏润竭矣，故变而之元，至国朝而法戒备，能事无以加矣，故变而之李、何、王、李。其变之不善者害古，变之善者无以踰古，故束之不观可也。今王、李降为袁中郎，而诗亡矣。”[29]3962冯复京还言“故初盛有初盛之唐诗，以汉魏律之，愚也。中晚有中晚之唐诗，以初盛律之，亦愚也。”[29]3963“王、李、李、何，非知读书者。吾向尝为所欺，汝辈不得尔。”[29]3964对于七子派及诗坛现状都表现出悲观的态度。还有倾向于“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话著作，如陈懋仁称“袁中郎力纠明诗，艺林咸允，十集出，几于纸贵。务去陈言，力驱剽窃，殊为有功诗道。”[27]4076反对派通过自身的反思或是对反复古阵营的支持，也侧面说明了七子派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对七子派提出正面抨击的诗话前文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种是“中间派”观点，对七子派及其对立阵营的公安派、竟陵派诗论不抱门户之见，立论折衷于对立双方，如赵士喆撰《石室谈诗》，继推崇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和谢榛的《四溟诗话》，亦肯定竟陵派的《诗归》的成就：“《巵言》所论字字当家，如老农之谈稼穑，先达之谈举业，确乎为后学之必遵。其所短者，深于法而浅于情，重于词而轻于理，止取于留连光景之资，于所谓兴观群怨者，未曾着眼。锺、谭二子乃出豪杰之识，一扫文人之窠臼，略体格而遵性灵，诗人之妙，有在于牝牡骊黄之外者。弇州不能识，而彼独识之，其所评诗，有通于性命经济之旨者；弇州不能言，而彼独言之，所云弇州之不逮者此也。然意存矫枉，太逞偏锋，又长于论古诗而短于论近体，即如七言律一种，寂寥数篇，又未能尽善，‘无食无儿’，老杜之绝不成语者亦选之，毋乃以诗为戏乎？余以此道譬之八股，师弇州者高可决科，次者亦有声庠序。师钟、谭者，高则垂世，下则不保其青衿矣。故学诗未成者，不可不服膺元美；诗格稍就者，不可不参酌钟、谭。”[30]可见其论诗之调。方以智对明末诗坛只宗七子或独推竟陵的倾向有自己的见解：“近代学诗，非七子，则竟陵耳。王、李有见于宋元之卑纤凑弱，反之于高浑悲壮，宏音亮节，铿铿乎盈耳哉!雷同既久，浮阔不情，能无厌乎?青田浩浩，无所不有；崆峒《秋兴》，深得老杜《诸将》之气格；历下、娄东，固不逮也。文长从而变之，公安又变之，但取卑近呵痒而已。竟陵《诗归》，非不冷峭，然是快己之见。急翻七子之案，亦未尽古人之长处，亦未必古人之本指也。区区字句焉，摘而刺之，至于通章之含蓄顿挫，声容节拍，体致全昧。今观二公之五言律，有幽淡深峭之情，一作七言，则佻弱矣。时流乐于饰其空疏，群以帖括填之，且以评语填之，趋于亡理，识者叹户外之琵琶焉。”[31]5098肯定了七子派救宋元诗卑纤凑弱之风，但因雷同模拟为人诟病，也指出了钟、谭所编《诗归》和创作之不足，亦为中肯之言，针对当时的摹拟和流俗之弊，方以智还认为“勿谓字栉句比为可屑也，从而叶之，从而律之，诗体如此矣，驰骤迴旋之地有限矣。以此和声，以此合拍，安得不齿齿辨当耶?”[31]5095“调至中唐，乃称娴雅。刻露取快，则晚唐也。究当互取，宁可执一？杜陵悲凉沉厚，以老作态，是运斤之质也。钱、刘、皇甫之流利，义山、温、许之工艳，香山、放翁之朴爽，何不可以兼互用之？”[31]5098强调以“诗法”和“兼取众长”来弥补之，可以说是两大诗学阵营的总结之作。

二、结语

纵观明代诗话对于七子派的论评，涉及七子派的取法问题、摹拟流弊问题、作家作品评价问题以及与其他诗文流派的比较关系等问题，明代诗论家对七子派的论评体现了明代诗学理论化、体系化和专门化的特色，而明代文人喜好相互标榜、门户意气之争的习性也在明诗话中有所反映。总体来看，明人对七子派的认识有较强的反思和辩证意识，尽管也有存在少部分的诗话言语偏激尖锐，但还是能客观地认识到七子派振兴诗风、引领诗文变革的功绩，虽然七子派的复古诗学走向了末路，但明诗话对七子派的接受，对于清代诗学体系的建构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域旅游(comprehensive tourism)最早由历新建、张凌云等人于2013年在《人文地理》上提出概念，并构建了基本框架。2016年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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