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的扶贫资源与地方价值如何相契，进而转化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动力。2005年底新华社《云南镇沅苦聪人生活依然贫困》的稿件刊发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了关于“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的重要批示，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镇沅县)恩乐镇福兴大平掌苦聪移民新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该社区的苦聪人从一穷二白转而脱贫致富，进而人文蔚起，其扶贫的经历值得借鉴与反思。

镇沅县恩乐镇福兴大平掌苦聪人社区，是温家宝总理做出重要批示之后，镇沅县政府聚集各种资源进行建设的成果。作为一个新的少数民族社区，同时作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社区，该社区苦聪人与其他民族的互动及共荣，本身极具典型意义。另外，该社区苦聪人集中了者东、和平、九甲等地的族源，可以动态地观察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生。本文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视野考察该社区的兴起缘由,希望可以为其他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提供启示及反思。

为使港珠澳大桥桥墩警示标志能稳定工作，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并能在阴雨天气下连续工作20个日历天，需要对标志的供电系统进行精心的设计，包括灯器的选用，电池的选用、配置，太阳能板的选用、配置；输电电缆的选用等。

一、 苦聪人的发展主题

苦聪人是生活在中国滇西南边境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山地族群，属于拉祜族的一个支系。据说他们本是天神阿布厄莎么(即拉祜族的大神厄莎)的第九个儿子勒地拔的后人。勒地拔从小被宠爱，后来因不执行厄莎么的律令，被逐出厄莎么的宫墙，另辟土地生活，这块土地被称为“锅挫”。勒地拔在新地开山治水，无意间救起了一条小鱼精，将其养在自家的水缸里，鱼精感激勒地拔的恩泽，每日趁着勒地拔不在，变为女儿之躯为他做饭，然后又跳回缸里，最终为勒地拔发觉。勒地拔向鱼精求婚得到允许，于是两人组建家庭，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参见吴小生、罗富良、罗成臻等编的《苦聪人的春天》(内部资料)。后来随着后裔不断增多，受其他民族的压迫与欺负日益渐深，族人被迫迁往森林居住，“锅挫”又转为“锅挫惹”，意为与深山万灵共生共存的苦灵之人。“苦聪人”一词系苦聪语“锅搓惹”的音译和意转。

历史上苦聪人在丛林间凭借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与采集、狩猎的方式生活，创造了别具特色的丛林生活模式和自由、自然、自主的文化哲学，他们如精灵般地出没在哀牢深山，游离于中国西南的史志里，这使得他们的身份与文化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据民族史家考证，苦聪人历史上被称为“戈搓”“果葱”“苦宗”“小古宗”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民族志才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记录。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民政厅调查，苦聪人有427户，人口962人，[1]可见苦聪人家庭规模较小；1957年，有记录称苦聪人人口为2 177人。一直到1964年，昆明军区政治部编印的《云南少数民族简明手册》仍将之作为云南民族之一目，并称：“我国的苦聪人约有三千六百余人，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金平(二千五百余人)、绿春(八百余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三百余人)”，[2]很显然，这个数字未包括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者东、和平等地的苦聪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人们渐渐发现苦聪人在思茅、玉溪、红河、西双版纳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1977年统计有两万两千多人，1982年统计有两万五千多人。[3]1987年，国家民委根据苦聪人与拉祜族在族源、风俗习惯、语言、体制等方面的近似性，将之划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拉祜族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49年以后，拉祜族在历史上实现了三次大的飞跃。一是从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1978年政府安置了从缅甸返回的拉祜族民众，中国境内的拉祜族全部实现了定居，在定居农业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采集与狩猎活动；三是20世纪90年代拉祜族地区全面禁猎，游猎经济从拉祜族的生产活动中被彻底禁止，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结合旅游、服务、外出务工等多种经营的经济类型。进入21世纪后，国家加大了对苦聪人的扶贫工作，绝大多数的苦聪人走出了居住几十年的茅草房、竹笆房，走进了政府筹建的新居，苦聪人的春天再度来临。

部分苦聪人搬到恩乐坝子之后，外地人员大量到村寨参观、学习，给新居苦聪人文化带来巨大冲击，随着交通的发展与市场环境的改善，农产品市场化加速。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逐年减弱。根据对新村36户苦聪人的口述史调查，提取其中反映收入水平的情况资料，比较2005年(搬迁前一年)与2008年(搬迁后两年)，2016年的收入结构，见表1。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苦聪人有三万多人，其中镇沅境内有拉祜族17906人，绝大多数为苦聪人。地方政府以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帮扶为契机，一方面在当地开展苦聪人的脱贫致富建设，另一方面，针对一些生产条件过于恶劣、劳动生产率过低的苦聪人社区实施异地搬迁扶贫措施。其中，恩乐镇福兴村大平掌苦聪人社区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二、 镇沅县福兴苦聪移民新村的建设

福兴村委会田心大平掌苦聪人社区又称为“苦聪新村”，位于镇沅县县城以北9 km处，是苦聪人异地搬迁的项目之一，*2005年之后，镇沅共确定了9个异地扶贫开发项目，福兴村田心片区项目是苦聪人扶贫计划中最大的移民搬迁点。同时是目前苦聪人扶贫计划中最大的移民搬迁点。2005年底新华社《云南镇沅苦聪人生活依然贫困》的稿件刊发，2005年11月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了关于“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的重要批示。随后各级各部门积极关注苦聪人的扶贫事业。由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组成的调研组深入到了苦聪山寨实地调研，之后即出台了相应的扶贫规划和措施。在《哀牢山中部苦聪人帮扶五年规划》中，计划用5年时间帮助苦聪人摆脱贫困，2006年和2007年以解决苦聪人的温饱安居问题为主，实施水、电、路、通讯设施改造及学校、卫生等项目的建设；后3年时间巩固完善温饱问题，大力实施产业开发扶贫，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福兴苦聪新村的建设，首先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及社会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福兴苦聪人移民安居工程开始于2006年2月10日，项目总投资为1 200万元，建成建设砖木结构安居房5.6万m2，户均住房面积达280 m2，可安置苦聪人1 000人左右。其中，上海市委、市政府首先对镇沅县伸出援建之手，投资531.3万，建设民房50幢1 000 m2，科技文化中心1个5 000 m2，广场1个2 000 m2，架设人畜饮水管道6 800 m2，铺设水泥路12 000 m2；工程于2007年1月31日竣工，共安置祖居哀牢山自然保护区边缘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苦聪人50户300人。*参见镇沅县人民政府：苦聪新村异地搬迁项目碑(立于福兴村委会)。另外，上海市政府捐彩电200台及捐资20万元，为搬迁的苦聪人配置了基本的生活用品。

居民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出农产品市场化一方面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也直接导致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交换及社会交往引起一系列的变化，这是个苦聪民众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的过程，也是苦聪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耻于经商和商品交换的苦聪人，在进入到市场经济环境以后，逐渐转变观念，不仅有了财务积累的意识，还开始构建发展致富的框架和计划。

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还要不断地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工作人员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管理模式。首先，提升人员素质应当从思想意识引导与实践两个方面着手。引导工作人员转变观念。基于实际工作向工作人员开展培训，使得工作人员能够有效地参与工作。其次，提升人员素质，应从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考核入手。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能够促进工作人员主动学习，不断地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根据考核结果，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人员的不足，从而开展针对性地培训，全面促进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思想理念，直接决定了工作质量。在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实际中，要积极探索，不断地提升人员素质，从而促进经济管理工作的发展[4]。

迁入移民新村以后，“一根葱、一个蛋都可以变成钱”，且政府在新村建设时连猪圈、牛圈都设计好了，加之本地气温适合养殖，所以牲畜收入增加。另外，迁居民众带来了故乡的勤俭之风，妇女会做小本生意，如贩卖鸡蛋、蔬菜、野生菌等，这对家用也是一种补贴方式；男子有的在县城的工地里劳动、有的饭后骑着摩托车在县城载客，也是挣钱的渠道。值得重视的是特困收入补助一项，第一等级每人每月50元，第二等级每人每月40元，第三等级每人每月30元。该项目对于当前农村而言，无疑是一个稳定的补充收入来源。

基里尔告诉记者，BPC希望满足各国的市场需求，对于中国能否继续保持100美元/吨的差价，市场没有更多的利好信息。他说：“我看到很多市场大出口商尚在调整销售方向，就是因为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巴西市场。我们觉得，中国与BPC之间的新价格将会对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带来一些新的推进。”目前来看，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大供应商的供给压力很大。基里尔希望与中国尽快达成大合同价格共识，给予中国市场一定数量的保障。

根据36户随机抽样的农户调查结果显示，苦聪新村的建设改变的不是土地上的产量，而是村民“文化生存”的环境。在原来的居住地也能收获同样多的粮食，但产出不能像现在一样作为商品出售，这就决定了长期生活于哀牢山区的苦聪人的处境，即只能维持一种较低且日复一日的生活水平。农产品商品化是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最显著的特点。包括福兴苦聪新村在内，镇沅县将其他异地搬迁点选址于市场附近，也正是帮扶“农产品商品化”极艰难的族群迅速完成致富，而致富的实质正是交通便利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农产品的商品化。

三、 形式资源分配与苦聪新村的发展

形式资源是相对实质资源而言的，在苦聪新村的建设中，土地及房屋属于实质资源的层次，是真正影响苦聪人移居的决定性因素。在整个移民安居工程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生产条件很差却不愿意迁离原居住地的苦聪人。究其原因，在于新社区赋予的土地太少，而他们自身不会做生意，或者有人不愿意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衣胞窝”(镇沅方言，称胎盘为衣胞，衣胞窝意为祖辈至于自身血种传承和血脉交融之地)。而其中一些迁居于苦聪新村的民众则很在乎这一搬迁过程中的形式资源。这些资源尽管是名义上的、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但是对于个体的发展却非常重要。

在镇沅县，自从2005年底以后，成为苦聪人本身意味着可以在形式资源的分配中具有一定的优先权，如子女升学加分、优先得以扶贫、人力资源提升中的优先培训、文化传承中的优先扶持、居住地离县城很近、交通便利、市民对无公害农产品需求旺盛、农业生产专业化趋势明显等等，这些资源配置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方式。但对于实质资源一定的山区社会而言，形式资源本身极具稀缺性，民众本身不会在乎“云南民族团结示范村”等名义对于个体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视的是他们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的利益。

不断有新闻报道、不断有各级领导干部探视、不断有外来学者进入本地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则是新的馈赠与投资的进入，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更易于加剧形式资源与资本在本地结合。

利用“一行”圆，涂出“几倍”，延伸至总量中“部分量”间的比较，丰富倍的内涵；且答案多元，让学生进一步感受“标准量”的重要性，不同的学生积累不同的活动经验。让学生体验到有序思考的思想及解题策略。

在本次的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充分地将城市的建筑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了有效融合。从设计区域至外部交通以及空间层面都十分符合生态建筑理念，湿地公园水岸与周边城市居民之间相互呼应的效果十分贴合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具体而言，在进行景观设计时，使用的是一种几何抽象的折线形湖水纹样斑块，然后在其中融入了工程当地的文化符号以及生态环境形象。另外一方面，在进行生态湿地设计时，需充分与城市的发展理念相融合，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休闲与绿化空间，同时也为当地的旅游、绿化生态带以及经济活力提供了有效的发展活力。

在教育领域，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给传统教育理念带来很大转变，很多国家组织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力图改变以往重视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传统教学理念，开始探究核心素养理念下的高等教育新模式构建，以达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分析政府的报道，新村的繁荣从其兴建起便成为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水泥路面平坦整洁”“很快乐的生活着”“两层楼房干净舒爽”等不断重复提及。需要指出的是，在绝大多数的苦聪人和其他民族还居住于哀牢山区的实情下，新旧两个居住地的对比，所获得的不仅是新村建设的合理性，所彰显的也不是扶贫的成就，而应该是如何总结建设苦聪新村的经验，更加重视形式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积极为农产品找市场，扎实推进山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

从苦聪移民的实际反应来看，大多数搬迁的村民除了含蓄的感谢或者表示“满意、非常满意”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表达。但也有少数民众觉得不甚满意，例如，除了大多数的民众满意于新居之外，也有少数民众觉得不太满意，例如，有思恋故地淳朴的人际、风土；也有觉得迁入地土地太少，难以为生者；有见异思迁者，甚至有投机取巧者；有极少搬迁户将分到手的房屋和田地卖掉，又迁回哀牢山区或外出打工者。后者虽然极少，但却能说明在政府帮扶的社会转型中，有些人转变快一些，有些人转变慢一些。在此过程中，帮助异地搬迁的群众整合文化传统，并将之有效地凝聚为社会资本，最终促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位一体的健康发展，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四、 苦聪移民生产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迁

日常生产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指标，民众的生活方式变化也可从中看出来。苦聪新村居民在搬迁之前，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农闲之余从事副业，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农户生活贫困。同时，因深居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的交往比较少，信息沟通不畅。

但相对于我国近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势头而言，苦聪人不仅在人口上是一个极少数的群体，经济上也属于贫困群体，贫困人口众多与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苦聪人面临的巨大问题。对镇沅县而言，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苦聪人和苦聪人聚居区的发展，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其他民族区域相比，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苦聪人发展后劲不足、可持续发展力弱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在2005年镇沅县的经济社会调查中，全县15 263名苦聪人，贫困人口有13 729人，占苦聪人口总数的89.9%，其中668元至924元的低收入贫困人口有1 238人，668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12 491人。2005年末，苦聪人人均纯收入只有187元；尤为突出的是1 200多人所生活的地方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生活简陋，居住在茅草房、杈杈房、栅片房的特困人口还有6 600余人。*根据镇沅县委宣传部提供的内部资料。

 

表1 2005年、2008年、2016年36户苦聪新村居民生产收入

  

年份人口/人年收入来源/元粮食牲畜副业蔬果工资特困收入补助经商打工2005178284001240046004700016002700200813421500340008700123506700536021600146702016159434004510013400156001789063603367018900

注：1.2008年，所抽样中农户有5户还没有迁入苦聪新村，其数据不进入比较；2.资料来源于云南普洱镇沅新农网信息。

根据镇沅新农网发布的信息，2005年，镇沅苦聪人均年收入为187元，所抽样农户人均年收入282元，属于苦聪人中等收入。2008年，新村移民人均年收入比搬迁前增加2.5倍。由于苦聪新村居民分到田地较搬迁前少，并且与周边哈尼族、汉族等原住民的土地租赁关系尚未建立，因此粮食收入一项有短期萎缩的现象，但是牲畜、蔬果、经商、打工等项收入项有明显增加，其主要原因是苦聪人原来居住地离集市遥远，牲畜、蔬果基本是自产自销，无法转换成商品增加收入来源。

苦聪新村的建设和发展，势必对迁入人口进行文化整合，才能实现安居乐业。从已入驻的情况来看，苦聪新村人口来源有九甲、和平、者东等乡。根据本人在当地曾有的生活经验，报道说苦聪人原居住地生存条件艰难，“想用泥土做墙都很难凑够”等与事实不符，过分夸大原居住地的贫穷和边远，这对于那些未获得搬迁机会的苦聪人及其他民族而言都是一种伤害。但相比以前世居的哀牢山区，苦聪新村属于恩乐坝子，土地平整、肥沃，距离县城仅有9 km。

2012年，福兴村委会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村，说明了当地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这是政府形式资源倾斜性分配的结果，也是苦聪人在迁入新居后，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文化体系的结果。福兴村有苦聪人居住，其实并不是苦聪新村建成之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有者东、和平的苦聪人嫁入本地汉族、哈尼族社区，形成民族杂居的态势，这本身为本地的民族融合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苦聪新村项目落实以后，新迁入的苦聪人家面临着内部的文化整合与邻村文化融合的难题。

与2008年相比，2016年村民收入稳定增长较快的项目有粮食、牲畜、工资、打工等，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户租赁了原住民的土地和搬迁户的部分土地，而一些搬迁户直接从田地中解放出来，或外出务工、经商，或转为菜农、果农，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苦聪茶厂建立之后，也有农户在里面工作，有一定工资收入。这意味着搬迁的苦聪人已经完全适应了本地生活并融入本地社会经济体系，生产收入朝多元化、理性化的方向转变。

生产方式的变迁带动民众收入结构发生改变，收入结构的改变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观念的转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众文化精神生活发展的重要表现。表2为2005年、2008年、2016年36户苦聪新村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调查者注意到，“贫困”在整个苦聪新村的建设中一再被言说，甚至一直是贯穿于整个苦聪新村建设的报道中，根据笔者对109篇对镇沅苦聪人的宣传报道、调查报告的分析，80%以上的篇目重复了居住于“茅草房”“竹瓦房”“闪片房”，以及对食物和教育机遇的渴望等描述。而政府在福兴苦聪人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便是改变了苦聪人的生活、生产环境，使不少苦聪人住进了新居，用上了政府购置的商品。其实质却是促成各种形式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弥合民众苦难经历中脱贫的需求与现实的矛盾。

 

表2 2005年、2008年、2016年36户苦聪新村居民消费支出

  

年份人口/人生活用品/元农具/元农药/元教育/元礼金/元休闲、娱乐/元出行/元医药/元2005178143002650114004300480095023001050200813441000255011850880046501850565020502016159677502850134002160068506150177006250

注：生活用品一项，根据当地的情况，主要包括米、油、烟、酒、茶、洗漱、服装、肉类等消费支出。

从表2可以看出，2005年(未搬迁之前)与迁入早期、2016年相比较，消费的项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消费支出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迁。其中农具、农药、礼金的支出无多大改变，主要是随着物价水涨船高而已，生活用品、教育、休闲娱乐、出行等项目明显增加，生活用品的增加除了物价因素之外，主要是居民在穿衣和肉类消费的增加等原因导致的。

教育支出的增加是村民越来越重视文教的结果。在36户中，2005年前无人家有子女上大学，仅有1户有子女读高中，因此教育支出较少；现在有1户有1个大学生，2户有子女上高中，8户人家有初中生，因此教育支出就明显增加了。出行的增加是城乡互动的结果，2005年前，36户中出行基本靠步行，费用多用于进县城办事等；2016年，出行旅游成为一些居民的消费方式，有些居民去了省城甚至更远的地方。娱乐费用的增加主要是由年轻人带动的，当然，逢年过节的娱乐费用也比以前多。

医药的消费实际增加较快。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尚未真正开展，36户的医药费主要是一两户人家的治疗费，其他人家有了病很少看，找点草药吃吃，硬熬过去。2016年，新农合政策在城乡日趋完善，村民入保就医意识大大提高，不再为了省钱有病不医，而是选择去县城医院看病治疗，医疗支出较以往有明显增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积蓄的增加，苦聪人历史上是无积蓄习惯的民族，常常是苦一饱吃一饱；2005年，苦聪人生产收入减去消费之后，人均积蓄为48元；2008年人均积蓄118元，2016人均积蓄359元。积蓄的增加，是个人应对生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能力的增加。

从居民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出农产品市场化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也直接导致民众消费水平的变迁。商品交换及社会交往引起一系列的变化，这是一个苦聪民众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的过程，也是苦聪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苦聪人，耻于经商和商品交换，在进入到市场经济环境以后，逐渐培育起价值观念及财富积累意识，开始有了一些发展致富的想法和计划。

福兴苦聪新村的建设是异地搬迁的苦聪人与当地哈尼族等原住民族生存空间调整的结果。福兴村共辖16个村民小组，全村1 001户3 739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6%。全村有耕地面积7 887亩(525.8 hm2)，林地8.94万亩(960 hm2)。村委会辖内苦聪新村目前有农户185户，人口730人，总耕地面积1 658亩(110.53 hm2)，其中地805.3亩(53.68 hm2)，田76.7亩(5.11 hm2)，菜地94亩(6.27 hm2)，林地110亩(7.33 hm2)，果园572亩(38.13 hm2)。所占耕地面积总数为全村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耕地面积未包括林地110亩(7.33 hm2)，此数据系以本自然村土地面积比全村耕地总面积的结果。苦聪新村的耕地面积的来源是政府与当地原住民协商转让的结果，是普洱市从财政经费中拿出170多万元解决的。根据数字乡村网福兴村委会的数据，本村委会人均耕地面积2.1亩(0.14 hm2)，苦聪新村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原住民占有额度。同时，苦聪人作为新迁入者，其土地获得本属于政府行为的结果，由于政府协商导致出让土地价格不高，每亩(0.067 hm2)价格约为2 000元，当地居民对此不满但又觉得无奈，因此，表面上平静的新旧村落关系与族群关系其实并不平静。

五、 民族和谐的形成机制

感知易用性是指消费者在使用无现金支付时，主观认为该支付方式操作的难易程度。从刷卡支付都移动支付，无现金支付迅速发展，发展到目前支付方式多种多样，用户对其使用体验自然而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现金支付的操作说明通俗易懂，操作过程简单易掌握，支付过程快捷便利，都有助于消费者形成良好的使用体验。初次使用体验会影响消费者对支付方式难易程度的直接感知，后续使用体验会进一步修正其对难易程度的感知，而感知到的难易程度会影响感知价值。

如果说文化是生活方式加上支撑该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原则的话，那么苦聪人内部的融合应该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因为苦聪人本身是一个内部重视团结，热情好客的民族。关键是横于新迁入苦聪人与当地哈尼人、汉人社区融合之间的障碍恰好不是文化上的差异，而是生存空间的竞争与相互对比之下的失落感。如果说土地、房屋等实质资源的赋予是政府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德政本身存在一个悖论，与原住汉族社区比较，如果德政下苦聪人新社区的发展好于汉族社区，那么汉族社区终将承担形式资源分配中的失落，如果这一德政未能使苦聪人的生活达到汉族社区的水平(或者基于土地等实质资源的占有差别，苦聪人从根本上失去了达到汉人社区生活水平的可能)，迁入新村的苦聪人便必须面对实质资源占有中的失落感。两者都可能导致村落社会族群矛盾的激化，如2008年，有苦聪新村民众和当地民众曾因果林地的原因发生冲突，多人致伤。这是苦聪新村建村后与当地居民生存空间争夺的结果，但必须指出的是，矛盾的暴露并不是坏事，因为族际的冲突往往能够以成文或不成文的方式确立族群的文化边界，使不同的民族能最终以共生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因此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必然过程。

CUI Rui, DENG Xiaolong. Experimental study on flotation performance of a novelfatty acid collector[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18(6):46-50.

镇沅县政府在调和形式资源与实质资源占有不均可能导致的矛盾方面显示出了极好的管理艺术。那便是用文化的和谐机制弥合资源配置中可能存在的不均，进而促进多族群聚居村落的资源共享与相互帮扶。在这个过程中，县政府非常重视苦聪新村苦聪文化传统的再造与文化的融合。如用汉人和苦聪人都喜闻乐见的“跳歌”“打陀螺”等文化娱乐形式促进新旧村落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运用共同培训、共同劳务输出的方式解决村落中劳务过剩等问题。这事实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视角，也就是地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建设一定要寓于民众琐碎而丰富的日常生活中。换句话说，地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建设，有必要从地方民俗与民艺入手，因为地方民俗遗产的蕴含正是文化核心与族群认同的根源，是历来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信仰所系，而真正的拉祜族的山地文化与艺术仍然存活于本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拉祜族传统文化得不到稳固的传承，失去了文化的中坚力量和民族(区域)文化的认同，就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急剧中断，如果得不到有效传承的承诺，不能在乡土大地上重新获得民俗的力量，苦聪人整个族群社会就没有幸福感可言。

在文化相互碰撞和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一些传统文化逐渐融汇贯通，如苦聪人逐渐接受汉人供奉家神的传统，也在自己家的正堂里贴上家神纸等等。而族际的通婚也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最终达成。随着2008年一期当地汉人迎娶苦聪人的婚礼展开，两个族群间的交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区文化的创造中，最需要说明的是市场的力量，与旧社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新社区无论是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极具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特征。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商品的选择本身不是在商品上进行的，而是在商品消费背后的消费模式间进行的。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知道他们在消费某一种商品时，其自身已经属于相应的文化系统的部分，并且也接受被教化的过程。[4]苦聪人在新社区生产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可以方便又实惠等问题，得向当地原住民学习；另一方面，市场规律也使得新居民与原住民共处于公平、互不干涉的共生体系下，这也是和谐最终确立的基础。

毫无疑问，存在股票质押比例过高的上市公司确实存在风险，但优秀的股票投资者是不是仅仅意识到风险就够了？其实，事物总有两面，正所谓“风险中孕育着机会”。

家庭史的调查在考察民族身份认同与族群关系方面意义极大，因为家庭不仅是个人从自我走向社会的枢纽，也是一个族群从远古走向现代新陈代谢的细胞。依据被调查户的家族史来看，族群的文化界线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选择的可能。以被调查的常氏为例，常氏祖先为千家寨汉人。清朝同治咸丰年间，千家寨是一个人丁繁盛的村落，地理位置处于景东、镇沅、新平三地的交界点，属于典型的三难管之地，景东府派人催粮，村民称已缴纳给镇沅府，镇沅府派人催粮，称已经交给新平县。后官方于水源处下毒，村落便衰败。常氏本姓唐，从千家寨逃出后为常氏苦聪人所救，遂改常姓。另外，一些迁入前苦聪人与汉人通婚的家庭，最终选择将子女的族群身份选择为苦聪人。这些案例显示出，民族身份在一定成分上的变更并不影响日常生活的进程，对于绝大多数的族民而言，日常生活本身才是文化生活的根本。族群身份的构建必然寓于日常生活合理性的重构之中。

六、发展之路——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共同致富

贫困问题是苦聪人问题的核心。当然，贫困的问题不仅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生活水平的低下，还在于个人与社群在时代的变迁中调试的艰难。地方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主要从族群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的假设进行扶贫政策的制定，这与以往直接给钱、给粮的补救方式截然不同。

经过调查，苦聪新村的非农收入来源主要是：打工和经商，这两方面的收入来源都与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福兴村苦聪人收入社会关系网络是建立在“个体—婚姻—家族—政府”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苦聪人的非农业收入本身极具政府扶持的意味，其可持续性正在经受考验。移民新村居民要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向先进民族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在一起。

镇沅县政府在整个扶贫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发现，土地偏少对于农民而言是个永恒的难题，于是提出了培养有文化的农民的工作思路。就是在普通农户培养有社会关系、技术、经商能力、胆识的乡间知识群体，帮助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为其他民众的致富做出引导。福兴村委作为苦聪人扶贫政策的直接落实者，以一园两基地为依托，合理引导蔬菜、水果、姬松茸的种植，并引导苦聪人就地开展农家乐建设，帮助苦聪人尽快脱贫致富。积极推进“公司+合作社+企业+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努力促进市场与生产要素的结合。

基于苦聪人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以及全球化、市场化的社会发展趋势，苦聪新村民族社区的发展最终还是应该适应于新的地域生态环境，植根于民族文化遗产，参照历史条件，积极吸收外来知识、技术及制度，进行自觉性的创造。在新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环境下，需要培育社会交往及发展经济的能力，学习现代先进的农业种植及养殖技术，不断提高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产业化方向。

福兴苦聪新村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苦聪人的日常生活形式，是寓于其民族生境多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任何发展计划如果不考虑当地的文化生境及特点，就难以取得效果。现在大规模的国际国内发展项目(例如乡村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项目)很难取得成效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这些项目无视当地民众的生境与习俗。因此，苦聪新村的发展最终要求传统力量的价值得到承认，为苦聪人的文化生存提供保障。

同一次监测中同一点位不同项目的监测结果之间应符合其理论上的逻辑相关性。熟知掌握这些关系，对于审核大量监测数据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CODcr和BOD5之间，BOD5是在已测得CODcr含量基础上，围绕BOD5预期值进行稀释的，所以CODcr含量大于BOD5含量；由于环境中的氮循环，一般DO含量高的水体，NO3-N高于NH3-N，硝氮、氨氮、亚硝氮之和不应大于总氮浓度；Cr6+不能大于总铬浓度；一般情况下，水中DO不应大于相应水温下饱和DO值，CODcr高，则DO必低。这些关系在审核中要格外留意。

[参考文献]

[1]杨履中.云南全省边民分布手册[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258.

[2]昆明军区政治部.云南少数民族简明手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64:203.

[3]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198.

[4]MARY D.The consumer’s revolt[M]//DAVID B C,MARCUS A D,KATE M I. The consumption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