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环境，将总体意义上的“人类”和抽象的“人”具体化为某一人们共同体，提供了探讨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互动演变关系的新视角。从这种有别于传统、整体(全球、世界或宇宙)、区域、国别、专题等的新视角，以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实例，探讨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均衡，从而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万物生长。一切都还给了自然，柳树、柿树、竹林、杉树茂密，树间爬满了藤蔓，有成群的麻雀飞过，还有几只羽色艳丽的小太平鸟在高枝亮着嗓子，一只雄鸟明显在求爱，正舒展开漂亮大尾和凤冠在枝头来回跳舞。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一个时代性命题。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来，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且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从生态环境维度深入探讨自然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演变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顾海良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过程中，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从中国实际中得出的新的思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和新形式。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结为一体，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2]照此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及其经验的理论升华和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一，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应用、丰富和发展，是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运动变化过程。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形成，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

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也没有止境。林超民教授指出：“科学注重的就是差异，忽略了差异就不可能得出普遍的规律。”“没有对特殊性的把握，就谈不上对一般规律的总结。”“只有切实地研究事物的不同特点，我们才能避免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我们的研究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3]

2008—2009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同时也是忠仁公司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姜友善遇到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困难，拿不出现钱来进货。按照中阿公司的规定是不允许赊销的，但因为合作多年且看好姜友善的为人和能力，公司还是破例为他发货，并积极调动各方资源，帮助他顺利地度过了难关。此后，凭借过人的营销天赋和中阿公司的大力支持，姜友善逐渐成长为舒兰地区最有实力代理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基诺族便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了其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次“跨越”。从1958年两次民族识别到1979年5月31日国务院批准《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基诺族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成为其民族过程的里程碑。杜玉亭在《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中指出：“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过了几个历史时代，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1在1979年以来的30余年中，基诺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许多指标赶上和超过了周边兄弟民族，成为“后进”赶超“先进”的典型；在其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基诺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2008年被命名为“云南省生态乡镇”，2014年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乡镇”，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如何实现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是人类文明进程绕不开的挑战之一，尤其是传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经典性难题，一些西方学者曾针对西欧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探讨，并在国内学界引起探索和争鸣；基诺山大规模的橡胶种植等，也带来了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其国土面积60%以上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88.24%的森林覆盖率，以及当前的生态茶园建设、环境友好型橡胶园改造、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和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保护“自觉”。本文探讨的“双赢”，主要基于这样的实践基础。 的取向日益凸显。基诺族的“跨越”和“双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丰富深刻内涵，尤其为在生态环境维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典型个案。

本文试图以基诺族的“跨越”与“双赢”为个案，从生态环境维度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基诺族同胞和相关领域同仁。

一、民族识别的生态环境之维

在公司激励机制运作中，心理学是连接激励措施与激励效果的关键纽带，也是为员工与公司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桥梁。第一，在公司实施激励的过程中，需要对激励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反馈，修正偏差。随着激励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员工的心理会发生改变，对所处岗位产生感知与评价，从而调整心理。因此，在调整激励措施时，企业需要参照员工的心理变化，以使企业能够有效地运作其激励机制。第二，建立激励主体和激励客体两者关系的桥梁是心理学。两者关系的强化也由心理学提供媒介，且激励主体和激励客体两者心理学的履约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从而强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民族识别的程序和标准的严格性，这里也不宜作技术性的深入探讨，仅仅从基诺族识别和确认的长期性、艰巨性就足以释证。从1958年杜玉亭先生等民族识别组对基诺族进行第一次识别，到1979年国务院批准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前后三次识别历时20余年，可见民族识别的严肃性、严谨性。据杜玉亭先生回忆：“笔者首次对基诺族识别的时间是1958年11月7日—23日，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组派遣。”“当我们如期而至基诺山寨进行调研，按照诸项要求写了一份调查资料返景洪，向方(国瑜)、林(耀华)等多位领导汇报后，他们肯定了此次调查资料的内容丰富，但又指出在基诺人识别问题上缺乏倾向性意见，建议再进行第二次识别。”[4]29-30“1958年11月26日至12月9日，我们又在基诺山寨进行第二次调研，其时正值‘大跃进’的‘大战钢铁’，基诺山人人在日夜苦干，我们为完成任务亦在日夜投入。”[4]30杜玉亭先生在《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中指出“1977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我们对基诺人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4]1

20世纪80年代初，基诺山确定了“以林为主”的经济建设方针，同时被列为热带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区。紧接着，1982年落实“林业三定”，1983年落实“两山一地”，1984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0年被列为“两山”(基诺山、布朗山)扶贫综合开发。30多年来，基诺山走出了一条“以林为主”的发展道路，橡胶、茶叶、砂仁、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成为重要支柱产业。

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种茶等，构成传统基诺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完全是由基诺山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也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杜玉亭先生形象地称其为“生存经济”。

表1中给出了该土质心墙堆石坝各个分区材料的渗透系数，本次计算采用已知水头边界，上游坝坡面按正常蓄水位施加，下游坝坡面按相应的尾水位施加。

而在民族识别的各种标准中，诸如共同的语言、经济生活、心理素质、民族意愿等，在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中，几乎都可以整合到“文化”的内涵中。其中的“共同地域”，则大致可以作为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或生态环境来理解。这样，也就融会贯通了胡适等人对文化内涵的精辟赋值。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钱穆则走得更远，是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森林孕育的文明”，生动地揭示了基诺山的生态环境对基诺族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密切联系。

总之，民族识别的标准，实际上主要是民族形成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是一个民族适应其生存环境的“总成绩”，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民族与环境，密不可分。

二、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

对民族的认识，首先来自其外部特征的感性经验。从服饰、民居等物质文化，到歌舞、语言等非物质文化，再到社会心理及思想观念等意识层面，形成对民族的总体性认识。“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3]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自然环境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基诺族民居及其变迁，直观生动地表现了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型塑”。基诺族传统民居，是典型的“干栏式”竹楼，包括独栋建筑和长房两种基本类型。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清一色的传统竹楼。80年代中期，汉族式砖瓦房在基诺山的兴起，短短几年间，大多数家庭都建造了砖瓦房。砖瓦房一时间成为基诺山开始富裕起来的象征。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很少有人再建砖瓦房，而是出现了“干栏式”建筑的“回归”。进入21世纪以后，“别墅式”建筑开始在基诺山出现，当地人称“小洋楼”。今天到基诺山村寨，干栏式竹楼、砖瓦房、小洋楼等各式民居建筑鳞次栉比、交相辉映，令人惊叹不已。基诺族民居及其变迁，具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此已有许多专家进行过研究探讨。就本文研究要旨而言，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1)厅堂里的传统花卉繁华不复。厅堂摆花中的传统花卉逐渐被商业花卉取代，一方面，传统花卉使用种类的总量偏少；另一方面，在旅游淡季时摆花应用的传统花卉大幅缩减。

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砖瓦房的兴起，首先是当地群众经济收入增加、有了建造新居的基础。其次是交通运动的发展，使砖瓦等建筑材料的运输变得比较容易。再次是随着社会开放的扩大，与外界社会的交往联系加强，提供了学习借鉴“先进文化”的可能。建造砖瓦房，成了当时的时尚，成为不甘落后的象征，也成了追赶先进的表现。

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统民居的回归，首先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砖瓦房不适应基诺山的自然环境。基诺山的气候湿热，砖瓦房不透风，闷热，潮湿的地面还容易使人生病。而传统竹楼的竹木板墙四面透风、凉爽，人居住楼上，不受潮湿地面的影响，这种建筑风格其实是由当地的自然环境决定的，或者说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产物。不仅如此，据杜玉亭先生等专家学者的研究，基诺族传统民居中的五根主要的柱子，分别代表不同的“神”，各种人生礼仪、狩猎仪式等，都与不同的柱子有关，都有既定的位置，都要在既定的柱子旁举行相关的仪式，因而，被称为“五神柱”。不论是独栋竹楼或长房，其内部的房间、走廊、火塘等布局，都有特别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基诺族传统民居，不仅是“自然的馈赠”，也是“文化的产物”，不仅是文化的实体，而且是文化的载体，是自然与文化有机统一的产物。其次，传统建筑的“回归”，实质是对干栏式竹楼建筑风格的传承，而其建筑材料，已经变成钢筋、水泥、砖、瓦等现代商品，其内部的结构和布局，也与传统民居大相径庭，与现代普通楼房大同小异，而且也没有了传统竹楼蓄养牲畜的底层。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统竹楼的“回归”，实际上与传统竹楼已经貌合神离。对此现象，笔者最初以为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深入研究才发现其实相去甚远。但是有一点十分清楚明白，这次回归的文化意义，就是对传统民居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再次肯定。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揭示了自然环境影响制约民族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尹绍亭教授指出：“‘经济文化类型 ’理论主要着眼于生计和物质文化差异。将东亚各民族的生计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的类型 (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二是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三是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农耕经济文化类型)。”[16]

然而，如前所述，虽然今天的基诺山传统的茅草房已难以看到，但是，各种形式的干栏式建筑却比比皆是，传统文化以创新的形式得以传承。

(二)自然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还集中体现在对其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4]

传统基诺社会的生产方式，据道光《普洱府志》之《宁洱县采访》记载：“三撮毛，即倮黑派，其俗与摆夷、僰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男穿麻布短衣裤，女穿麻布短衣桶裙。男以红黑藤蔑缠腰及手足。发留中、左、右三撮。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留，左为阿爹留，右为阿嫫留。又有谓左为爹嫫留，右为本命留者。以捕猎野物为食，男勤耕作，妇女任力。”[15]

这里首先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基诺族传统男女服饰，还描绘了极有特点的基诺族男子发型及其文化内涵的两种说法，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其生产方式的高度概括：一是“以捕猎野物为食”；二是“男勤耕作，妇女任力”。另据 《伯麟图说》记载：“种茶好猎，雉发作三，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普洱府思茅有之。” 由此可见，传统基诺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有种茶、狩猎和耕作三种，这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开展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但“耕作”的记载比较笼统，根据20世纪中后期的调查，应该主要是指“刀耕火种”，因为1957年以前，基诺山没有一亩水田。与此同时，还有第四种重要的生产方式，就是“采集”。

关于民族识别的标准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蕴，杜玉亭先生在《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发表的《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一文中已有较多阐述[8]。在民族识别的诸多标准中，“文化”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要素，因为“文化”被认为是民族的“根本”。黄淑娉指出，文化是民族的“根”“标志”和“根本尺度”[9]。民族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文化差异，“自西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对人的关注和研究就从体质转移到了文化，”“中国民族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文化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0]林超民先生也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构成民族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显著的特征。”“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中国古代，就是以文化作为尺度来划分族类的。”“所以，文化特点与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根本特征，文化是区分民族最重要的标志。”[11]4-5因而，文化的消失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所谓民族消亡，指的是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的消失，一切民族互相融合而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即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不存在了，而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全人类共同体’。”[12]“由于诸多原因，人类不可能创造同一模式的文化。人类创造的不同模式、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文化，将人类塑造为不同的民族。”[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基诺族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基诺山的贫穷落后状况，开始了山区改造的新征程。开挖水田、固定耕地、推广牛耕，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基诺山改造的主要措施。1957年开始开挖水田，学习种植水稻。到20世纪80年代，基诺山有水田6 000多亩(400 hm2)，基本确定了基诺山水田的规模。同时，刀耕火种的扩大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达到33 000亩(2 200 hm2)以上的规模。

第一，基诺族传统民居，是名副其实的“自然的馈赠”。无论是独栋竹楼或长房，全部是用当地生长的树木、竹子、藤条、草排等“建筑材料”建造而成，整栋建筑不用一根钉子。屋顶用茅草覆盖的，叫做茅草房，是历史上的主要民居建筑。也有用木片覆盖的，这种木片当地人称“闪片”，房屋就叫做闪片房。

关于民族识别的标准，首先是坚持了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独特地拥有一定的方言和地域”的部落融合成一个民族。列宁认为,“民族应当有它发展的地域”,“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语言、心理和生活条件等特点”[5]。斯大林在1912年底和1913年初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首次对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在1929年写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6]。杜玉亭在《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中指出：“基诺人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在经济和文化习俗上有一定特点，也有自己的共同心理状态。”[4]6可见，民族识别首先遵循的是“四个标准”。同时又不拘泥于“四个标准”，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民族识别的标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把民族主体的意愿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杜玉亭先生指出：“在基诺洛克公社党委组织的包括各行各业的座谈会上，不少同志说：‘基诺人与别的民族不一样，不是哪个民族的支系。’老人们说：‘从分天分地分界限时，基诺人就同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4]6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对民族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新的界定和概括，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7]，由此不难看出，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新的提炼和概括。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生产方式，还是生产方式的变迁，都没有脱离基诺山的自然环境。从开挖水田到以林为主，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加切合基诺山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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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小洋楼的兴起。首先是当地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条件改善的表现。其深层次的意蕴，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基诺族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当地群众也能够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条件。其次，小洋楼的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已经完全是现代化的产物，表现了基诺族民居建筑与地方自然环境的某种深层次的疏离，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充分认同与选择，自然与文化，渐行渐远。

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由此可见，其实这一点古圣先哲们早已有所关注。在当代，曾经占据“世界史学界第一人”位置的年鉴学派“掌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扛鼎之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开创了从长时段中“几乎静止不动”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到中时段中缓慢演变的社会生活史，再到短时段中汹涌澎湃的政治、军事史的历史编撰范式，清楚明白地展示了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互动演变的表层运动与内在逻辑。在这里，不仅传统史学中的“三大偶像”销声匿迹，而且摒弃了中国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所指陈的传统史学“四弊二病”，自然在历史上的角色地位跃然纸上。

曾几何时，人们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讳莫如深，国内外专家学者唯恐避之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许多世界知名大学都取消了相关学科专业。强调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不等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也不能否定自然环境对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方国瑜教授在撰写云南民族史时，实事求是地阐述了自然环境对云南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正如林超民教授指出：“就是在史学界不敢谈论地理环境的气氛下，国瑜师实事求是地论述云南地理环境的特点及其对云南社会历史的影响，显示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和不苟且媚俗的独立不羁的学术品格。”“二十多年后，不少研究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的著作，依然避而不谈历史地理环境，不谈云南政区地理的沿革，不注意云南各民族居民赖以生存、生产的地理环境，忽视地理环境对云南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更加凸显了国瑜师《云南民族史讲义》中论述地理环境的重要学术价值。”[17]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史的兴起，进一步揭示了自然在历史上的角色地位。

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制约。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作用的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生产力越落后，其影响就越大，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作用逐渐减弱。“资源诅咒”，则是最大限度摆脱对地方性资源环境依赖的典型。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8]

在公路养护单位中，财务部门是单位资金控制最后环节，同时是其关键管理部门。基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下，需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实行财会管理及财算职能分离，基于单位管理层统一领导。

三、民族对自然环境的“人化”

英国学者凯·米尔顿指出：“斯图尔德并不认为相同的生态环境会产生相同的文化制度。”[19]这说明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会因民族的不同而异，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的互动演变具有民族性，即民族主体不仅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主动性的一面，而且也对其生存环境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对自然环境的“人化”，或称之为“人化自然”。

本次会议还对优秀品牌、优秀产品进行了表彰。品牌类：美菱荣获2018年中国电冰箱行业保鲜领导品牌；美的荣获2018年中国电冰箱行业智能领军品牌；海尔荣获2018年中国电冰箱行业科技领袖品牌；TCL荣获2018年中国电冰箱行业智慧健康创新品牌。产品类：奥马纤薄系列冰箱荣获2018年中国电冰箱行业完美嵌入时尚先锋。

20世纪50年代，基诺山森林覆盖率仍然高达70%左右，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是远近闻名的“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水资源优质丰富，不仅满足基诺山生产生活需要，而且还是周边勐养、勐罕、勐仑等坝区的天然“水塔”。这有力地说明了基诺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杜玉亭、尹绍亭等专家学者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总体上，传统基诺社会及其自然环境之间是一种适应性模式。这种模式中，人对自然环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自然崇拜和丰富多样的祭祀仪式，表明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为落实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9年5月31日国务院批准《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先后识别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奠定了“56个民族56朵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一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系统工程，集中体现在其程序和标准的严格性两方面，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等特点，拟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人化自然”的重要途径是生产劳动实践。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0]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基诺山区的“改造”，是“人化”自然最显著的举措。开挖水田、固定耕地、推广牛耕、“两化”(化肥、农药)上山、刀耕火种的扩大，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林为主”、落实山权林权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扶贫综合开发等，对基诺山自然环境则是一种改造性模式。在此模式建构进程中，基诺山的景观及其形态、结构、性质和功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深深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也变得更加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经SPSS 21.0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人化自然”的外在表现首先是景观变迁。历史上，基诺山的景观主要由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以及星星点点镶嵌其间的刀耕火种轮歇地、绿茵笼罩下的聚落和河流四部分组成，总体呈现为热带雨林景观。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云雾缭绕，甚至形成茫茫云海。村寨之间仅有“羊肠小道”相连，有些地段杂草丛生，路面都很难辨认，因而难以构成景观。

经过60多年的山区改造，基诺山经济社会和景观生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森林和土地政策的落实，所有土地和森林都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用途和功能。1989年6月30日，《基诺山基诺族乡开展人民代表活动情况》记载：“根据调查，全乡土地面积为907 367亩(60 491 hm2)，600多平方公里(km2)，其中，国有林467 640亩(31 176 hm2)，占总面积的51%；自然保护区86 251亩(5 750 hm2)，占10%左右。国家占用部分为总面积的61%。集体林57 444亩(3 829 hm2)，占1.994%；轮歇地213 392亩(347 559 hm2)，占23%；自留山16 933亩(1 128 hm2)，占5%；水田5 605亩(373 hm2)，占0.06%。集体和个人占用部分为总面积的30%。其他占用面积60 062亩(4 004 hm2)，占9%。到目前(1989年——笔者注)森林覆盖率为40%左右。”[21]

两种译文：a land of courtesy和a land of etiquette究竟哪个更合适？ 在牛近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词典courtesy表示的是courteous behavior礼貌；谦恭的态度（267）。etiquette是rules for formal relations or polite social behaviour among people,in a class of society or a profession.礼节；礼仪；规矩；成规v（394）。相比之下etiquette这里更合适。礼仪之邦应译为a land of etiquette.

这实际上把整个基诺山纳入了人类的发展“规划”，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国有林，都打上了“人化”的印记。其余部分的林地，除了水源林、护路林等，都归直接改造和使用。30多年来，人类改造的痕迹十分明显。目前的景观构成，明显地变成了森林、聚落、道路、河流、水田及某些被破坏的山体等。森林的显著变化表现在：一是森林覆盖率的增加，达到88.24%。二是森林结构的显著变化，约占1/4的基诺山国土面积变成了人工经济林，2016年，橡胶种植面积达到184 151亩(12 276 hm2)，茶叶种植面积2.84万亩(1 893 hm2)，水果种植面积17 848亩(1 189 hm2)。聚落的变化也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分布密度加大；三是聚落规模扩大。乡政府所在地已形成小集镇。46个自然村遍布整个基诺山。公路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诺山新增的一道重要景观，最明显的是小腊公路和昆曼公路基诺山段，两条公路从基诺山西北部到东南部呈基本平行状斜贯基诺山，在卫星地图上十分显眼。同时，乡村公路村村通，把基诺山切割分成了一个个的网格。水田是1957年以来基诺山新增的重要景观，一直保持在6 000亩(400 hm2)左右的规模，最多时也就达到7 000亩(766 hm2)左右，主要分布在山脚河边的冲积台地。由于开山采石等原因，以原始森林著称的基诺山也出现了一些“伤痕”。

为了探索MOOC学习平台的结课率，笔者在开学期向教务处申请面向全校师生开设网络公选课“计算机网络基础及应用”，让学生自由选课，自主学习。学生选修该网络课程后还可以选修其他的传统公选课，不占用公选课名额，同时不对学生设置硬性考核要求，通过能获得1.5学分，没有通过下次仍然可以继续选修学习，充分给予学生选择权，学生可以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选择是否坚持学习。课程考核分数由2个维度组成：课程视频学习进度（50%）、互动频率（20%）以及考试（30%），学生达到60分即算结课。

景观的变迁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功能的改变。作为传统生产方式主要形式的刀耕火种，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曾经经历了三次持续的扩大，其总面积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虽然80年代初明确“以林为主”，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刀耕火种仍然随处可见。进入21世纪，“山火”已逐渐远去。可见刀耕火种的退出，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狩猎的变迁也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还曾出现由集体组织狩猎护秋的情况。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措施的加强，狩猎逐渐被禁止。但是，禁而不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还曾发生过某村猎杀野牛而被处罚的事件。随着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强，有些一度消失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野生动物损害庄稼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而在笔者最近到基诺山做田野调查时，还看到过收缴猎枪的丰硕“成果”。种茶的历史则得到了发扬光大。1949年以来，先后引种大叶茶、速生密植茶等新品种，发展台地茶园。但是，由于价格长期低迷，茶叶种植发展缓慢。直到21世纪初，普洱茶价格飙升，尤其古树茶受到追捧。于是，古树茶和台地茶都有了一次大发展的经历。2007年以后，茶叶价格回归理性，但是明显要比2000年以前高。因此，茶叶仍然是重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生态茶走红，价格不菲，当地群众种植生态茶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由于土地受到污染，适合种植的土地有限。正如马克思指出：“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2]基诺山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对土壤的污染及其肥力的影响具有一致性。采集是传统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得到了较好的继承，采集收获除了自己食用，还有许多拿到乡镇集贸市场销售，每逢街天，各种野菜野果满街都是。同时，还有许多客商买卖经营，使一些大城市的餐馆和菜市场都能看到野果和野菜。与此同时，水田的耕种，以及橡胶、砂仁、水果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是土地和森林功能变迁的重要体现。公路网的建设，是1949年以来基诺山土地和森林新增的重要承载功能。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人化自然”还体现在基诺山变得越来越生态宜居。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攸乐同知，雍正十三年(1735年)移驻思茅。攸乐同知昙花一现，原因之一就是“烟瘴甚盛”。基诺山历史上是有名的“瘴疠之乡”，不仅外来人口难以适应，即便当地居民，也有许多不能涉足的地方。今天基诺乡政府所在地嘎里果箐，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是传说中必须绕道走的地方。实际上，山脚、箐边，往往就是历史上瘴气最毒烈的地方。除了瘴气，还有多种流行病，也时常威胁着当地人畜的生命。此外，原始森林中的毒蛇猛兽，也是潜在的巨大威胁。而这一切，1949年以来已逐步改变。今天的基诺山，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乡风文明、和谐美丽、生态宜居的家园。

四、走向“生命共同体”的民族之维与基诺经验

1949年以来，基诺族逐渐摆脱了对基诺山自然环境的被动适应状态。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扶持和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帮助下，基诺族同胞不仅翻身作主，成为单一民族，而且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扶贫开发的两次“跨越”。随着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及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瘴气等疾病也被彻底消除。

但是，山区改造，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断扩大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尽管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但直到1958年基诺山的森林覆盖面积仍占70%。”[23]《1980年基诺山区工作座谈会纪要》记载：“现在基诺山的森林不仅只有20万亩(13 333 hm2)左右，只占全公社土地面积的20%左右了。”[24]“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了40%左右。”[25]同时，水源、野生动物减少，虫灾、干旱、山洪等灾害频发。《1980年基诺山区工作座谈会纪要》记载：“地处基诺山脚的勐养、勐罕和勐腊县的勐仑等三个坝子的水源正在减少，有的保水田变成了‘雷响田’，曼岭大水库蓄水显著下降，勐仑曼卡河电站成了‘供水电站’。‘植物王国’已显得支离破碎，这顶‘王冠’已变得残破不堪，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24]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林为主”方针的落实，尤其是大规模的橡胶树种植，其生态环境效应也引起了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的忧虑。近年来的狂风、暴雨、雷电、冰雹、冷冻、高温等极端灾害天气，以及严重的山体滑坡、路基坍塌等灾害，都十分令人深思。

“人化自然”的强化，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1979年中央领导视察基诺山时，看到满山遍野的山火，深感忧虑，明确指示必须尽快解决刀耕火种问题。其实，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6]559-560

面对自然的“报复”，人们开始反思并校正自身行为。1960年12月15日形成的一份署名“攸乐调查组”的《攸乐山区农业生产经验调(查)总结报告》中“对攸乐山区今后生产的意见”就提出了“保护森林，保护水源”的建议[27]。1964年3月，何贵同志《在茨通乡人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坚决执行政策的报告(记录要点)》中关于“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指出：“一是大量的砍懒火地，不仅破坏了森林，而且……。二是破坏了水源，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山、坝区生产。三是……毁林开荒，不能支援国家建设，同时也影响群众生活。”[28]《1980年基诺山区工作座谈会纪要》记载：“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实践已无情地告诉我们，这种毁林开荒，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不但已给当代的基诺人民本身和周围三个坝子各族人民带来了水源减少、单产下降、灾害频繁的灾难，而且还将继续为今后直至子孙后代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24]可见人们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性已有清醒认识。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6]562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诺山发展规划中，增加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以林为主”方针的贯彻落实、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及长期的宣传教育，使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21世纪以来创建省级和国家级生态乡镇的努力及成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近年来生态茶与台地茶的巨大差价，更驱动着人们对绿色生态的自觉选择。

在田野调查中，有的报告人说，虽然自己家的几亩早包谷全部被野生动物损害，补偿甚微，并且长时间得不到落实，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野生动物和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基诺山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外地人，将来发展旅游业，还得靠这些东西。尽管人们是从切身利益的角度理解自然，但人们对自然环境与自身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恩格斯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26]560-561虽然人们的认识和觉悟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确实已经初见端倪。这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日益坚实的观念支撑。

本区位于燕山山地和太行山山地，是京津冀的生态屏障，也是平原地区众多城市的水源涵养区。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水源涵养能力差。主导基础功能为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水土保持的重点是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通过生态修复、生态治理和生态保护三道防线，调节径流、涵养水源、改善水质、控制面源污染；同时要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减少入库泥沙，加强土壤保持功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

五、结语

马德哈夫·加吉尔、拉马钱德拉·古哈认为：“资源利用模式范畴意在补充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缺乏生态要素的不足。”[29]研究表明，不仅经典作家对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有丰富深刻的阐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提供了诸如“基诺模式”的生动实践。民族对自然环境的“人化”，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是按照人的意图对自然环境的外在景观到内在结构和功能等的全方位的改变。这与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由强到弱的运动变化恰恰相反。两者统一于民族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互动演变的历史进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那么，这两种力量的走势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力量逐渐减弱，是否终将完全消失？ “人化自然”的力量逐渐加强，是否终将成为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唯一动力？基诺山的经验表明，虽然两者之间曾有此消彼长，却最终趋于均衡，从而成为走向“生命共同体”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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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题名不详].[A].景洪市档案馆馆藏：全宗号85，目录号2，案卷号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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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题名不详].[A].景洪市档案馆馆藏：全宗号85，目录号1，案卷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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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题名不详].[A].景洪市档案馆馆藏：全宗号85，目录号1，案卷号4.

[28][题名不详].[A].景洪市档案馆馆藏：全宗号85，目录号1，案卷号14.

[29]马德哈夫·加吉尔，拉马钱德拉·古哈.这片开列的土地：印度生态史[M].滕海键，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译者序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