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1832—1901)，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原名廷献，更名原因未见记载，但据其日记，至少晚至同治六年(1867年)，他仍以“廷献”自称[1]37。字仲修，一字仲仪，号复堂；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又自号半厂居士，“以为学问、游迹、仕宦、文辞率止于半”[2]685。据《清史稿·文苑列传》记载，谭献“少负志节，通知时事。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栝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虽然作为清人选清词经典之作《箧中词》的编纂者，谭献为历史铭记的主要贡献集中在词学领域，目前所见有关于其论文或专著式研究，也大多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但就史传简要的介绍来看，他实则还有为学、为文、为诗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有待发掘和研究。例如，以学术思想上的宗尚而言，在谭献本人手书文字如日记、书信等当中，以常州庄氏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今文学家们高频出现，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我们将此置于清代整体学术背景之下，同时联系谭献在词学领域之外的治学实践可以看到，以开创者庄存与为核心的常州学派对其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先生在谈及嘉、道两朝的学界风气时说：“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的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认可本朝今文学之启蒙在庄、刘，但也同时认为，常州派的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3]。而在另一部纲要式著作《清代学术概论》里，他亦断定，“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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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龚自珍和魏源因其超越时代步伐的前瞻性思想和行动，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虽然前辈大家如梁启超并不否认龚、魏二人的师承关系，但似乎有个愈加明显的研究趋势是，人们被这光芒阻挡了视线，多少忽略了背后的本源。所以当美国学者艾尔曼以常州今文学派为研究中心，写作其代表论著《经学、政治和宗族》时，便不得不首先廓清和阐明对象的选择问题，他说：

产妇会阴完好率和产妇及其家属满意度两方面进行评定。产妇会阴完好情况分为会阴完好、会阴轻度损伤和损伤较严重,比较两组会阴完好率。产妇及其家属满意情况分为比较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比较两组产妇及其家属满意度。在两组患者阴道分娩结束后,对两组产妇的产后恢复情况进行比较[3]。

谁是庄存与？在接受了魏源和龚自珍代表19世纪中国的改革精神之说法的史学家笔下，他通常会在注脚里被提上一笔。谁是刘逢禄？在历史叙述里，他通常只是魏源和龚自珍的老师。然而，若是细读常州庄家与刘家的历史档案、家谱和手稿，学者自会感到一阵晕眩。庄存与和刘逢禄站在帝国晚期政治世界的舞台中心，相较之下，魏源和龚自珍乃是边缘角色，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大部分源自20世纪学者的共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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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董子》。十六、十七二卷脱误最甚。卢校之功大矣，张皋文《读本》尤精。[1]15

1.出示例文。老师在其它班级也做过这个小实验，也要求他们写过这个实验经过，请你看看，这篇作文怎么样？（出示学生作文片段）

在给儿子们留笔的家书中，谭献直言“吾于古人无所偏嗜，于今人之经学，嗜庄方耕、葆琛二家”[2]682。对于常州学派的开创者庄存与，谭献最叹服其研究精髓——《春秋》之学。他盛赞“方耕侍郎之《春秋》冠绝古今无二”，认为《春秋正辞》这部书“博大深至，条举件系，卓乎属辞比事之教”，乃为“绝业”[1]208。而作为庄氏家族的一个异数，庄存与的下一辈代表庄述祖尽管仕途不畅，但谭献却对其学术成果给出了至高的评价，他说：“庄述祖先生《尚书记》……足为定本，可垂国胄。”[1]3至于庄氏家学的第三代传播者刘逢禄和宋翔凤，谭亦不吝誉美之辞：他将阅读刘书的感觉喻为“如寒得裘，如客得归，耳目神志皆适”[1]41，对《过庭录》一书则倍加推崇，甚至对于后者未成之作《老子章义》，在褒奖中流露出恭谨的后学姿态[1]4，个人趣向渐趋明朗。

显而易见，庄氏三代给予谭献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得他时常抱着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来看待对方。譬如，虽然认可“国朝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庄氏一家，皆第一流”[1]3，但他很快就为三者分出胜负，“吾故谓庄氏家学精于惠、大于王矣”[1]4。黄开国先生在其新作《清代今文经学新论》中特别提到，“在以文字训诂为务的清学极盛之时，庄存与的经学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多株守文字训诂的人们的猛烈指斥”，然而就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一些能够跳出文字训诂局限的学者，则对庄存与的经学给予极高的肯定”[6]75，其对象所指正是谭献和他给予庄氏经学的深度体认和高度评价。如果我们再以此联系谭献的一段“自省”——“予推庄先生过于贾、马、服、郑，俗耳闻之，能不骇诧”[1]7，则无疑更有助于窥见他对庄氏之学服膺之深。

无独有偶，在他写成于而立之后的《师儒表》中，谭献将清儒依次分为绝学、名家、大儒、通儒、旧学、经师、文儒、校雠名家、舆地名家、小学名家以及提倡学者十一个门类，描摹出他个人心中的清代学者排位。毫无意外的是，出现在“绝学一”首位的正是以庄存与为冠的庄氏一族：“庄方耕先生；家学：从子葆琛先生，孙绶甲卿珊；葆琛二甥：刘申受先生，宋于庭先生。”[1]28

有孛于东北间，登楼望之……其于五行事应，以时日考之可推说。今星变又见，能无杞忧！[1]294

既然他早已认证庄存与之《春秋》学成就“冠绝古今”，那么自己若要师法常州学派，自然就需另辟蹊径。正如《清儒学案》所言，庄存与于《春秋》是“主公羊、董子”[7]，于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自然由此进入其视野，成为了谭献在治学上选择的切入门径，用以追随庄氏的研究理路和内在精神。因为在他看来，二者本是同一脉络[1]158。与谭之说法相仿，也有当代学者认为，“他(庄存与)在千年之后，远绍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的公羊学的统绪，使得这一几成绝学的学说得以重获生命”[8]。

其次，据笔者初步统计，《复堂日记》里记载了至少二十次天文异象，而其中一半以上都被赋予了征兆性的涵义。这与早期今文学家，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步调相当一致。《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讲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之天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遣告之；遣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12]很明显，谭献对于这样的概念是确信不疑的——备受后世争议的学说被他消化得顺理成章，在留意天文星象，并自觉结合为政得失或者民生疾苦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其对于董仲舒观念的接受与熟稔，也潜移默化表现出来：

首先，通过日记引文可以看出，谭献已经针对董仲舒及其著作投入过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辑佚、校勘以及版本等方面的文献整理工作。至于努力的成果，尽管今人无缘得见，但这绝不代表它未曾有过——刻鹄斋主人胡念修主持刊刻谭献文集，就在卷末撰写题跋称：“先生研精丙部，尤以《董子》、《淮南》二书致力为最深，其中鉴别独得之处，直发千余年来读者未泄之秘。窃谓先生之校《董子》似四明全氏之《水经》，校《淮南》似吴兴戴氏之《管子》，有过之无不逮也。惜至今二书皆藏箧衍，尚无同志继议开雕之策。犹忆春日念修就先生假钞二书，先生太息曰：‘余老矣，恐不获亲见二书刊成行世矣。但得识者多录副本数通，余愿足矣。’面命如新，竟成谶语。”[11]以此言观之，谭献定有倾力写著而不传之作，而这部分成果很大程度上还是其治学精华。即便所谓“直发千余年来读者未泄之秘”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但亲历者的证词至少说明，谭献在董学研究方面定然是有建树的。可正如他曾经将《唐文粹》和《全唐文》均失收漳州刺史张登文赋这一纰漏，归结为“文人之传不传有幸不幸”[1]171，这批董学著述的失传，无疑乃是其本人之不幸。

角色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仔细分析牧人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不难发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牵引，一种是驱动。虽然两种方式在特定环境下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用牵引的方法一般只能照顾到一头牛，而用驱动的方法不仅适用于一头牛，也适用于一群牛，一旦掌握技巧和方法就能驾驭自如。是牵引好还是驱动好其实已经不言而喻，尤其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驱动的方法更有优势。经验丰富的牧者一般都是放开缰绳，指明方向，让开首位，驱动前行。只有当牛偏离了前行的方向，牧人才给予指示、矫正，这样做不仅省力，而且提高了效率，这就是牧者的智慧。

审定《董子》十卷卒业。……本书散失，后人掇拾，以有此本，不独百二十三篇十无二三，《春秋说》亦不具，至《公羊决狱》十六篇者，疑别为一书，而《汉志》又不著《春秋说》之目，踳互不可究。……予欲编第讫，乃为之注。[1]14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以庄、刘为代表的庄氏家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前赴后继的研究者们所轻视了，而这并不应该。当然，艾氏意不在苛责而在矫正。我们暂且不必去探寻这条研究理路在何时何地出现了岔道，但有此背景作为参照，本文主角谭献的学术眼光和路线就顿时变得鲜明起来。

兰雪堂活字本《董子》，旧藏陈兰邻大令带经堂，今归陈诚庵。案此本与《永乐大典》多合，第十三卷《四时》之《副人》、《副天》数篇阙脱，则他本致误之由胎于此本，《大典》本故不阙。观附录题跋，无胡矩、楼钥二文，而末载《中兴馆阁书目》，是此本出于南宋，在萍乡本之前。[1]24

十月廿一日夜，星陨如雨。唐景龙四年刘幽求之言可畏也。次夕，恒星尚摇摇不定。此月望后，太阴有黑子，而轮隅破裂。十八九夕，蒙气蔽亏，月光一白中不见山河影。星动则民劳，尤可惕息。[1]146

在这样的背景下，谭献对于《春秋繁露》一书特别关注，亦乃理所当然。通过早期的四则日记可以看出，他对于治理该书其实颇有一番心得和自我期许：

事实上，庄存与和董仲舒之间的承继关系，原本就不是一个陌生的学术话题。另一部研究清代今文经学的专著也称，庄存与“理论构架及其内容，最为接近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的理论”[9]。而该书引用的一篇台湾学者的博士论文，甚至从细节上论证了庄、董间存在的内部关联，令谭献直奔《春秋繁露》而去的选择，更加凸显出其个人的学术倾向。文章称：“存与于行文之间每带董生语气，尤喜援引董仲舒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若德，不听罪，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等招牌用语为据。可以说，董生所陈天尊地卑、人伦秩序的大一统之论，方是庄存与《春秋》学的大宗。”[9]

可以看出，谭献对于董书流传之疑乱颇有理辨之心，不但想要为原书作注，甚至还意图为他人之注作疏。然而遗憾的是，除了上文提到的校定《董子》二册，他并没有其他与董学相关的著作传世。同样，在当代有关董仲舒及其著述研究史的专著里，也从未涉及谭之名号[10]。换言之，莫说是清代学术史，即使局限在董学研究领域，似乎也很难找到其一席之地。而在笔者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精神和思想的崇拜仅仅表现在言语上是不够的，信仰也需要行动作为支撑。于谭献而言，付诸西汉经学家董仲舒及其著作上的兴趣和心力，无疑就是这种实践的证明。在经手校订的《董子》叙言里他写道：“夫惟董子，《春秋》大师，则儒家所传百二十三篇不离其所宗。吾生十五年读《春秋》，二十年而读《董子》，蓬转燕、闽，独学亡津涘，以先进所次第者为梁为舟，庶几破文析理。一人之私言，亦非绝亡师说者也。”[2]131《复堂日记》里，我们也能看到他赞叹董氏为“大贤亚圣，吐辞为经，岂徒师儒之望！”[1]6个人于此的喜好是毋庸置疑的。但若以客观的态度来找寻本质，笔者以为，谭献此举与其心之所向——被他标榜为绝学之首的庄存与及其家学渊源不无关联。

辅庭来谈星变。云望后太阳有黑子，而轮隅破裂十八九。夜蒙气蔽月，一白中不见山河影。微垣光暗，北辰移度，恐不独民劳星动之征也。[1]308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上举《春秋繁露》中“灾异生于国失”的理论性框架，还是被谭献运用于日常思维的观象之举，如果说在他们当中存在一条中介的纽带，那无疑正是以庄、刘为始创的常州学派。魏源在《刘礼部遗书序》中称刘逢禄是“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之统纪”[13]，对二者承继关系的指向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庄存与在《春秋正辞》里表述的“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14]之见，则无疑更像是对谭献在天象与隐忧间建立联系的思考模式所作的一种正面阐发。在庄氏看来，董仲舒提出的“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并非无解的难题，只要为人君者严于律己，“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国失也好，灾异也罢，自然都迎刃可解。如果纯粹以唯物主义的视角言之，这样的认识逻辑里当然有其可资商榷的一面，但考虑到庄存与本人在皇家为人师的身份，不得不说他在“致君尧舜”的理想信念下对君主提出这样的期待又颇在情理之中。黄开国先生就指出，“政治身份使维护与宣扬圣贤之道成为庄存与大半生的实践”[6]51。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中药标本利用率不高，存在以下问题：（1）不能较好地保管中药实物，因为中药固有的自然属性，学生不知道怎么保存，常有学生课上用完、课后就扔；（2）有的学生虽然将实物保存起来，但因保存方法不对，很快就会变质，加之学生嫌脏怕麻烦，课余时间也很少拿出来用；（3）在课后复习时学生也常拿出实物使用，但由于缺乏好的学习方法，常常看过即忘，学习效果不佳。

事实上，这种实践不单体现在庄存与的代表作《春秋正辞》中，而且也反映在其对《诗经》的阐释尝试《毛诗说》里。台湾学者蔡长林先生曾在《庄存与〈诗经〉学初探》一文中以多个释例为证，“说明了庄氏《诗经》学在解释的选择性底下隐含了政治目的性”[15]。有这样的解经理念作为思想背景，谭献在《明诗》说中发表的“世盛则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乱则衣冠皆噍杀之音”[2]9等观点，更显出其为学之道承远近前辈余绪的渊源本质。只是对谭献来说，他虽中过乡举，后纳赀为官，也曾多次受聘于诂经精舍、经心书院等清代著名的讲学机构担任主讲，但却始终仕途不畅，位微人轻，话语自不比位极人臣的董、庄有力。同样，他对于董学著作的整理与发挥虽然也有迹可循，然而其成果却无奈散失于时间的长河中。

尽管如此，值得纪念和赞赏的是，他不但与庄、刘诸位具有扎实考据学基础的前辈相仿，在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文字、版本、校勘方面的功底与识见，而且在看似无非是读书谈艺、清贫度日的生活里，谭献也始终以“事事关心”的姿态关注着民生国事。比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台湾台南地区陷入了持久的对日抗战，谭献对此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主动向知情人士征询事态发展情况，甚至在与友人谈及相关话题时“相向而哭”[1]379，爱国心与真性情溢于言表。在行将就木之际，他更是遗憾慨叹，“但恐吾辈不及见大一统耳”[1]394，个人对于国家未来的殷殷期盼不言而喻。再如，虽然他从未有跨出国门放眼世界的实际经历，但却对晚清时期渐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异常留心，当时著名外交使臣王韬的《普法战纪》[1]66、薛福成的《出使日记》[1]356都是其颇为倾心的文字，而他本人也与另一位活跃于19世纪末的政治人物张荫桓多有往来[1]135-187，后者正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方派出议和的全权大臣之一。此外，在近年面世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可以看到，谭献还与杨昌濬、易佩绅、陶模、冯煦、袁昶、梁鼎芬、樊曾祥等诸多当时的政治人物有通信来往，这些新出材料一方面为更丰富更全面的谭献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文本依据，另一方面亦再次证明在远承董说的同时，谭献暗自奉守的正是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

打光，调整镜头，只是普通的登记照，轻车熟路的活儿，他竟照砸了一回，不得不喊那姑娘不要起身，他得再照一次。

客观地说，在英才辈出的清代学界，谭献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存在，如果不是一部《箧中词》帮他占据词学史的一席，知其名者恐怕更是寥寥无几。但是从主观上来讲，若能以有限的材料搜索到他罕为人知的思考和努力，这对于曾经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某个特定的人物本身而言，抑或对于我们今天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谭献，显然都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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