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大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型政府对大学的契约式目标管理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面对管理结构日趋复杂、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等现实问题,现代大学内部治理正逐步实现从制度管理到文化治理的转向。毋容置疑,大学文化已成为大学组织变革与前进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价值支撑。

站在历史的高地上怀古伤今还有如《湘川吊舜》：“伊予生好古，吊舜苍梧间。……九疑云动影，旷野竹成斑。”[5]立于南部湘川湖上，抒发其前不见古人的惆怅，今又无来者的伤感。他还站在北部边关，叹雄奇荒凉的景象，如其《易水怀古》:“落日萧条蓟城北，黄沙白草任风吹”。[5]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眼中所见昔日胜极一时的景象，今日的萧条，与诗人内心的苦闷相互照应，沿途的景象所呈现的便不再是单纯的景象，写胜地的被弃，也是写诗人的被弃，便不得不发出强烈的怀古叹今之愁。

一、文化治理的诉求：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目标追求

自中世纪欧洲大学伊始,大学的根本性质即学术性,大学精神的实质在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现代大学规模日趋扩大,组织结构更加复杂,但大学探求新知、追求真理的宗旨没有改变。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内部治理改革离不开治理文化的创新,文化贯穿于大学发展的整个历程,渗透到大学发展的各个环节,文化在大学治理中具有重要的规约功能。正如贝里(Bailey)指出的,“大学是由不同的部落组成的,不过这些部落是由‘部落文化’所操控的”。[1]文化治理是推动高校变革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创新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首先就是要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文化能自觉统一人的价值观念,规约人的行为,凝聚人的力量,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实际上,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两者之间即类似“形”与“神”的关系,大学制度的制定以文化价值为导向,隐含了文化的选择与渗透;大学文化为大学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生态环境,并促使大学制度不断地革新与进步。制度与文化相结合可以起到“刚柔并济”的效果。为克服制度管理的刻板性与滞后性,避免“制度失灵”或“制度缺位”的现象,应该结合文化管理的灵活性和持久性,为制度管理创设良好的文化生态氛围,化有形的制度于无形的文化之中,方可实现组织的有效治理。由此可见,构建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一种大学人共同的文化,体现大学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自觉规约并指引大学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治理的基础：培育现代大学管理文化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培育现代大学管理文化,前提是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要努力培育大学师生的共同价值观来团结人、凝聚人,建设并完善与群体价值观一致的大学制度来规范人和激励人,将硬管理与软管理有机结合来发展人与提升人。具体来说,现代大学管理文化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教育性

教书育人是大学的根本使命。通过教育,除了使学生学会一定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赫尔巴特提出的“教育性教学”即体现这一观点,他认为教育是以道德的养成为最高目的的,要培养学生成为“完善”的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教学,但知识和道德具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没有无教育的教学,以人为本的大学管理文化,首先要具有教育性,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学术性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殿堂,学术性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从欧洲中世纪“行会大学”伊始,直到今天现代大学的繁荣,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要活动形式的学术一直是大学的立命之本,大学的其他社会职能无一不是依赖学术性活动而现实的。以人为本的大学管理文化理应具有学术性,守护学术性。为大学人的探究性活动创造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氛围,以保证大学人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三)自觉性

大学师生是一个勇于探求新知、追求自我和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群体,大学也是由不同的学科与专业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在这样的环境里,严格的约束和监控会制约广大师生在学术上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导致一定的惰性思维甚至抵触情绪,容易产生机械劳作和表面应付的情况,难以实现管理效能。而文化管理可以通过柔性的人文关怀,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鼓励个人的价值实现,并将个人追求与组织目标有效结合,形成共识与凝聚力量,达到更高层次的“无为而治”。

2.1两组患者引产情况比较:对比两组数据,就宫缩发动时间而言,观察组发动更快,对比胎儿娩出时间,发现观察组娩出更为速度,P<0.05;同时,观察组引产成功率表现优秀,达到100%,而对照组有1例未成功引产,P>0.05。详见表1。

以人为本的大学管理文化应以唤醒大学人的高度自觉,鼓励大学人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清醒地认识并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终极目标,能够忠诚于学术和真理的探究,恪守学术规范与学术良心,由此来确保大学严格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忠诚于自身肩负的使命。

(四)动态性

动态性即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运动的和发展的,而人的成长尤其是人的心理的成熟、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对文化的理解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现代大学治理要着眼于发展人、提升人、完善人,激发大学人的发展潜能,发展人的创造性与批判性,将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

三、文化治理的困境：现代大学管理文化存在的矛盾管窥

我国大学在经历了跨越式发展之后,面临着内涵提升的严峻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学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一些急需协调或解决的问题。

(一)服务社会的客观即时性要求与人才培养的知识滞后性冲突并存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盛,大学进入社会的中心,其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服务的触须伸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致使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对大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社会要求大学及时输送各行各业的高级人才,充当社会的“服务站”,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的要求。社会要求大学成为科学技术的“孵卵器”,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与技术支持。然而,人才培养的滞后性和目的性与社会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大学管理文化,即以人为出发点,尊重人、培养人和发展人。西方学者用“冰山”效应来比喻管理理论,露出水面的1/3部分相当于管理组织、规范、标准和制度等有形管理,而隐藏在水下的2/3部分则类似于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等无形管理。

(二)行政化模式倾向与学术性特质要求冲突并存

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制度管理提高了学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效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现代大学不断扩张,大学承载的社会职能也越来越多,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容日趋繁杂,人的主体精神和自我实现的追求也越来越高,需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才可达到管理的新水平和新高度,以适应现代大学治理的需要,实现大学治理目标。

Zuo等[23]通过Illumina HiSeq 2000测序平台对36个菜豆品种构建了RRLs,生成7 600万条序列,获得43 698个SNPs和1 267个InDels.Guo等[24]利用NGS技术对5个大麦品种和1个突变株构建了RRLs,最终获得6 061个SNPs,其中的451个用于绘制大麦基因组草图,同时利用长度多态性等位PCR对其中的11个SNPs进行了验证.Conner等[25]证明在多倍体中可以利用RRLs对复杂位点进行定向测序,并对非洲狼尾草的F1代群体中编码特异的无孢子基因组区域和美洲蒺藜草中编码单性繁殖的基因组区域分别开发了39个和18个SCAR分子标记.

政策三：6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行动计划（2018－2020年）》（简称《计划》），就促进“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脱贫致富进行了部署。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新生儿采取针对性，不仅可明显降低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率，也有利于促进护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大学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学术性是其存在的价值依据,其终极目标是探求新知和发现真理。如维布伦(1918)所言：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与它可能对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毫不相关。[2]显然,只有强调大学的学术本性,弘扬学术自由,才能构建起崇尚学问、重视人才和维护学术尊严的学术环境与学术制度,才能促使大学人以追求学术的精神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开展学术研究,确保大学教育的学术性和研究性。

(三)市场力量的冲击与大学自觉的使命冲突并存

大学文化治理即通过借助文化要素的社会整合功能,将文化要素融入到大学各项决策当中,在实现大学各项职能的过程中,促进大学的相关利益主体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达成互惠互利的关系。现代大学应构建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为大学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文化认同,提升大学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文化自觉的过程,是大学思考自身立命之本与市场力量的渗透两者之间关系的过程。大学的自觉性要求大学恪守自身使命和维护学术自由,认识并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而大学的自发性会促使大学放弃自身追求,简单迎合市场的需要,产生急功近利和市侩媚俗等倾向。而这些倾向正是消解大学教育与学术特性,扼杀大学学术生命的主要表征。大学的自觉要求大学坚守大学的组织特性和文化特质,严格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四)制度管理的刚性规范与文化管理的人文关怀冲突并存

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应该形成崇尚学术与追求真理的大学管理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然而,大学管理的行政化模式大大损害了大学的组织特性。虽然大学已在积极探索去行政化的策略与路径,因受“官本位”思想的深度影响,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仍然比较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教师的独立人格、限制了教师的学术自由、压缩了教师的研究空间以及消解了教师的创新热情,而这些正是守护大学学术性的大学人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大学的自觉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大学自身的文化自觉,即大学要有自己的精神和风骨,要坚守自身的特质与追求。二是大学人的自觉,大学人是践行大学精神的行为主体,文化自觉实际上是一种行为自觉。

四、文化治理的路径：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大学治理

在社会现代化和科技化的过程中,市场的力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大学的角色和职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服务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倘若大学只是跟着市场走,缺乏远见卓识和崇高理想,甚至会出现教育与学术腐败现象,大学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当前我国大学自觉性丧失的表现所在。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现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相得益彰

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与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性和教育发展改革的连续性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提高教育的预见性,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但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是无法避免的。由此,也决定了人才培养的目的性不仅停留在知识与技能层面,更重要的是方法、思维、观念和能力。通过教育使学生能够掌握方法、锻炼思维、树立观念和提升能力,使其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以不变应万变,明辨是非,并坚持自己的信念。换言之,人才培养的目标不是直接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和“器具”,首先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使其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伯顿．克拉克(Burton&Clark)的“矩阵型组织系统”理论说明：高校同时从属于院校和学科两个系统,以院校组织为依托的是行政系统,以学科专业为依托的是学术系统,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应该是高校权力结构中的核心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当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指向同一方向时就会形成聚合力,指向不同的方向是就会形成离散力。[3]也就是说,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协调平衡的关系,共同治理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和各种日常事务,助力大学办学目标的实现。

现代大学治理体系需要有制度建设与制度支撑,但更重要的是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制度管理创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文化管理具有价值取向,被组织成员共同认可和接受的价值观念,是管理中强大的无形力量,规范着组织内每个个体的行为。认同组织文化的个体会更加主动的自觉遵守、自我约束,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实现。只有实现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相得益彰才能更好地实现管理之艺术魅力。

(二)确定共同的发展愿景

文化内隐于人,通过文化的内在引导,将大学人个人的价值观念与大学组织的培养目标内在地统一起来,使每一个大学人将外在的、物质的制度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要求,主动、自觉地将组织的终极目标内化为个人的发展目标,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其次,要搭建大学人共同治理的平台。人人参与管理,是通过做的体验,实现知的意义,进而达到认可的目的,从而将学校管理的外在约束内化为大学人自觉遵守的行动,形成共同的心理契约。现代大学倡导大学生实现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等,更激发了广大学生干事创业的创造力。而对于教师而言,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其主体地位,真正落实“教授治学”的理念和“行会制”的集体决策方式,让大学教师真正参与到学术事务管理中来,将个人发展与学科发展、学院发展与学校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强化学科治理,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张力

航行中，当海面有阵风8级以上的大风时，船舶应根据气象形势及船舶状况及时检查设备，必要时对航线、航向等作出调整，做好防风、抗风工作。尤其是货物、甲板活动部件的检查，绑扎和加固，船舶的稳定性的检查和确认，甲板开口，落水口的顺畅检查。当船舶遭受大风浪损害时，指挥全体船员，对紧急事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改变航向航速以减少摇摆角度或避免谐摇；保证主、副机、舵机正常工作；关闭一切水密门窗、甲板开口，防止货舱、机舱及舱室进水；如稳性欠佳，横摇周期长，迎风后，如有条件应立即向空仓压进足够的压舱水，以改善稳性，但要注意尽可能减少自由液面的影响。

大学里普遍存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至上与两者之间错位越位等问题,除了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以外,更关键的是应该为学术权力寻求合理的适用区间并筑起不可侵犯的堡垒。学科是高校的细胞组织,是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现代大学治理应强化学科治理,真正实现以教授委员会为主体的学术权力在学术事务中的决策地位。

1．根据不同的性质进行分工合作

在现代大学内部治理内容中,既有学术事务,又有行政事务。学术事务的治理必须强调学者的绝对主体地位,尤其是学术权威的领导核心地位,遵循自由民主、集体决策的原则,充分发挥学术权力在学科治理中的作用。行政事务则要依赖行政权力的力量,尤其是在具体任务的执行与落实过程中,需要行政权力来保障管理效率和最终目标的实现。这样,两种权力之间既分工明确,又避免相互推诿,共同协作,实现有效治理。

2．培育优质的学科文化和防止权力异化

学科是实现大学承载的各项社会职能的重要载体,学科本身是一种知识体系,围绕学科建设与发展也会形成一定的组织系统,学科团队本身及学科所依托的学系或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即学科文化,会对学科成员产生共同的影响,使学科成员树立统一的学术信念,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总之,行政系统需要放弃高高在上的观念,非行政系统需要建立足够的自信,双方都抱着心平气和的态度,针对学校组织中的事务开展理性的交流和对话,相互了解对方的立场、意图和行动方式,如此一来,才有可能形成平等对话的格局,使他们为了共同事务而承担起公共责任。[4]

(四)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激发大学人的创新精神

大学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组织,作为生产知识和传播文化的殿堂,从事学术和科研是大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大学教师只有投身科学研究,通过探索、发现、领悟、求证,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和趋势,才能深化和更新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实现专业自主。而这些都需要大学为教师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的科研环境。而只有教师倡导并实践学术自由的精神,才能给学生更好地引领,才能带给学生更广大的成长舞台。

1．积极创设良好的科研环境

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是教师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的前提条件。高校基层学术组织进行学术探究的过程,是探求新的高深知识的过程,是一个突破既有的知识框架进行发现和创造新知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突破传统,突破权威,突破成见,必然要求思想的自由。[5]学校要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满足教师的科研需要,提高教师的科研热情,使教师将科研视为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还应该积极建设科研团队,鼓励科研团队的合作,特别要构建教师合作文化,发挥集体力量,加强学术交流,激发创新精神,实现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的重大突破。

2．健全沟通渠道与实现平等交流

大学人作为知识型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价值诉求。管理者通过与大学人的沟通,双方可以做到移情体验,由此理解对方,发现自我,产生心理共鸣。平等交流也是对师生人格的尊重,有利于构建理解、宽容、信任的人文环境。要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大学的评价体系应该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鼓励学生多方面发展,关注学生人文教育的效果评价。

五、结束语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面对社会多种多样的人才需求,大学更应该清醒自己的地位和使命,既坚守对真理的探索和科学的崇尚,又寻求适合自身的特色发展道路,体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严格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守护大学精神。崇尚效益与速度的市场规律并不适合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教育功能的彰显本身具有滞后性特征,这就需要大学在发展道路上,守护学术特质,立足培养学生成人成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在课程中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的一大优势是利用了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视听说课程不应该仅有视听材料的堆砌。如果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教师的精心的教学设计以及课堂上有效的指导，课程实施将无法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

涂层性能要求的提高对制备方法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制备方法如包埋渗、料浆法等虽涂覆方便且成本较低，但成分不易控，稳定性有待提高。热喷涂和气相沉积等方法制备的涂层缺陷少、可精确控制涂层的化学组成和结构，与基体的结合强度高，但工艺复杂成本较高。Edward等[14]在钼基体表面利用CVD和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的MoSi2-SiO2复合抗氧化涂层厚度均匀且结合强度较好。王璟等[15]利用等离子喷涂法在钼合金上成功制备出与基体结合强度较好的双层结构热障涂层(ML/LNZ)。

此外,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强化文化育人。这不仅要求大学注重物质文化的建设,还要求大学教师要提升课堂讲授的文化品位,在完成课程目标的同时,保证课程的文化价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要注重教学的教育性,充分发挥课程教学的文化价值与重要意义。

一方面，管理者特质和内部控制机制形成协同作用共同维护企业发展的目标和运营基础。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结合内外环境对企业发展战略内控结构进行综合优化，维护内外信息资源的时效性，并且保证企业研发水平、经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管理效率都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真正意义生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Becher T．The Significance of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1994(2)：151．

[2]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

[3] 董慧,张卫东,薛晓萍．我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重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8(3)：140－145．

[4] 薄存旭．当代中国中小学校组织变革的价值范式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274．

[5] 张世爱．地方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