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需要德治

春秋时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孔子为使“德治”的治国方略被采纳，对其必要性和优越性进行了论证。古代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法治被践踏，逐渐走向衰落，城邦的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为挽救城邦政治制度的危机，建构“善”的城邦，柏拉图力证“德治”的重要性。

（3）与职业技能鉴定相衔接。口腔教研室积极与自治区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系，将技能竞赛项目和内容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相结合，口腔技能竞赛项目与职业技能鉴定操作题相结合，使学生通过参与竞赛训练，达到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这样，一方面可使竞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可增强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和竞赛的实效性。

（一）孔子的“以德配天”与“性本善”

1.对“以德配天”的继承

In Table 2 we report the anthropometric and nutritional data of the 513 patients enrolled in the 19 gastroenterology uni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 51.4% were males and 48.6% females, and the average age was 59.8 ± 17.8 years withou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enters.

“以德配天”的学说来自西周，周人对于从殷商手里夺取的政权除了喜悦也有担忧，即对政权合法性的解释以及如何安邦治民。在此背景下，周公先是以“以德配天”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认为殷商失去政权，在于失德，而周能代商，在于有德。在此基础上周公又以“敬德保民”警示统治者，一方面要修身养德，提高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要采取不与民争、惠民利民的治国措施。孔子继承了“以德配天”这一思想，“认为天命是尚德的并以德作为评价政治甚至转移天命的依据。换句话说，也就是谁具有了高尚的人格品德，也就拥有了治国理政的资格和权威”[1]。

2.人性本善

孔子从上天那里为“德治”寻找根源，同时也在人性方面为“德治”寻找必要性。他在《论语·阳货》有这样的论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方面对人性是否存在给予肯定回答，另一方面指出人性会在后天教育和习惯的熏陶下发生改变。孔子关于人性是恶还是善的观点，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但从孔子的论述中应该可以看出“人性善”的观点：首先，孔子在《论语·庸也》中谈到“人之生也直也”，意思是一个人生来就正直的，这里的“直”作为儒家的道德规范，是品行端正、光明磊落的意思，是符合“仁”的品质；其次，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过：“天生德于予。”也就是说存在着天赋之德，此德作为上天所赐之物必然是善的。“道德既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又是人外在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条件，道德生活是合乎人性的生活，违背道德就是违背人性，结果必然是对自己生命的戕害”[2]。因此为了保持和回归善的本性，就必须实行德治。虽然法律和刑罚能限制人们不做坏事，但是它们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一旦法律缺失，人人便会为恶，只有实行德治才能触及人们的内心深处，从而实现“治本”。

（二）柏拉图的“建国神话”与“性本恶”

1.“建国神话”

柏拉图编造了一个“高贵的假话”，即“建国神话”，他指出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在它的哺育下成长，不过接下来柏拉图却说：“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3]128他把古希腊的四大美德融入这个神话中，统治者要智慧，军人要勇敢，各等级都要节制，如此，国家便可实现正义。柏拉图的完备城邦就建立在“建国神话”的基础上。城邦建立后，最高统治者一定要引导人们根据自己的先天属性划分等级与从事工作，柏拉图认为这样能够促使人们爱惜自己的城邦以及彼此爱护。而城邦的失序就是这三个等级僭越了秩序，不能各安其位，各行其是，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道德的沦丧。可以说，柏拉图利用了一个“神谕”色彩浓厚的故事对德治进行了论证。

图8为卡门涡街脱落对应模态系数的相关分布。从图8中可看出，卡门涡街模态系数呈圆形分布。设定(0,0)为原点，即可将整个图像分成N等分的扇形，此时有N个相位角。本文选取8个相位角，并对流场进行相位平均。

2010年央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但由于此时我国新增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落实，宏观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出现大幅下滑，但此次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国内投资和内需增加，并引发国内物价的小幅上升；此外，在全球货币贬值背景下人民币币值的坚挺也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由于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地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柏拉图认为人性中存在着强烈的利己主义，“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和亲属的私有造成的”[3]201。柏拉图认为爱财是人所共有的本性，人人都是利己的，为了自己本人，为了自己的“小家”会不惜损害城邦制度，触犯别人的利益，促使城邦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导致城邦秩序失衡。为应对这种利己主义，柏拉图想到的策略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统治阶层和护卫者阶层废除私有制度，实行“共产共妻”制度，他认为人们之间什么都公有，不存在谁比谁多一些东西，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生纷争。二是实行良好的教育，也就是实行“德治”，因为废除私有制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利己主义，只有让人们养成良善的美德，以及“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国家发生什么变革，他们就会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3]14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位伟人都在为德治寻找先天的必要性，孔子从先人那里继承了“以德配天”的学说，而柏拉图创建了一个“建国神话”；他们对人性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性，通过适当的教育可以引导人们趋善避恶，过一种良性生活，再次为德治的优越性进行了论证。

其二，文明冲突论认为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然而在中国同中南半岛的文化外交中，身处印度文化圈的柬埔寨却表现出积极的配合；而越南虽在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如今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也同中国多有相似，却不时采取了限制的行为。

二、中西圣人心中的德治

孔子和柏拉图都希望通过德治建构起一个政伦合一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理想国中，他们理想的道德规范与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合一的。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德治的核心也就不同。

3.语感内涵丰富。语言运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通过运用往往会形成种种复杂微妙、只能整体体验的成分，唯有语感才能把握住它的心理状态。语感内涵的丰富性预示着语言学习在数量上的累积必不可少，所谓“多读多写”便是这个道理。

（一）孔子的“仁”与“礼”

2.“善”与“正义”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整个宇宙中真实存在的唯“理念”而已，那些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且转瞬即逝的。世界上的每件事物，所有属性都有自己的理念，所有的这些的理念中，又有一个最高的理念处于统治地位，那就是“善”的理念。“善”是一切事物一切属性所共同追求的最高目的，它使得一切事物处在一种和谐美好的状态。“‘善’作为‘美德’，原本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而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它被规定为最真实、最美的，这就使它远远超出了道德的本义，而成为占据至高至尊地位的存在者”[6]。柏拉图希望通过德治建构起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美好的城邦，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善”的城邦。

如图4所示，政府在整个利益相关者体系中，承担着重大的指责，即协调和平衡各利益博弈方，为节能减排制定宏观政策，同时与行业协会合作，进一步细化旅游饭店节能减排的标准和规范，指导企业具体实施行为。政府及行业协会的引导至关重要，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与具体实施效果，同时在全民低碳教育中的角色无可替代。只有全民低碳意识和素养提高了，企业低碳管理、游客、社区居民的低碳践行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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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谓“内圣”

2.“仁”与“礼”的关系

综上所述，学校管理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因此对于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要充分重视。学校领导要制定出适合本校发展的规章制度，全面地评价每一位教师，建立完善的人才考评机制，把经过实践考验证明合理的各类优秀人才及时选用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来，让他们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关于“仁”与“礼”的关系，《论语·颜渊》有这样的记载：“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话的含义是，克制自己的言语及行为，使之与“礼”的规范相符，这便是“仁”。“在孔子思想中，仁是道德原则或正义原则，是礼的精神实质，它具有主观性、内在性；礼则是道德原则或正义原则的表现形式，它具有客观性、外在性”[5]。这两个方面同时体现在他的思想中，相辅相成，要践行其德治思想必定以“仁”为核心与理想，“礼”为规范实现“仁”，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作用，构成了孔子以德治国的中心内容。

（二）柏拉图的“善”和“正义”

括而言之，孔子和柏拉图的德治思想都是对救国治民之道的积极探讨。比较两人的德治思想，可以看出他们的德治思想不仅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在理论建构上也具有相似性。首先，他们都借助于“上天”这种超自然力量和人性论证德治决定性地位和优越性；其次，他们将德治治理下的社会描绘为等级分明、和谐稳定的样貌，“仁”与“善”分别是对这种德治社会的完美阐释；最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理想社会的实现寄托于才德兼备的圣贤。

关于什么是“仁”？孔子以“爱人”作出了解释。“爱人”被视为“仁”的基本内涵，强调社会各等级之间的爱，对于统治者来讲更为重要。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意思是，君子学道能够以仁爱对待百姓，而小人学道则容易听从指挥。这句话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方面解释了“仁”在建构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孔子德治思想的实质，就是“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建立起各等级之间的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4]47。所以说，“仁”在其德治思想中被视为核心，这也就是他的“德治”在很多时候也被称为“仁政”的原因。

在《理想国》里有大量篇幅是关于“正义”的讨论，在给出其定义之前，他先把“正义”划分为“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在柏拉图心中，只有美德之邦才能被称之为“善”的城邦，他所说的美德即“正义”以及由它统领的“智慧”“勇敢”“节制”。在“建国神话”中有三个等级，“智慧”属于由少数人构成的哲学家，他们是统治者；“勇敢”属于护卫者；而“节制”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它贯穿于所有阶级；“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城邦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3]154，那么“城邦正义”就是城邦中每个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做好符合自己天性的工作，互不僭越，并能坚持以智慧为首。个人作为城邦的缩影，那么城邦所具有的美德便能够在个人身上体现，所以“个人正义”便是灵魂里的理智、激情和欲望，能够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城邦失序、道德沦丧的情况下，柏拉图希望通过德治实现他坚持的“正义”以及由“正义”统领的各种美德，进而建构一个“善”的城邦。

1.“仁”与“礼”的基本内涵

“善”不仅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3]260。柏拉图设计的由“正义”统领三种美德的城邦必然是最符合“善”的城邦。“对个人而言，善莫大于能从事自己的工作，并能胜任这项工作。对其他的人以及对整个社会来说，善莫大于每个人能承担他有资格承担的职位”[7]。所以，在实现柏拉图所追求的“至善”的城邦的进程中，“正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正义”，那么由它统领的各种美德也将消失，整个城邦也就陷入无序，“善”的城邦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2）统一建立施工人员行为档案，工程项目部与“班头”共同把好施工人员入场关，结合施工人员性格特征并根据观察、检查情况建立、完善个人安全信誉档案，更加关注“先进”和“落后”两个方面的人员，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有效安全教育，将良好性格的人放在重要的艰巨的危险性相对大的岗位上，将不良性格的人放在安全性相对较高的岗位上，督促“班头”发挥队伍内个人的优势能力，合理安排，人尽其才，从而真正减少生产过程中因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造成的事故。

我们通过前面的论述能发现，“仁”构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理想的道德状态，它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友善；而“善”则是柏拉图德治思想的核心，是处于至高地位的理念，它侧重于各阶层之间和谐美好的状态。前者的“礼”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形成一种对人们行为的外在牵制，它所追求的是君臣、父子之间依据血缘伦理为基础的等级秩序；后者的“正义”作为一种美德，是对按照“天赋”划分等级、分工，互不僭越的秩序的追求。

三、如何实现德治

孔子与柏拉图都将“理想国”的实现寄托于近于完美的统治人格，“贤人政治”被他们认为是实现德治的唯一途径。在孔子那里，理想的统治者被称为“圣王”；在柏拉图心中，这样的“贤人”被赋予了“哲学王”的称号。

（一）孔子的“圣王”之治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被视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孔子对“礼”的理解也大致如此，在孔子看来人与人的交往必须以“礼”为基本规范。对于个人来讲，“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对于掌权者而言，要是能按照“礼”的标准治理百姓，必然可以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戴。但孔子所言之“礼”是指周礼，在他看来，周礼继承了夏商两代制度的优点，只有实行周礼，才能恢复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等级秩序。倘若将“仁”视为以德治国追求的价值层面，那么“礼”相当于在制度层面的追求。

在孔子那里，圣人的标准是很高的。尧舜禹一直被孔子视为圣人，在《论语·宪问》中，子路提问孔子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君子，他给出了这样的答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不过他又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有病诸？”可见德性修养很高之人才能被孔子称为圣人，所谓“内圣”就是统治者内修德性以成圣人，内修德性的具体内容涉及到忠、宽、敏、公、信、仁等几个方面。孔子之所以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在于从政者正派能使政令获得权威，还能起到为民众树立榜样的作用，达到上行下效的结果。

2.“外王”的治国之道

所谓“外王”就是君主通过施仁政以成为王者。如果说“内圣”相当于在德行修养方面对君主的要求，那么“外王”就是对君主实行德治的具体要求。在其以德治国的理想中，礼治与正名被视为是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孔子视“礼”为国家大节，为实现社会的安定，应尽最大努力恢复周的礼仪制度，依照“礼”的基本精神安邦治民。《论语·子路》中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由此可见，“正名”被他视为实行礼乐教化和政刑法令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他所崇尚与追求的等级秩序的必要条件。德治的第二件事就是举贤才。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就要选拔、任用德才兼备之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讲的是统治者要率先垂范、宽厚爱人、选拔人才，可见，孔子相当重视人才的选拔；人才选拔的标准，孔子给出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不仅道德修养要高，而且具备一定的才能。以德治国的第三件事就是均化社会财富和实行富民政策。在他看来，财富的多少不足以为患，财富不均才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均化是指均衡和调均，缩小社会财富占有的差别；同时还要实行富民政策，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最后一件事情便是教育民众，它在孔子德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不仅要求君主有德，还要求以德育民，只有让百姓懂德、有德，才能更好地懂法尊礼。

（二）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

1.把握真知识的“哲学王”

2.利己主义的人性观

柏拉图认为完成美德培育的工作非“哲学王”莫属，为什么呢？他认为，安邦治世的“真知识”，唯有少数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理解与把握，因为这种“真知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象后面，只有哲学家才能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天赋素质是：爱真实，厌虚假；节制不贪图享乐；心胸豁达；有胆量；公正贤良，温文尔雅；聪明好学，博学强记；天性和谐，进退有度。在柏拉图的“建国神话”中，智慧只属于一小部分人，那么真正的“哲学王”便是出身高贵中把握了“真知识”并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人。

2.“哲学王”的治国方略

城邦的事务纷繁复杂，“哲学王”不需要事必躬亲，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培养。这种教育必须从小开始，而且是从音乐和体育两个方面着手，目的是让他们养成良善的美德。“德育是治国之本，美德是法律的精神支柱，没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基础，法律与政治制度是难以维系并发挥作用的”[8]195。除了对公民进行德育，“哲学王”的另一项重任就是选拔继承人，在柏拉图那里，“哲学王”不是由世袭产生的，他认为错误的婚育可能会造成金父生银子，所以他并不计较统治者从什么阶级产生，关注的是如何把他们挑选出来，这项重任就落在了“哲学王”身上，当他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就可以辞去职务。

不管是“圣人”还是“哲学王”，两者都被视为实现德治的关键，孔子和柏拉图将理想社会的实现都寄托于这样的理想人物，但是孔子与柏拉图在具体的治国策略上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孔子的德治更倾向于以德治国，那么柏拉图的德治则具有以智治国的倾向。

四、结语

1.“善”与“正义”的基本内涵

究其本质而言，孔子和柏拉图都主张贤人政治，不过对于“贤人”中的“贤”有着不同的侧重。首先，虽然二者都认为统治者应该具备非凡的才德，但孔子更加看重统治者的德，被称为“圣王”的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非一般人能企及，孔子的德治更加强调统治者的美德；柏拉图的“哲学王”是掌握了治国真知识的超级精英，拥有超高的统治才能，柏拉图的德治更加强调统治者的智慧。其次，“以德配天”更贴近现实，更容易使德治获得统治者的采纳与被统治者的信服，体现了东方民族尚实思维的特征；而“建国神话”突出的智慧因素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民族的求真思维特征。再次，“仁”着眼的是亲亲爱爱的伦理关系，关注的是人际交往秩序；而“善”是只能被哲学家掌握的超越了现存秩序的最高理念，带有高度的纯粹理性特征。可见，“圣王”侧重于理想的道德人格，而“哲学王”更侧重理性的智慧，也就使得在治国策略上前者侧重于德，而后者倾向于智。这些明显的差异，使得德治传统在东西方历史上结出了相似而又不同的政治智慧成果，这些成果就凝结在各种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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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自动化系统在电力工程中的运用，实现了系统对设备的监控，维护与管理。再结合了各种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同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这其中包括对电网数据用户，电网结构以及离线数据等多种信息的保存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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