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行霈先生所撰《陶渊明集笺注》为底本，可以发现在125首陶诗中，有31首出现了与日暮相关的表达，近四分之一的比重，表明了陶渊明对日暮意象的情有独钟。以往陶渊明诗歌意象研究集中关注鸟、菊、酒、松等几大意象，而出现频率并不低的日暮意象却鲜少受到研究者关注。以往研究显示，日暮意象的情感意蕴经历了从依托于农耕文化的朴素情感到主体化的文人情感的嬗变。在这一意象的文人化过程中，陶渊明的贡献比较特殊，因为他兼具农人与文人的两重身份，所以能够兼容农耕文化的朴素情感和文人心灵化情感化的表达，相较于其他文人，更多保留了一份基于躬耕体验的朴实视角。

一、 陶渊明诗歌日暮意象的突出特点

在陶渊明诗歌常用意象群里，日暮意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形象鲜明的鸟意象、菊意象、酒意象等相比，陶诗日暮意象的形象性并不鲜明，加之陶渊明在遣辞上的“简净真淳”[1]，如“白日沦西阿”，“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悬车敛馀晖”这样直接描写落日光景的诗句寥寥无几，更多的或是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等依附于整体自然环境或人事活动的时间意象，或是如“繁华朝起，慨暮不存”，“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等作为一种伤逝话语的惯性表达。归结起来，陶诗日暮意象的形象性并不突出，但其依存性较强，因此要把握其特点，势必要先观察日暮意象在陶诗中常关联的场景，人事活动及情绪情感。

(一)常见关联场景：归来场景

陶诗日暮意象的诸关联场景中，归来场景最常出现。陶渊明写飞鸟暮还，从现实世界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延伸到神话世界三青鸟之“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他写农人暮归，从写躬耕作息的“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到描述隐居之乐的“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亦有仕宦生涯中的归家体验，如“鼓棹路崎岖，指景限西隅”；此外，还有他所向往的儒者所言“童冠齐业，闲咏以归”的生活场景。

至于另一常见的日暮饮酒场景，如“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滤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烛”等，乍看与日暮意象相关，实际上，在与日暮时刻的关联度上，饮酒场景远不能和归来场景相提并论。因为陶渊明在《止酒》中已明言“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饮酒其实是陶渊明的日常行为，他无时不可饮，所以日暮并非饮酒之特殊时刻，上述诗歌之所以言及日暮，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正在于陶渊明的躬耕作息时间。日暮是一日劳作结束之时，“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饮酒可犒劳，而携酒与人酣饮亦要等到农务结束归家之时。农家生活的时间表解释了陶诗中的饮酒为何常发端于日暮时刻，此间的日暮意象除了提示时间以外，似乎并无多少深意。

从陶诗日暮意象的关联情感来看，“伤逝”之感最为突出。在《荣木》一诗中，陶渊明从繁荣之树木的“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及“繁华朝起，慨暮不存”引发一份生命的共感，承载荣木死亡时间意味的日暮时刻转化为陶渊明念悲己身生命之终止时刻。他从一日之暮延伸到一生之暮，这番联想令日暮时刻承载了一份沉重的伤逝之情。由外物感己心，本质上是对个体生命价值流逝丧没的不安和恐惧，故陶渊明在此诗诗序里会以“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来评断自己的过往人生。但一番伤逝后，又因着一份“无成”的不甘反而被激发出一股“脂我行车，策我名骥”的奋进之心。若采取袁行霈先生之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之说，诗人作此诗时正是四十岁闲居之时，日后的两次入幕也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了此时这番壮心。而二十多年后，经历了仕途之幻灭和世道之轮替的老年陶渊明再动伤逝之情，依然是从日暮意象引发。“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铺开的却是岁时之暮、己年之暮和晋室之暮，这份伤逝之情较之中年壮心未已时更显一种厚重的悲哀。面对岁时、人生、王朝的三重暮景，老年的陶渊明只能以一份“憔悴由化迁”的冲淡来回应了。归结起来，陶诗日暮意象的另一突出特点正在于其多与伤逝情感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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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见关联情感：伤逝情感

总之，陶诗日暮意象的常见关联场景中，归来场景以其归来主体的丰富和归来深意的蕴含而比饮酒场景拥有更多的挖掘空间。

一份反复渲染的“归来意”，一番由此及彼的“伤逝情”，成为陶渊明诗歌日暮意象所承载的最突出的两种意蕴内涵。

二、 陶渊明诗歌归来场景里的日暮意象

《荣木》一诗提供了理解陶渊明“伤逝情”的视角，那便是“无成之惧”。在此诗中，陶渊明从繁荣之树木的“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及“繁华朝起，慨暮不存”引发一份生命的共感，承载荣木死亡时间意味的日暮时刻使他念悲己身生命之终止时刻，从一日之暮延伸到一生之暮，借由这番联想，日暮时刻便承载了一份沉重的伤逝之情，由外物感己心，本质上是对个体生命价值流逝丧没的不安和恐惧。陶渊明在此诗诗序里会以“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来评断自己的过往人生，但一番伤逝后，又因着一份“无成”的不甘反而被激发出一股“脂我行车，策我名骥”的奋进之心，若采取袁行霈先生之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之说，诗人作此诗时正是四十岁闲居之时，日后的两次入幕也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了此时这番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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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见暮归场景

其一是飞鸟暮还场景。飞鸟意象是陶渊明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陶渊明对此意象情有独钟，使之成为了与自己人生自况程度最高的意象，他借“羁鸟”自伤己之误落尘网，羁绊于宦职；借“失群鸟”自述与世相违的孤傲；借“飞鸟”寄托己之用世之心；借“归鸟”抒己之归隐之愿，其“对‘飞鸟’的向往，对‘羁鸟’的同情，对‘归鸟’的思慕”是对自己理想之路的浓缩。而在飞鸟意象的诸多状态中，鸟的归来状态指明了所有鸟意象的最终去向：飞鸟具有“远之八表，近憩云岑”的能力，终究还是舍弃天路，“欣反旧栖”；失群鸟“裴回无定止”，最终也找到了“孤生松”而敛翅来归；羁鸟“误落尘网中”，也不失对“旧林”的思恋；“迟迟出林翮”的迟飞鸟，也早早地未夕而归。结合陶渊明对以鸟自况的热衷，以及他对鸟之“归来”状态的反复强调，可以猜想，归鸟意象，或许是陶渊明的最终“心之所向”，也就是他在精神层面的心灵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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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的创作背景是陶渊明赴都“盖因桓玄差遣。事毕，途径寻阳省亲，随即抵江陵述职”[4]，可见陶渊明当时是“在宦归省”的身份。第一首开头写对归家见母、兄的期待，中间八句极写归途之“路曲、日短、风逆”[5]对诗人欲速归省亲的阻碍，最后以困于客舟怅望南山的空叹作结。此诗中，“指景限西隅”的白日西沉、夜幕将至配合“鼓棹路崎曲”的不利路况，共同加重了陶渊明的归子心焦。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的，人在日暮时刻，会不自觉地为一种同构性极强的“归来”模式所笼罩，在心理上会确认“日暮当归”的合理性，而当实际行动与此心理感受背道而驰之时，游子宦人的天涯漂泊之感便在此特殊时刻倍添悲凉。眼前的日暮景色或许和他隐居田园时所见无别，可却无法唤起昔日闲居“斯晨斯夕，言息其庐”(《时运》)的温暖与安谧之感了。第二首诗则由“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行役之苦叹引出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归隐愿望，末句“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更是把归隐之念申说得无比坚决。

其二是农人暮归场景。农人暮归，是陶诗另一常见的暮归场景。若说飞鸟暮还场景中，作为暮归主体的飞鸟带着一层“诗人自喻”的色彩，农人暮归场景的主体农人，作为陶渊明在其仕隐交替的一生中所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可谓是“诗人自况”。在这一场景中，陶渊明耕隐生活的多个面向得到展现：有描述躬耕体验的“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也有形容耕余之状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还有与邻里自田地“日入相与归”的邻里之乐。这些场景所共同传达的情感是平静与愉悦，尽管对于选择亲自耕种的陶渊明而言，“田家岂不苦”，农耕生活也并非平静无波，但由于精神层面“庶无异患干”，于是情感上便更多关注田家生活的值得欣悦之处。

与飞鸟暮还场景类似，农人暮还场景也强化了“归来”意味。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节奏使得自然与人类活动具有某种程度的交融性，自然因此被部分地“人化”了，而日暮便在这人化之自然中有了回归家园的意味。

(二)陶渊明的“归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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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意象，在陶诗归来场景和诗人归来之意的联结与整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作用首先得益于日暮形象自身所承载的太阳归来意味，其次得益于日暮时刻之于动物活动和农耕活动的作息意味，它是鸟兽返巢归林与农人离田归家的时间信号，因此单就日暮意象的时间意味而言，它已承载了太阳之归、鸟兽之归、人之归的三重内涵。从宇宙的天体运行，到自然界的动物出没，再到农耕社会的人类作息，诸多主体的“归来”姿态都因着日暮意象而被纳入一种同构模式中。人在日暮时刻，会不自觉地为一种强大的同构性极强的归来感所笼罩，会对自身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是否处于“归来”的状态变得格外敏感。若身与心已有归栖止泊之所，则容易生出一种与宇宙冥契同感的体验，对于“质性自然”的陶渊明而言，这份身心与自然的同归之感会格外令他自适愉悦。反之，若当是时，人身在行途，未能归息，更与内心之止泊处相距甚远，则日暮意象会变成一种“当归”的催促或召唤，甚或是对“不归”的谴责，人因不得归而更生思归慕归的无限悲凄之情。“日暮人归”引发的这两种心理，在陶渊明诗歌的暮归场景中皆有表现，这一反一正，共同映照出陶渊明历经自我之实现、失落、回归之后的一份“大可深求的归来之意”[2]。下文以陶渊明在其集中出仕与彻底归隐两个阶段所写诗歌中的暮归场景为例具体分析，而分析之前需要申明的是：由于陶渊明享年及其作品编年历来说法纷繁，为本文讨论之方便，姑取袁行霈先生所订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之说，陶诗编年也以其《陶渊明年谱汇考》[3]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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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当归言归，体现了用世之心的失落。陶渊明一生共有五次出仕经历，其中，从他二十九岁卸任州祭酒到四十七岁入桓玄幕前，有过一段长达十八年的闲居时期，这期间，他从“而立”步入“不惑”，又将迈向“知天命”，但一颗用世之心却并未因为闲居而沉寂，反而在不惑之年发出了“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行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豪言，又在七年后以实际行动成全了自己这番用世之心。由此可见，“归隐”并非陶渊明的初心，只是一个最终的选择。而从仕进到退隐，从摇摆到抉择，“当归”的考虑如何发生，其原因，或许可以从其最后三次出仕的经历中得到解答。

晋隆安二年(398)至晋义熙元年(405)是陶渊明结束闲居生活集中出仕的八年。八年间，陶渊明先后入桓玄幕、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任彭泽县令，除去中间丁母忧的两年，余下时间，诗人或是奔波在行役途中，或是被困于繁琐吏务。行役之苦与仕宦之艰使诗人身心俱疲，而先后为之效力的桓玄、刘裕又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处于政局动荡中心的诗人时时处于罹受“异患”的担忧之中。真正投身军幕后，陶渊明所流露的是强烈的倦游思归之意。如果说闲居时期的陶渊明是“身隐而心欲仕”，那么在军幕时期的陶渊明就是“身仕而心欲隐”，后一种念头早在晋隆安四年陶渊明在桓玄幕时所作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便有所流露，但一直到晋义熙元年，陶渊明才真正以辞彭泽县令的举动实践了他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陶渊明有两年居丧在家，本可以顺势归隐，但丁忧结束后，他又主动入仕，加入了反对桓玄篡晋的刘裕势力中。由此看出，陶渊明这一时期的诗歌中虽然一再流露倦宦思归的想法，但实际上他的归隐之心并没有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坚决，其时他的状态更接近于“徘徊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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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陶渊明诗歌中的日暮意象集中出现于其羁旅行役之途中，共有四首诗歌出现相关描写，分别是《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400)、《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401)、《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405)和《杂诗(其二)》(405)。四诗之中，前三首诗尽管都在抒发“归来意”，但严格来说，与日暮意象关联最为紧密的只有第一首，而第四首诗其实主要是在抒发“伤逝”之情。前两首诗是陶渊明在桓玄幕时所作，后两首诗是在刘裕幕时，但已是从刘裕参军自请调为建威参军后所作，这一请调举动被认为是陶渊明主动远离动荡中心，为归隐做准备的表现。

“晨去于林”，暮返栖所，是鸟类的活动规律，当归鸟意象与日暮意象相遇合，两种意象共同具有的“归来”意味便得到了加强。在古人对宇宙天体的神话想象当中，太阳也有自己的家园，如屈原在《离骚》中所言的“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羲和乃太阳神，而“崦嵫”，乃为“日所入山也”。日暮时刻，太阳归家，禽鸟返林，一股和谐同构、温馨愉悦的归来之意便在这“日入群动息”的安谧场景中弥漫开来，对于常从自然中悟得“此中真意”的陶渊明而言，这样的场面也许就是莫大的启发。飞鸟暮还，作为现实生活的场景，是陶渊明即目所见之景；而作为理想层面的心象，如“和风弗洽，翻翮求心”，则指示了陶渊明的心之所向。当一己之“归来意”与自然界之“日归”，“鸟归”相冥契时，自适自得之感恐怕又要增添几分了。

从现实生活层面而言，陶渊明的归向是田园，他所归依的田园生活是“四体诚乃疲”、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因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更因为“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不会像谋政治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他在诗歌中写躬耕之乐的一般模式都是“朝作暮息”，如“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朝起暮归眠”等，这一模式表达的是一种身体的歇息和回归，和自然界太阳的晨升暮落具有形式上的同构性。此外，归向力耕生活，其实也是在精神层面上向长沮、桀溺、黔娄等自食其力的隐士看齐，进一步想，或许还是对远古时代东户，赫胥氏时民众“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的淳朴社会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朝耕暮归”这种单纯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表达。

从前两首诗来看，在这段集中出仕的时期，陶渊明为宦职所羁，昔日“脂我行车，策我名骥”的壮心渐渐失落于现实，而昔日闲居的园林以其与当下生活的反差成为一个极具诱惑性的回归意象。因此，在此时期的诗歌中，陶渊明常以弃官归隐之念作结，思归于田园，思归于本真自性，思归于古之力耕之隐者，从身到心的思归之情在羁旅途中一次比一次强烈。而日暮，作为某些行为时间提示的意味也发生了变化：从园林闲居时“偃息归庐”的“当归”意味走向了“不得归”的反面——日暮天暗成为归家路上的阻碍，日夕风起之际成为仕宦之人离家之时。

其二，已归言归，体现了对耕隐合理性的确认。对比陶渊明集中出仕和彻底归隐两段时期，后一时期陶渊明对“暮归”的言说要远多于前一时期。其中原因固然可能是他彼时已身在田园，由于农耕生活“日入而息”的节奏而对暮归场景有更直观的体验和感受，但另一方面，结合他在同一时期诗歌中隐隐透露的“无成之叹”，比如《九日闲居》中“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一句的解嘲之意，又如《杂诗》(其五)“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一句透露出的年老无成之叹及仍欲有为之心，我们或许可以怀疑，陶渊明在“身已隐”的最后一阶段人生里，反复地描写种种暮归场景，除了抒发一份归田心愿满足之喜悦以外，是否还有一份对自己并未完全止息的壮心的安抚之深意？年少的“猛志逸四海”，不惑之年的“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奋进之心，果真在集中出仕的几年间，因为行役之苦和对真性的污损而消退得一干二净么？如果此心未灭，那么，托身于田园的耕隐生活方式，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他的初心呢？对于这个寻求自己人生的“自洽”的诗人而言，确认自己所选择的耕隐生活的合理性，是无比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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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彭泽令归田后的陶渊明，其诗歌中出现的“暮归”表达有十来处。若说上一时期以仕宦之身面对行役途中的日暮，他只能空叹思归与不得归的苦楚，那么回到田园躬耕自给的陶渊明则是实实在在地体验着日暮归来的美好意味。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暮归主体主要是农人和飞鸟，飞鸟出现频率为最高。归鸟，有时虽和云气一样只是作为日暮场景的构成元素，但在大多时候却寄托着陶渊明的终极人生归向。

受累腺体:胰岛素瘤:患者血糖值波动范围较大;胰岛素释放指数》0.4,有明显的Whipple三联征表现:患者晨起空腹出现低血糖症状,空腹血糖值为1.9mmol/l《2.8mmol/l,进食或静推葡萄糖后症状迅速缓解;上腹部MRI示:胰头、钩突处、胰颈、胰颈胰体交界处多发占位。

类似的行役之苦和归隐之念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也得到了申说。晋隆安五年(401)七月初，陶渊明回寻阳休假，秋末再返回江陵桓玄幕中，途中即作此诗。此诗开头总结自己自二十九岁解归闲居的生活：远离尘世杂务、与诗书为伴、无世俗情之纷扰，和作诗时的行役生活一对比，一种强烈的追念之情油然而生。其下八句写旅途暮夜行的所见所感，其中，“将夕”二字点明日暮时分。顺着开头的田园之追忆，日暮时分自己本该“言息其庐”，“夕偃蓬庐”了，哪里需要这样连夜赶路，不得歇息呢？虽然暮风清凉，夜色空明，诗人却怀役不寐，反思自己为何“舍园林而入仕途”[6]。他对比了仕与隐两种选择，又果断地表示要“投冠”弃官，返回“旧墟”，以“养真”和保全令名。此诗中的思归之情比《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申说得更加细致，主要在于引入了昔日闲居园林的生活体验。而《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及《杂诗其二》二诗中，虽出现描写日暮的一二字眼，但从整诗的主题来看，日暮时刻仅是起提示时间的作用，并无深意。

而从精神层面上来说，陶渊明的归迹和归向与他诗歌中的飞鸟相一致。此时期的诗歌中，《归鸟》中的“翼翼归鸟”和《饮酒(其四)》中所刻画的“栖栖失群鸟”最具有典型意义。《归鸟》作于晋义熙二年，是他辞官归田后的第二年。此诗结构为“一章，远飞思归。二章，归路所感。三章，喜归旧林。四章，归后所感。”[7]一二章几乎是陶渊明仕宦生涯的心迹自陈，三四章则写诗人初归园田的欣悦，归来之时结合禽鸟朝飞暮还的特性设置为日暮时分，见“日夕气清”而“悠然其怀”，又因“好音时交”的知己之乐而不愿离开旧居之草庐，一如归鸟不愿离开旧栖的寒枝。飞鸟所归向的旧林并不繁茂，诗人所归向的旧居也并非华屋，之所以还做如此选择，恐怕有一层安贫乐道、不违本愿的意思存在。《饮酒二十首》作于晋义熙十三年，时渊明六十六岁，已是在家隐居的第十二年。《饮酒(其四)》写的是一只失群鸟在日暮时分徘徊独飞，最终敛翅栖息在一棵孤松上的过程和感想。诗中两大意象“独飞鸟”和“孤生松”都透露出强烈的孤独感，此诗之三四句“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似乎也可以与诗人在幕时期的仕隐徘徊之心路相互参照，独飞鸟最终没有找到大部队，似乎暗喻诗人无法在世俗之中找到同道之人，因此选择不与俗同，自己独自寻一棵“孤松”作为栖息之所。孤松之好在于能经劲风，田园之好在于能避政治风云。这种恶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表达还出现在《咏贫士》(其一)中：“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迟飞早归”的“非常之鸟”形象似乎也能暗合诗人“中年出仕中年归隐”的经历。实际上，陶渊明经历过仕宦生涯对于自己的“养真”和“善自名”的本真自由的损害后，开始追求的恐怕是一种“退守的自由”[8]，即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

三、陶渊明诗歌伤逝话语里的日暮意象

(一)日暮意象的死亡意味

太阳西沉，从日月轮替的循环往复来看，确实具有“回归家园”的意味。但另一方面，仅就一日光阴而言，从日出时刻光与热充满生命感的喷薄而出，到日落时刻的光华渐敛，热量渐收，人的视觉和体感最直接接收到的，恐怕是一种生命力流逝的体验。这样一种流逝之感，便是日暮形象所承载的死亡意味。在人类的原始神话里，也有太阳升起谓之生，落下谓之死的说法，如“在所罗门群岛上灵魂是和落日一起进入海洋，这一观念和太阳升起就是出生，黄昏落下就是死亡的信仰是密切关系的。因为地球上没有任何活的东西比太阳更早，太阳第一个出生，也第一个死去。”[9]

(二)陶渊明的“伤逝情”

陶渊明的伤悼作品有《悲从弟仲德》《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等。在《悲从弟仲德》一诗中，“在数竟不免，为山不及成”表达了对从弟功业未成而竟归于大化的沉痛与惋惜；在《祭从弟敬远》一文中，更是由弟伤己，转而自述平生“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又是一种“无成之叹”；在《自祭文》中，也有“惧彼无成，愒日惜时”之语。由其散文的反复申说可总结出陶渊明伤悼的重点之一——无成之叹。

陶诗日暮意象所关联的诸场景中，关联频率最高的当属归来场景，而诸多暮归场景里，又以飞鸟暮还和农人暮归为描写最多的场景。农人与飞鸟，这两个出镜率最高的暮归主体值得被仔细打量。农人是陶渊明在其仕隐交替的一生中所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是他在现实生活层面所选择的身份之归依；而飞鸟则是陶渊明最情有独钟的自况之象，是他在精神生活层面所认同的心灵之寄托。因此，当这两个富含深意的主体反复地以“归来”的姿态出现在陶渊明诗歌中时，诗人一番浓烈的“归来意”也不言而喻了。除开以上两个最常见的暮归场景，陶渊明在其仕宦生涯中的日暮归途所见所感也值得注意，其时“身仕而心欲隐”的状态和后来身心皆归栖于田园的状态可以互资参照。

而二十多年后，同是一份伤逝之情，在《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中却有了不太一样的申说。

据袁行霈先生编年，此诗作于418年，正是安帝被杀，晋宋易代的同一年。题中“岁暮”二字“本义为岁将尽也，又喻老年，渊明此诗兼有两方面之意，同时暗喻时事”[10]。经历了仕途之幻灭和世道之轮替的老年陶渊明再动伤逝之情，依然是从日暮意象引发，“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铺开的却是岁时之暮，己年之暮和晋室之暮，这份伤逝之情较之中年壮心未已时更显一种厚重的悲哀，面对岁时、人生、王朝的三重暮景，老年的陶渊明只能以一份“憔悴由化迁”的冲淡来回应了。

总之，在陶渊明诗歌中，归来场景是与日暮意象关联频率最高、关联度最强的场景，在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而从日暮意象的关联情感而言，陶渊明的伤逝之情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归来之意”与“伤逝之情”是否具有某些内在的联系，两者是否在日暮意象中发生了联结？如果有，联结点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陶渊明“归来意”与“伤逝情”联结的关键正在于他的主观人生选择和客观人生经历。从陶渊明诸多抒发己志、慨怀人生、思考生死、评价人生之道的诗赋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人生有清醒思考，对自我道路的选择有强大内省力的人。叶嘉莹先生说：“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11]。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关于自己用世之心的言说很多时候是以“无成之叹”的口吻表现的，如前文分析的《荣木》一诗的寄托，以及其在老年时期所写《杂诗十二首(其二)》所言“有志不获骋”，甚至伤悼从弟仲德时也以“为山不及成”为悲痛之一因，正应了袁行霈先生所言的“闲居既感岁月不待”[12]以及“自叹年老无成”[13]等评价。因此，其关联己身的一份伤逝之情中，自有一份对自己用世之心失落的感伤。而这份用世之心的失落直接触发了陶渊明弃官归隐的人生选择，换句话说，便是引发了他的“归来意”。因此，陶渊明“伤逝情”与“归来意”的一个联结点便是其用世之心的失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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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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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10][12][13]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40-249.

标准编写组详细汇报了《页岩气田钻井井控安全技术规程》《页岩气井带压作业安全技术规程》两份标准的编制背景与目的、编制过程、主要技术内容、征求意见汇总采纳情况等四方面的内容。标准审查专家组对标准送审稿的各项内容进行了充分、细致的讨论和技术审定，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形成了审查专家意见。审查组专家认为，该标准起草程序完善，符合标准的编写要求，送审材料齐全，符合审查要求。但是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的确定多以涪陵地区页岩气开发为依据，建议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充分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后，再次组织标准审查。

[8]吕海英.出仕与归隐——陶渊明诗歌的飞鸟意象及其审美内蕴[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89-92.

[9](德)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M].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2.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