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他生前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声名鹊起，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是美国的“莎士比亚”。何塞·马蒂指出：“文学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只有当伟大的文学作品存在时，一个民族自身可以想象到的民族统一才会存在。”[1]文艺创作就是民族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从始至终参与了该民族文化的构建，并映射出国人独特的民族特性。作为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践者，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从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泰比》《奥穆》《玛迪》）到《白鲸》，再到后期的短篇和诗作，无不专注于19世纪的美国社会，体现出美国人的冒险、自由、民主等思想和精神，并勾勒出身处当代社会的美国人对“美国梦”的追寻。本文谨就其主要作品作个粗略论述，看看其所体现出的美国民族文化特征。

一、冒险精神

麦尔维尔本身就是一位极具冒险精神的作家，他出生于纽约的一个英荷裔家庭，家境殷实，但父亲的破产和早逝使得他不得不早早弃学。为了谋生，他当过雇员，干过农活，做过小学教员，最后还当了水手，而五年的航海生涯，无疑为他的作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马萨诸塞州生活了13年后，他再度游历欧洲，足迹几乎踏遍伦敦、巴黎、意大利、希腊和巴勒斯坦等地。丰富的经历为他的作品提供了素材和背景。纵观其作品，从早期的历险故事到极负盛名的《白鲸》，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和他本人一样，都极具冒险精神，不甘于平庸的生活，热衷于探索，并孜孜不倦地追寻着他们心中的“美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明确提出，促进文化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利好契机下，武术应该抓住机遇，实现自身“走出去”的战略。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能够更好地了解到海外受众的实际需求[7]，同时可以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要推广目的地，有针对性的与沿线国家合作，出版更多的适合海外武术习练者的教材，更好地推动武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由此，进一步以点带面，辐射至更多的海外国家。

《泰比》本身是以麦尔维尔的海上冒险经历为原型的。书中的托莫，因为忍受不了“多利号”船上枯燥乏味的生活，决定和同伴托比一起冒险逃离“多利号”，进入异域的泰比峡谷。托莫非常清楚自己可能落入那些食人者的手里，可是想到可以离开那“可恶的老船”，托莫就“欣喜不已”。“想想这帮异常贪吃的家伙会怎样把一个无路可逃而又毫无防备的可怜人当作他们的盘中餐吧，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了实现目标我甘愿冒险,在山林的掩护下靠自己的能力躲过这些私下潜伏的食人肉者。”[2]然而，在泰比的安逸生活并没有让托莫心生留恋。六个月后，他再一次出逃，开始了新一轮海上冒险。

《奥穆》中的保罗和托莫属于同一类人，都对自由无限向往，热衷于探索未知事物，不愿意被现实社会中的繁文缛节所羁绊，厌倦了捕鲸船上的乏味生活，向往在美丽的太平洋岛屿过上伊甸园一般自由自在的生活。小说一开篇，保罗已经具有了土著人的样貌特点：“我的模样会让人好奇。围着土著人制作的披巾，头发长长的，胡子也不刮，人们一见到我就会想到我近来的一些冒险经历。”[3]塔希提岛上的两个月使得保罗有足够的机会向读者展示南海的异域风情和文化。当然，也正是因为像保罗一样的白人的侵入，生活在塔希提岛的土著居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无所畏惧的冒险者们也会因为自己的白人优越感而始终无法融入土著居民的生活，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好继续流浪，开启新一轮冒险。

作为麦尔维尔的巅峰之作，《白鲸》更是将冒险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伊实玛利喜欢出海，“是为了那种有益身心的操劳和穿透楼甲板上的纯净空气”，和“就爱远涉惊涛阻隔的重洋，就爱攀援野人栖息的海岸”。[4]对海洋的渴望使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亚哈船长追杀莫比·迪克的复仇冒险之旅。小说中的亚哈是悲剧的英雄形象，他勇敢顽强，勇猛过人。因为失去了一条腿，亚哈的心灵近乎扭曲。他置全体船员的生死于不顾，一心复仇，而最终因为自己的偏执而与莫比·迪克同归于尽。

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就把“民主主义”展示给了所有的美国人，民主就成为了新诞生的美国的政治标签，变成了美国人孜孜追求的理想。这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民主的思想就融进了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并在文学文本中得以体现。当然，“民主”精神也是麦尔维尔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根基。

二、自由和个人主义精神

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令人振奋得慷慨激昂的时代，美国人为国家的新生感到骄傲。那时英法战争的胜利，也让每一个美国人情绪高涨。个人主义受到推崇，“粗放的个人主义”几乎成了美国人特有的个性。由于深受艾默生提倡的“自立”（Self-reliance）精神的影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也高呼美国文学的独立。在《霍桑及其青苔》中，他写道：在咱们的国度诸如哥尔斯密斯，诸如弥尔顿一类的作家我们是不需要的……也即是说我们不需要模仿西欧某些国家的作家。只要我们的作家代表人性，表达大家的思想和观点，那么他必定也是具有美国特性的作家了。”[5]麦尔维尔对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追求也体现在他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中。

尽管人们对《白鲸》的评价不一,可是对其中最核心的东西却是相同的，即认可其与外部黑暗势力以及争取权利的斗争。《白鲸》中的伊实玛利，怀揣着对海洋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敬仰，登上了捕鲸船。在小说的开篇，他被描述成一个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在棺材店门前停下步来”的人，是“每逢人家出丧就尾随他们走去”的绝望的年轻人。[6]唯一可以拯救他不去自杀的方法就是离开陆地去海上。对伊实玛利而言，海洋可以给他带来生存的意义和归属感，海洋象征着自由、救赎的希望，还有永恒的真理。只有在海上，他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享受正常和充满活力的生活。

《白鲸》里面的船长亚哈和大白鲸的搏命对抗，也象征着人们和恶势力的战争达到顶峰。阿哈勃就是位“伟大的、不敬神却像神的人物,是一个无所顾忌、意志坚强、骁勇善战、经验丰富的船长。他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虔城的人。”[7]复仇的欲望充斥着他的心灵，为了杀死白鲸，他不惜牺牲一切。狂热的欲念让他失去理智，他甚至向太阳宣战：“别对我说什么亵渎神明，朋友，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8]这就是作家麦尔维尔描述的同邪恶势力、权力、宗教作斗争的战士代表。他是自由的象征，同时也是将个人主义推向极端的典型。

[1]Herman Melville,“Hawthorne and His Mosses”in the Pizza Tales and other Prose Pieces,1893-1860,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87

麦尔维尔用笔头塑造了许多为自由而斗争的勇士，即使像《书记员巴特比尔》这样的基层小人物，也会在环境的压迫下完成自我觉醒，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小说中的巴特比尔，在大法官的眼中“是一个可贵的人物”，他勤勤恳恳，诚实可靠，做起事来十分稳当。可是，当律师让他做校对文书时，巴特比尔却说道：“我不愿意做。”巴特比尔即使穷困潦倒也始终毫不妥协。最终，巴特比尔因流浪而被捕，在狱中绝食而死去。在巴特比尔看来，就是忍受不了荒谬、冷漠的生存境遇，即使要承担肉体消亡的风险，也要维护精神上的自由和尊严。

So loving-jealous of his liberty.(Shakespeare 50-1).

在例（16）中如果把时间域，即存在动词“懒在”去掉的话，语句将失去意义，语法不接受；我们发现上述提及的“空间域和时间域二元不对称”特点将不再适用；这是因为不同于容器存在句涉及的是焦点的突显和视角的选择问题；根据认知语法的能量流理论，在汉语的链式存在句（存在主体位于存在动词左边）之中存在着能量流动，而能量源往往是施事者，受事者则是能量流往的目的地，架起二者之间能量流通桥梁的则是存在动词（时间域），因此如果此时删除存在动词，能量流动的路径将会被切断，从而造成语句不通顺，违背认知语法的普遍性。

三、民主追求

赫尔曼·梅尔维尔作品中的冒险精神是美国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自1492年起，随着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欧洲和其他大陆的人口相继移民到美洲，并于1776年宣告独立，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民族血液里流淌着冒险精神，促使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登上新大陆的新教徒，用坚毅的决心和卓绝的辛劳在陌生的蛮荒之地站稳脚跟，建立起自己的家园。而祖先流传下来的冒险和开拓精神，催生了美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拓荒历程使得美国的领土得到大大的扩张。时至今日，人们在惊叹美国无穷的科技创新能力时，也无法完全抹煞这种冒险和开拓精神。从蛮荒之地到如今的世界强国，美国的成就无不映射着美国人对于“美国梦”这一梦想的冒险。

“美国梦”一词源于詹姆斯·亚当斯的《美国史诗》。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美国梦”永远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词汇。它既跟该国文学领域所注重的自主意识不谋而合，也是作家麦尔维尔作品表现出的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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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比》中的托莫偷偷走下甲板,摆脱了那个所谓文明繁荣的地方，融入了一个食人的部族社会。也是在这个部族里他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净土,每一个人都安安稳稳，大家和谐幸福，而这也是欧洲人所缺失的。在《奥穆》的字里行间，作者同样对两者展开了一一比对，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核与《泰比》一致,并且认为原始人应当优于文明人，因为“原始人在许多方面都要超过文明人”。

四、永恒的“美国梦”

《白鲸》中，白人水手伊实玛利与黑人标枪手魁魁格在船上的真挚友情占据着相当的篇幅。魁魁格一身黝黑，外表野蛮，却拥有高尚的品格，很有节操。他“天生毫无文明人的虚伪和甜言蜜语的奸诈”，“好像具有一种苏格拉底的智慧”。通过对魁魁格的进一步了解，“我不由得撩起阵阵奇特的感觉。我感到浑身都融化了。……这个镇定的野人已经把众生给超度了”。麦尔维尔为他高尚的人格所折服，从而结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这种超越肤色和种族的情感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另外，以伊实玛利为代表的裴阔德号船员们反抗亚哈船长的独裁暴行，也是对民主理想的肯定。

19世纪，美国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打着“天命说”的旗号四处扩张。他们垦荒拓疆、大量猎杀野牛等美洲动物，疯狂掠夺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印第安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杀戮。此外在爱默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将“个人主义”推崇到了极致，而个人所具备的金钱多寡也成为其衡量方式。在美国，20世纪也是对个人主义及金钱财富过度崇拜的一个世纪，实现个人的美国梦也是这个世纪的特色。

综上所述，麦尔维尔作为一名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展现并颂扬着敢于冒险、崇尚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美国精神，以及对“美国梦”的孜孜追寻，而这也是其作品灵魂之所在。

麦尔维尔对美国这个繁荣时代背后所暴露出的种种危机感到非常忧虑，而且他觉得美国梦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就好比亚哈的大船一样被那种黑暗湮没了。跟许许多多的文学家一样,麦尔维尔强调社会文明导致人们的失落,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只能够在那些社会文明相对落后的原始部族里才存在着。

《白外套》也体现出麦尔维尔的民主主义思想。小说的主人公为了改善普通水手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待遇，大力鼓吹改革，主张打破船上森严的等级制度。《白外套》同情水手的生活，强烈反对战舰上的鞭笞制度，深入思考社会的不公现象，表现出作者反对专制、向往个人自由的民主思想。

对大自然的赞美,对失去新英格兰、自由天国的怀念,对美国社会的抨击,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以及美国梦的消失而更加强烈。在《白鲸》中，麦尔维尔把捕鲸船叫做“潘奎德”号(Pequod),意指那个被侵略者荼毒过的印第安部落。船只“潘奎德”和印第安部落最终都遭受了毁灭性破坏，这并非一种偶然,表达了创作人对这个民族的怜惜和无可奈何。同时麦尔维尔还创作出了一个叫魁魁格的野人,正是这个野人使他具备了人的所有好的品行。麦尔维尔指出:“普天之下就是一个共同的和睦世界,我们野人必须帮助这些文明人。”在结尾处作者流露出了他对文明社会的无奈以及对原始社会的神往。“谁一抬头向他(魁魁格)望去都不免感到相形见绌,一个白种人站到他前面去,仿佛就是一面向要塞求降的白旗。”可以说，《白鲸》是一部跟固有的社会秩序、暗黑力量、权力威严博弈的篇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阿哈勃所欲砸碎的便是令人窒息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国家机构。《白鲸》中的另一个人物伊实玛利是麦尔维尔的化身。作为现实世界的逃亡者，他热爱大海，尊重自然，追寻着生命的真实意义，并同麦尔维尔本人一样在不停地追求着那失去的“伊甸园”。小说的结尾，除了伊实玛利，所有船员和“裴阔德”号双双葬身海底的命运也表达了作者对愈发深入的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暗黑力量和社会时序的忧虑，然而他觉得美国梦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特性，就如同亚哈的大船一般最终都被破坏殆尽了。

在《水手比利·巴德》中，比利被塑造成一个身形高大、长相俊美、有着极好人缘却天生存在语言障碍的水手。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极力想要凸显比利的英雄形象。这位“英俊水手”被描述成“亚当”“阿波罗”，被诬陷治罪，最终处以极刑，但他代表着虽处黑暗冷漠的环境仍能与不可抗争的势力顽强斗争的力量。

农业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均衡的现实，导致针对农业的贷款风险较大，农业银行在提供相关服务时的保障性能较弱，与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很多时候主要是控制风险，限制准入，从而破坏了扶贫积极性；同时，由于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跟不上，导致农业银行扶贫动力有限。

参考文献：

该院院长邓绍平告诉《中国医院院长》，门诊患者服务中心的成立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从患方就医体验而言，其满意度的高低是通过亲历门诊一个完整的就医流程和门诊各环节提供的服务感受而来，提高就医感受就是提升患者满意度；从医院管理而言，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如每日人流量、人流的峰谷、就医习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想要管理和控制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拥堵，保证良好、高效、优质的服务，则必须由专门的部门负责。

[2]Kevin J.Hayes.The Cambriage Introduction to Herman Melville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Szemat,Imre:Zones of Instability:Literature,Postcolonialis,and the N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2003.

[4]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M].曹庸，译.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赫尔曼·麦尔维尔.泰比[M].马慧琴，舒程，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国外有些国家土木工程发展重心已由大规模新建转向既有建筑结构的维修加固。国内土木工程建设大致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三个阶段。相关资料显示[1]，结构加固改造投资约为新建40%，且缩短工期50%。据1995年统计，我国约有50%城镇居民建筑需加固[1]，至2007年底，我国公路网危桥数量占有17%[2]。

[6]赫尔曼·麦尔维尔.奥穆[M].艾黎，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7] 赫尔曼·麦尔维尔.玛迪[M].于建华,季小明,仇湘云,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8]赫尔曼·麦尔维尔.水手比利.巴德[M].徐志强，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TPGDA加入量的增加，固化膜的柔韧性先提高后有所减小，冲击强度和硬度都变差。TPGDA含量增加，分子链间的摩擦阻力减弱，运动能力增强，从而固化膜的柔韧性也随之增大。同时由于TPGDA具有对体系具有稀释作用，使得体系粘度减小，内聚能减弱，固化膜对基底附着力变差，导致柔韧性到一定程度有所下降，冲击强度和硬度都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