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梁启超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首先，近代科学是在他那个时代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的；其次，梁启超本人学贯中西，思想开放；第三，他具有丰富的个人阅历与影响力。梁启超曾遍访欧洲诸国，参与过中国社会诸多的政治活动，创报发文，著书讲学，引领风潮。他对科学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对社会公众有较大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观，对于认识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一、梁启超科学价值观概述

科学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科学的本质、功用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评价。梁启超对科学的认知和评价，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儒家哲学是什么》《欧游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中。

（一）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意识到科学本身的价值

1.批判把科学当做工具的功利主义态度

橘红是被迫走的，她并不想离开滨湖。杨琳说，橘红和她分手告别时，流了眼泪。何牦只要站在临湖广场这个昔日的码头上，仿佛就看了橘红流着两串长长的泪水，依依不舍走向四层客轮。滨湖是她的伤心之地，为何还这样依依不舍？对滨湖她有什么不舍？一定是为了他，为了他这个不争气的胆小男人。橘红早预料到这一走难能相见。

不同于洋务派把科学仅仅当做维护中国传统的做法，梁启超看到了科学自身存在的价值，尽管他对这方面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这一思考体现在他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中。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那部分……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1]梁启超批评这些看法，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只懂得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只懂得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具体学科的概念，而不知道科学的概念；只奖励制船、学炮不知道奖励科学。[2]他认为，造成认识的原因是受几千年来“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的信条影响，把科学看得很狭隘。他还认为，如果国人不能改变对科学狭隘又功利的态度，“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3]

2.呼吁人们重视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身的价值

用甲醇和四氢呋喃的混合溶液1∶1(V/V)配制浓度分别为0.02，0.05，0.10，0.20，0.50 mg/mL的辣椒碱标品溶液，进行高效液相色谱(HPLC)测定，以样品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标准曲线(见图1中A)：辣椒碱在0.01～0.5 mg/mL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4270.6x-10.564，r2=0.9999。

梁启超赞扬科学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但并没有停留在科学的实用工具层面，而是提出了“科学的精神”这一概念。他认为科学是有系统的真智识，科学精神就是教人求得有系统的真智识的方法。[4]他希望文化界能够深入领会科学的精神要义，以实际行动推动科学的发展。他倡导学校能够多举办科学讲座，出版界多出版有价值的科学著作，青年人能够培养对科学的浓厚兴味。梁启超并没有完全摆脱对科学的工具主义态度，但他倡导科学精神，呼吁人们培养科学趣味，其见识已经远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之上了。

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治疗,即选择健胃消食口服液(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Z20030094;商品名称:健胃消食口服液;商品规格:10毫升×6支;生产厂家为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进行口服,3岁以内的患儿每天用药2次,每次用药5ml,3-6岁的患儿每天用药2次,每次用药10ml,6岁以上的患儿每天用药2次,每次用药20ml,连续用药1周为1个疗程,本次用药1个疗程。

（二）破除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意识到科学单项突进的危险

1.科学与情感统一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

将ACE抑制肽粗品进行8000 r/min 离心5 min，取上清液，30 ℃磁力搅拌，缓缓加入50%硫酸铵，溶解后置于4 ℃进行蛋白沉淀过夜。10000 r/min离心10 min，弃上清液，沉淀用pH为7.4的缓冲液(Tris-HCl)溶解，置于4 ℃透析过夜。取出后进行8000 r/min离心5 min，对上清液进行超滤，超滤膜依次采用30，10，3，1 k，超滤后进行超滤管浓缩，高效液相色谱测定各个组分的活性，将活性最好的组分进行后期的色谱柱分离。

1．认识到科学被人类不当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

梁启超对科学的认识，在他游历了欧洲之后，有了新的变化。一战之后，他看到科学技术在战争中应用带来的巨大破坏力，看到欧洲人的人生信念受到了科学技术和物质的巨大冲击。他认识到“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5]科学技术使一百年来的物质进步超过了过去人类三千年的艰辛劳作，但人类似乎并没有享受幸福，反而遭受灾难。梁启超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然而人们的内心生活还不能与其适应协调，并意识到科学技术可能会对人类产生新的威胁。

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对整个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理性的文明，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轴的物质文明；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缺乏理性主义精神，轻视物质生活领域。梁启超没有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既然西方文明，因过度推崇科学技术而带来人生价值的危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正好提供了丰厚的人文主义传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梁启超提出，以重视精神的东方文化去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救“精神饥荒”找东方文化，救“知识饥荒”找西方文化。这样便可造就新的更为先进的文化。他建议西方的有识之士，从儒家文化中寻找心灵安顿之法，反映出其试图调和中西方文化的思路与眼界。

2.批判把科学运用到人类的精神范畴中的做法

为对仿真试验结果进行量化分析，采用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3个性能评价标准来分析仿真结果，他们分别是平均绝对误差(Mean Average Error，MAE)、平均绝对积分(Mean Integral Absolute，MIA)、平均总偏移量(Mean Total Variation，MTV)为式(7)中：MAE是用来衡量系统输出的响应时间；MIA与MTV是用来衡量与输入舵角有关的能量消耗和相应算法的平滑性。

2.中西文化的融合才能造就新的文化

（三）倡导科学与人文的携手并进，创造崭新的文明生活

随着工业革命在欧美各国深入开展，各种技术层出不穷。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充满了信心，讴歌科学万能。认为只要科学不断进步，人类的黄金世界就能来到。旧的哲学和宗教的权威地位日益动摇，不少人把科学当成了新的救世主。

1923年，张君劢与丁文江就科学与人生观展开了一场论战。张君劢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是客观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丁文江则认为，人生观应当受到科学的公例、定义和方法的支配。在人生问题上，不是要排斥科学，而是要应用科学。针对两人的论战，梁启超发表了《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梁启超认为，人既是情感的，又是理智的。人生的诸多问题中，既有情感的一部分，也有理智的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带有神秘性，可以用“爱”“美”等因素解决；理智的部分应当用科学解决。他认为，无论科学的权威扩张到什么地步，人生中永远都留有“爱”“美”等情感与精神因素的位置。只有科学与情感等非科学因素的协调，才能妥善处理好人生的诸多事宜，进而造就完满的人生。

梁启超认为，科学的法则应当被限制在人类精神生活的范畴之外。如果科学代替哲学或宗教成为人生观，人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就会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上。这样的人生必定是机械化和物质化的，导致人生意义和尊严的丧失。对于拥有极高的人文修养的梁启超来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科学技术的价值。他一方面举起了批判“科学万能论”的旗帜，提醒国人不可盲目迷信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并不盲目地反对科学，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迫切需要科学的发展。

将绿色环保设计理念应用到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当中，能够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室内装饰装修需求，打造良好的室内装饰装修风格。想要不断减少有害物的排放量，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建筑室内环境氛围，设计人员要主动运用绿色环保设计理念进行设计。可以安装LED灯，节省大量的电力能源，减少有毒物质的出现，保证建筑室内装修装饰更为环保绿色。设计人员要树立良好的绿色环保设计目标，了解绿色环保设二级内涵，科学利用自然光，有效满足建筑室内照明需求，保证节能灯具得到更好利用[3]。

完善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审批制度，将河湖纳污能力作为入河排污口审批的主要依据。对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排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入河湖排污口和建设项目新增取水。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退水水质超出水功能区水质保护目标的，禁止审批设置入河排污口。

二、梁启超科学价值观形成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19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些外部变化，对中国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被迫对外开放。冲击当时社会的不单是西方的商品与技术，还有一系列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当政者对于这一系列事件，一方面看做是丧权辱国，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与惊讶。李鸿章等人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呼，开启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二）思想氛围：人们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展开了激烈争论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等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顽固派则认为，西方的技术与中国的传统不能相容。梁启超对科学的认知，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摆脱国弱民穷的局面；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成为长期困扰我国思想界的难题。对此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评价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情感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6]

（三）个人性格对梁启超科学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梁启超是一个文化自信者，乐观主义与民族情怀是他身上的两个鲜明特点，体现在他对学术与科学的态度中。他满怀信心地认为，经过清代两百余年考证学派的训练，“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加之欧美科学的日日输入，将来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的科学国民”。[7]他思维缜密，大胆推测，认为科学在中国具有良好前景。他深知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调试能力和包容精神，而这些特质也是梁启超本身的精神特质。善变的个性与不变的民族情怀之间的结合，投身社会洪流与退居书斋思考间的张力，极其开阔的视野与缜密的头脑之间的统一。

三、梁启超科学价值观的当代价值

（一）启发我们更加重视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

梁启超提醒人们，不能只重视造船造炮的技术，把科学看作是形而下的器艺之学。[8]这样的呼吁，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而且，越发显得重要起来。我们通常把“科学”与“技术”合并，称之为“科技”。但是，实际上“科技”这一用语，并不准确表达“科学”的内涵。“科技”这一表述，更侧重于“技术”。“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事物。科学是一种知识形态，技术是一种物化手段。科学发展，是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举例来说，游泳是一个技术问题，而阿基米德定律则是科学。没有科学理论上的进展，技术的进步也举步维艰。虽然单靠经验探索，也能够取得一些技术上的突破。以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例，这些发明是前人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出来的意外惊喜。至于发明背后的科学原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不看重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是我国近代史上科学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改变人们重技术、轻科学原理的习惯，我们恐怕很难在科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这一点梁启超当时已经认识到了。

（二）启发我们注重培养求知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从中西方哲学的高度，来认识西方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他认为：“西方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中国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知识为归宿点。”“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于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于人与人的关系。”[9]他的判断为人们理解自身的文化提供了深刻洞见：要发展科学，必须把精力放在“求知”“事物”本身，而不是人际关系上。实际上，传统文化过于关注人事关系造成社会上各种“厚黑学”的发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污染了学术界的生态环境。梁启超还提出了发展科学的三个条件：整理前人的文化遗产，培养公开且趣味的研究和专业的研究精神。这也启发人们发展科学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培养科学的文化传统，“公开其趣味的研究”说明科学是天下之公器，应当在互相批判与交流中进步。

四、结 语

将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观，摆放在百余年来中国人对科学认知的长河中，审视今天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观，给予人们不少启发，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梁启超看到了科学本身的价值，但未能认识到真正的科学精神及其背后的东西。科学精神的背后是自由探索的品质、批判性的思维和非功利的追求，这一切是古希腊独特的文明孕育出来的[10]。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碰撞之际，梁启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客观地说，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更多偏重在实用层面。将发展科学与国家战略、地方发展联系起来，即使是国民的诺奖情结，背后依然是国家尊严与荣光的民族主义。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还有待有机结合，不断完美。公民的整体科学素养，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重新审视与反思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观，不仅有思想史的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3][4][8][9]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120、121、121、121、121、134.

[5]葛懋春，蒋俊选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05-406.

[6]（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9.

[10] 吴国盛.科学精神的起源[J].科学与社会，201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