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广西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的发展态势，不仅得益于中央政府和商人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商业，而且民间信仰的发展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民风民俗的形成影响深远，而民风民俗又与地方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虽然民间信仰不与当地商业市场发生直接联系，但在另一个侧面深刻影响着当地商业市场的运作和秩序。历史上，广西分布着数量众多、规模不一的庙宇以满足人们敬奉神灵的需要。商人所到之处，如遇庙宇莫不祭拜，“则为是神者，其可不敬乎？”①，正所谓“一临以神即莫不作其恭敬”②。鉴于此，文章以地方史志与民间碑刻为基础史料，阐述广西民间信仰的多元性与同一性对建构商业市场并推动其发展的重要性。

一

民间信仰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社会对不同文化的相对开放和相对宽容，这是一个有利于吸引各地不同商人到此投资经商的包容氛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直至明清时期，广西的商业经济总体上渐趋发育及活跃，“乾隆年间，民物康埠，六畜在郊，百物露积……百货云集也”③、“粤西虽称边鄙，盛世生聚，百货流通，凡是城镇，商贾骈集”④便是商业发展盛况的写照。然而，由于本土鲜少商人，商业滞后，大多数地区处于“风尚朴素，人为礼貌，俗鲜伦常，田无方块，种稻山岭，不事商贾”⑤的状态，给外省商人入桂经商创造了契机。故而外籍商人成为推动广西商业的重要力量，掌握广西地方的商业经济，遍及广西各地的各省260多个会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正所谓“考各地会馆之设，始于明朝，凡省会州郡，邑市镇集，莫不有之”。⑥因此，活跃于广西市场的既有省内商人，也有外来客商。而且，在一地同时出现多个地域商人共同经商的局面更是普遍。正所谓“市廛之氓，率车服贾者,皆四方杂处”，“五方杂处，风俗不齐，城市商贾辏集”。商贸繁荣的桂林“城内外商贾云集,粤东江右人以及湖南人居多。各地域商人均建有自己的会馆,广东商人的粤东会馆建于嘉庆二十一年，在东门外浮桥南。”⑦在桂西的南丹地区，“惟南丹土州的地方旧有锡矿……系湖广、江西及本地商人偷采”，而“南丹月里圩民国时经营车衣、铁工、理发等手工业的全是湖南、贵州等地的商人”。⑧由此可见，湖南、江西、广东、贵州等地商人都曾在南丹地区经商。据广西档案馆现存的《龙州县商业种类调查表》⑨可知，裕兴祥等商号的经理分别来自广东的南海、高州、钦县以及广西的南宁、玉林、龙州、崇善、容县、贵县等地。工商业会馆往往是同乡商人出于“联乡谊、祀神合乐……”而建立的商业组织，因此，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商人的籍贯。在近代，桂林的恭城县建立了四大会馆，分别是湖南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和江西会馆，这说明到桂林经商的商人至少来自湘、粤、赣、闽等地。即使是僻处西部的商镇，也汇聚着不同地域的商人，如地处龙江河与中洲河交汇处的怀远古镇，水路交通方便，成为人来人往的商品集散地，广东商人、湖南商人、贵州商人和江西商人等带着货物接踵而至，到怀远投资经商，历史上出现的五大会馆即粤东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和潮州会馆便是最好的证明。正如《宜山县志》记载，“怀远当龙江、小河交汇，为粤、黔商贾交汇，博徒游惰视之为渊从……盖地据形胜，百货所聚也。”综上所述，多地商帮同时出现在一地的现象非常普遍。

那么，来自不同地域且文化存在差异的商帮何以能汇聚于广西？市场开放的程度，很大部分原因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多元的信仰形态正是文化开放和包容的表现。因此，广西各地商人的大量存在，与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密切相关。“蛮人迷信最深……神诋之多，几无名目可数”，⑩刘锡藩一语道出了广西境内民间信仰众多的事实。广西民间信仰神灵体系极为庞大，既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水火、风雨雷电和动植物等自然崇拜，如风雨雷电神、土地神、火神等，也包括对救苦救难的历史人物和对地方做出重大功绩的先贤等人物崇拜，如关帝庙、天后宫和柳候祠等；此外还有各行各业的行业祖师神崇拜，如药王庙等。贵县“……按此会至相沿，不独武当庙，计自关帝、观音、天后、龙母、北府、东岳、三界各庙宇佛寺皆然。”“南宁清之季世，神道未衰，人民的事神思想相当浓厚，南宁城乡到处还存在不少神庙。……由于一般民众信奉多神，神庙众多，各个神的诞期又不相同，因而演戏的地点各异，时间也不相同。”据此可知，南宁、贵县的神灵崇拜是多种多样的。难能可贵的是，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都能在一个地区和谐共存，呈现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多神并奉于一庙，这种多元的民间信仰并存的现象，既是文化兼容并蓄、民族融合的体现，同时也为市场的开放发展营造和谐的氛围。故而多元民间信仰的“有容乃大”是促使明清以降广西出现多地商人并存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汇聚于广西的不同地域商人之间又是如何实现和谐相处，达成商业合作的呢？随着商品行业和数量的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帮及商人之间因较强的地域意识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竞争。灌阳本地商人虽技术远不如“江右（临江府清江县）樟树人”，但“稍有资本者，或开银店，或药房，欲与客商竞利”⑪。历经中法战争后的龙州“而土著之人皆沉迷之贱商主意专事科名，迩来轮船通行，受文明之指导，始渐出竞争商利”，⑫据《北海的广州同乡行会》称“北海之人天性贪婪、放肆、目无法纪；抢窃之事不胜枚举，实为吾商界烦恼之事，而且一旦吾人与地方商人发生纠纷，竟无法与他们打交道”。⑬盲目的竞争与冲突固然不利于整个商业市场的和谐运转。然而，在广西的商业市场上，除了商业竞争外，更多的是商人之间的合作经营与共赢的追求。三江福建会馆匾额所题写的“闽粤一家”便是闽粤商人合作的重要体现，其中重要的联系纽带便是会馆内共同祭拜的天后宫。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据此理论，促成商人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原因之一同样离不开多元化的广西民间信仰的和谐共生，即各类神灵之间能够和谐共存于一地区的民众中。清至民国广西曾经存在过的15个商帮，因地域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经营理念、价值观方面等都各自有其特点，故竞争无疑存在。但他们却能在利益均沾的原则下实现良性的合作与共赢，这其中，广西民间信仰的多元化所具有的融合性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周大鸣曾提到：“两种不同的文化共存于一个地理单元，其结果至少可能会有这样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强势文化压倒弱势文化而占据绝对优势；二是两种文化旗鼓相当，既相互影响又各自独立，并存发展。”⑭显然，就广西的民间信仰而言，更多的是倾向第二种情况。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心境。人生之景亦如山，人们脚踏同一方土地，内心却编织着不同的图景。如同有人好酒之浓烈，有人好茶之淡雅，你若问我，我也分不清孰优孰劣。我只知坚守本心便如心中有着一汩清泉，在这浮世之中看得无比清淅。

尽管广西信仰的神灵各有千秋，但他们之间却是和谐共生、水乳交融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一庙宇里供奉多种神灵，且各神灵能够平等相处。因此，多神灵的庙宇往往能够满足不同商人的心理需求，通过共同的供奉活动，沟通了不同地域商人的交流，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为实现合作打下基础。“如蒲庙之建五圣宫，崇奉北帝、伏波、三界、天后、龙母、合其数而为五，”⑮而多元的神灵崇拜使得五圣宫不仅是广东商人的宗教场所，同时也吸纳了湖南、江西以及广西本土商人的祭拜，这从《重修五圣宫庙宇碑记》可看出。⑯正是这样的共同供奉活动，可以将不同地域商人的不同价值观和利益观整合成社会公共意识，最终在商业和公益事业均实现了合作。其二，一信众可以有多种神灵信仰。地域性商帮固然都会有自己的乡土神灵崇拜，如江西商人崇祀许真君、湖南人供奉大禹、闽粤商人崇拜妈祖信仰、灵川商人则尊崇广福王……但这并不是单一的，只要能够满足商业追求的，他们都加以敬奉。因此，某些特定的族群信仰的神灵亦会受到另一些族群的尊崇。在广西商业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广东商人，除了供奉自己带来的妈祖信仰与北帝信仰之外，对广西本土的三界庙也是奉祀甚虔，“三界庙，乃宣一、宣二里士民客商共同奉事，香火沿旧”⑰。由广东商人倡建的大乌圩列圣宫“中以玄帝为主，观音、关圣□、天后、三元、华光、康王、玄坛、贤化、三界并坐同堂”。⑱湘商除了敬奉禹王这一乡土神外，对土地神、财神等均加以供奉。如“财神之为灵也，昭昭矣，……今我背（湖南商人）在桂林省城，为贾为商者莫不均而感之”，⑲又如“我湖南会馆创建已久，今各公会公议重行修整并建造土地神祠”，⑳湖南商人由一神信仰向多神信仰的演变足以说明了信仰的多元化。其三，一信仰可以为多地域商人共同供奉。“我等寄迹溶江历有年所，而道光丙午年间，贵州、广东、福建三省同人曾于葛亮地方创建吉祥宾馆，恭祝天后元君以为联集之所，出入相友商旅有规，莫不称斯举之尽善尽美焉”㉑，可见天后受到了黔、粤、闽商人的共同供奉。（梧州）“每到关帝诞辰，会馆都要举行仪式，各方客商身着盛装，携带祭品，前来崇拜”㉒，可见，关帝虽是晋商的乡土神，但也得到了“各方客商”“在神龛前三叩首，并奠酒三杯”㉓的虔诚崇拜。据梧州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广东会馆、湖广会馆以及三江两浙会馆等㉔可以看出，这里的“各方客商”包括广州、湖北、湖广、浙江等商人。关帝诞辰这一共同的信仰活动，以信仰认同的方式实现了商业价值观的认同，无疑增强了各地商人的彼此熟悉程度，为实现商业合作创造一个熟稔人际网络。广西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可以满足商人信仰的多元需求，使不同商人之间有共同的神灵信仰，是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地域商人之间的陌生感，有利于良性合作的形成。

除此之外，多元的民间信仰还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业神崇拜的存在，这就满足了不同行业商人的信仰诉求，促进不同行业的和谐发展。在古代中国，行会为了利用宗教信仰崇拜以实现全行业的凝聚力，即所谓“以礼义事神携众志”，各行业都有各自崇拜的神诋。“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主”，“三百六十行，无祖不立”，这些古语都说明了行业神崇拜的普遍性。在广西同样存在着行业神崇拜的现象。“在北海的广州行会制定规定：在每年年会上，行会成员应及时将其年度捐款的财务报告书上交，并在行会神庙祭祀宣誓”㉕，由“行会神庙可看出”，在北海经商的一些商业行会设置且非常重视行业神崇拜，像每年一度的财务报告等重大商业活动须在神庙的见证下进行。清至民国的广西，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业。据统计，梧州有酒米行、典当业等共55种，经营这些行业的商店共1393家，桂林的商业更是出现了68个种类，共906家商店。㉖伴随行业的细化，行业内外时有各种不正当竞争，破坏了商业市场的和谐，因而作为协调共同利益的行业神信仰一定程度上增强行业的认同感及市场的和谐度。基于商业的不稳定性，为了崇德报功抑或是祈求生意兴隆，这些不同的行业在经营中往往都有供奉行业神的需求。如纸料业供奉蔡伦、文昌神为行业神，钱业、典当业等供奉关公、财神为行业神，酒米业则敬杜康神，药材业供药王，珠宝业敬观音……广西数量繁多且多元化的行业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经营者的祭祀需求，促进行业的发展。

据笔者统计，仅苍梧一县，明确记载供奉的不同神灵竟达62个之多㉗。由此可推测整个广西供奉的神灵亦不在少数，很显然，这就契合了行业商人多元化的祈求。车马旅店业往往供奉马王为行业神，在广西好多地方均有马王庙。临桂“马王庙在小教场北，祭马祖”㉘；马平“马王庙在小南门外”㉙；苍梧“马王庙在城东，康熙二十年重建”㉚……制糖业敬雷祖为行业神，在广西的临桂、北流等地都有雷王庙的分布。典当业作为向抵押私人物品的人提供资金周转的行业，最是看重诚信交易，而关公又以“忠义仁勇气浩然”著名，因而典当业以关公为行业神。因此，当铺不仅在家里、商店中供奉关公的神像，亦经常去庙里烧香祭拜以祈求商业的顺畅发展。据统计，仅陆川县供奉关帝的庙宇就有25座，这无疑为以关公为行业神的经营典当业的20所商店提供了信仰的场所，有利于促进当地典当业的发展。

呼吁为商业、商人正名实际上只是兰德哲学的开路先锋，矛头直指经由罗斯福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边疆”以及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演绎后大为变样的自由主义，庞大的政府机构、不堪重负的福利和医疗计划、强势的政府行为，这一切都已成为美国前进的桎梏。关于政府大小的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争论的焦点，兰德将现代美国政府的转变归结于罗斯福强力实施的新政带来的影响。新政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开创了许多先例也为以后的美国政治发展带来极大的改变，当然在兰德看来其消极性多于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护行业兴旺和祈求生意兴隆，有些行业更是出现了一业多神的现象。如医药行供奉的行业神就有三皇、孙思邈、扁鹊、华佗、李时珍等。苍梧“药王庙在城东门外光孝寺西，祀三皇及孙真人”㉛。除了对本行业的祖师神信仰，往往也会对关公、财神等全国性的具有明显招神性质的神灵加以供奉。而且，各行业的商店会在商店开张或是行业神诞辰时焚香上供，并酬神演戏。广西多元的行业神信仰，在满足商人信仰需求的同时，客观上既加强了同业不同商号之间的团结合作，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加强了从商者的敬业精神，最终促进市场的和谐有序发展。

随着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近几年，中小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普通的中小学校，体育馆和塑胶操场不再是奢侈品。据笔者统计，笔者所在市区9所较大规模学校中，每所学校都建有室外塑胶田径场和篮排球场，建有室外足球训练场地的学校有8所，拥有室内篮排球训练馆的学校有7所，拥有室内乒乓球、羽毛球训练场馆的学校有6所，可见，目前学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总而言之，广西多元的民间信仰形态，很大程度上为不同地域的商人和谐经商与相处创造了环境，从而构建和谐的市场，达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二

复杂多元的民间信仰形态固然能营造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吸纳不同的商人群体，构建良好的商业市场环境，促进市场的和谐发展。但亦不可忽视，广西的庙宇信仰也存在一些共有的特征，而且这些同一性对于构建和谐的市场体系同样至关重要。

第一，其内在核心的精神是统一的，即离不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而这些精神与和谐市场所倡导的公平有序、诚信贸易的理念是相契合的。清至民国广西供奉的神灵的确多元化，其相关的传说与故事也各不相同，但反映出来的精神实质多是不谋而合，无外乎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显然，这对市场的和谐发展起到了引导与约束的作用。如关公便是集忠义仁勇精神内核于一身的代表。“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乃去”㉜，而且“帝，武圣人也。自三国分鼎以来……岂仅以其忠烈炳于日星，忠威侔于天地而已哉。”㉝其忠义浩然之形象跃然于纸上。对商人而言，关羽的这种忠诚不仅是对国家君王的尊崇，而且更是意味商业者合作伙伴间的诚信契约、公平买卖。古语有云：“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对于商业法律欠缺的古代来说，神灵的忠义精神对于商人自觉诚信贸易的引导与约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关帝受到了商人的极力推崇。桂平市的粤东会馆“中厅处奉关帝圣像，岁时瞻拜以矢忠诚而祈福庇焉”㉞，崇左太平镇粤东会馆“登斯堂也，瞻武帝之威灵赫濯而肃然畏敬”㉟，湘商亦在熊村积极捐资修建关帝庙，“吾墟建祠祀关圣帝君夯园由来久矣，切思□帝君起迹桃园，志扶汉室，存两间之正气”。㊱而且在广西，关帝庙的分布数量大，信众多，可谓几乎遍及各县，甚至有些市县不仅一座。即“如关帝君者，直省各府州县靡不立庙”㊲，如上文所述，仅陆川一县，供奉关帝的庙宇已达25座；再如《平乐县志》载“关帝庙有九，一在凤凰山……一在北门外……一在大教场东……一在二塘墟，一在长滩街，一在福山宅村，一在张家墟，一在猿猴墟，一在公思山左”㊳。关公信仰的蔚然成风，其仁义忠诚仁勇的精神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市场的和谐发展，规范商人的良性贸易。仁义，意指对人要仁厚、仁慈等，在商业的场域里，往往可以延伸为规劝商人切勿因一己之利而损及他人的利益，要做到关爱他人、公平、公正地贸易。在广西的神灵身上几乎都能体现仁义的精神。左江上游一带的班夫人慷慨献粮助军，以其善举体现天下之大义。“班夫人……曾蓄粟数年解马援军粮告匮的困厄，褒授太尉一品夫人，死后常显灵异”㊴，故“商贾士民不惜费，匝月街衢风景新，夫人徽德风臣民。”㊵妈祖扶危济困，普度众生，彰显仁义之风。“夫惟降福皆先享祀，不忒溯莆田而尊圣母藉者，乐土同安普慈航而济苍生，驾舟者大川利涉，固己恩敷□市而择被闾□乃□”。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勤政思政，造福于民。关羽常怀爱民之心，“思帝君之为神，有扶正气庇人民之功”。㊷……商人对这些神灵的崇拜，说明其对仁义精神的认可，并致力于追求仁义，这就与和谐市场的理念相统一。当然，神灵还体现了勇于开拓进取、敬业乐业、尊老爱幼的精神等，这些都能有效引导对于和谐市场的顺利构建。总而言之，神灵虽各异，但其体现的内在道德教化精神是和谐统一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不同地域商人之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市场认同感和凝聚力。商业市场对于神灵崇拜的重视，正说明了其对于构建和谐市场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神灵所共有的震慑力与公正性有助于营造和谐有序的商业市场环境。在人们看来，供奉神灵的庙宇往往是最神圣的区域，而且神灵无处不在，所谓“夫司过之神，在人偏也；三台北斗，在人头上也，三尺在身，灶神在户，日月三光在天，是远而天地近在家，以及头上身中，处处皆有鬼神鉴察”。㊸正是这种威严的神圣性使得人们对庙宇等神圣的空间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及内心敬畏感。如湖南商人在建关帝庙时所说“自古以来，凡立一庙祀者，必使人过其门悚然而生畏，登其堂肃然而起敬，瞻其象，追其事，心向往之而流连不忍去，扣一头，做一揖。”㊹关帝所具有的震慑力，使祭祀者望而生畏，因而“身愿效之而景仰不能忘”。百色安德居民同样也敬畏神灵，“我安德居民常畏天命，安仁怀德，曾于圩之南隅，供奉北帝庙，朝夕瞻仰，知所畏惧”。㊺这说明神灵的神圣性与震慑性往往能够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无形中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达到维护商业秩序的目的。因此，在广西，商人通常会抓住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感，在商议重大决策或是制定行规抑或是处理严重的商业纠纷时，往往选择在神灵前进行以示其庄重性及公正性，从而保障市场能够和谐有秩序地运行。因为他们坚信一旦做了瞒心昧己的亏心事，都会被神灵所察觉，即“一比心甘祷神，何人若作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一动一静，神明鉴察，毫发不爽”。㊻加之神灵又是公正无私的，“各大神圣座前鉴察报应，谁是谁非，神明本是无私，分明究治”。㊼因此，“圣人能够以禅道设教而使天下服焉”，㊽故而，很多行业都会有“如犯罚约者，在行馆神前跪磕高香一封”的规定，以神灵的威严来处罚犯行规者，足以说明神灵信仰对于商人具有的震慑力，体现惩罚的公正性。或者，“一议圩市各铺前面不得堆积木股，致碍圩市，如违罚银三两六钱正归庙”，㊾官府往往会将妨碍市场发展的罚银直接收归神庙，以藉神庙之威惩罚违规者。又或者，选择在庙宇内商定价格，以示公正性与权威性。为平人心，便于贸易，而不敢有欺瞒，于是，灵川三街镇娘娘庙的《公议行秤碑记》便有“合榨在城隍祠善念公议，行秤合一，永远存用，不敢欺昧”㊿的规约。而且，在市场贸易中，如遇重大商业纠纷，商人除了诉之官府，请求官府裁决外，更愿将市场的公正性寄托于神灵。广东商人认为，大乌圩的商业市场之所以能够做到“三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其功在于神灵的佑护，即神灵能够“纷则解之，难则排之”。“市有诤不诉于有司而讼庙，众有疑不卜于□而卜于□”，在发生商业纠纷时，人们弃有司、龟噬不用，而选择在庙宇里解决，很显然，这说明了庙宇在维护商业和谐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因破坏市场秩序而自知理亏者往往也希望通过神灵以获原谅。据《花翊同知衔调補宣化县正堂覃恩加五级议叙加二级记录为出示晓谕》可知，地处钦廉行人往来要津的那莲圩的渡夫李朝恒因勒索过渡钱文，欺行霸市自知理亏，故情愿出具甘结首悔将渡交回那连墟北帝庙，任从雇人撑驾不敢舟滋事端。[51]由此论之，庙宇对于商业市场和谐的重要性。

4.创编。课程创编是全新的课程单元开发，以突出学校特点的“特色课程”或者地方性专题为主。本文的课程创编是指教师创编有本校特色、符合学情的关于流行音乐的校本教材，在开发流行音乐引入校本课程时，重点关注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民族音乐之间旋律、节奏、体裁及乐器等音乐要素的关联。

第三，庙宇作为公共活动的空间，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创造合作基础，从而致力于商业公共设施建设，促进市场的发展。德国学者哈伯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性（公共领域）的含义，认为公共性在文化上强调市民群众参与的价值，在社会上则标示着一种社会力运转下的公共认知，即群体公共认知的背后基础。[52]毫无疑问，庙宇作为民众祭祀的公共场所，往往能够形成一种以某些特定神灵信仰为基础的公共空间，即常说的祭祀圈，故而庙宇具有公共性。庙宇的这种特殊公共空间，不仅便于商人交换商业信息，传播商业文化，而且能够将社会不同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股无形的凝聚力，最终完善码头、桥梁、戏台等商业配套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庙宇通过其公共的场所直接吸引不同的人捐资捐款，为建设商业市场设施积累物质基础。平南县大乌圩在修建列圣宫时民众踊跃捐签，可谓是“前后之捐资襄事董斯役之慷□□好义均足如云”，最终“计得金二千五百有奇”[53]，因此在列圣宫告竣后，捐银仍余若干，于是经诸君商议，遂将余钱用于建造大码头，即“易码头之位于上首而鼎新焉，或曰旧码头新地”。据兴安县界首镇五通庙内的《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可知，五通庙作为民众信仰特殊情结的公共表达场所，促使不同姓氏、不同身份及不同区域间的人群加强了交流与联系，增强了当地社会的凝聚力，最终实现258人参与捐资捐地，且其数额高达385.97两，为顺利修建渡桥获得了基金来源，[54]进而便利了往来于全州、兴安之地的商人，促进贸易的发展。所谓“后之人循是而行之，其为利益岂不远哉”[55]。到毛村经商的广东商人深感财通人和仰赖于神恩，为演戏酬神之要，遂于圣母宫内倡议捐资重修戏台，“是以吾等方兴土木如今日者也，再复签题，倘能一掷千金共襄厥成，功垂不朽云尔”[56]。另一方面，通过利用庙宇的公共空间，将诸君解囊乐助商业设施的美举广而告之，既颂其美德，又勉励更多的人去学习、发扬这种善举，从而促进各种商业设施的建构。临桂县田心村土地庙内的《重修大路碑》及《永垂不朽碑》分别记载了民众、商人捐资修路、修桥的美举，所谓“有自发善心随缘募化，今将乐助之资而芳名，刊刻于左□，以垂久远。”[57]无独有偶，在灵川县大圩镇上桥村关帝庙内同样也记载了部分行会及商人捐资重修码头以及创建合江关龙桥乐捐的事实。这些都意在利用庙宇的公共空间，通过歌功颂德的方式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市场公益事业中，构造和谐的商业市场环境，最终促进市场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清至民国的广西商业经济的兴盛与繁荣，正是外籍商人及广西本土商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促成客商与本土商人和谐合作及正当贸易局面出现的因素，离不开广西民间信仰所建构的开放与和谐的商业环境。通过对广西民间信仰的多元性与共同性的论述可知，广西民间信仰所具有的多元性与共同性一定程度上为商业市场的和谐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一方面，多元共存与和谐共生的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媒介不仅能够吸引各地商人到此经商，成为推动市场的重要力量，而且还能将这些商人整合起来，建立一个良性的竞争与合作机制，从而构建和谐的商业市场。同时，多元民间信仰的存在能够满足不同行业商人的信仰诉求，从而能够带动市场行业的繁荣与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广西民间信仰是复杂多样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如其共同的精神核心内核、权威性与神圣性、公共空间等，对于加强市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以及规范市场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有效带动商业市场的和谐发展。通过对广西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和谐商业环境的建构的总体把握和分析，对于当今新桂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主要体现在：

(1)修补已经磨损看不清的人行横道，在该处人行横道附近安装监控设备，提示机动车不要抢行，礼让行人，保障行人的优先通行权，同时提示行人不要违章过街。

第一，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更应以开放的姿态引进来与走出去。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相对包容的社会环境，从而塑造开放的心理。多元民间信仰所体现的兼容并蓄有利于开放心理的形成。广西的商业曾为外省商人执掌牛耳，更是出现了“无东不成市”的谚语，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要注重招商引资，政府或商人以多元的民间信仰为契机，以营造和谐开放的商业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商、外资，最终带动广西的商业发展。然而，仅仅是引进来是完全不够的，还应主动走出去。如兴业的梁标文曾为粤商的童工伙计，学习蓝靛技术[58]；百色商人黄嵩安则是在代客商销售熟烟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及资本，从而改为自销并在那坡镇创办了右江地区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黄恒栈，经营日用百货。[59]因此，利用多元民间信仰或者是各种民间文化以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从而走出去与引进来是新桂商在新时期下必须坚持的道路。

第二，商业文化与商业理念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繁荣的背后，必然需要文化力量作为强大的支撑。因此，要挖掘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经济伦理价值，创造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商业文化以引导商业经济的发展。民间信仰纵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宣传优良的传统美德，这对于商人营造良好的商业文化及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广西的商人善于依靠民间信仰以维持商业的正常秩序，往往将庙宇列为商业发展的要素之一，其对崇拜关帝的忠义、妈祖的仁慈、花婆的善良……无非是想以此规范、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创造商业文化及经营理念，最终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以，善于利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良好的商业经营理念，实现对商业市场的积极引导，有利于促进新桂商的和谐发展。

第三，坚持社会公益与商业发展相结合。商业的经营固然是以获得市场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可否认，商人或会馆敬奉神灵的原因之一亦是希望神灵能够庇护其生意兴隆。纵然如此，清至民国广西的商人仍把社会公益事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交往扩大，商人意识到，只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才能为商业网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强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利用庙宇的公共活动空间，凝聚各方力量，致力于道路、桥梁、码头、戏台、骑楼等公共事业的建设，既完善了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商业的健康发展，又造福于民，塑造了良贾的形象，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最终有利于商业的长远发展。

注 释：

① 东泉财神会碑记,摘自唐凌,熊昌坤,广西商业会馆系统碑刻资料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56.

②⑰ 重修宣里新圩三界庙碑记,该碑藏于桂平县大宣圩三界庙内,摘自饶仁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451,452.

③④ 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广西新闻出版局[M].1990:187,184.

⑤ (清)王誉命纂.西隆州志[Z].1987年传抄本.

⑥ 郁林粤东会馆沿革，转引自侯宣杰.商人会馆与边疆社会经济的变迁[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3.

⑦ 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J].清史研究，1999(3).

⑮ 重建五圣宫碑记,李剑海.摘自明清以降广西郁江流域多元共生的民间信仰探析[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2.

⑨《龙州县商业种类调查表》,卷宗号:L037-001-0350,广西档案馆存.

⑩ 刘锡藩.岭表纪蛮[M].商务印书馆,1934:87.

通过对6种不同大跨越导线方案的技术和经济比较分析可知，高强度耐热铝合金导线以其强度高、荷载轻、载流能力强等优点，可以在满足电磁环境要求和保障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工程投资。在低海拔地区大跨越工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㊴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民俗志[M].南宁:广西出版社,1992:368.

通过对辨识出的危岩体，根据其地形特征、地质构造及几何尺寸等特性，判断其发动的形式，和对工程区或其下部建筑物可能产生的危害，根据工程区或建筑物的重要程度和危岩体的危害大小及危害结果，确定自然边坡的治理方案和治理范围。

⑬㉒㉓㉕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M].上海:中华书局,1995:6,647,647,7.

⑭ 周大鸣.动荡中的各家族群与族群意识[J].广西民族学院,2005(5).

⑧ 陈炜.近代广西境内的商贾[J].贵州文史丛刊,2003:10.

⑯⑱㉝㉞㉟㊱㊲㊶㊷㊽㊿[53][56][57] 唐凌 , 熊 昌坤 . 广 西 商业 会馆系统碑刻资料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8,123,112,114,334,176,68,101,337,123,427,142,221,278.

⑲ 桂林市文物转理委纪会编印.桂林石刻下册[M].1977:229.

⑳ 桂林市文物转理委纪会编印.桂林石刻下册[M].1977:284.

批改网对于词汇的反馈往往是拓展表达的推荐，而学生写作中的词汇错误主要集中在词性错误、搭配等方面。因此，培养学生的词性意识以及在语料中习得词块的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词汇运用能力。精读课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材料，一则教师可以通过课文教学生词汇的使用，二则课文本身是标准化的语料，词汇的使用在文中有很规范的体现，便于学生学习。课文学习完毕，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用文中词汇总结课文大意的写作任务，帮助学生改善写作过程中词汇使用不当的问题。

㉑ 吕小梅.清代都柳江下游地区的移民与社会变迁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5.

浙江属东部沿海省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长年受梅雨和台风暴雨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浙江省是山洪灾害易发、多发省份，山洪灾害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浙江省出现强降雨特别是局地强降雨的趋势明显，雨强纪录不断被刷新，山洪灾害呈多发的态势。据统计，近年全省小流域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占洪涝灾害伤亡总人数的70%以上。山洪灾害已成为浙江省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灾种，是当前防洪减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㉖ 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回[Z].1933:368-373.

㉗ 蒯光焕,李百龄.苍梧县志·卷之七建置志·坛庙[Z].清同治十三年[1874].

㉘ 胡虔等纂.临桂县志·卷之十五建置志·坛庙[Z].清嘉庆七年修.

㉙ 吴光升纂.马平县志·卷之十五建置志·坛庙[Z].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㉚㉛ 蒯光焕,李百龄.苍梧县志·卷之七建置志·坛庙[Z].清同治十三年[1874].

㉜ 刘海燕.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4:27-29.

㉔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M].上海:中华书局,1995:648.

㊳ 全文炳修.平乐县志·卷二坛庙[Z].清光绪十年（1884）刊.

在国家“973”、“863”等重大研发及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下，我国CCUS产业形成了二氧化碳捕集、驱油利用和盐水层封存技术，并建成了多个二氧化碳驱油与埋存技术研发（实验）中心，聚集了专业技术创新团队，建成了国际一流实验装置平台，形成了完备实验测试方法体系。

⑪ 范光祺纂.灌阳县志·卷四风俗[Z].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刻本.

㊵ 题班夫人庙碑,摘自黄誉.龙州纪略·卷九文化[Z].清嘉庆八年[1803]复印本.

㊸ 神判书,摘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185.

⑫ 叶茂茎等纂.龙州县志[Z].民国二十五年.

㊹ 潘学明.广西忻城莫氏土司官族诗文赏析[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32.

㊺ 归顺（靖西）安德北帝庙碑记,摘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钦州文史(第10辑)[M].2003:415.

“电子商务概论”涉及计算机、法律、商务管理、物流、市场营销等方面，知识面广且不深入。目前，教师多是以传统的讲授方式上课，按部就班地为学生介绍，不能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相结合，也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㊻㊼ 神判书,摘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185.

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吴邦伟于1930年辞去上海暨南大学体育系主任职务赴江苏任省立镇江体育场场长一职，主持省、县体育场建设，发展江苏体育，并在社会体育工作中积累了众多经验，形成了具有超越时代性的社会体育思想。

㊾ 杨美街通乡士庶设立禁约永远碑记,转引自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市志·文化卷·附录·碑文选[Z].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735.

[51] 花翊同知衔调補宣化县正堂覃恩加五级议叙加二级记录为出示晓谕碑，此碑现存孟连村北帝庙内。摘自李剑海.明清以降广西郁江流域多元共生的民间信仰探析[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2.

[52] 哈伯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23-60.

[54] 黄锦丽.兴安县界首镇修桥捐助碑的历史解读及应用价值[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5).

[55] 蓝晓飞.析读兴安界首镇《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5).

通过横向对比两组曲线，两类盐岩无论是否含有泥质夹层，均有以下特点：(1)盐岩经卤水饱和处理后峰值强度明显小于天然盐岩；(2)饱水曲线的屈服过程都短于天然状态下的盐岩；(3)饱和状态下盐岩在弹性形变阶段较缓；(4)饱和状态下的盐岩应变软化现象比天然状态下更加明显。究其原因，天然状态下盐岩在饱和卤水的条件下被软化，其弹性模量减小，导致弹性阶段变缓；同时导致试件的破坏更容易发生；对比其破坏过程，饱和状态下试样在应力不断施加的过程中裂隙扩展速度大于天然试样，以致到达峰值应力时屈服过程短于天然试件。

[58] 广西兴业县梁氏宗谱志编纂委员会:梁氏宗谱志,2008:1062.

[59] 杨业兴,黄雄鹰.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