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人类学是人的科学。

这两个学科的对象相同，注定会有结缘的一天。

卫星导航技术普遍运用于民用与军事领域，在各行业、各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3]。随着各类卫星导航系统的依次出现，产生对多系统多频点的通用射频模块的需求[4-8]。

文学人类学，就是文学和人类学结缘后的新生事物。

用SPSS18.0软件包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秩和检验,用±s描述表示。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以P<0.01认为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认为差异有意义。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

《文学人类学研究》创刊，是这个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学术新潮逐渐发展成熟的标志。

卷。古人把古诗文和做学问分为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以上便是孕育新学科的“天时地利”因素，下面再说“人和”方面。

至于结缘会在何时何地发生，按照国人的说法，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契机。

从1978到1993是十五年；到1996是十八年；再到2018是整整四十年。权且借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人类学研究》荣幸创刊之机，替我们交出一份四十年求学历程的答卷。

四十年前的今日，我们三人素不相识，在恢复高考首批录取后的兴奋中，各自分别步入西安和贵阳的大学校园学习。是中文系中国文学这个专业和共同的跨专业学习的兴趣，预设了我们三人将在十五年之后相遇、相识、相知的学术命运。

那是在1993年在湖南风光如画的张家界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三人初次聚首相识。中文学科内部的青年教师不约而同地思考着相似的问题：如何利用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的全球化知识，对原有的国别文学专业加以改造和提升，开拓研究的新路径。这便是促使我们仨能够走到一起的问题意识。我和彭兆荣都是汉族，都以外国文学为执教的专业，但我们都没有向外国文学这个专业方向去发展，而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又回到中国本土文化研究方面。徐新建是苗族，从贵州社会科学院调至四川大学任教，始终都以大西南为其学术出发点，能够更多地思考作为华夏边缘的多民族问题，也算在情理之中。当时限于学科本位主义盛行的风气，能够容忍并鼓励跨专业学习的机构，恰恰就在比较文学方面。有容乃大，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学科，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开放和宽容氛围里孕育而出的。等到三年后的1996年，在吉林长春召开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三人又分别从海南大学、贵州省社科院和厦门大学奔赴长白山下，作为二级学会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便在那一年暑假的长春会议上宣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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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何谓“众”，一个人肯定不算，两人也不算，三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众”这个汉字的由来。我们认为象形字汉字是文化本文构成过程中的二级编码。在汉字产生以前还有文化文本的一级编码，那通常是以图像和物为符号。这成为当今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三人成众，三足鼎立，这便是文学人类学研究，从少数青年学者的个人兴趣，到建立全国性学术组织，进而能够孕育成一门新学科的巧合机缘吧。就此而言，没有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大潮，历史的走向完全不会像现在我们所知的这样。作为国家公民的每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紧紧跟随着“国运”的步伐。学术的更新换代，当然也不能例外。

如果说四十年前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凭着个人的求知欲和探索兴趣，懵懵懂懂地走向文学与人类学相互打通的大方向。那么四十年后，我们为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成长壮大而欣喜，更需要在新的起点上盘点家底，承前启后，重新出发。让《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面世，成为这个学术团队再出发的“集结号”。

文学人类学始于跨学科的学习潮流。当它渐渐地生长起来，成为一个在国家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内得到承认和扶持的新学科时，当本学会主要成员连续多年获得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之后，我们更需要警惕故步自封的情况，更需要坚持强调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壁垒都是人为造成的。国内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萧兵先生，虽然没有科班学习的经历，却能自发地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成功范例。在文学人类学逐渐走向学科建制的方向时，我们依然认为，不宜胶柱鼓瑟地裁定什么样的研究属于或不属于文学人类学，因为这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问题意识、学术史意识、理论素养，这才是学术研究中需要不断叩问和不断自我培育的东西。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带来知识重新整合的机遇。谁更勤奋好学，谁善于利用这个机遇，谁就会走在研究的前列。

我们期待更多学科的学者关注文学人类学，走出学科本位的知识束缚，自觉投入跨学科研究的阵营。只有这样，跨学科研究，才能从学术总体格局中的“异端”，变成一种“常态”。我们还要借《文学人类学研究》创刊之机，呼唤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去关注理论建构问题和新方法论的完善。要使文学人类学从一种文学研究方式和专业学习路径，提升为一门新学科，这就是必备的前提条件。没有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仅有单个的理论命题，还不能算是“体系”）作指导，没有相对统一的方法论作引领，会让尝试跨学科研究的从业者长久地停滞在沾沾自喜或自娱自乐的阶段，或者是停留在一盘散沙的状态，那样的话将无法有效凝聚研究群体的能量，难以成为学术史上真正具有引领时代变革的先锋性力量。

真正具有引领性的力量，当然离不开一项又一项的课题和重磅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学科界限被突破后的思想解放和理论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