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文体发展的两大动力，这是研究文体发展史的线索。福柯在总结西方博物体系的发展时指出：“我们以古代博物学为例：因为它没有使用与16世纪相同的概念，一些旧的概念（如种、类、符号）改变了用法，另一些（如结构）概念出现了，还有一些概念（如有机体）是后来形成的。但是，对于博物学来说，在17世纪被改变了的和将要支配概念出现和循环的东西，是陈述的总体布局，是它们在确定总体中的系统建立，是人们记录他们所观察的东西的和他们在陈述过程中重建感知历程的方法。” [1]同样，在中国3世纪的博物学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文体范型，改变了原来的经验式描述，这和认知上的理性发展是一致的。

关于“异物志”这一文体，在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内，并不涉及到它的文体特征。而在文学史的范围，研究者多关注其与志怪小说的关系。异物志中一些故事的记载，只是介绍物产命名的方式之一，和小说实无联系。如果从博物知识体系的传承来看，“异物志”创作的内在导引是一种知识学科和语言形态的发展，因此，可以从知识和语言同步共生的角度，来考察“异物志”文体的生成与确立。

一、地理视野的延展与异物志著作的生成

东汉时杨孚著有《交州异物志》（又称《异物志》《南裔异物志》），是目前所见第一本杂记岭南物产风俗的地记，同时确立了“异物志”的基本撰写体例和关注内容，后来者均沿用其书名、沿用其文体体例。三国时期，有朱应的《扶南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何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谯周的《巴蜀异物志》、晋续咸的《异物志》、佚名的《凉州异物志》、陈祈畅的《南方异物志》，还有一些不可考证的、无法辨别其作者、时代的佚文，均以“异物志”为名。可见自汉之后，异物志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已经确立。

“异物志”的成书，一部分是随着汉王朝开疆拓土后而产生的对新领地的记载，如东汉杨孚的《交州异物志》，所言的交州，即今天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时，汉朝一举平定南越国，在原来南越国的境域设交趾，是汉代十三州之一，也是汉朝最南部的疆域。又，公元前121年，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武帝为彰其武功军威而命名为武威。于是有宋膺的《异物志》，佚名的《凉州异物志》，主要记载南方和西部的边疆异物。

一部分是域外地记。如朱应的《扶南异物志》。扶南，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公元1世纪，扶南国正式建国，其时与东汉已有往来。至三国时，扶南国王范旃派遣使者至东吴，东吴又遣中郎康泰以及宣化从事朱应回访扶南国，两人到达扶南后，记录下各种见闻。这是《扶南异物志》的成书。

一部分既非新领地亦非域外，但以汉代都城长安、洛阳为观察视点，所描写的区域大多地处偏僻，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属于南夷之地。如《临海水土记》。临海，今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海自夏、商、周时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秦统一六国后，临海统辖于闽中郡，西汉置回浦县，东汉改为章安县，三国改为临海郡。其地理位置，向东即是大海，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三国时这些地方隶属于吴地，或接近吴地。

异物志命名，在域内者，则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命名，如交州、凉州等，或以地区为名，如“荆扬以南”等。境外异物志，则以国为名。汉唐之间，“异物志”类著作所涉及的地域，遍及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贵州、江西、重庆、四川、云南、甘肃，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其主要地域为南方领域。

(3) 目前，研究岩质边坡地震动力响应特征大多是在时间域进行研究，已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时间域的岩质边坡的加速度响应和位移响应，但是，针对时间域内的研究最终要归结到频率域进行分析。但是，针对频率域的边坡动力响应规律方面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于含软弱结构面岩质边坡的研究更少，因此，针对频率域的库水及地震作用下含软弱结构面的岩质边坡的地震响应特征应进一步研究，在频率域研究地震动输入参数、地形效应(高程、坡体地形)、地质效应(软弱结构面)和库水骤降对其地震响应特征的影响，在频率域进一步揭示其动力响应规律。

异物志写作改变了《山海经》以地域带起物产的叙述结构，直叙物产本身。为适应知识的细化，采取了以物为纲、分条列叙的描述形式。每条之间并不相联属。在修辞上多采用比较、比喻手法，本质上，它是感观从已知走向未知在修辞上的一种反映。这样的语言形式，读起来非常具有文学色彩。异物志文体的第一个贡献，即开创了古代生物知识描述型体系的话语规范，它是魏晋时人认知动植物特征的角度和方式的进步。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启动子基因多态性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相关性研究……………………… 徐 航，王 璐，王宝彦，等（4·261）

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地学描述体系是由《禹贡》和《山海经》奠定的。其中，涉及到西域与南粤的山川、物产、贡赋，发展到异物志则演变为西域和岭南的地方文献。它标志着记述一方风土、物产的专志，开始从全国性地理书中分离出来。《山海经》中描写有当时中国南部、西部边疆地区的部族小国，如交州、凉州，只是略略提及一点人文或物产状况，而至魏晋的异物志中，直接以书名呈现，如《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这是地学视野不断发展的表现。

又，在《山海经》中提及到古民族之名称，如：“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　[2]255“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一曰在穿匈东。”　[2]255其中，提到的交趾国、肃慎国、雕题国均在“异物志”著作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如杨孚《异物志》：“雕题国，画其面皮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　[3]151在《山海经》中，因略一提及其地名而使后人百思不得其解，至于异物志，则详细描述了其风俗，如《异物志》：“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　[3]14说明穿胸国是以衣服的样式而得名。可见，“异物志”的具体描述是对新地域知识性认知的扩展。

在《异物志》等书中写及当时生活在南方的诸多原始民族的具体生活特性，如：

乌浒，南蛮之别名。巢居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无亲戚，重宝货，卖子以接食，若有宾客，易子而烹之。

异物志将干、枝、叶、食、核、肤、汁集合起来，对植物进行描述。尽管在其表象特征上依然是描述，但是这种认知已不再完全是经验式的，在描述性话语系统的背后潜藏着一种知识架构，然后形成了一种话语范式。

瓮人，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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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如鸡肠，累累垂至肩。

黄头人，群相随行，无常居处，其类与禽兽同。或依大树，以草被其枝上，而庇阴其下。发正黄，如扫帚。见汉人，散入草，终不可得也。[3]155

在今天所见关于南方异物志的描述中，见有乌浒、狼（月荒）、夫南、西屠、儋耳、黑齿、斯调国、黄头人、安家之民等各种古民族。南方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全国56个民族在此都有族群。“异物志”是首次对当时的原始民族进行具体记载的文献。之后在张华的《博物志》中，专列有篇名《外国》《异人》《异俗》，是以专篇的形式描述，而在异物志中描写外国、异人、异俗只是“异物志”内容的一部分，“异物志”在内容上，呈现的是一种杂记状态。但是它开拓了可能发展的各种知识维度。王庸言：“东汉以降，有所谓异物志者，其意义与山海经之记异物相类似而较为覆实，且其所述，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　[4]从《山海经》而至于魏晋异物志，开始超越名物认知阶段，而进于具体的描述，这是地学认知的拓展在文献流变上的表现。

二、博物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异物志”的文体特征

汉代以前，古人通过辨识以定名，观察以描述，“辨五地之物生”，积累了基本的物产知识和术语概念，但是并未形成专门的地学认知架构，至“异物志”则系统的形成了基本的物产描述性话语模式（知识体系）。这种描述，和西方自然科学强调探究原理不同，它是在中国传统的史志写作的范式之下。传统史学讲究现象描述，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人文意蕴的开拓。这些都反映在异物志的创作中，主要有存在型描写、特征性描写和人文性描写。

（一）知识架构的生成与存在型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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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服务对象方面，管理会计主要是为强化单位内部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属于“对内报告会计”；而财务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外部相关单位和人员提供财务信息，属于“对外报告会计”。二是在职能定位方面，管理会计侧重在“创造价值”，其职能是解析过去、控制现在与筹划未来的有机结合；而财务会计侧重在“记录价值”，通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程序提供并解释历史信息。三是在程序与方法方面，管理会计采用的程序与方法灵活多样，具有较大的可选择性；而财务会计有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等较固定的程序与方法。

椰树，高六七丈，无枝条，叶如束蒲在其上。实如瓠系，在于巅，若挂物焉。实外有皮如胡桃。核里有肤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肤，食之美于胡核味也。肤里有汁升余，其清如水，其味美于蜜。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　[3]45 （杨孚《交州异物志》）

这种特征性描写，其文学色彩就比较浓重了。因为，文学所关注的，同样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知识之特性，因特性方能延展出丰富的人文意义。关于橄榄者，东坡有《橄榄》诗“纷纷青子落红盐”，就是针对橄榄如果以盐擦木身，则其实自落这一特性。关于芭蕉者，异物志记载芭蕉茎可以制丝，《吴都赋》：“蕉葛升越，弱于罗纨。”① [南北朝]萧通编，[唐]李善注《文选》[M]卷五，胡刻本。 又如杨孚《异物志》写豆蔻：“豆蔻，生交趾，其根似姜而大，从根中生，形似益智，皮壳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② [南北朝]萧通编，[唐]李善注《文选》[M]卷五，胡刻本。 后苏颂《图经本草》在异物志的基础上，更为详细的描述，“岭南皆有之。苗如芦，似山姜杜若。根似高良姜。二月间花作穗，房生于茎下，嫩叶卷之而生。初如芙蓉花微红，穗头深红色。” ③ [清]汪灏等《广群芳谱》[M]，佩文斋卷九十五，清康熙刻本。之后，杜牧有“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诗句。其它诗文赋中用到异物志中物产特性的，如用槟榔者，东坡诗“红潮登颊醉槟榔”，用孔雀者，“屏开金孔雀”，均是以特性而成文学。但是在博物知识体系中，习性、特征是辨析物产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注习性的角度越多，对物产认知越清晰。如果从对这种知识的运用来说，则文学可资之素材就越丰富。

甘蕉，草类，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华大如酒杯，形色为芙蓉。茎末百余子，大各为房，根似芋魁，大者如车榖，实随花，每华一阖，各有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蕉有三种：一种子大如拇指，长而锐，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子大如鸡卵，有似牛乳，味微减羊角蕉。一种蕉大如藕，长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其茎如芋。取，濩而煮之，如丝，可纺织。　[3]60（万震《南州异物志》）

西屠国，在海水，以草漆齿，用白作黑，一染则历年不复变，一号黑齿。

在土方开挖施工时，施工管理部门要制定好科学有效的计划安排和组织管理，充分利用好施工现场的有利条件，严格控制施工成本、施工进度以及施工安全。很多情况下，基坑土方开挖的面积较大，在开挖过程中不仅要求配合锚杆和土钉的施工进行分步开挖，而且为了增加日出土量，都会选择盆式开挖，也就是每边给锚杆和土钉留有约10m的作业面，中间部分就以每步3～3.5m的速率开挖，其土方开挖允许的偏差如表1所示[3]。

即使今天的植物学著作在植物描述时的知识架构也与此同，如《植物系统分类学——综合理论及方法》中“第4章描述植物形态的术语”他所列的术语有“1、习性和寿命；2、根；3、茎；4、叶；5、花序6、花7、果实8、花程序；9、花图式”[6]，将花分为花序、花图、花程序。叶又分为叶序、叶裂、托叶、叶形、叶缘、叶基。这些知识架构的术语基本上和万震所用的相同，不同的是对于单独的术语如“花”、“叶”有了更加细致的知识内部延伸。

魏晋时，异物志以吴人创作最多。魏蜀吴分地而治，吴国与南方的联系最为紧密，吴人所写的“异物志”也最为繁盛。吴人的创作，最初也是国家行政体系下的附属品。第一，建交出使，如三国吴朱应为宣化从事，与中郎康泰，共赴南夷“奉命南宣国化”，出使至扶南、林邑，因作《扶南异物志》，其书也是国家行政文献的一部分。第二，三国官员任职于南夷，如何莹、万震都曾做过丹阳太守。何莹在未任官职时，曾随父亲何综寓居南州，何综为合浦、交趾等地太守。第三，开疆拓土，人口迁移。三国时的“异物志”以吴人所写居多，尤其在东晋建立之后，幽、冀、青、并、衮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这使中原人的视野开始真正关注岭南地域。

这种描述型话语体系，代表古人对动植物学本身研究意识的增强。三国时期吴国的陆机将《诗》中所涉及到的动植物全部辑录出来，对其进行注疏，写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他的话语体系和前期异物志的话语规范非常相似。之后东晋时期郭璞作《尔雅注》《尔雅音图》也是“异物志”式描述话语。《毛诗》和《尔雅》本是早期著作，早期在“名物认知和积累”阶段，并没有描述体系。而正是在“异物志”繁荣的魏晋时期，得到后人以注文的形式，对其进行新知识架构的整理。这也充分说明当一种文体形成后，效仿这种文体，实际是取得一种知识认知的角度，还可以用来规范以前的知识，对以前知识进行新的观照，从而重新发现大量的知识。

（二）特征性描写

在“异物志”著作中，除对于南方诸区域进行物产形态进行存在型描述外，更涉及其不同于中原物产的特异之处，强调其“异”的特征。这是“异物志”区别于早期地理书的显著文体特征。

汉前著作中已形成了基本的描述性的术语。（1）关于性状描述的。涉及有植物的草、花、实、根、茎、果等术语，动物的体、足、尾等术语。（2）关于习性描述的。涉及有生物特征、地理分布、效果功用等。（3）关于生物分类。《尔雅》分为“释草、释木、释鸟、释鱼、释虫、释兽”其中将植物分为草、木两类。《周礼·考工记》将动物分为五类“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5]但是这些都是以经验描述的形式存在，“异物志”的贡献在于：它在诸多经验中，找到一些经验要素，并能对一物进行限定，在异物志中以段落的形式出现：

描写形态之异的，如写芭蕉，叶大如筵席，北方树叶均为细叶，在当时未见过南方风物的北方人看来，不可想象，实属异物。描写水母，为鱼而呈圆形，对比北方物产，实为怪异。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鹿鱼，……，腹下有脚如人足。鲼鱼，……口在腹下。”　[3]152均是匪夷所思，至如椰树、槟榔、橄榄等，形体大异于中原所见。此是当时称为“异物志”的主要原因。即便今天，所描述之物中，也有今人不可理解，或古人也许记载不实的，如“鰽鱼，仲夏始从海中泝流而上，腹下如刀长丈余，有细骨如鸟毛在肉中，又有鸟肾在腹。立夏有白鸟似鹥，群飞谓之鰽鸟，至仲夏鸟藏鱼出，变化所生也。”[3]154“冬天此鱼（鼍鱼）数千万头，共处大窟中藏，上有白气，或在鼍穴中。皮黑如漆。能潜知数里中空木所在，因风而入空木，化为蝙蝠。其肉甚美。”[3]154自《庄子》记有鱼鸟之化，异物志中也有此类记载，今本植物学著作中斥其不实，但并没有具体的研究，也不得不称其为“异”。形态之异外，“异物志”更多的是描述物体本身习性之异，这种描述方式和后来的状、谱、录文体相比，异物志在于特性介绍，而不是全面的对物产本身的描述。如描述一种动物儡，因其鼻为仰天鼻，而“尾端分为两条，天雨便以插鼻孔中”[3]15……这样的描述举不胜举，是“异物志”的典型文体特征。

目前，国内无土栽培基质消毒基本上还是人工操作，效率低下，安全性差，对环境影响大。部分设施生产单位采用了进口的基质蒸汽消毒设备，存在设备价格昂贵、占地面积大、零部件更换仍要全部进口，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等弊端。根据我国设施农业基质消毒设备发展的需要，设计开发了无土栽培基质蒸汽消毒机，生产率达到2.8m3/h，通过灭菌检测达到99.9%以上。

自1972 年联合国召开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环境保护事业逐步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粗放式增长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治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随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保护环境和环境整治的战略部署,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会议,率先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加入多个世界性环境保护组织,参与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同日本、德国、朝鲜等国家开展双边科技合作和交流,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人文性描写

异物志这种“人文性描写”从其本质上说，是人们对物产应用认知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文体体例和话语规范。延伸这种“人文性描写”的是后来的农书和科技类著作，最早的是《齐民要术》中各种酿制的手工业。后来，宋王灼撰《糖霜谱》等，而今天对“异物志”的辑佚，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这些农书、科技类著作的注文。

“异物志”另一具有开创意义的描述，是写出因物产而引起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民众饮食、社会习俗、民生经济等，如 《南州异物志》:“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3]153这条讲合浦产蚌珠，更言当地官民在蚌珠经济上互相争利的社会现象。《南州异物志》：“广州俚贼，若乡里负其家债不时还者，子弟便取治葛，一名钩吻，数寸许，到债家门食钩吻而死。其家称怨诬，债家杀之。债家渐惧。以财物辞谢多数十倍。四家便收拾去，不以为恨。”　[3]48这条记钩吻之特性“有毒”可立死，而时人则食钩吻而避债。是因物产之特性而形成的社会风气。《异物志》：“儡之属，捷勇于猿狈。……性畏人，见人则颠倒投掷或堕地，奔走无所回避，触树冲石，或至破头折胫。俗人骂恃力人云痴如儡。”　[3]46《异物志》“古贲灰，牡蛎灰也。与扶留、槟榔三物合食，然后善也。扶留滕似木防，以扶留、槟榔所生相去远，为物甚异而相成。俗曰：扶留、槟榔可以忘忧。”　[3]153第一条记载一物“儡”，因其平时矫捷，而见人后却鲁莽冲撞，遂有俗语的产生。第二条记载牡蛎灰与扶留、槟榔合食，因其美味，故有“忘忧”之俗语。因物产特性而有当地的歌谣俗语。《异物志》：“香菅，似茅而叶长大茅，不生洿下之地，丘陵山岗。凡所蒸享，必得此菅包裹，助调五味，益其芬芳。”①[北宋]李昉《太平御览》[M]，卷九百九十六，清嘉庆刻本。 《广州记》：“扶留藤，缘树木，其花实……可以为酱。”　[3]155这两条记载因物产不同特性，而产生的与中原相异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烹调方法。《临海水土异物志》:“菽藤，围数寸，重于竹，可为杖蔑以缚船，及以为席，胜于竹。”　[3]141因物产之应用而有一地之经济活动。起初，对物产的应用，实为民众所赖以为生；而后发展为手工业、制造业、饮食风俗，涉及到布帛、丝绸纺织、甘蔗制糖，瓷器制作，香料制作等人文现象。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异物志”的创作是汉魏人针对新的地学知识所创造的新文体。其内在的导引是一种知识学科的发展。汉魏之后，古人对于生物学的知识发展表现在地理视野的扩展、知识架构的形成、物产应用知识的扩展，这些知识的延展表现在文体上是存在型描写、特征性描写、人文性描写，这些描述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最早的生物描述话语规范的建立。很多文章谈“异物志”一体的意义，多言其与志怪小说的关系，并不涉及到《异物志》本身的文体特征。将其放在博物知识体系的传承中，可以从知识与语言共生的角度，对“异物志”文体进行考察。

参考文献：

[1] 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61.

[2] 佚名.山海经[M].方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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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4]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33.

[5]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1640.

[6] [印度]古尔恰兰·辛格.植物系统分类学——综合理论及方法[M].刘全儒,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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