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公民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它的作用在于传播公民知识，培养公民意识，训练公民能力，培养公民习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公民教育运动的关系，是很少有人讨论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主要在思想战线和文学战线进行，它与教育领域的改革活动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仔细考察中国20世纪的公民教育运动，就会发现，它和新文化运动殊途同归，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它们都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论及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这给后人造成认识上的困难，也给想曲解新文化的人造成可乘之机。与新文化运动被曲解和误解的命运相似，公民教育也被利用和改造。什么是公民？什么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意义是什么？至今仍然并不明晰。历史业已证明，曲解和误解并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自行褪落。所以，必须从启蒙的视域观察中国的公民教育运动，明确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公民教育的基本性质，从而接续上个世纪的公民教育运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的解放运动。

一、背景：民主制度的诞生

如果要给一个事物准确的定位，考察它发生的背景非常重要。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建立了全新的民主共和政体。但当时的人们“从上到下都不习惯这种新的国体和政体”[1]。共和国的各级管理者们并不熟悉现代国家的政治规则，很难迅速完成由臣民向现代国家管理者的转变，共和国的人民虽然在理论上已经享有国家主权，但绝大多数仍以草民自居，也没有完成由臣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陈独秀就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2]高一涵也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3]190辛亥革命建立了现代的政治制度，但没有使中国人完成由臣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因此，需要一场思想革命来巩固政治革命的成果。在此背景之下，新文化运动“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发生，进行的是一场思想文化补课运动”。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连篇累牍地介绍现代国家原理，论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现代国家的立国原则，张扬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权观念。”[4]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开始就面对青年而不是其他群体，目的就在于为‘中华民国’培养一代现代公民。”所以，“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文化补课，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从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到政治改革(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文化改革的全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不可缺少，而且需要漫长的过程和艰苦的努力，因而也需要特别的耐心。”[1]

如何培养一代现代公民？仅仅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播现代国家理念和现代公民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教育领域掀起一场革命。在这个大背景下，公民教育运动适时而生。因此，公民教育运动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场补课运动。或者说，它也是新文化运动必然包括的一部分。早在1913年，天民就提倡公民教育。他认为，要维护共和制度，“非全国人民具有公民资格不可，公民资格之养成岂旦夕可期，非提倡国民道德注重公民教育不可。”[5]1916年，他又呼吁中国“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今日之国家已由君主易为共和，由专制而进于立宪”，教育方针应该以国家的本质为依据，“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6]“自今以往，吾国永久教育方针之中心舍公民教育莫属矣。”[7]在新文化运动大力撒播现代国家理念的背景之下，教育界的改革也风起云涌。有识之士呼吁取消修身科，以公民科代之：“共和国家以公民教育为最重要，以前修身科之德目，重在道德教育，而于养成公民之要点，未能特别注重。‘民国’五年之教则，虽加入公民须知于修身科之第三四年，说者仍嫌其过略。今教育界之舆论与实践，颇有将以公民科包括修身，或为独立一科之趋势。”[8]1391919年，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编订公民教材的议案，希望在中小学中讲授公民科。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公民科终于施行。可以说，学校公民教育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实践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显著成果，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对现代国家理念和公民意识的倡导和传播，中国的中小学公民教育还要推迟很多年才能诞生。

“重要的是，这些巨噬细胞会发生和许多吸烟者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的巨噬细胞相似的病理变化。”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指出，肺泡巨噬细胞属于免疫细胞，能够吞噬和清除灰尘、细菌和过敏源，电子烟蒸汽会损害这些功能。因此，电子烟的危害或许比过去认为的更大。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受到各种非议和误解。作为一场启蒙运动的不同侧面，新文化运动和公民教育运动都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同时也都面对相同的阻碍和挑战，即来自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制和改造，以及来自民间话语的不理解和抗拒。改革开放之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启蒙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传统、改造国民性、模糊阶级阵线、轻视群众等为理由而否定之。“文革”结束以后，新文化运动还面临着一些新的批评：有人说它是文化决定论，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16]45，还有人指责它的激进主义，认为它全面反传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以上所有的批评都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实际情况。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思想文化的改革，而不致力于政治革命，因为当时政治制度的问题业已解决，中国急切需要解决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李新宇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17]。今天，仍然需要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功绩，坚持它的价值选择。

20世纪90年代，又有许多公民读本出版。但此时的公民概念仍然是被改造、限制和利用过的。如李沛瑶的《中国公民读本》出版于1996年，从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家庭等七个方面阐述了“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20]209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知识。读本在第一章“公民与国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介绍了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公民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公民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公民如何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益的侵害，这些在公民教育中是最首要的和重要的知识，但《中国公民读本》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矛盾中，读本更强调公民遵纪守法、遵守道德规范的义务；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读本更强调“忠诚于国家”“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祖国利益至上的信念”。[21]23

从新文化运动和公民教育运动发生的动机看，两者的目的都是传播现代国家理念，培养公民意识，为共和制度修补根基。可是，建立共和政体的目的是什么？从应然的层面讲，是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保障人的权利和幸福。所以，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是目的，共和政体只是手段。

二、目的：“一场争取个人权利的运动”

肛瘘也称作肛管直肠瘘，为慢性感染性管道，多因肛管、直肠引发炎症进而造成邻近组织破溃所致［1］。肛瘘的发病率较高，以青年人群居多，发病率为5%左右，且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2］。对于该疾病的治疗，目前临床以外科治疗为主，去除病灶、通畅引流、保护肛门功能是治疗的基本原则［3］。复杂性肛瘘因为肠管内瘘口难以找到，导致术后并发症与复发率均较高，因此探讨其最佳术式非常重要［4］。本文选取84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治疗情况展开对比分析。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的。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肯定了西方文化而否定了东方文化，他赞美西洋民族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之民族，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的目的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西方文明虽然“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个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序。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10]32只有向西方文化学习，才能保障中国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也是一场争取个人权利的运动。”[1]陈独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要达到的效果是令劳动者具备人的意识，让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人看待，新文化运动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不是无聊政客争权夺利。“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11]

1949年以后，公民教育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坚决取缔。公民课从课程体系中退出，被思想政治课代替，公民教育被“接班人教育”和“螺丝钉教育”代替。但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概念被重新提起，公民意识再次被唤起，甚至公民教育思想也略有回潮。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试验教学大纲》，规定在初中一年级设置《公民》课程。但其教学目的仅仅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教学组织形式以“教学”为主，忽视公民训练，教学内容强调道德、规范、纪律、集体主义、守法、懂道理，而对公民的个人权利却很少提及。没过几年，《公民》课程便被取消了。这一段时间，社会上也出版了一些《公民须知》《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之类读本。但此时对公民的理解还仅局限在“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水平上，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民”仅仅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遵纪守法、热爱科学、热爱劳动、具备一定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至于更关键、更深层次的国家理念、公民意识、公民习惯和技能还没有触及。

三、对启蒙的误解与公民教育的命运

通过技术措施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使其更具有抗碱-集料反应、抗裂、抗碳化、抗渗的能力，以保证混凝土隧洞的正常使用，以及延长混凝土隧洞的使用寿命。本文通过对提高混凝土耐久性技术措施的简要阐述，可以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与新文化运动的命运相似，公民教育运动也受到了改造和利用。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利用政权的力量增加三民主义科、党义科以消解公民科的启蒙作用，不过20世纪30年代学校公民教育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观念仍然存在。1937年以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国民党政权加剧了民族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公民教育的渗透。王伯群在《抗战建国与公民教育》中，提出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因而需要一种“新公民教育”，“要把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的最高准绳。换言之，就是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公民教育”[18]。之后，他又把公民教育等同于政治教育，指出公民教育即“帮助政府推行政令的教育”。“今后的工作”应从以下各方面开展：“激励前方后方的士气”“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灌输民众战时的常识”等。“三民主义青年团”栽培出来的人才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重国家、轻个人、耐劳苦、尚实践，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抗战建国的公民”。[19]此种公民教育以救亡为中心，用民族意识消解人的意识，强调奉献、牺牲、服从等集体主义精神，却阻碍了人的解放运动。但是在“中华民国”的近40年中，“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外敌入侵的险境，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20]

与新文化运动的目的相同，公民教育也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是一场争取个人权利的运动。早在1918年，蒋梦麟在《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中指出，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教人知道尊重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即发展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天性各不相同，教育应当尽可能发展每个人的天性。每个人禀赋的分量各不相同，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性并使其达到极点的教育是相同的。“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尊重个人始。”[12]291923年，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也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人，“不像草木一般，受了风虫的摧残就不能有充量的发展”，教育应该“使每个人皆得充分地发展他的本能”。[13]731941年，王少伦在《对于学校公民教育之我见》中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公民，教人懂得如何做人。如果一个人受了教育却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此种教育是失败的教育。知识教育仅仅是手段，公民教育才是目的。“一个儿童或青年，不问是要养成他什么专家，或得如何的本领，总光要把他养成一个健全的公民。”[14]此种教育理念是非常先进的，这是把人当人来教育的理念，没有把人当工具来使用。潘光旦也说过同样的话，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一个人，而不是造成家族的一员，或阶级的战士，也不在造成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他的公民”，“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15]65不必再列举更多的言论，从以上的言说当中，可以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明确公民教育是启蒙运动，是一场教人如何做人，培养现代公民的运动，是维护人的自由、尊严，保障人的权利和幸福的运动。

时至1927年，陈筑山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中说：“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公民的教育的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9]因此，公民教育是一场维护共和的补课运动，它与新文化运动处于同一大背景之下，它们的产生动因是相同的：共和制度建立了，但全国人民还没有成为现代的公民，必须回过头来，借助文化的力量传播现代国家理念，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借助教育的力量塑造现代公民，重造共和国的根基。

四、现代公民意识的复萌和公民教育的实验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发展似乎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初的状态。真正的现代公民意识重又产生，公民教育思想再次传播，公民教育实验开始渗透进各种教育改革或新教育之中。

所以说，“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即是地方立法工作实现“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动“同新时代与时俱进”之要义所在。

200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丛日云的《中国公民读本》，从“我是公民”“我是中国公民”“我与国家”“我与法律”“我与政府”等九个方面阐述了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知识、理念、意识和行为习惯。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丛日云论述非常精确。他指出，公民与国家是相互依存的：公民离不开国家，国家可以保障和维护公民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国家也离不开公民，“离开了公民，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民众的幸福才是目的。”[22]65国家与公民之间也存在有矛盾。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国家真正面临危难时，个人应该做出一定的牺牲，国家在公民做出牺牲时，应当给以相应的补偿。丛日云认为，那种“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的观点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国家利益不是抽象的，不能脱离人民而存在，而人民又不能脱离一个一个的公民而存在。”[22]66

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杨东平主编的《新公民读本》，这套读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它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知识、公民参与技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套读本的可贵之处在于，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维护公正”“走进民主”等重大的主题，都通过生动形象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很适合中小学生阅读。但是这种撒播现代政治文明种子的理想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进行。虽然江苏、山东、湖南等省的一些学校进行了有限的新教育实验，准备与新公民教育对接，各地中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已出现了公民教育的内容，但仅靠在社会课中加入“公民须知”的知识讲授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最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在基础教育中传播，最重要的公民能力和公民习惯没有得到训练，全国的公民教育实践仍需要大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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