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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祠汉画像中的“飞翔”图像解读

更新时间:2016-07-05

一、武氏祠汉画像中“飞翔”图像产生的背景

武氏祠汉画像中有许多“飞翔”图像,如“天神”“祥瑞”“神仙”“翼兽”“羽人”等。这些飞翔图像是画像艺术中最不可或缺的形象,产生这些图像的背景原因有以下几点。

1983年2月,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大城市,实行国家计划全面单列,并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开启了重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首先,东汉社会的厚葬之风与武氏祠的地理环境,为画像艺术产生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与物质基础。汉画像艺术是汉代厚葬之风、民俗信仰的直接产物,具有教化、宣扬儒家“以孝为先”的目的性。东汉时期尤重孝悌,当时选拔官吏推行“举孝廉制度”。为追求仕途,人们通过厚葬以博取孝的美名,就出现了“厚葬为德”的现象。为此,汉人修建了许多墓阙、墓室、祠堂等,包括画像艺术。武氏祠是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上的石构祠堂建筑,坐落于山东嘉祥纸坊镇武翟山北麓,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山东嘉祥是当时黄河流域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两汉时期文化艺术最繁荣活跃的地方。相传春秋时鲁哀公西去狩猎,收获一麒麟,便为此地取“嘉祥”之名以寓意嘉美祥瑞之意。嘉祥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手工业兴盛。这一带分布着石灰岩山丘,石质细腻,硬度适中,便于雕刻。嘉祥当时社会厚葬之风也颇为盛行,其政治经济及自然条件比较成熟,为武氏祠汉画像艺术产生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在先前的高速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养护中,管理者和具体实施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繁杂,对于管理或者养护的责任不明确,而且管理模式趋于封闭使得高速公路的桥梁养护信息不能及时传达出去,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桥梁的养护工作相对滞后,也影响了先进养护技术的普及和落实。由于高速公路桥梁养护制度的相对滞后,导致了桥梁存在的问题不能被及时发现并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而对于老旧桥梁的加固工作也相对落后,对于桥梁的整体养护工作缺乏规划,更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使得桥梁的养护工作形同虚设。

其次,东汉时期原始道教盛行与儒家教义神化,为武氏祠飞翔图像的内容表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东汉晚期是个黑暗腐败的时代,外戚宦官篡位,专政残暴。原始道教盛行,儒家教义神化,谶纬迷信发展到荒谬怪诞的程度。原始道教借鉴神仙观念与神秘学说,吸取原始巫术、古代养生法、方术、阴阳五行、儒家谶纬等学说,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庄子·逍遥游》描述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154正是这种能乘云飞游宇外、长生不老的神仙,成为汉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尤其对飞翔的渴望,对生命长生的追求,深入民心,广泛流传。以迷信预言解释传统儒家经典,将神仙观念与神秘学说附会于儒家教义,使儒家经典神化为天书。这导致汉人对神仙的极度崇拜,葛洪《神仙传·彭祖传》记载:“仙人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2]6可见,对于神仙无所不能的神通变化描述,尤其对飞行于天际的描写,体现出原始道教盛行与儒家教义神化的社会风气。这些为武氏祠飞翔图像内容表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同时,武梁祠的墓主武梁,生前是位钻研纬书图谶的今文学者,也为武氏祠飞翔图像内容表现提供了直接依据。

再次,高超的雕刻技术为武氏祠飞翔图像的艺术呈现提供技术保证。武氏祠是由当时有名的卫改等民间工匠们雕刻而成,制作上属于朴素的民间技术风格。在武梁祠碑刻有“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的字样,明确说明武梁祠画像出自卫改等人之手。宋人洪适在《隶释》卷十六中描述:“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撼骋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谓此画也,故予以武梁祠堂画像名之。”[3]6747可见,良匠卫改是历史上有名的雕刻工匠,生活在东汉顺帝、桓帝时代(约公元126年至167年),擅长雕文刻画,雕刻技巧高超娴熟。凿刻的线条精炼流畅与细腻石材肌理完美统一,为武氏祠飞翔图像的艺术呈现提供了技术保证。

参照巫鸿先生的解读,可将武氏祠图像分为:天上世界(祠堂天顶石上的神灵祥瑞图像)——仙界(石祠东西山墙的尖楣上的西王母、东王公图像)——人间世界(历史人物和故事传说图像)——地下世界(幽都的车马及祠主受祭图像)。这四个世界代表了武氏祠的所有图像内容及配置方位。天界与仙界集中体现为各种“飞翔”图像,如天神、西王母、东王公、神异祥瑞、伏羲、女娲等。这类图像一般都具有会飞的羽翼或具有飞行的姿态。此类画像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分布于石祠高处或中心位置。

二、武氏祠汉画像中“飞翔”图像分类解读

最后,秦汉时期诸多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古贤圣人、奇禽异兽、民风民俗等内容,为武氏祠飞翔图像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表现题材。

()天上世界的飞翔图像

天界的飞翔图像内容来自天象祥瑞或想象的天神、灵兽等。据文献记载和宋元拓片,可了解到武氏诸祠刻画着40余幅祥瑞图像并附榜题,巫鸿先生将这种形式称为“图录式”的设计。[4]96天神、神灵祥瑞、日月星辰等刻绘于武氏诸祠的屋顶上,在表示天界的方位作用外,还具有驱邪趋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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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梁祠 武梁祠屋顶的画像与榜题早已模糊不清,很难分辨。据文献记载,其“屋顶前坡祥瑞内容为黄龙、白虎、麒麟、神鼎、六足兽等,后坡为白鱼、玄圭、赤熊、玉马、白鹿、金胜、比目鱼、比翼鸟、比肩兽、木连理、璧流离等”[5]350。这些灵兽祥瑞图像都具有飞翔功能,如黄龙是古人心中善飞游、能变化、兴云雨、利万物的神灵瑞兽,具有丰富的美好寓意和征兆。武梁祠有祥瑞榜题:“不漉池如渔,则黄龙游于池。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人。木连理,王者德洽,八方为一家,则连理生。木连理,(玉)马,(王者)清明尊贤则至。比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见……壁流离,王者不隐过则至。”[6]34可见,画像中动物神灵品类丰富,每一类都有特定的寓意,表达一种美好愿景,是经世致用的儒家礼教精神的体现。这些具有神性的奇禽瑞兽,包括兽、鸟、鱼、树以及器具都能飞游变化。这些飞翔图像一般以侧面剪影形象出现,具有强烈的视觉动感。如比翼鸟是一对鸟类侧影、两条腿及一前一后的两个头,组成具有视觉动感的起飞图像,“比翼两鸟各有一目一翼,只有相互依赖才能双双起飞”[7]141-142,寓意生死相依永不分离的情怀和美好成双的祝愿。

2.武开明祠 武开明祠(左石室)屋顶前坡阳面是云雾缭绕的天界,分为东西两段。东段是升天飞翔图(如图1),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迎候天神图,天神肩生双翼(飞翔特征),坐乘三条翼龙驾驭的云车,云车前有飞行开道的羽人,后有踏云飞翔的羽人护持,最左侧有官吏躬身相迎。下层空间宏大,中心位置为两位天神。左边天神高高在上,肩生双翼,左边还有车马;右边坐着一位女性天神,其前边也有一辆马车。两辆马车的马都肩生双翼,众多羽人飞绕在两位天神周围。云气下面则是人间,左边是送葬车马乘骑,右边是墓地、墓栅和祠堂,墓地上方的云雾与天上云气相接,仿佛墓主灵魂向上飞升,中间送葬的人们见到此景,做出惊叹状。

伏羲与女娲形象在武氏祠中反复出现,在天界出现过,在人间世界则处在最前端,是人类始祖,可见其具有特殊贡献与地位。伏羲与女娲是连接“神”与“人”的桥梁纽带,具有人首蛇身的“半人半神”身份,被赋予神性与人性的双重特点。

图1 图2

3.武荣祠 武荣祠(前石室)屋顶的前坡阳面也是天界,天神或乘车或骑兽遨游,其间有鸟状、龙状和蛇首状等祥云。屋顶石仅存前坡东西两段(如图3),内容与左石室相似。西段分四层,第一层是天神出行图,乘坐三匹翼兽所拉的云车,后有羽人异兽护送,前有迎接。第二层是雷神雨神出行,众多羽人簇拥着一辆鼓车向右而行。第三层应是风伯吐风造云图。第四层是北斗星君坐于北斗斗中,接受左右神人朝拜,右边车马不断前来。

图3

东段第一层也是天神出行图,但身份有所不同,前有三条翼龙开路,鸟首神兽驾车,肩生两翼的天神坐在云车之上,这种带有鸟类特征的天神应源自东方神话(鸟的崇拜)。第二层是蛇尾人身的神仙,其中有分执规矩的伏羲和女娲。第三层是乘坐翼龙云车的天神,前后左右皆是翼龙。第四层是升天飞翔景象,有的羽人拽着奔走的牛尾,有的羽人拉着飞升的小羽人,像是教导人们如何升天。羽人后面紧跟着一群渴望升天的凡人们。

整个武氏祠屋顶上的天上世界,充满了神秘感和视觉动感,它是汉人心目中最高的、抽象的统治概念。神秘的天界故事和丰富的飞翔场景,使得神灵祥瑞图像更能表现天界意志。在天降祥瑞受命德行的征兆中,暗含着天界与诸下界的链接,这就为天神、神灵、祥瑞图像具有飞翔功能注入了先决因素与条件。

()神仙世界的飞翔图像

神仙世界是指武氏祠东西两面山墙最上层顶端,以西王母为中心,主要有东王公、玉兔、蟾蜍、三青鸟、九尾狐、羽人等。这些神仙翼兽皆具有飞翔特征或具有飞行能力,“表现为一种象征意义的图式”。[8]

武氏祠汉画像中的飞翔图像,或是直观的形态姿势,或是意象符号,或是隐喻的意义,皆体现为飞动的视觉审美意象,更是审美心理的“飞动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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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东王公 东王公(如图5)一般在东山墙上层顶端,与西王母相对应,具有刚毅神威的男性神特征,也是肩有双翼,端坐顶端三角的中央位置,旁边有翼龙、神兽及众多的羽人。东王公图像出现于东汉中晚期,是作为西王母配偶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形象与西王母没有太大不同。

图5

3.羽人 羽人是重要的“飞翔”图像之一,他分布在天界与仙界之中。如西王母两侧周围有羽人(如图4),手“拿着灵芝做飞行状,应当是升天符号。”[8]可见,羽人是羽化升天思想的最形象表达。实际上羽人在神仙体系中并不是重要角色,但羽人形象却给人强烈的飞动之感,他是“人鸟合一”的神化创造。

4.其他神灵异兽 其他神灵异兽,如三足乌、九尾狐、朱雀、玉兔等,也是重要的“飞翔”图像。一般分布在西王母和东王公周围,“在西王母身边有三足乌、九尾狐、玉兔等灵物……沾上‘神性’只为能够飞翔,人类自古以来希望摆脱限制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飞入天堂以获长生,所以神性都具有飞翔功能。”[8]这些图像均被表现为侧面的飞行形象,具有“神性”的飞翔功能与特点。因为,这些神灵异兽是汉人追求死后升仙的重要途径或骑乘工具之一。

()半人半神的伏羲女娲飞翔图像

西段分为上下四层(如图2),上层为翼龙飞翔图;第二层是雷神出行图,有风伯、雨师、电母及龙状彩虹等。雷公击鼓兴雷,电神握鞭电闪,风伯吹鼓大风,雨师倾水覆雨。第三层是人首兽身的天神与群熊、凶神共处。第四层则是猎虎、拔树、拽牛、举鼎的力士,均是辟邪的图像。四层中的天神翼兽,都身生羽翼或做飞行状,周围刻有云气纹以突出天界云气缭绕的神秘环境。

作为具有双重特点的伏羲与女娲,被放置在武梁祠人间部分的最上层右端开始位置(如图6)。其后帝王依次为: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桀。按照当时方位观念,右端开始位置最为上尊,代表着同仙界一样的遥远古老。伏羲列为三皇之首。班固解释道:“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10]135画面中伏羲形象为半人半蛇,手持矩尺以象征规划天下的神性能力。而女娲则以炼五色石补苍天、断鳌足立四极、杀黑龙济冀州、积芦灰止淫水等,充分展现了女娲的神性力量。女蜗在西汉晚期列入三皇,但到东汉晚期却成了伏羲的配偶,共同成为人类的始祖。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而交尾(如图7),以曲尺、圆规相对,手捧日月,创造人类。其形态特征鲜明、动态优美,两者彼此相对飘舞在天地之间。“剪影式”造型将图像动感进一步强化,形成“飞翔之势”。“伏羲屹立于历史的开端,人们认为他是一位连接神界与人间的神祇,他的伟大在于可以向人类传达神灵的训言。……他手持矩尺,表明他能够‘设计’世界。他司掌着人类社会最高的法则——婚姻的律条,这一观念解释为何伏羲与女娲描绘在一起。画像中,这对神祇蛇体相缠,从之间诞生出一位幼儿,他双手攀拉其父母,象征着人类的童年。”[6]39这是将伏羲、女娲与华夏民族繁衍的历史相连。

图6

“飞”在甲古文中是一只张着翅膀的“鸟”形象,在《说文》中:“飞,鸟翥也,象形”[12]582。可见,“飞”的本身即是古人对鸟类飞翔动作的模仿,带有强烈的原始动物崇拜。而武氏祠飞翔图像也具有鸟类飞翔模式化倾向,如羽人的形象,背生双翼,身为人形,其面部五官轮廓清晰可辨,具有常人比例;有的身体前倾、双腿离地表现为飞翔状;有的表现为行走状、有的捧物站立状等。空白处的云气烘托着飘动之势跃然石上,充分显示图像形态的飞动之美,使整个画面动感十足,体现了《周易》中“立象”而尽“意”的意象造型思维,突出表现为形神兼备的剪影式造型,是融入古人的意象思维深处的群体意识。可以看出,武氏祠飞翔图像中的神灵仙人形象,无不体现“飞”的意象刻画与审美塑造。

图7

()地下世界的飞翔神灵图像

与天界对应的是地下世界,如武开明祠(左石室) 屋顶的后坡阴面上刻画的黄泉世界(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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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一种说法是河伯出行图,河伯为黄泉世界的主宰神;一种说法是海神出行图;还有一种是巫鸿先生认为,应是幽都的车马及祠主受祭图像。无论哪种说法都是对地下世界的推论,也是俗称的黄泉世界。画面弥漫着水雾,河伯或海神坐于三条鱼拉的车上,四周簇拥着众多的精灵,还有许多游鱼飞动跟随。从形态上看,这些飞鱼的速度和力量都非常强大,从画面推断可能是会飞的文鳐鱼,《山海经·西山经》中“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11]42。整个画面宏大壮观,运动感十足。这些神奇精灵都具有飞翔特征。

“四个世界”系统中的神灵都具有飞翔天地的能力。体现了古人将“能飞”与生命长生的关联,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三、武氏祠画像中“飞翔”图像的意义表征

通过分类梳理解读武氏祠汉画像中的“飞翔”图像,可看到在古人的图像创造中丰富的“飞翔”想象和情感寄托。通过飞升或飞降的艺术形象或形式,联通了四个世界系统。再进一步考察,这类“飞翔”图像的意义表征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审美的飞动之形,二是生命的永生追求,三是飞翔的探索之思。

本研究以体育舞蹈运动为关键点展开,通过实验法,探讨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对普通高校大学生身体协调性与灵敏素质发展的影响,且进一步探讨其2个不同舞系中标准舞练习与拉丁舞练习对大学生的身体协调性与灵敏素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最终探讨如何在普通高校开展有效的体育舞蹈训练课程,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舞蹈项目的普及与发展。

()审美的飞动之形

1.西王母 武梁祠西壁最上层顶端中心位置为西王母(如图4)。她在仙界最引人注目,是汉人极其崇拜的仙界主神。其形象为盘坐着的女性,宽衣长袖,头戴“方胜”,生有双翼,端坐中央,雍容华贵,其周围两侧有羽人、三足乌、九尾狐、玉兔等。山墙顶端的三角形状强化了主神的核心地位,西王母具有无所不能的“神性”力量,包括基本的飞翔能力。西王母原是古代掌管上天的灾疫和刑罚,而画像中西王母已变成了华贵妇人的形象。从两侧刻有对称的羽人或玉兔捣药,可推断西王母掌握着“不死之药”,如同掌握着人的生死命运。《淮南子》《史记》《后汉书》等文献多次提到西王母,这与当时盛行长生不老的追求习俗有关。《淮南子》曾提到后羿从西王母处讨得“不死药”后被嫦娥偷吃,孤身飞往月亮的故事;还有些传说嫦娥飞天后变成了一只蟾蜍[9]424。这些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王母同捣药的玉兔、蟾蜍、三青鸟、羽人、九尾狐等异灵在一起的关联性。

城市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普遍存在重视土壤的保持而轻视对水的保持现象,表现在水保方案对土壤流失的防治措施越来越到位,但对水的长久保持措施重视不够。对土壤的防护措施有围挡、遮盖、表土剥离以备植树种草等,这些措施在北方平原地区已经基本能够满足保土的需要。对水的保持主要有植树种草增加绿化率、使用透水砖等硬化路面增加雨水下渗,这些保水措施理论上比较有效,但在实际情况下并不很适用,达不到有效的保水效果,造成城市大量雨水资源的流失。同时北方城市又大量缺水,超采地下水严重,不得不跨流域调水。一边是雨洪资源大量流失浪费,一边是严重缺水,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全球油气合同模式多样,政策调整频繁。与国内油气开发活动相比,海外油气项目因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全球油气财税调整周期性明显,调整周期与油价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见图7),高油价拉动“主动调整”,低油价推动“被动调整”,地区差异逐渐缩小。油气财税政策调整方向上,2016年非洲、北美以对作业者不利的负向调整为主,拉美、欧洲、中东以对作业者有利的正向调整为主,中亚-俄罗斯以正负平衡为主。2017年全球大部分地区呈正负平衡调整,美国减税政策成为年度最重大的政策调整。

伏羲、女娲植根于传统血缘文化的土壤中,其飞动相连的形象蕴含着丰富寓意与阴阳精气和合之美。此外,西王母东王公,也是以一阴一阳形式出现。

近年来,高邮市以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为抓手,整合资源、强化合作,进一步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切实提升为农信息服务水平,促进农民增收致富。2017年,全市新增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1个、益农信息社175个、农业电商企业13个,农业电商销售达5.9亿元。高邮市获批江苏省农业电子商务示范县,成功跻身阿里巴巴全国农产品电商50强县(市),是扬州市唯一入围的县市,高邮特产馆被团中央与京东集团联合授予青年电商创业孵化中心。

由于图像是以刀为笔,以石为本,顺应石材的物理特性,将丰富的雕刻技术自然释放出来。这种刻凿造型的“拟绘画”类技法,必然舍去一些繁复的细节,简化为具有秩序感的动态剪影,其雕刻的画面具有体积质感与绘画感。用阴线刻出物像轮廓并进行凿刻,使背景下凹,画面凸起,再在轮廓线内的物像上加刻阴线表现细部[13]9。凿刻的线条劲足简放、精炼流畅,极富飞动之感。线条刀法与力量高度融合、飞翔形象的结构走势与转折变化,使画面更概括、夸张、典型,更具强烈的视觉动感和想象空间。画像正是通过整体的、系统的意象造型思维与手法,将飞翔形象刻画的简练饱满、生动传神,创造出具有丰富想象的神仙异兽以及动感十足的飞翔瞬间。通过对画像情节瞬间的刻画描述,体现了画像对“飞动之形”的审美追求。

同时,对飞翔图像刻画还表现为审美符号及深层的隐喻意义。如这些具有神灵的羽翼,都不是具象的翅膀,而是意象化的羽翼符号,如图5中的东王公,“作为人类精神的客观化形式,这些符号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单纯摹写,而具有一种构形的力量,它们不是被动地表示某种单纯的事实,而包含着独立的精神力量,表象因此获得了特殊的意义。”[14]39这个特殊的意义,代表着天神的艺术形象特点和“无所不能”的神性力量。加上飞腾或飞行的姿态,组合成具有审美意境的飞翔世界,并在意象造型表达中追求飞动的审美意味。飞翔图像属于黑格尔所谓的象征性艺术,表现为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创造出一个飞翔的固定审美模式。米尔希·埃利亚德认为世界有两种存在物,一是世俗一是神性。飞翔图像在武氏祠中即是充当了世俗世界与神性沟通的关联纽带,自然具有了神性的光环与力量。这是因为飞翔图像艺术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神秘宇宙观,有着深刻的原始宗教信仰与隐喻的象征意义。羽翼符号的广泛运用,则被古人视为天界神界存在的基本构成元素之一;羽翼符号的意象化艺术处理方式使飞翔图像更加神秘、自由、生动活泼的特征,体现了汉人丰富想象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是古人最能表达飞升或长生的理想形式。

飞翔图像所具有的飞动形态是意象造型思维的观念表达。通过意象塑造并展现出一个个神灵形象,来满足汉人心理上能够飞升到仙界或天界。同时,仙界或天界也为飞翔图像的审美意象表现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使飞翔图像具有了“图画天地,品类群生”的丰富表现性。

()生命的永生追求

在汉人眼里,飞翔与“神灵”“升天”“长生”等观念密切相连,这些飞翔图像展示出汉人对生命永生追求的理想。

社区要搞一台消夏晚会。开演临近,一个小品还缺演员,居委会主任很着急。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老王说,我来安排吧。他临时拉了几个人,没怎么排练就上台了。不料,演出大获成功!庆功宴上老王多喝了几杯,道出原委:他让公交售票员演泼妇,让大学教授演伪君子,让城管演土匪,让律师演骗子……

武氏祠画像雕刻的线条形态充满了生命活力,是“汉画像石以浑古的笔锋和简洁的刀法,最好地传达了生命力自由流动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15] 线条刻凿技巧朴实凝重、抑扬顿挫,具有“刀砍斧凿”的力度感。恰恰这种线刻外静内动的审美动势,使飞翔图像成为一种生命体征元素和情感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说:“一种作品‘包含着情感’,恰恰就是说这件作品是一种‘活生生’的事物,也就是说它具有艺术的活力或展现出一种‘生命的形式’。”[16]42飞翔图像线刻符号就具有这样的生命活力与形式。其所创造的飞翔图像,实际上是汉人对“生命”永生追求的艺术表达与延伸,体现出汉人对“生命”渴望与文化思考,“形成了‘以生命为美’的审美观和以生动生气的形态为美的艺术表现观”[17]69。这种“以生命为美”的永生追求与表现,自然具有了神秘的想象力、抽象的符号性和夸张的灵动感。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生命放置在极高位置,飞翔图像充分展示出“重人贵生”的观念。《太平经》说:“一切含气莫不贵生,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于长生,长生者必其外身也。”[18]34长生者为汉人所崇拜,也是永生追求的对象。人们期望能够长生不老、羽化登仙,渴望死后灵魂不灭,追求生命永存。

同时,人类在观察、思考或是“理解大自然时,最初和最方便的思路就是把事物拟人化”[19]5,这种“物活论的观念”,积淀在飞翔图像“文化传统的深层,成为一种激励与愉悦人们的精神力量。”[20]这种力量正是汉人追求生命长生精神的动力源泉。作为纯粹的生命追求形态,飞翔图像自然被赋予神秘的“生命长生”特征,如以西王母为代表的仙界神灵都具有生命长生的特性。这种“生命长生”是凡人无法企及的,更是凡人们热衷的永生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飞翔图像承担着生命追求的精神使命。这种追求使命正是通过飞翔图像世界的系统表达,来消解现实中人们的失望与痛苦。

飞升到天界或仙界,以获生命的长生不灭,作为人的最后圆满。攀缘而上,灵魂飞升,与天相通,凸现出汉代对生命的永生追求意义和符号表达模式。

()飞翔的探索之思

武氏祠所有的图像都流露着对天界或仙界的向往与渴望,这种图像是农耕文化意义上的视觉转化方式,突显了古人对天空的关注,对具有神秘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飞翔图像承载了这类探索自然、追求自由的欲望。因此,从人类对飞翔的欲望角度去分析,才能阐释汉画像艺术深层的文化思维特点与价值系统。

古人从关注、崇拜“飞翔”发展到渴望、梦想“飞翔”,再到探索“飞翔”的方式与实践,无不体现出古人对于“飞翔”的特殊意义。而武氏祠飞翔图像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强化了这种“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是对生命的永生追求,更是对自由、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实践与思考。人类对鸟的关注与崇拜历史悠久,早已融入古人的思维意识深处,创造出各种充满智慧的飞翔形象或飞翔器物。如武氏祠画像中的“羽人”就是模仿鸟进行“人鸟合一”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古人最理想化的探索方式之一。还有至今流传的许多神话传说,如“西王母”“伏羲女娲”“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等都是出于对飞翔想象与探索的文化创造。

尽管古人对飞翔的探索具有历史局限性,但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历史中,人们想象并尝试探索着各种方式,来追求飞翔或是获得飞翔能力。这些充满智慧的想象开启了飞翔探索之旅。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的墨翟曾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三年而成。《韩非子·外储说左》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可见木鸢能够在天上飞一天的时间。据说后来鲁班根据墨翟的设计,用竹子来改进材质,将竹子劈开,削磨光滑,用火烤使其弯曲做成喜鹊的造型,“成而飞之,三日不下”[21]5,说明在空中飞翔达三天之久。木鸢就是现代风筝的最原始雏形,这是古人针对飞翔器物的一次创造与改良实践。此外,五代时期的热空气气球——“松脂灯”的创造使用,明代“飞螺旋”飞翔工艺玩具的发明等。在西汉时期就有人用鸟羽制成翅膀绑在身上,从高台上跳下并能滑翔上百步;还有明代的“万户”被誉为“世界航天第一人”等。可以看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伴生着一条追寻“飞翔梦想”的探索史。这种探索思考随着人类探索自然与未知世界而逐步深入,充分体现出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向往天空、渴望飞翔的天性。飞翔探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传统的宗教神性观念、科学思考和探索实践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飞翔于天、以人力征服自然世界的智慧与理想,是对主体精神的发扬。冲破大地约束和自身条件制约,飞离地面,翱翔空中,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理想状态。恰恰是这种理想状态,催生出人类探索“飞翔梦想”的无限可能,直到当今世界突飞猛进的航空航天事业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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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孔新苗
《滨州学院学报》 2018年第1期
《滨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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