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若是公认的《孙子兵法》研究的学术泰斗，他在《孙子兵法》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孙子兵法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抗战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郭化若始终锲而不舍地钻研《孙子兵法》。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十一家注孙子附今译》《孙子今译》《孙子译注》这五部著述中。与他人研究成果不同的是，这五部著述并不是互不关联、没有关系的，而是有着密切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们以时间为线索，每一部都是对上一部著作的修改、深化、丰富和完善。也就是说，其他几本著作都是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这一最早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修改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不断学习吸收相关领域及研究成果的基础进一步深化研究提高水平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郭化若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和他所研究的《孙子兵法》一样有着卓越的成就：广博精深而完整的体系、有着唯物而全面的分析、有着深刻而辩证的见解。本文综合上述郭化若著述的主要内容，参考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试从战略问题、建军治军思想、哲学思想、关于《孙子兵法》历史存疑问题的探讨及对《孙子兵法》价值缺陷的评价等五个方面对郭化若孙子兵学思想成就做一简单介绍。

一、深刻揭示了《孙子兵法》在战略问题上的精辟见解

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有一个广博精深而比较完整的体系[1]6，其中它在战略问题上的深刻的辩证的见解是尤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孙子兵法》在战略问题上的深刻的认识，郭化若主要从“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和“主动的灵活的指导法”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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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思想

这一思想包括“运动战”“速决战”“进攻战”三个关键要素。

一是在作战形式上，《孙子兵法》主张运动战。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2]115。它把“伐兵”放在“攻城”之前，把“攻城”看作下策，以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这反映当时进攻兵器还缺乏摧毁城堡的能力，攻城所费代价过大，每每导致旷日持久，不利于速胜。所以《孙子兵法》主张“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谋攻篇》)。“伐兵”，就是进攻敌人的军队，照现代的军事术语说，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不以城堡或要塞为作战目标)。《孙子兵法》认为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的作战方式。运动战的核心在于调动敌人于运动中以便为我歼灭，指导的关键在于把敌人看成是能动的，有规律的，可以调动的，并且设法调动它，《孙子兵法》 称之为“动敌”。孙子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要调动敌人，必先造成一种态势(即“形之”)，使“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也可以故意予之，或以利动之，或者攻其所必救，这样就能调动敌人于运动之中而求得战机。毛泽东指出：“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3]492《孙子兵法》强调这一点，说“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又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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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孙子兵法》主张平时应认真贯彻命令，养成部队官兵的服从习惯，造成将帅和部下官兵间的融洽气氛，战时则应该激励部队和奖励士兵。在进攻战中要提高士气，爱抚兵卒，“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九地篇》)对泄露机密和偷听机密的人，主张处以死刑。在“俘虏政策”方面，则主张优待俘虏。所谓“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作战篇》)。物质补充则主张“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作战篇》)，这里已有补充在前线的思想。当然，郭化若强调，《孙子兵法》提出“视卒若爱子”，目的是要使他们去拼死作战；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壮大自己。《孙子兵法》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苦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6]10

一是对于将帅知识的要求。《孙子兵法》认为全面的才能包括八个方面：要能正确了解敌我双方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制等全面的情况，做出正确的情况判断；要懂得“因粮于敌”；要懂得“以迂为直”，做到争取先机之利；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善于分析国际政治形势;要能预见胜败;要善于判明敌人企图，研究地形险易，计算道路远近，制定胜利计划;要精通于各种机变的运用;要全面地考虑问题，忌带片面性。

二是为何《武经七书》中其余六种都没有更完满更高的战略思想超越《孙子兵法》？郭化若认为，原因就在于《孙子兵法》把战争中最一般最重要的规律都发现和揭示出来了。并且因为他揭示的战争中主要规律的最大部分，与《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等都建立在大致相同等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因此“建立在大略同等的哲学思想上的吴司李尉三六，也就不能超越它了。”如十三篇对战争中主要的范畴“敌我”“优劣”“攻防”“胜败”都提到了，对战略战术中的范畴“进攻”“防御”“持久”“速决”“合围”“攻击”“攻城”“野战”也大体讲到了，对于战略指导上的主动、灵活都说到了。至于将帅的条件、纪律的要求、火攻水攻的作用、兵要地理的原则、地形之利用、行军宿营之注意，乃至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平陆战斗、池泽战斗，征候判断、情况分析、给养运输注意、俘虏缴获利用、乡导之利用、间谍之派遣也都有论及。“其思想之恢博确为其他兵书所不及”。其他兵书“还有什么呢？也只能充实内容无以复加了。”[8]168

(二)关于主动的灵活的战略指导思想

郭化若认为，灵活与主动都是战略与战术指导的重要因素，两者有着密切关系。强调主动的、灵活的指导法，这是《孙子兵法》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孙子兵法》战略思想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就是关于战略指导的主动性灵活性问题。[4]109

首先是主动性。在作战指导上，《孙子兵法》强调“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这就含有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意思。毛泽东指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争取主动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郭化若将《孙子兵法》关于灵活地指挥军队夺取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概括为四点：一是正确判断情况，使主观的决心和处置能符合客观情况。《孙子兵法》列举出“五胜”“六败”作为敌我双方情况估计的准则，重视天时和地形条件的掌握，重视对这些情况的分析。要求在进军、接敌、对峙、 交战等战争全过程中，都要查明和判断敌情。二是消灭自己的弱点，免授敌以可乘之机。《孙子兵法》把消灭自己的弱点与造成敌人的弱点联系起来，并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先决条件。消灭自己弱点可具体通过“修道”“戒备”“集结”“秘密”“示形”等五个方面来实现。三是集中优势兵力。集中优势兵力是争取主动的根本措施，是进攻战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孙子兵法》指出：“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虚实篇》)兵力劣势就是因为被动地去防备敌人，兵力优势就是因为使敌人被动地来防备自己。“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因此要查明敌人情况而不让敌人查明我们的情况，我们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就不能不分散了；我们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那就是我们用十成的兵力去打它一成。这样，我们就成为优势而敌人成为劣势。我们能集中优势的兵力去攻击劣势的敌人，那么，我们当面的敌人就显得弱小而容易被我战胜了。四是造成敌人的弱点。郭化若指出，这是《孙子兵法》主动性思想的精华。敌人的弱点完全可以扩大或造成，因为矛盾普遍存在着，敌人内部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造成和扩大敌人的弱点办法也很多，在《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中，郭化若列举了十种：佯动(即“示形”)——迷惑敌人；“诱敌”——利而诱之；“扰敌”——乱而取之；“怒敌”——怒而挠之；“示弱”——卑而骄之；“离间”——亲而离之；“疲敌”——逸而劳之；“诱敌”——利而诱之；“饿敌”——饱而饥之；“役敌”——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5]25用这种种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敌人发生弱点，陷于被动，自己则保持主动。

其次是灵活性。灵活性主要包括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两个主要方面。关于灵活地使用兵力，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有六点重要意见[5]27：一是掌握用兵规律。“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九地篇》)。二是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势篇》)。三是制造态势。造成有利战机，使投入战斗中的军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篇》)那样，猛不可挡。四是指挥有方。“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五是出奇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进攻战的一个主要原则。六是夺气夺心。“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打击敌人的士气，打乱敌将的决心。关于灵活地变换战术。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论述了五个方面[5]28：一是分散和集中，“以分合为变者”(《军争篇》)。二是快慢和动静。“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篇》)。三是计划性和灵活性。“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军争篇》)。四是奇和正。“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势篇》)。五是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 “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九变篇》)。《孙子兵法》得出的结论是，作战方式灵活变化到顶点，让敌人看不出自己的行动规律来，“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

二、明确指出了《孙子兵法》在建军治军方面的重要主张

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根据当时新的土地关系而企图革新军制的需要。“关于军队问题，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推翻奴隶主统治并取而代之，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建立新的军队。孙子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是反映这一需求的。它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2]112

(一)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

《孙子兵法》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6]10《孙子兵法》治军的基本思想是爱兵与命令结合、教育与纪律结合、厚赏与严刑结合。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计篇》)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上就是“上下同欲”(《谋攻篇》)。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这“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

第一，《孙子兵法》懂得把士兵勇怯进退齐一起来的重要。他指出用当时所能有的指挥信号来指挥的必要。“‘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军争篇》)

第二，《孙子兵法》注重采取怀柔抚爱的开明与严明的纪律并重的政策。他提出看待兵卒要像“婴儿”和“爱子”一样，那就可以同他们去赴汤蹈火，“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他并没有把爱抚士卒与严格纪律区别开来，又指出，对部队官兵在未进行教育取得他们爱戴之前，不应就进行惩罚，在已进行教育取得他们拥护之后，如果不维持纪律，那就不能作战。“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行军篇》)如果“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郭化若揭示说，《孙子兵法》的教令不会是真正启发士卒觉悟的，因为它首先就不能把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明白告诉士卒，而是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又说：“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九地篇》)因此，他的教令只是也只能是愚民的。[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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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智、信、仁、勇、严”作为选将的标准和要求

郭化若指出，在建军方面，《孙子兵法》非常重视将帅的条件与修养。他强调将帅的作用，认为关系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安危，指出：“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作战篇》)《孙子兵法》对春秋末至战国初新兴的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把具备“智、信、仁、勇、 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之中。要求将帅要有全面的知识、全面的才能、完善的性格、高度的责任心和优良的作风。[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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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将帅才能的要求。全面的才能包括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郭化若把《孙子兵法》规定的“将军之事”概括为四方面：“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即善于指挥军队在危险之地作战；能够做到“知胜”和“为胜”，即克服自己弱点和造成敌人弱点；懂得“治气”“治力”“治心”“治变”，即掌握军队的士气、心理，掌握军队战斗力和战略战术上的机动，力求成为敌人的主宰；“善于用间”，善于使用各种间谍，进行微妙的斗争。[4]117

三是所谓完善的性格，就是要克服五种性格上的缺陷:要勇敢，但不要只知死拼；要谨慎，但不要贪生怕死；要果断，但不要急躁；要廉洁自爱，但又要能忍辱负重;要爱民，但不要因此而怕打烂坛坛罐罐。这些性格上的缺陷，会引起军队覆灭、将帅被杀的严重后果，是必须引以为戒的。[1]15

四是所谓高度的责任心。《孙子兵法》要求将帅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不求名，不避罪。孙子说：“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地形篇》)另外，关于指挥关系的问题。郭化若认为，孙子一方面强调将要听命于君。“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篇》)“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 (《军争篇》)但是他认为君不可以干涉将帅机动，反对那种君从中御的做法，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谋攻篇》)又说：“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 [4]118

三、全面概括了《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卓越认识

郭化若认为：“在军事学上孙子是最古一人，名垂宇宙；而在古代哲学中，他又光辉灿烂地独树了一帜。”[5]39孙子兵法军事哲学思想的精华主要包括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对于这样一部充满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军事著作，应当在学术界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2]121

(一)关于朴素的唯物论战争观思想

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首先表现为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态度。[6]19孙子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 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明确指出不可去求神问卜，不可用类似的事情做吉凶的推测，不可用夜观星辰运行的度数去验证，而必须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并且要求在军队内部“禁祥去疑”。他在“五事”中讲到“天”，说的是“阴阳、寒暑、时制也”，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态度。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他在不断战争的实践中，综合了无数战争的经验，全面地看到影响战争胜败的客观因素，政治和经济、将帅和士兵、天时和地利等客观物质条件。这就形成了《孙子兵法》唯物论战争观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郭化若指出，一定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并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是从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它关于战争问题和军队问题的论述，就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2]111《孙子兵法》虽然还未能给战争规定出完善的定义，但在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孙子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他要求战争的指导者不可从主观愿望和喜怒感情出发，要在判明敌我双方的情况后，再定下打不打的决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否则就会造成亡国杀身的灾祸。所以，“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火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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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孙子兵法》不像一般唯心论者把军事脱离开经济来看，而是注意到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孙子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他认为，敌对双方土地大小、物产多少、军队众寡，成为双方力量优劣的对比，力量优劣的不同，构成胜败的物质基础，这就正确地认识到战争和经济的关系。《孙子兵法》看到长期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指出持久的战争将造成民穷财尽，并引起人民的反抗，这就正确地指出战争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此，孙子强调对战争采取慎重的态度，竭力反对进攻的持久战，认为它将导致民穷财尽，破坏国家经济。[5]40

三是关于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孙子兵法》着重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五事”即“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和“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七个问题。《孙子兵法》把“道”放在“五事”的首位， 把“主孰有道”看作“七计”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所说的“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也可以说“道”就是政治。“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这表明《孙子兵法》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孙子兵法》除了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外，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其他基本因素，对天、地、将、法分别做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孙子虽然强调将帅的作用，但他对于战争胜败的条件，却不止看到将帅一项，而且看到政治、法令、军队、天时地利等条件。这些都是唯物论战争观的基本问题。这些也是《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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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关于主观指导与客观情况。孙子认为，战争的胜败首先决定于客观条件，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所以说“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这是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他正确地指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形篇》)，强调力量是决定攻防的客观条件，而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在战略指导上，《孙子兵法》非常重视调查研究，认为战争的胜利依靠全面地了解情况，强调要从了解情况的人那里进行调查以了解敌情，通过侦察地形和重用向导以了解地形，使主观估计能完全符合客观情况。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唯物论观点。《孙子兵法》并不机械地看待客观条件，因为客观条件只是胜败的可能，而不是现实的胜败，要把胜败的可能变成现实性，还要经过主观的斗争，因此，孙子非常重视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是《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7]

(二)关于深刻的辩证法要素

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反映出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其中辩证法思想的表现，虽然只限于军事领域并且是自发和朴素的，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就有这样丰富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则是难能可贵的。[6]25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郭化若还概括指出《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四个特点：一是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战争规律，并善于应用这种规律来指导战争；三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战法去处理战争中不同的战况，解决不同的问题；四是从最大量的经常见到的现象出发，去发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1]18-21毫无疑问，这对我们今天观察和思考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类问题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二，《孙子兵法》不把战争中的一切事物看成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 或不可变的，而是把战争中的一切事物看成和自然界一样是可变的，是变动的。这些变动在它看来是有规律的，可以用主观力量促成甚至造成。所以它说“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势篇》)“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郭化若认为，这种可变的、能动的观点与其方法是灵活性、主动性的基础，特别是运动战指导最主要的条件。许多人因为不了解这个观点，缺乏这个条件，而以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指导战争，结果不能得到胜利。“在抗战中这种例子上演不少，可惜《孙子兵法》已流行了两千余年。”[8]170

第三，《孙子兵法》不把战争中一切对立的范畴看成是分离的无关的，而是看成相互渗透相互推移的。孙子看到“治乱”“勇怯”“强弱”“佚劳”“饱饥”“安动”等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变化的。因此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孙子不但看到这种相互推移的可能，而且他还认为可以用主观的力量，促使这种相互推移的实现。这种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矛盾的统一性。转化的关键，在于将帅主观的能动性，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位，迫使敌人陷于不利的形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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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孙子兵法》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指出要用不同的战法去处理不同的战况。《孙子兵法》看到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敌人也到处都有矛盾。有众必有寡，有实必有虚，总有弱点可找，总有罅隙可乘，因此就有“乘敌之隙”之可能，因此它能够提出许多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郭化若指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用这种方法去观察敌人，就可以有藐视敌人和敢于胜利的雄伟气概，用这种方法来观察自己，就能承认自己内部也有矛盾，也要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它。[1]20

第五，《孙子兵法》也认识到矛盾的特殊性，因而也想出对各种不同的矛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首先，对于各种不同的敌人，要用不同的战法。例如，对贪利的敌人，要用利去引诱他；对骄傲的敌人，要用卑辞示弱使他麻痹松懈；对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免决战；对休整的敌人，要使他疲劳等等。其次，在兵力对比不同的情况下，要用不同的打法。兵力比敌人优势就采取进攻，比敌人劣势就采取防御。比敌人兵力多十倍，就去包围；比敌人兵力多五倍，就去进攻；只多一倍，就要分散敌人；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能战胜它；比敌人少，就要能退却；比敌人弱，就要能避免决战。另外，在不同的地区行动应采取不同的方针，在不同的地形上行军作战，应采取不同的战术处置，如此等等。这种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分别对待的方法正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3]311的原则。

第六，《孙子兵法》不为复杂迷乱的现象所蒙蔽，而注重从现象背后发掘出本质来。战争总是在迷蒙不清的情况中，所以比其他现象更具有不确实性，加上敌人总是用各种方法隐蔽和伪装，所以从表面的复杂的情况的现象深处去探讨和挖掘出敌人企图的本质来，是更加困难而且更加需要了。孙子注意从敌人行动的情况中分析敌人的意图，区别真相与假象。他说：“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军争篇》)。《孙子兵法》还懂得从现象的联系与发展中去揭示本质，“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这是查明情况的正确方法。[1]21

第七，《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运动也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而且也是可以掌握的。它说：“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虚实篇》)他认为，这些规律不但可以知道，而且可以操纵把握。根据这种战争规律性的认识，胜利是可以预见的，而掌握了这种规律性，就可以调动敌人，就可以指挥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

第一，《孙子兵法》不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是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例如对战争胜败因素的估计，就列举了五事、七计，谈到将帅就指出五危六败，讲战争就联系经济，看到战争之利也看到战争之害。《孙子兵法》注意到一切事物都存在相反相成的对立面，因此他在观察和分析战争问题时，也就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避免片面性的认识。《孙子兵法》提出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范畴，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等，这些都是战争运动中的基本矛盾，贯穿在《孙子兵法》的许多地方。

四、合理解答了《孙子兵法》一直以来的一些历史存疑

关于《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与成书时间及内容篇数等问题的考辨，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存在疑问、未得到完全解决的学术公案。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吸引多位知名学者加入探讨，一时百家争鸣，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论争[9]。这一问题相当于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是任何有思想、负责任的学者进行《孙子兵法》研究需要首先了解并回答的第一个大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化若自然也不能回避。他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细致地考察与分析，得出结论也更加严谨可信，经得起推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固守成见，而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的丰富，能够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观点。

第一，关于《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与成书时间。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论。如著名学者梁启超就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为孙膑，书是战国时的作品。民国时期兵学家李浴日则认为该书为春秋时期孙武所撰。当然还有其他说法。郭化若在这一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他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认为《孙子兵法》的思想是春秋末期孙武的思想，而书写成于春秋末、战国初。他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孙子兵法》究竟为何人何时所著。不过，第一，《孙子兵法》中之战略思想，当构成于孙武时代而非孙膑时代……我们可以说，《孙子兵法》的思想是孙武的，而不是孙膑的。第二，自然也很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即《孙子兵法》是孙子的思想，口授给弟子门徒，而为其后人录之成书，或是到孙膑的时候，才由孙膑整理起来，写成兵书，但无论如何，书总是写于孙膑或孙膑以前，而思想则是于孙武时代。”[4]95他并谦逊地补充说：“我们根据前面的说明，暂且断为自然这种断定，也许不十分正确，不过在未得更多的且更可靠的材料以前，暂做这样的断定，对我们下面的研究却是必要的。” [4]96但是到了1962年，在为《十一家注孙子》所做的“代序”中，他结合新的历史文献资料，对上述《孙子兵法》是“春秋末”的思想进行了更改，指出：“从时间上说，它主要反映了春秋以至战国时代的军事思想。因为表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既有春秋时期也有战国时期战争背景，如车战是春秋时代的特点，而骑兵的使用，则是战国时代才有的，将相分工也是战国时才有的。所以我们说，孙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它的思想奠基人是孙武。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春秋战国时的战争经验及军事学说而予以整理补充的是孙膑”[1]2-3。

1984年，结合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以及其他文献资料，郭化若在《孙子译注》中指出，银雀山“竹简”证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本书，证明孙膑、孙武各有所著的兵法，现存传世的《孙子兵法》不是孙膑写的，而是孙武写的。《孙子兵法》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战争发展的需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郭化若强调，《孙子兵法》的精华与核心是其中的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这些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只能在春秋战国时社会更迭、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和反吞并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加上百家争鸣的影响，由无数次战争经验的积累和伟大的军事家对此进行精辟的总结。至于成于孙武之手，则是属于偶然性的事，这一偶然性，当然也有其客观条件。孙武出身军功贵族的家世及其经历说明当时恰恰是孙武能帮助阖闾、伍员经国治军，以弱小的吴国出奇制胜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因此，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而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过渡时期。至于成书过程，应当在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噽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在口传笔录过程中，增补、遗漏、抄错、修改都在所难免。但没有改变或遗漏孙子思想的核心。当然郭化若也指出，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很难断定《孙子兵法》成书的确切年月，只能作一比较接近史实的成书过程的推测，以供读者继续研究。[2]128-130应该说，没有比郭化若这一推测更为合理与接近事实的了。

第二，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孙子兵法》究竟是否完书？是不是只有十三篇？这在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着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史记》说“十三篇”，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就有“《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的说法。三国时曹操注释《十三篇》。对此，唐人杜牧曾指出：“孙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而成此书。”但对于究竟是十三篇还是八十二篇，也是历来众说纷纭。对这一问题，郭化若也有着准确而独到的见解。当然和前一问题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孙子兵法初步研究》中，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在流传的过程中，恐怕散乱颠倒、遗失和后人的臆测、附会、修改、增减等，都在所不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今的十三篇是孙武战略思想的主要部分。[4]961958年，他在《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中指出，《孙子兵法》成书后，后来又经过再三辗转传授、添注、遗失、仿刻、讹传、修改、附会，可能有各种大同小异的刻简，所以到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就有“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的说法。《吴越春秋》也有孙子与吴王的问答的记录。传到三国，讹传添注当然更多，断简乱秩亦所难免。经过曹操选择、删削、编辑、注解，又成为十三篇，这就是现在流传的孙子十三篇。据唐杜牧的说法，现在所传的十三篇，已不是原来的十三篇了。现存的十三篇是经过曹操删削编注的。[5]11-12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郭化若一直持这一观点。但到了1984年，在对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孙子兵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郭化若有了一定新的认识。他指出，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证明从“竹简”抄录时到三国时期曹操注《孙子兵法》，其间无大更改。银雀山“竹简”还证明，曹操统治中原后，有优越条件可以收集到许多版本，从中挑选当时的善本写了简略的解释(“故为略解焉”)。这否定了杜牧说的曹操“删其繁剩，笔其精华”之说。由于曹氏统治的优越条件，使《孙子兵法》十三篇得到大量的传抄，因而能长期保存下来，这也算是他的贡献。[2]130-131

由于共享经济属于新事物，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政府尚未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发展的监管仍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现阶段，仍有投机分子利用这些漏洞，破坏市场秩序而相关部门也因无法可依，不能及时处理一些违法现象，导致共享经济发展存在小范围恶性循环。

五、客观评价了《孙子兵法》的地位价值及局限性

对《孙子兵法》的评价，历来也是各持一端，言人人殊。有的把《孙子兵法》抬到九天之上，说是“万世不易之定理”，是“万应药膏”或是“神妙莫测的韬略”；有的则将其贬到尘埃里，认为它是过时的腐谈，显然两种观点都各有偏颇。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来客观分析《孙子兵法》，对其进行全面公允的评价，郭化若可谓是第一人。郭化若主要围绕《孙子兵法》思想的地位价值及其缺陷和局限性进行了科学回答和客观评价。

(一)关于《孙子兵法》思想的地位价值

围绕《孙子兵法》思想的地位价值，郭化若重点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是《孙子兵法》为何至今还具有充沛的生命力，其价值何在？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至今两千几百年了，仍为人们所称道所引用。它之所以能流传两千余年，受到广泛的重视，绝不是偶然的。“孙子总结了春秋战国及其以前的战争的丰富经验，把战争中最基本的最主要的规律，经过加工，用最简洁的最深刻的词句提示出来，所以它至今还具有充沛的生命力，而在中国以至世界军事学史上放出了万丈光芒。”[5]38不同时代、民族、地域的战争都有其特殊规律，因而也就各有其战略思想，然而一切战争都还有其共同的规律，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共同的原则。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的原则，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等，至今在原则上还有其价值。

三是在作战方针上，《孙子兵法》讲求速决战。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所主张的速决战是战略的，也是战术的。[5]19《孙子兵法》强调“兵贵胜，不贵久”，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作战篇》)。之所以主张战略上的速决，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争霸战争，是掠夺的侵入他国的进攻战，不是保卫本国民族利益或保卫本国领土不受侵入的防御战。当时经济落后，潜力不足，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粮食虽能在敌国征用，器材还要从本国运输。加上兵卒厌战，补充困难，因此进攻战就不能不主张速决。在战术上，它强调兵贵神速，认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九地篇》)，要求军队的行动要“其疾如风”(《军争篇》)，“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 (《势篇》)，“速而不可及也”(《虚实篇》)。为了达到进攻速胜的目的，在具体作战上，《孙子兵法》主张要充分准备，做到“先胜而后求战”(《形篇》)，要“并气积力”“并敌一向”(《九地篇》)，这些都是要求有充分的准备，要集中兵力。

后来，那个柯察金也曾请教过江大亮，问江大亮是用什么法子让吉尔金娜倾倒的呢？江大亮就不怀好意地说：“你若是戴上个绿帽子，就会把你的男人功能增强好几倍。”这个呆头呆脑的柯察金真就买了顶绿帽子戴上了，过些日子又愁眉苦脸地对江大亮说：“我戴上绿帽子了，怎么还是吸引不住吉尔金娜呀？”江大亮就笑个稀软，心里暗暗地说，真他妈的傻老毛子，骂人的话也当真。

二是在作战方式上，《孙子兵法》重视进攻战。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对于各种作战方式，既讲了进攻也讲了防御，但更加强调进攻[1]9。对于攻防二者的关系，强调“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形篇》)，把采取进攻战的依据放在力量的优势上，防御战的根据归于力量的劣势。他指出，进攻和防御的主要要领在于“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形篇》)。进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外乎“集中兵力”和“攻敌弱点”。他指出，“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九地篇》)，但同时必须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转而攻其弱点，即“避实而击虚”(《虚实篇》)。关于进攻战的指导要领，要求“其势险，其节短”(《势篇》)。这样就能使进攻迅速而突然，短促而猛烈。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对进攻行动要求突然性，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要“避实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这些突然性都带避实击虚的奇袭和机动作战思想。《孙子兵法》讲的进攻既是战略的也是战术的。如“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是论战略战役上的进攻，而“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火攻篇》)则是《孙子兵法》论战术上的进攻。同时，从战术上看，进攻战也有歼灭战的意味。为了达到全部歼灭敌人的目的，《孙子兵法》主张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作战，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谋攻篇》)，就是在敌我双方技术人力相等或大略相等的条件下要求以多兵对少兵，以图全胜。这其中就带有力求歼灭而不要击溃的意思。[4]109

(二)《孙子兵法》思想的缺陷及局限性

郭化若指出，当从《孙子兵法》这部古代著名的兵法中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时，必须看到，由于阶级本质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不免有其缺陷和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战争观上不能区别战争的性质，从而也就不能区别正义战与不正义战的不同。《孙子兵法》只说到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和战争有利不利的两面，却不能进一步认识到那些战争的本质。而且孙子从诸侯列国争夺土地和霸权的兼并战争需要出发，公然主张“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九地篇》)，无视战地居民的人心向背，这是统治阶级剥削本性的表现。同样，他掩蔽了政治的阶级性，对本国军民只有愚民政策，采取利诱和镇压，而没有发动民众、提高兵卒政治觉悟的思想。

本研究的护理方法较为简单，不会引起患者和家属的不满，没有违反医疗护理原则，可行性强，样本量大，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发现中医辨证论治护理可以明显改善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症状，让患者的住院时间缩短和生活质量提升，减少他们的就医费用，提高临床疗效的作用。

二是在历史观上倾向唯心论，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孙子轻视广大兵卒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他主张“愚士卒之耳目”，把兵卒看成羊群，“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篇》)，不让士兵了解为什么打仗，为谁打，打什么人，这些都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表现。[1]15-17

三是在发展观上讲量的众寡多，讲质的变化少。《孙子兵法》在论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比较注意“量”的不同和变化， 较少注意“质”的不同和变化，所以他只能提出示形的结果而把敌人变成寡，把我军变成众，而不能提出提高军队中人力与技术质的优势与作用。“今天在抗战中提高我军的质的优势，即提高兵士的政治觉悟，提高兵士的训练，与提高技术装备与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事，这却是孙子没有留给我们的。”[8]173

四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含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例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对战争问题的唯心论表现。毛泽东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闭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3]171这就告诉我们，战争不是任何时候都要发生的，而是在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这时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某些局部敌军的投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其实也只是战的结果。此外《孙子兵法》中“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以及“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形篇》)等等也是超现实的主观主义的思想。[8]172

五是《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是片面的，战略战术上还有不少消极因素。郭化若批评指出，《孙子兵法》所揭示的战略思想，作为一般战争的规律，偏重于进攻速胜，不重视防御和持久，是带有片面性的。在被欺侮的国家被侵略时，战略的持久防御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方针。[2]11在作战问题上，《孙子兵法》也有不少矛盾和与战争实践不符的消极因素，郭化若指出，例如它虽讲过“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虚实篇》)，但又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军争篇》)。其实如能出敌不意，则倍道兼行，风雨无阻，往往能取得意外胜利。还有，它主张“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军争篇》)，实则高陵有时可向(即仰攻)，背丘有时可逆(即正面攻击)，归师有时可遏，而为了全歼敌人， 一般地围师就不能缺，穷寇就必须追。这些思想都是消极的、片面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2]121

最后，关于研究和对待《孙子兵法》的应有正确态度，郭化若强调，对“孙子所遗留给我们的军事思想的精华，则应该有批判地吸收，而加上我们的经验，给它以科学的发展。”[5]39同时，“我们不可忘记《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的产物，到了今天只剩下了不完全的外壳，我们必须以新的内容新生气去充实它。”[8]168

六、结语

郭化若的孙子兵学思想成就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以上仅是对郭化若孙子兵学成就的粗浅勾勒，远无法覆盖全部。这里对于郭化若孙子兵学思想突破性成就取得的主要原因，还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研究视角的科学独到。郭化若孙子兵学突破性成就的取得与他开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运用到孙子兵法研究中去有着重要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3]212郭化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对《孙子兵法》进行科学的、透彻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和认识比一般研究要全面深刻得多。同时他不断创新发展。1958年，郭化若《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出版，书中以新的研究范式、视角对《孙子兵法》研究方式进行了创新。第一，按照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与逻辑关系把孙子兵法全文重新编排和分段，分为108段*后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孙子今译》和《孙子译注》中又将全文分为105段。译文和全文相对应，为了查阅和引用的方便，每段都标注出来，读者可按所注号码查明译文的解说，也可在原文注释中查明对原文较为详细的注释。这种创新的研究方式为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第二，为了更好地便于读者理解，《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不仅将所有孙子兵法原文都译成了白话文，甚至连书中所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相关记载都翻译成现代文。郭化若的《孙子兵法》译文语言优美，用词推敲考究，可谓字字珠玑，并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通俗易懂。谈及把《孙子兵法》加以新的注解并译成白话的初衷，郭化若曾提到，1939年所写的《孙子兵法初步研究》中引用《孙子兵法》的文句仍是古文，没有译成今文，“使许多同志阅读困难，多年以来总觉得是一件憾事”,“然而要使读者阅读和研究方便，就不仅要将古文释成今文，而且还应该根据其思想内容将各篇重新编排。经过反复研究，重新编了十三篇”[5]2。无疑，这种开创性的尝试是有益的，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对于《孙子兵法》的大众化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研究过程的坚持不懈与钻研精神的执着如一。如果把学术研究当成磨剑的过程，有的学者往往浅尝辄止，有的求快求多，有限的时间希望磨得越多越好，结果匆匆磨出几把来，质量性能当然未必好到哪里去。而郭化若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则是真正做到“数十年磨一剑”，正所谓“宝剑锋自磨砺出”。他始终围绕《孙子兵法》去深钻细研，坚持精益求精的态度。对于他所下的精力和工夫，我们也可通过《今译新编孙子兵法》提到“翻译之难”略知一二。他说：“孙子古文，文句简练，如果简单地直译，则晦涩难懂，虽‘信’不‘达’。所以，一方面必须十分忠实于原文，一字一句，都要尽可能保持它原来的意思，不能逾越，否则变成注解。但另一方面必须在字句之间，语气之内，把原有的意思给以充实，使之易懂。……把原句译成新句，几经修改，费尽寻思，总觉得还不能尽‘雅’，还不能令人满意。不免有读书太少，语奇拙愧不胜编译之任之感。”[5]1-2由此亦可见郭化若所下功夫之深及认真负责的态度，试问今日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如他这般诚惶诚恐、如履薄冰般对待研究和学问呢？

我问了别人，这种事情打官司其实也是打得赢的。只是不想把关系搞得这么僵，今后我还要在村长的下巴底下接饭吃是吧？

三是品格修养的高洁谦逊与治学态度的严谨认真。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郭化若从事《孙子兵法》研究不沽名，不钓誉，其研究目的如他自己所说的：“希望能引起更多读者对军事研究的兴趣，关心国防现代化建设”[2]124。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他始终秉持谦逊诚恳的态度，强调自己研究得还不够，而绝不以所谓的专家大师自居。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表现在他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实现自我突破，充实完善自己的研究，永不知足。1984年出版《孙子译注》时，他在后记“再版的话”中说道：“这次修改，参阅了国内近几年来报刊中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文章约三十余种，虽然很不完全，但得益颇多。其中有对若干古字的解释和十家注不同，但考之有据，言之成理者，我都采纳，以改正原来译注中的错误或缺点。”[2]126如对于“民弗诡也”一句的改用。郭化若在1980年代之前的所有孙子兵法著作中都是使用的“民不畏危也”，但是在1984年出版的《孙子译注》中就参照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改为“民弗诡也”。他在关于此句的校勘中指出：“民弗诡也：十家本作‘而不畏危’，《武经》本句末有‘也’字，竹简作 ‘民弗诡也’。曹注及杜牧、陈皞、王晳诸家注均以‘危疑’或不畏惧于危疑解，按当时驱农奴与奴隶作战，虽‘有道’亦难免士卒之畏危，故以‘使民不敢违抗’较使‘民不畏危’更合乎当时阶级关系。从竹简改正。”[2]2

综上所述，郭化若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炽热情怀、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淡泊名利的高洁品质，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做出了榜样，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参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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