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华族史上，“排华”是突出现象。在反思排华现象时，印尼华族具有经济上“富有”与政治上的“弱势”的一体特征，政治上的“弱势”和经济上“富有”似乎都可能引起排华现象的发生。其实，“富裕的弱势群体”是个很突出的历史现象，近现代中国曾经存在过——近代华侨与侨眷曾被称为“富裕的弱势群体”，可作为重要的历史借鉴，印尼和马来西亚华族也有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困扰着当地社会。走出“富裕”与“贫穷”、“强势”和“弱势”的不平衡发展，这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的重大课题。印尼华族在反思自身与当地原住民族群关系时，总强调要警惕排华现象的再次发生，要记住“血泪”历史，同时要融入主流社会。其实，印尼华人更要认识自己，认识时代，要与印尼民族共成长——既然已经落地生根，印尼华族不仅仅要融入，更要发挥其优势，在多方面引领印尼民族国家的成长与发展，为印尼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勇于担当，赢得尊重与尊严。

一、近代侨眷的“富裕”及其“弱势”

西方学者讨论到近代华侨及其侨眷在侨乡的生活及其所兴建的侨房时，认为侨眷是当地的“一个富裕的弱势群体”：

在侨乡，移民的亲眷被称为“侨眷”，他们往往在本土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可能完全、或大都不需下地干活，他们可能可以雇工代劳，或者只是放放债，做做生意。生活在侨乡的一些归侨，可能通过捐赠当地的公益事业而获得较高声誉。在侨乡，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型建筑，往往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征，最典型的例证当数广东开平由海外华侨出资建筑的碉楼。在乡村，侨眷的相对富裕吸引了土匪的注意，故而不得不建造了此类外表华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这些美仑美奂的碉堡式建筑，不仅显示着侨眷的富有，同时也是他们虚弱感的象征。侨眷作为一个富裕的弱势群体，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侨乡的社会现象，这是我们在以下各章还会反复论及的一个主题。[1]46

“富裕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以致已经成为华侨和侨乡研究中非常典型的话题。显然，近代华侨所谓的“富裕”更多体现在“这些美仑美奂的碉堡式建筑”和“外表华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上。对于将建造房屋视为百年立基的华人来说，所有的资金和财产或许都已经贴在房屋上面了，正如20世纪末以来许多客家乡村里，每家每户只要稍有可能，便开始建房“做屋”，一块块砖往墙上贴，喝粥挨饿也在所不惜。华侨之所谓“富裕”，只是“相对”而已，在整个社会的贫穷背景下，稍微一点突出的现象就如此与众不同。相对于“富裕”来说，其“贫穷”可能更值得关注。

（一）“吾奈唐山吾好图”：“过番”风俗的肇始与发展

客家人的海外关系史可追溯到唐朝，但直到清代中期之前，都可被称为海外移民史的开端期。[2]44-54直到乾隆年间，其过番的历史记录才开始增加，其影响也逐渐扩展。[3]但是，直到乾隆中期，嘉应州的生产仍然是一派农耕文明的村庄景象：

土瘠民贫，农知务本。而合境所产谷，不敷一岁之食，藉资上山之永安、长乐、兴宁。上山谷船不至，则价腾踴。故民尝艰食，而勤树艺。其畲民尤作苦，嵂崒嵁岩，率妇子锄辟，种薑、薯芋、粟之类，以充稻食。[4]125

其中，d为输入样本长度，d=3。r1和r2分别为残碱及Ⅰ段黑液波美度延迟因子。根据造纸厂现场调研，确定r1=6，r2=4[8]。经过多次训练，残碱的动态因变量为24，黑液波美度的动态因变量为16。

生活困苦，需借资上山之谷，上山之谷显然并非全是慈善的救济粮，而是与市场价格相结合的。但其“钱”从何来？州志并无明说。生活的贫困似乎并未引起社会的变迁，民风仍然纯厚，各安其业，虽然不是那么美好：

士大夫谨约自好，以出入公庭为耻。温饱之家益敦俭素，输赋奉公，不事鞭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者，至万有余人。前制府请设州治疏称文风极盛，盖其验也。[4]125

“士”虽然穷困，但喜欢读书的传统似乎依然在传承着，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乾隆间的嘉应州志也未给予特别的注意，显然并未意识到此时的社会风俗已有所变化。温仲和在其案语中评论说：

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植产，特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州士之喜读书自宋已然。然当时实恃以为生，今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而风俗亦遂渐侈靡，非若昔日之质实勤俭矣。[4]125

甘肃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地理位置N 32°11′～42°57′，E 92°13′～108°46′，地形狭长，横跨多个气候带，地貌错综复杂，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类型并存，是全国各省区中地质地貌和气候类型最为丰富复杂的省份。

近年粤之嘉应州入内山开矿，屯聚日多，遂成土著。初娶黎女为妇，生齿渐繁，乃自相婚配，近已逾数万人。[6]21

印尼华族在总结暴乱之渊源时，也多有自我检讨，在自我反省中强调，“富裕”的华族应当严于自律，不能“炫富”，不能因此刺激贫困者，这显然是需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反省中常常视华族乃好炫富的族群，诟病其奢侈和浪费，甚至被认定是印尼华人遭受异族排斥的重要理由：

包世臣与徐继畲关于海外客家社会的记载，反衬出乾隆时期嘉应州社会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处于萌芽阶段的过番习俗自然难于让时人明显察觉，后世的重要历史发展及其现象常常会被学者们往前追溯，然后才会意识到历史现象的萌芽。温仲和在州志中就已有所发现：

罗芳伯，少负奇气，业儒不成，去而浮海。乾隆中叶，客南洋婆罗洲之坤甸。[4]425-426

夏家奶奶的娘家是大家族，小时候裹过脚，虽然解放后放开了，但夫家也是有钱人家，没干过什么活，小脚也没长大多少。夏奶奶全名苏水莲，这是很久很久以后叶晓晓才知道的。

“业儒不成，去而浮海”，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浮海”（过番）开始取代“业儒”（读书进仕）成为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嘉应州之侨事始盛于乾隆中期的罗芳伯，过番风气已经形成，海外客家社会也已经在罗芳伯时期的坤甸等地形成。

到了晚清时期，华侨已经成为侨乡和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嘉应州之侨乡特色已经非常明显，温仲和描绘其侨风侨俗：

为有序推进陶瓷文化及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的各项工作，皇窑景区成立了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组建完成的同时，明确了各方面人员的工作责任、工作内容，以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并在全景区范围内进行广泛宣传、培训和教育，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标准化工作推进。建立自顶向下的标准化组织机构，旨在由领导高位推动，在全景区培养一批既有标准化知识又有专业服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这样，其负责构建的标准体系、标准文本内容才能完全契合景区工作实际。

医院药品费用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医院药品费用影响因素评价指标分层模型，拟建了医院药品费用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对医院药品费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根据医院药品费用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建立了控制监督评分标准。同时，将医院药品费用控制监督评分标准与实例结合，用以评价医疗机构的药品费用控制水平，该评价指标才更能体现出现实意义。

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絜之于古，盖女功男功皆兼之矣。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骛。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当其出门之始，或上有衰亲，下有弱子，田园庐墓，概责妇人为之经理。或妻为童养媳，未及成婚，迫于饥寒，遽出谋生者，往往有之。然而，妇人在家，出则任田园樵苏之役，入则任中馈缝纫之事。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言之也。其或番银常来（俗谓往南洋者为番客，故信曰番信，银曰番银），则为之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师课子，莫不井井有条。其或久赋远游，杳无音信，亦多食贫攻苦以俟其归，不萌他志。凡州人之所以能远游谋生，亲故相因依，近年益倚南洋为外府，而出门不作惘惘之状者，皆赖有妇人为之内助也。向使吾州妇女亦如他处緾足，则寸步难移，诸事倚任婢媪，而男子转多内顾之忧，必不能皆怀远志矣。其近山诸乡，妇女上山（黄香铁云：俗以妇女至山上樵采，为上山，此语本乐府上山采蘼芜，盖亦甚古），樵採负薪，入市求售，以谋升斗者，尤为勤苦。然皆习之而安，无若朱翁子之妻以是为耻而求去者。至如《后汉书》所载王良为大司徒，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鲍恢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若以吾州近山诸乡言之，此乃家常事，无庸叹息，以为绝无仅有之事也。[4]151-152

由印尼当局简化归化手续后，七百多万华人已成为印尼公民。印尼变天后，华裔及其他印尼人民将在政治上获得更广泛的活动空间，华人必须在政治上争取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还要在新政府正确的扶贫政策指导下，协助政府改善和提高包括华裔在内的贫困人民的日常生活，从而达到共同致富，缩小经济差距。让政治黑手无法利用贫富问题来煽动排华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客家人开始形成过番习俗，以过番取代其读书，成为民间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客家侨乡却并未丢弃其“崇文重教”传统，只是与此前时代里的内涵已经完全不同，甚至有着质的差别：前者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后者则是为了必要的劳力输出和外出营生。故论者指出：

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普通民众，已经懂得如何通过劳动力输出和经商营生，以适应本土地狭人稠之客观现实，他们将本乡本土变成了培训移民技能的大学校，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都视经商和流动为理所当然。[1]47-48

乾隆年间，梅州侨乡在“文风极盛”的现象中，其实已经不再以其为仕进手段，而开始了生产和生活风俗的转向，过番已经取代读书仕进成为重要的谋生之道了。作为重要的谋生手段和基本的生存之道，这种“崇文重教”此后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梅州侨乡。

（二）“转来大家喊番客”：华侨都被视作“金山客”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晚清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海外侨商的价值,逐渐形成了护侨招商的政策，[7]华侨成为其重要的引资对象，似乎华侨皆是富商，华侨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群体。对此，晚清著名客家侨商张弼士曾深有感触地发出感叹：

此五百余万众，非必尽能经商也，亦为工为役者多耳。夫为工为役，而至弃故土，离室家，远涉重洋，冒风涛之险、暑热之蒸，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岂得已哉！谋生故也。然犹幸有外洋一路可以谋生也。查星嘉坡各埠，为工为役之薪资，汇寄回籍以为父母妻子之养者，岁约五千余万元。即女佣每月寄回，亦有十余万元。窃计内地银币，全赖此款，略抵洋货入口，岁多六七千万之七八，否则搜括愈空。若一旦南洋各埠亦如美埠之例，禁止华人不得登岸，则外洋少一谋生之路，内地更有人满之患。非真满也，无生业也。近年内地无业之民流为盗贼，杀戮之惨实不忍言。即如广东一省，庚子以来，岁杀二三千命之多，而抢劫如故。无论杀之未必尽盗也，即使果盗，岂可以杀禁止哉。夫民非必尽甘为盗也，有驱之不得不为者，故虽杀不畏也。诚欲使民畏而不为盗，亦为民谋生业耳矣。① 张振勋《招商兴办工艺、雇募工役议》[C]//商务条议，北洋官报局印，铅印本，清光绪年间，第16页。

到了民国时期，关于因生活无奈而出洋过番及过番后生活艰辛的报道非常多。《梅县商报》载：“他在较量着，此后跑到南洋去的环境总比内地好得多，生活也总不比内地这么枯燥，他想起在家时受着经济压迫的苦楚和给人民鄙视的耻辱以及其他一切的一切。”　[8]30《梅县导报》载：“天然地势固是形成了锦州乡的美，然而乡内烟户，因富力很差，地狭人稠，除间有往南洋谋生者外，皆以耕种为正业，且农民多属佃户，良田操在地主之手，要是年成好还可过活，倘遇天灾，往往一家米粮需得年终贷款粮食，因此农民生活就有可能一天天地困难起来。”　[8]30过番似乎是不得已却又是相对较好的谋生选择，既无助，更无奈。历史上形成的客家山歌《过番谣》即表达了这种无奈。

感叹归感叹，只有身处其中者才能感知的滋味。对于外人来说，华侨仍被当然地视作“富裕”的群体，可谓极其风光，“几多雕冻谁人知？”民国时期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笔下的海外华侨俪棠，30岁壮年出去，做了15年的“番客”，依然无法改变其故乡情感，稍有了点积累后结婚生子。又13年过去了，年近60岁时，俪棠经与患病又单身的二哥商谈，私蓄的3000磅“金仔”，盘算着如何带回到家乡去购置产业，娶媳妇。可就是这么个光景，回到梅州老家，离家五里远的小市场边，船刚靠岸，成群的乡人便来迎接这一群“番客”——真正的“金山客”，比任何客都富有的，嚷成一片恭喜声。其行李总总有20担，什么都有，肥皂、海参、帆布椅和大皮箱（当然是放金磅的，大家这样想），真是应有尽有，这就是所谓“衣锦还乡”的好日子。作者描绘侨乡的风貌：

俪棠的家乡，是在丛山中一个村落里。村落中有一条小溪，澄清可爱，几姓的人聚族而居，满望的农田，恰好够那里四五百人口的米粮。那里多数是女人种田，男人是“先生”。他们数百年都传统的到南洋荷属，或英属殖民地去经商，虽不一定成功，但比货弃于地，无业可失的祖国，游手好闲好些。故青年不求怎样深造，只要识普通的字，会打珠算，就到南洋去碰运气了。故小康之家很多，还有几十座雪白的大厦，因为“架造”是他们引为最成功的事业。他们无求于人，这是他们祖先披荆斩棘得来的结果。他们将继续奋斗下去，除非帝国主义者，有一天下逐客令，他们才会回老家来，过日子，过一生吃粥的生活。[9]300

这就是所谓的“富裕的华侨”和“华侨的富裕”，以其建筑物之外表华丽而定其富裕，显然是很值得商榷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极“左”路线下，华侨和侨眷常常成为弱势群体，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侨才被当作“宝”而存在，为侨乡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而突出的贡献。[10]

近代华侨大多时候都被认定是富裕者，虽然不过是因总体水平之低而成相对的“富”者。华侨和侨眷的生活只是比原乡的其他民众生活相对稍好一点而已，这是因其出国打工能够出卖劳力的结果。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历史时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秩序混乱时期，“相对富裕”者难免会更多地“吸引了土匪的注意”。

“富裕”的华侨因其生活于西方世界，或者是西方的殖民地世界，也被认定是更早接触到近代西方的中国人，是见多识广而更早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人。因此，华侨也被称为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群体，曾被近代中国政府寄予强烈的期望，孙中山还称“华侨为中国革命之母”。其“富裕”而“弱势”的社会地位恰恰可作为重要的历史借鉴。

二、“富裕”的印尼华族及其“弱势”

虽然在侨乡“番客”总被视为“金山客”，是衣锦还乡。然而，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时代里，华侨的生活从来不曾被当然地视为真正的“富裕”，真正的“富裕”阶层还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他们也是真正的“强势”阶层。东南亚各国独立建国后，华侨常被视为外来者（瓦希德总统则强调，相对于原住民来说华人应当称为后来者）。在后殖民时代里，华侨大多已经落地生根，入籍而形成当地的华族，但人数相对于当地主要族群要少很多，又较少介入当地政治，因此形成其“弱势”。相对于原住民来说，华族整体上的生活水平显然要更高，成为生活“富裕”的群体，其“富裕”有时则被视为遭受排斥的重要因素。显然，华族是一个“富裕的弱势群体”。

（一）华人和华族相对较好的经济状况

整体上看，印尼华族在经济上是富裕的，其经济上的控制力是强大的。这种情况总体上也是被华人认可的。2015年12月，笔者初次拜访印尼时，导游丘先生接到我们后，在车上聊时便告诉我们说，雅加达华人经济占当地民营经济的70%甚至80%以上。2016年12月，笔者又一次来到雅加达，导游沈先生带我们参观雅加达新唐人街，也特别强调了当地华人的富裕，占比达70%以上。有人认为，祖籍广东的印尼华人拥有印尼经济半壁江山，印尼八成华人拥有自己的产业。　[11]显然，华人富有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印尼著名华人企业家、银行家、力宝集团总裁李文正却指出：

硬说印尼华人皆是富有的“经济动物”，都是富裕人家，完全与事实不符，是毫无根据的无中生有。大多数印尼华人奉公守法，刻苦耐劳，是有目共睹的。[12]

本文针对裂隙岩基上修筑土石坝这种特殊渗流区域，根据裂隙系统与连续介质系统交界处节点水头一致的原则，将裂隙系统和连续介质系统的单元传导系数矩阵组集在一起，形成裂隙-连续介质整体耦合渗流刚度矩阵，然后对整体方程求解渗流场。编制了裂隙-连续介质耦合渗流分析程序，算例验证了程序的可靠性。

随着民族国家建设的发展，华侨逐渐落地生根成为当地国家的公民。由于历史原因，印尼华族长期专心致力于经济生产而积累了一些资产，并被认定是“富裕”的，虽然并不可能都是“富裕人家”，至少印尼社会从华族到其他民族都认可华族的“富裕”。 在印尼的民营经济中，华人的财产确实占了好大的部分。与此同时，华族常常感叹未介入当地的政治生活，以致于一直被认定是经济“富裕”和政治“弱势”，是“经济动物”而非“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判断在此似乎并不正确。

还有一种是如果成语中包含否定词，那么作为宾语的代词一定要放在动词的前面。“时不我待”解释为时光一去不复返，不会一直留在那里等着我们。代词“我”用在否定句中作宾语，必须前置。类似的词还有“时不我与”等。

（二）华族之“富裕”竟成“暴乱的根源”？

印尼华族的“富裕”，这应当被视作印尼华族为印尼民族和国家所做出的积极贡献，是值得高度肯定的，有其历史原因和许多重要的条件与因素。但是，有些别有居心的排华分子却以此煽动民意，鼓动仇华情绪。在1998年“513事件”的严重暴乱中，印尼华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成为印尼华人刻骨铭心的痛，事件起源则多归咎于华族之“富裕”。在总结暴行之发生时，印尼华人也强调：

这是温仲和所描绘的晚清侨眷和侨属的生活，显然并不是那么“富裕”，也不是那么地温馨和吸引人，倒是有点淡淡的忧郁感。许多客家山歌都在吟咏着客家人过番的无奈，如蕉岭新铺山歌“吾奈唐山吾好图”，客家过番谣“吾奈家贫去过番”。① 钟最生《梅县华侨志》，1991年第170-171页，为正式出版。

现代文明国家中，文化上的差异对族群融洽无太大的障碍，经济上的差距才会成为暴乱的根源。

经过暴乱后的印尼，当务之急是要全国上下一心振兴经济，设法恢复国内外华商的信心，新政府今后应放弃过去排除中华文化的政策。社会学家苏福仁（ARIEF BUDIMAN）于暴乱发生后提出有关解决华人问题的四项步骤，其中之一是要把中华文化与印尼文化相结合。笔者也认为，华人与原住民双方如果都能够远离足以造成族群矛盾的言行，一个更和谐安定的社会将可实现。[13]212-213

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得老年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远程教育成为一种积极老龄化的教学模式，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老年远程教育的论文大量涌现，但现有大量研究都是在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现状、学习状态等方面开展；老年人在内容丰富的现有老年远程教育网站中感受不到良好的用户体验，因此以老年用户为中心的老年远程教育用户体验交互设计将成为设计师们新的关注点。本文主要基于用户体验展开研究，以老年用户为中心，结合老年人教育需求和生理、心理特性，提出一些老年远程教育网站设计建议。

贫富问题成为居心叵测的政客们的工具，“经济上的差距”则被认定是现代文明国家里“暴乱的根源”。其实，经济差距与暴乱根源之间并不能成为必然，针对特定族群来说就更是如此了。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必然的，但社会却需要平衡其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然后能实现社会之稳定。工业革命后，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发展，财富的迸发增长却未能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盛行的基本背景。但是，财富显然要进行二次分配，然后实现其公平的社会效果，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如何去进行二次分配则要视阶段发展的不同。真正的现代文明国家里，平衡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政府无可推卸的职责。“经济上的差距”成为“暴乱的根源”，这显然是政府之失职，或者是因为政府职能仍然未进入现代。

（三）印尼华族爱“炫富”？

中国流寓甚众，广州、嘉应州之人为工，潮州之人为农，泉州、漳州之人为商。获利多者，为泉漳人。[6]63

草舍油田泰州组低渗透油藏位于溱潼凹陷南部深凹边缘的陡坡断阶带，油藏埋深3020米，孔隙度14.08%，渗透率46mD，原油黏度12.83 mPa·s，混相压力29.34MPa。2005年7月投注，注入井5口，采用连续注气转水气交替方式注入。2013年12月完成注气，累注二氧化碳液体17.98万吨，已累计增油6.65万吨，提高采收率4.68%，预计最终可提高采收率17.2%。

在华族群中，尚有极少部分人表现得很不好，最显明的例子是：在办红白大事时，铺张浪费的现象还是很严重。君不见在大酒楼夜总会，或殡仪馆，有红白两大事时，主人大宴宾客，大吃大喝，来贺或悼念的人坐着豪华的新轿车，造成交通堵塞；花牌由场内排到场外，好不刺眼，这种比阔气，比面子的坏作风实在令人侧目！这种会刺激原住民的歪风如果不及时遏制，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立刻觉醒不要再搞比夸的恶习那一套，要居安思危，有了钱也不应该做出令人侧目的比阔气的高傲的态度；有了钱应该多做一些慈善事业，扶苦济贫，帮助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原住民同胞，千万不要用金钱来显耀自己的富有；办红白大事，也要低调处理，那种歪风陋俗应该废除了，在和原住民沟通和生活在一起时，要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尽量缩小贫富的鸿沟，这样才利于华族在这里长期生存，才能平安地过日子；此外，华裔族群要做好桥梁工作，为印中友好建造一座金桥，以实际的行动大力促进印中两大族群的长期友好作出积极的贡献。[14] 247-248

因其“富裕”而“炫耀”，然后受到排斥和打击，“富裕”却“弱势”就此统一起来了。“炫富”固然会招来灾祸，铺张浪费则是极大的文化陋习，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却也反映出华人经济的相对富裕。就我们的考察看，印尼华人其实已经非常重视节俭，强调吃饭时的“光盘”行动。勤和俭是华人族群的基本美德，也是华人族群在谈到与原住民民族的重要区别，是他们得以积累财富的基本条件，是他们得以有优越感的前提。

1828年，著名学者包世臣（1775－1855）在其致广东按察使的书信中说，在新加坡有许多闽、粤“无业贫民私逃开垦”并大量滞居其地，“迄今几五十年”，他们“虽降服英夷，并未改从服色”，“并招嘉应州之贫士，至彼教其子弟……”[5]17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则称：

（四）转变“弱势”的思维定势

无论如何，“富裕”无罪，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追求。印尼华族在改变“炫富”等陋习以求社会尊重的同时，积极参与救灾等慈善公益事业，积极推动印尼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已经在努力融入印尼主流社会。

然而，融入主流社会显然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一方面，印尼华族既然认定要保留华夏文化，这就不可能完全被同化，而是保留着自我，成为其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并非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就不会产生矛盾了，就彻底改变并形成了当地民族社会对于华族的良好印象，就不会产生排华事件了。水涨才能船高，在文明与文化进步的共同追求中，印尼各民族才会实现真正的平等，这也应当成为印尼华族的共同追求。

在与印尼华社领袖的访谈中，他们经常强调，印尼华人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也是应当感恩的。他们指出，近代以来，大量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谋生，不仅来到东南亚，在东北亚的朝鲜、韩国、俄罗斯、日本以及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可只有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富翁多，为什么？其一，东南亚原住民民族创富能力的不足是关键，一定程度上导致外来民族能够在此更好地进行创造和建设。其二，本地人文明不发达，他们的善良和友好，与华人的合作共建，也让华人能够在此更加有所作为，其他地区则完全不同。其三，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比如这里富有煤炭和稀有金属、石油和天燃气资源，等等。或许，这也成为当地民众形成其不太“上进”的重要环境理由，却成为华人创富的天然优势条件。

面对排华现象，东南亚及印尼华族的反思与反应便是政治上的“弱势”，这也强烈地影响着华族的心态和形象，有着本能的“弱势”思维并似乎已经成为定势。印尼华族需要转变其固有理念：印尼华族的未来不能仅仅抱着过去的“血泪史”，强调要记录、要记住，不能总强调其“弱势”，也不在于迁就印尼当地民族社会而强求其所谓的“平等”，更应当以强者的姿态去引领印尼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积极推动当地民族文化和文明水准的进步，推动印尼政府民主文明的发展，推动印尼整体文明的进步，推动印尼社会的现代文明。

三、“弱势”的印尼华族有其另类的“强势”

印尼华族经常思考其“弱势”，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或者强调其“血泪史”，或者仅仅强调“融入主流”。要共同融合而成“印尼民族”，记住“血泪史”是必要的，“融入主流”也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失去自我，则既不符合印尼华族的文化理念，也难于有所作为。因此，在思考其“弱势”之时，何不转换思维，转而思考其“强势”所在？印尼华族不仅在经济“富裕”，在文明和文化水准方面亦有其特定的“强势”，印尼华族因此完全有能力引领印尼社会发展。

（一）华族有更强的创富能力

良好的生存环境让当地人占据了良好生活的先机，却常常因此失去了冒险上进的动机。动机常常因其安于现状而难于发生，更因其习以为常而不可能发生。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改变环境常常是形成进取动力的重要手段，缺乏学习动力的学生可以通过改换其学习环境以转变其学习态度和能力，进而提高其学习效果。从历史交往理论看，原住民由于其对外交往少，不象英国人、荷兰人和中国人，见识更多更广，其文明内涵也更加丰富，相对地更能够理解历史的发展方向，更能够冒险进取。英国人更是引领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也就有了更大更多的发展机会，并且更能够把握住。

相对于当地原住民民族来说，印尼华族确实有着更强的创富能力。发展经济学家在比较华人与马来西亚人的经济创造能力时认为：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拥有丰富锡资源而闻名的国家。在欧洲的工业化产生了对锡的迅速增长的需求的条件下，由谁来开采马来西亚的矿产呢？国内当时有两种人，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他们都拥有财产，但文化根源却截然不同。生活在海边村庄里的马来西亚人，以种大米及在沿海地区捕鱼为生，他们不愿深入到那些盛产锡矿的原始森林中去。而那些从极其贫穷的中国南方迁移过来的中国人，在马来西亚没有自己的地，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想攒积些钱寄回给留在中国的家小，盼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重返故土。因此，这些中国人宁愿冒着患虐疾而死亡的巨大风险，进入热带丛林中去开采锡矿。当时定居在现在的首都吉隆坡一带的第一批矿工，大多数都死于虐疾，其中活下来的一些人继续干起了前人的事业。他们中间有些人积攒起了资金，开始从事其他的商业，不久便掌管了那些不在英国人管辖之下的殖民地商业经济的命脉。而马来西亚人一直到20世纪中期，依然世代为渔民和农夫。

匹伐他汀对比阿托伐他汀治疗中国成人原发性高脂血症的Meta分析 ……………………………………… 徐嘏毅等（1）：106

叙述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在那时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成功欲望，而马来西亚人则没有，因此中国人在经济上便走在马来西亚人的前头。还有一个原因是，在19世纪，马来西亚人并没有开采锡矿的愿望，因为优越的沿海条件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要愿望，而到热带丛林中去开矿却要冒很大的风险。那时候这个风险便落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头上了，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全国的全部矿产业和商业网，自然不愿让马来西亚人加入到他们的活动中来。直到马来西亚独立后，由马来西亚人为主的政府掌握了权力，这些行业的经营才为马来西亚人提供了机会。那么，这些马来西亚人是否能作出反应，抓住为他们而创造的机会呢？至今为止，反映迟缓，但毕竟作出了反应。在新环境下适应这些机会的准则并不是一夜功夫就能生长出来的，这样的才能也不是通过一二年的训练就能够具备的。所以简单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动力不仅取决于眼前的机会，而且扎根在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

显然，经济发展的一定动力问题并不局限于创业家的来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是精明能干的管理者和勤奋努力、严守纪律的劳动者，而动力也就是驱使人们去这样的干。[15]44-45

上述关于近代马来西亚的情况在印尼也是适用的。有些华人总觉得当地民族比较“懒”，也没有积累财富的意识，一发工资就去“潇洒”挥霍，华人之富裕源于其勤奋工作和节约积累。其实，所谓的“懒”，一个人如此是品质问题，一群人如此则是社会问题，是文化与文明问题，需要从整个社会的文化源头上去思考和探讨。对于原住民来说，“懒”不仅仅是由于文化和理念上的差别，其实也是由于他们创造和创新能力上的不足而导致的。创造和积累财富是一个文明民族必须有的能力，创造财富的能力则与其文明程度有关。

着眼“融合”的目标，重点在“深度”上下功夫。在已经建立军民融合组织机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军地统筹的方针政策、规划管理、资源配置和人员区分。明确工作职能，明确专人负责，划拨专项经费，协调管理、监督评估。抓紧制定军民融合工作的实施细则，鼓励民营企业获取以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为主的军工资质，畅通审查渠道、透明办证程序、营造“参军”氛围，尽量为民营企业提供便利，以激发民营企业“民参军”的热情。

（二）“弱势”与“强势”的另类思考

在东南亚的考察进程中，华人在政治上的“弱势”似乎是必然的，其基本理由是：华人这么少，在政府中难于发挥影响，其“弱势”似乎也就成为必然。其实，民主社会里并不总是以“人数”取胜的，而是以其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前提基础的，以“人数”来取胜的社会决不是真正的文明和民主社会，恰恰是需要抛弃的旧时代。

诚然，华族因其人数少等原因而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势”地位，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华族人数少及其在政治上的弱势是明显的，但华族真就因此而成了“弱势群体”么？这显然不能简单看待，从另外的角度看，恰恰居于实实在在的“强势”地位。

就穆斯林与华族而言，华人大多强调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过于偏袒原住民而歧视华族，比如政府给予他们的补贴等。其实，政府对于弱势群体才会给予政策的倾斜，所有政府都是如此。中国政府的“扶贫”也正是如此。世界文明地区和国家，特别是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后，在进入19世纪中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之后，各国政府大多会有同情弱者的政策和措施，这也是博爱的同情心在政府层面的表现。

我们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与当地华人的交谈中，有一些客家乡亲愤愤不平，说政府对华族的歧视性政策，让他们难于在政府中觅得公务员的公职，但又自我安慰地说，华人因此更发奋读书，很多人都到澳洲、美国或欧洲去读书，然后就留在那里了，有种因祸得福的优越感。2004年9月14日中午，雅加达客属联谊会新当选的叶联礼总主席等领导人率领本会第三届理监事和来自雅加达、万隆等地200多名客属精英，到总统府（国家宫）谒见梅嘉娃蒂总统。总统听了各地代表反映的情况后说，“华族是印尼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并没有区别看待，华族要参军、当国家公务员，政府极欢迎，也从来没有拦阻过，可能是因为当兵和公务员薪水过低，很少人问津……”[14]594-595梅嘉娃蒂总统的回答同样显示出印尼华族在其工作可选择性上的优势。由于华族接受的教育及其文化程度更高，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教育的意义正在于给受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里并不是为某些“歧视性政策”辩护，面对一些政策却有着更多的选择，其本身就是“强势”的体现，由此反映出华族的强势确实是出自其内在的，源于其本身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

从文化和文明理念上看，华族的影响力是无可比拟的，中华文明总能同化其他民族，正如古代中国常常受到周边小民族的侵扰，可这些小民族最终却是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这不是政治强权能够做到的，而是源于其文明的内在能力。比如，21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之所以兴起华文热，与当初中国兴起的英文热一样，有其强烈的现实需要，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文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文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及其所带来的强大生命力。在英美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其语言必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因为英文和中文所内涵的文明和文化量确实不是其他小语言所能比拟的，这就必然导致英语与华语的流行，尽管难免会在某个特定时段里会被打断，但总的趋势和潮流是，英语、华语的广泛流行和不断播衍。从文明与文化的体量看，小民族国家无论怎样做“同化”工作，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大文明同化的概率是更高的。

（三）善良的民族“制造”“排华”暴乱乃民主制度的缺失

印尼华社领袖们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理性，担心和警惕“排华”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时，他们仍然相信并强调，印尼当地的其他各民族人民非常善良。相信其善良，然后乃有主动融入的情感基础，也是最终融入主流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与一些印尼华社领袖们的访谈中，反思印尼华族历史以及印尼华族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些人认为，1965年的印尼“排华”主要是不允许外国人（主要是华人）在县以下地区做生意，有些华人因在乡下有财产，所以难免会赖着不走，因此产生冲突，走了就不流血了。由于华人撤走，缺少了中间商，当地人生活也不方便，生产更是一落千丈，故又想招回华人，但既已搬走便难回来了。对于1998年的“五月暴乱”，其最初是由于当地民族的“内斗”，“富有”的华人受到波及和冲击，但似乎只是局部地区的局部事件。

华族普通民众最关心的仍然是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问题。对于更多的贫困华人来说，可能不会那么轻描淡写，他们强调富人们都有保镖，安全当然没问题。在雅加达期间的导游是位30多岁的华人，带我们经过红河的时候，他讲述了他自己经历的1998年“五月暴乱”：当时他开车发疯似地冲出了是非之地，跑到受海军保护的富人区，事后便去美国佛罗里达留学了，期间还向来自台湾的同学学会了普通话。一路上，导游给我们回忆“五月暴乱”，介绍其残迹，讲街道旧事，似乎也已经忘记当时的窘境，虽然都是些苦涩的滋味。厦门华侨大学的老师曾告诉我，五月暴乱之后，华侨大学一下就来了400多名印尼华人学生，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事。

无论如何，“排华”体现出华族的“弱势”，但在这种“弱势”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则是制度与文明的缺失。在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里，“富裕”的华族受到的排斥，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有着“多数人的暴政”的强烈意味，属于民主社会的例外现象。

2014年10月20日，印度尼西亚新一任总统佐科•维多多正式就职，他被印尼媒体称作该国新的希望。他在就职仪式上如是说：

印尼作为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穆斯林的国家，作为群岛国家，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将继续奉行独立积极的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参与到创建一个独立、和平和公正的国际秩序中。[16]

佐科总统对于印尼国家的定位，首先就是“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诚然，这种定位是落实在“参与到创建一个独立、和平和公正的国际秩序中”。事实上，民主国家的意蕴更多地应当体现于内部的制度文明建设。无论如何，“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已经成为印尼政治的重要标签，也必然成为印尼民族和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成为印尼民主改革的发展方向，其民主制度必定会随之建立并不断完善，民主理念会为更多人信奉，而民主的核心和根本就在于尊重少数人并保护其利益，作为印尼少数民族的华族受到尊重也是内在的、必然的。

四、结语：构建印尼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贫穷与弱势的社会

海外华人有“香蕉人”的说法，说华人已经是外黄内白了，内部是白人文化，外部才是永久的黄色皮肤。如今又有“芒果人”的说法，强调外黄内也要黄。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白与黄还在不断地整合中，需要更多的宽容，要用更多的相信、盼望、包容和忍耐去对待，这才是真正地从思想上走进民主，走进现代。无论“香蕉人”还是“芒果人”，都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的。在多元文明和多元种族文化的环境中，如何更好地生活，这并非决定于是“香蕉人”还是“芒果人”。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就如一根刺扎在笔者心里很久了，而且是越扎越深。留守儿童的生活、身心、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如今已经演变成我国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孩子心里有着自己的渴望：渴望知识，渴望有人懂，渴望有人陪，渴望自己的梦。

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军人”和“土匪”横行，这是“强人”政治时代，华侨和侨眷必然要遭受“强人的暴政”。在文明而民主的社会里，所谓“强势”和“弱势”，这决不是以“人数”为标准的，也决不允许以其“财富”为标准的。减少因“人数”和“财富”而来的社会对立，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理念，这是文明与明主政府的重要职责——既要避免因“人数”而来的“多数人的暴政”，也要避免因“财富”而来的“富人的暴政”。

印尼华族与印尼其他族群的故事必然还要继续下去，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们该如何相处仍然是其基本问题。他们同属于印尼民族，已经不再是邻里关系，而是一家人的关系，与中国则成了亲戚和“娘家”的关系，这是印尼华族的基本定位。印尼华族乃印尼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与其他族群已经成为兄弟关系。21世纪以来，印尼政府已经抛弃了“强人”政治，恃强凌弱的时代早已经过去。印尼政府正在努力提升印尼民族整体的文明和民主，致力于印尼民族的整体发展。

印尼华族要继续充分重视印尼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及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还要有其特定的使命和担当。不仅要与其他族群避免冲突，共存交流，还应当发挥其族群的“强势”和“优势”，为印尼民族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贡献华族智慧，践行华族担当，走出“贫穷”，走出“弱势”，构建印尼民族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印尼华族和印尼民族的愿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值得指出的是，强调印尼华族之“强势”和“优势”，并非华夏“文明优越”论，只是特别强调印尼华族不应妄自菲薄，而是应当更加有所作为。不同文明各有其优势和长处，但因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必然具有多样性，有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其内在含量的不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经不同，甚至已经有了新的“四大发明”，与近代以来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一样，汉语的吸引力也正在不断提升。更清醒地认识和提升自己，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印尼华族必将在印尼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更加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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